1978年2月17日，62岁的荣毅仁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夜，他感慨万端，心情颇为复杂。一个曾经的大资本家、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一个机关大院的看门打杂人、清洁工，今天成了国家领导人，如此人生曲线，世所罕见。
当晚，荣毅仁赋诗一首：
鹊报春回残雪融，百花齐放趁东风。
高山难阻愚公志，激浪全凭舵手功。
往日风云过眼底，今朝人物数英雄。
不甘伏枥添砖瓦，万里江山代代红。
这首诗发表在第二天的《光明日报》上。
从诗中不难窥见荣毅仁此时的心态，他不甘于只做一匹“伏枥”之老马，渴望着“趁东风”，破“激浪”，发扬“愚公志”，争做时代“英雄”’。
荣毅仁的“东风”之说，正是当时中国的真实写照。
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期。10年如噩梦般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梦醒之后，中国人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们落后了，中国已经被世界现代化的车轮远远抛在了后面。
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人均GDP水平按当时官方高估的汇率计算，也只有224.9美元。
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1978年，全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
1978年，全国失业的城镇青年约2000万人，实际城镇失业率高达19%左右。
整个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多数指标排在世界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划定的贫困线之下。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除了军事工业技术某些方面有些进展外，其他各方面的自主科技进步明显滞缓，与世界发达国家，包括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落后于发达国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半个多世纪，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近30年，得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结果，这极大地刺激了刚刚从“文革”中解放出来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务院会议上，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是要表现它的优越性嘛。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二十八年只搞了二千三百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
1977年国庆节前夕，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英籍作家韩素音。甫一坐定，没有寒暄客套，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一九七五年我曾讲过，同日本相比我国落后了五十年……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
邓小平是在这一年7月正式复出的。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他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几天后，他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国际足球邀请赛的观众席上，观看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当小平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全场群情激昂，几乎所有人都起身，向着他的那个方向欢呼鼓掌。
《人民日报》第二天发布了这条消息。
这一幕被许多人印人脑海，因为这几乎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此时，居住在北京北太平庄的荣毅仁也注意到了这条消息，和当时工人体育场看台上的观众一样，他感到了一丝惊喜和兴奋。此前，中国颇具声望的政治家叶剑英数次找到荣毅仁，对他说，“四人帮”被粉碎了，你要做好准备，出来做一些事情。
中国终于开始了一个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时代。已经有十几年不做什么事情的荣毅仁百感交集，尽管此时他还并不太清楚究竟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大干快上”，“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这几乎成了当时中国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共同的口号和目标。这般努力的结果也非常明显，1977年，中国国民经济形势大为好转，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在回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7.6%，8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完成和超额完成产量计划的有65种，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就有52种。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收支相抵，结余31亿元，彻底扭转了连续三年收入完不成计划、支大于收的状况。
1977年7月，国务院向各地方转发了《关于1977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写道：上半年经济的恢复，标志着“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
一切都看似圆满。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当年9月，国务院提出了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要求。由李先念、余秋里负责重新修订《十年规划》，制定《八年引进新技术和进口设备的规划》及《二十三年设想》。
1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批准并下达了《国家计委关于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
1978年2月9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将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邓小平发言：“引进先进技术，我们要注重提高，这是一项大的建设。关键是钢铁，钢铁上不去，要搞大工业是不行的。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要加快速度。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对于日本、美国，要专门成立一个班子，不干别的事，集中力量，专门研究。要注意国际动态，现在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总之，要抓紧时间，多争取一年时间都合算。”
叶剑英说：“进口问题，中央要抓，抓紧一点，抓快一点，否则三年八年很快过去了。”
所有与会的中共领导人都意识到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
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华国锋在会上作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报告，他说：“要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
在同时召开的五届政协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荣毅仁等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使得邓小平能够近距离了解这位昔日的红色资本家。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戏即将拉开帷幕，但新当选的政协副主席荣毅仁还未正式登场。在共产党内部，还有大量模糊的或被视为雷区的禁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各种积重难返的禁区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冲破。对此，党外人士荣毅仁还只能远远观望。
在这一年的“两会”上，邓小平说：我们刚刚批准了一个庄严的计划。
全国人大讨论并原则批准了由国家计委汇总并向国务院提交的《十年规划》，该规划提出：今后8年要引进68-69个大型成套设备项目，其中第一批1978年成交45个项目，用汇60亿美元；第二批1979年、1980年成交23-24个项目，用汇80亿美元。两批大型成套设备项目，连同材料、单机和技术专利，共需用汇180亿美元，再加上国内配套资金，总投资需要1300亿元人民币。
具体负责引进工作的是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事实上，在1978年当年，该公司完成引进成套设备45个，使用外汇85.59亿美元，比国家计委原定用汇60亿美元的计划高出了25.59亿美元。其中，当年签约的22个大型成套设备项目占用了80%的外汇，后来这些项目统称“22项”。
在新中国最初的30年历史中，曾经有过两次大的技术设备引进高潮，分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和20世纪70年代初期向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这些项目的引进，初步建立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基础工业的水平。
“156项”时，中国主要依靠向苏联借贷，年息1%，低于当时苏联给东欧国家的贷款年息2%和中国国内银行给工业的贷款年息3.24%。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苏联要求中国用钨、锑、铅、锡、橡胶等物资作为偿还。这几乎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易货支援，不符合国际贸易的规范。
执行“四三方案”时，中国囿于“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原则，用技术换市场几乎是一种奢侈品，在意识形态上是绝对站不住脚的。所以，大量技术设备必须直接引进，现汇交易。支付外汇完全依靠挖掘国内出口创汇潜力，主要采取延期、分期付款和补偿贸易手段，不敢借贷，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引进规模。
与以往两次技术设备引进不同，“22项”执行时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P6-9
勇于创新，多作贡献？
——邓小平同志为中信公司成立五周年题词
希望中信公司继续发扬开拓精神，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进一步作出贡献。
——摘自江泽民同志在中信公司成立十周年时给荣毅仁同志的贺信
我们现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历史，中信当时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是开辟式的、开路式的，为我们今后国有企业的改造、改革，探索出一条路子？
——李岚清 前国务院副总理
荣毅仁是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
——亨利·基辛格 美国前国务卿
中信公司将自己形容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这一窗口随着经济改革而对外开放，并在此期间为中国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亚历山大·黑格 美国前国务卿
中信这个国企让我觉得与其他国企有太多太多的不同。
记得跟中信出版社签下《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这本书的那天正好是2009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
在愚人节签约，总觉得有点滑稽。中信出版社的肖梦大姐说：“得，要不我们把日子提前一天。”后来落款就变成了2009年3月31日。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这种滑稽的感觉还会时不时地冒出来，但更多的却是讶异，是一种被彻底放手的讶异。
因为偌大的中信，几乎没有人跟我逐条讨论究竟应该写什么，全凭我自己在屋子里阅读和冥想。
中信集团常务董事、纪委书记温晋平说：“我们就是要找一个外面的人，来看中信，写中信。”
首先，看中信，看什么，怎么看？我忐忑不安，战战兢兢，完全陷人了盲人摸象的境地，其实我比那几个印度盲人还要尴尬。因为中信何止是一头大象？总资产超两万亿的企业在中国还有几家？产业横跨50个领域的企业在中国还有几家？邓小平钦定的公司在中国还有几家？公司创始人成为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副主席的企业，在世界上还有先例吗？
与一头大象的体量相比，我只是一只蚂蚁。
至少在前三个月，我不敢约中信的人做采访，因为我对中信公司完全不了解，我完全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记得第一次见王军老董事长，一个多小时，我只有傻坐的份儿，几乎一个问题也问不出来。
以前我写中国的类似大象，比如某个中央部委，比如某个体量巨大的央企，他们的宣传部门会给我一份详细的提纲，然后给我约一群人开座谈会，把提纲变得更加丰满，然后再进行单独采访。最多三个月，少的也就一个月，我就把活儿交了。
可这次，没有提纲，没有座谈会，连只言片语的指令性计划都没有，完全让我自由采访、自由写作，中信负责提供一切便利。一个人，当被赋予了太多自由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迷茫。
用了很长时间，我这只蚂蚁把能找到的与“中信”这两个字相关的文字、网络和电视材料看了数遍之后，才终于开始搭起一个粗陋无比的架子。
这些文字材料，包括《中信人报》从1989年到2008年、一共20年的报纸合订本；包括5本《我与中信》的征文合集——这是横跨30年数百人的回忆文章；包括《邓小平年谱》等等几十本学术著述或历史著述，数千篇直接相关的、不直接相关的报刊资料；还包括中信公司能翻阅到的30年的档案材料……所有案头工作做到一定程度之后，我才大致看到了中信这头大象的影子，才大致认识了中信在中国的位置与势能，才勉强理出了一条历史的逻辑脉络。直到这时候，我才敢约采访，以求证和修正我的逻辑，填充和修改我的框架。
在给中信出版社的一封邮件中，我写了下面这段话，粗略地阐述了我对本书的构想。
中信的30年是一个传奇。一家不能走长安街，只允许走煤渣胡同的国企，在一群效率低下、机构庞杂的同类国企面前，总是扮演着首吃螃蟹的角色，扮演着抢跑的角色。它出身高贵、先知先觉，它志向高远、临危不乱，它高尚而自律，坚定却圆润。30年的历史中，数十个共和国第一的纪录，恐无人能够打破。
我想，要描述中信，至少应该有两条线：
其一，大历史的线条。
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为共和国现代化的巨轮闯滩探路，栉风沐雨30载，在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无论其出生、成长、成材，中信公司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节奏相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多个历史拐点，中信以其自身的能量，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转轨，不仅在公司史上，在国家发展的史册上，也留下了这些经典而浓重的印记。
它的开篇——从人民大会堂的座谈会、荣毅仁先生出山，到一群前朝资本家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共同组合创业：
仪征化纤融资模式的诞生，结束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时代；
首闯华尔街，在美国发行第一笔新中国成立后的公募债；
在1989年的风风雨雨中，中信高调亮相，在国际上展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价值，更是担当了一个中国企业的历史使命；
这是中信值得骄傲的历史，也是应该由中信传达给世人的真实的信息。
但仅有这些还差得太远。
其二，公司史的线条。
中信的发展壮大，固然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但同样环境下胜出的公司却寥若晨星。
无论中信的出身多么高贵，无论它诞生时的契机多么重要，体现了大势所趋，因缘际会，天时地利，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中信脱胎于铁板一块的传统经济体制，在中信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它所面临的环境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纷繁多变的市场环境、复杂而深奥的政治环境、有着种种缺失的法律环境……这其实就是中信的宿命。
30年，与所有恐龙般的资源垄断型企业不同，中信在夹缝中成长起来，它不断地被怀疑、被争议，甚至被诅咒，但正是这样艰难的生存环境才造就了今天的中信。
面对如此环境，中信从第一天开始就强调与国际接轨，如果没有理性的、科学的、冷静而清醒的判断，坚定而执著的企业家精神，以及尽职尽责的职业操守、谦恭甚至谦卑的学习精神，很难想象中信能走到今天。这种学习能力和责任感，使得中信在发轫之初就着手解决其体制、机制及管理上的问题，并且在后续的发展中，审慎而又大刀阔斧地及时调整企业战略，建构有效的公司体制。
正因为如此，在30年中，中信始终在领跑，今天依然在领跑。如此生存状态强烈地映射出中信作为一家优秀公司所必须具备的远见卓识和非凡勇气。
因此，中信30年的第二条线应该是中信的“微观发展史”，虽然如此措辞未见得准确。把这部30年的微观史写清楚，将为林林总总的世界企业发展模式，提供一个极有价值的范例。
……
在此之后的工作，大致就是循着这样两条线展开的。
肖梦大姐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她对中信的了解比一般人要深。我们其实并不很熟悉，很偶然的一个场合，因为我写的一篇有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长文，我们才以文会友。然后她就大胆地推荐我来写“中信30年”这部书。在一开始的几乎每次最重头的采访，她都一直陪着我。上面所提到的第一次采访王军老董事长，全是她在提问。每次我遇到难题，特别是政策、历史、政治等等交错在一起的难题的时候，我常常就将矛盾上交给她，每次她都不厌其烦地亲自动手修改。她的犀利、高屋建瓴和极为广阔的知识面让本书增色颇多。我的稿子改了不下五稿，她就一直盯了五稿。无论怎样，她都是应该在书稿上署名的，但是她拒绝了。
还有杨林，他是中信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所有的琐碎事务，从找资料到找人，几十个人的反复的采访联络，上千万字资料档案的搜集，全是他在中间穿针引线，所有上情下情之间的沟通全部通过他。杨林还兼任《中信人报》的总编辑，文字功夫甚是了得，加上他在中信20多年的工作经历，成了我最为依赖的力量。甚至到最后，他也不得不当了一回校对和质检员，极仔细地校阅了全部文字。这一年里，给他增加的麻烦肯定是最多最多的。
还有温晋平书记，他是“中信30年”整个纪念活动的总负责人，这本书是这个系列活动中的一部分。其实我知道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所承担的责任肯定最大。中信成立30年，低调而谦逊的领导者从未邀过外面的人来写中信。30年中，我差不多是第一个系统地、全面地写中信史的人，而温晋平是代表中信党委来与我这个陌生的外来人签订责任状的。写得好不好另说，能不能写出来还说不准呢。中信实在是太大而且结构复杂、历史厚重，要想把握中信的全貌、写出中信的魂魄，谈何容易！我知道在这一年里，温总常常会感到担心、焦虑，但他对我永远是那么平和。杨林转述温总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作者自己认可就行。
一年中，我数次采访了孔丹董事长、王军老董事长和常振明总经理，分管各个口的副总经理秘增信、窦建中、李士林、王炯、赵景文、陈小宪、居伟民、张极井等，还有中信国安、中信建设、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信托、中信地产等等公司的老总们，包括罗宁、孙亚雷、洪波、蒲坚、李康、德地立人等。我有一个感觉，越是高层的管理者，越是直言不讳。
近一年的采访和写作，我领略了中信领导者的不同风采。
第一次见常振明总经理，他刚刚从香港回来，处理中信泰富危机占据了他几乎全部时间。时间很短，他只用了半个小时为我描绘了中信的历史进程，极其简练，但这几乎成了一个现成的中信30年的框架。第二次见他，他亲手画了一张联络图，把几十位中信大吏的姓名、职务、电话一一写下来，说“你尽可以去找他们”。
第一次送审稿给了王军老董事长之后，我和肖梦大姐去听他的意见，我们从上午十点钟开始谈起，一直谈到下午一点多。这期间，王军没有换过地方没有换过姿势，他一直翻着书稿不停地说话。我看到他的修改稿后傻了，几乎每一页上都留下了他改动的印记，从人物姓名到年代日期、到数据、到提法、到事实细节，甚至到错别字，令我好不惭愧。
庄寿仓老人从香港给我打来电话说，在北京见到王军了，王军的车开过去又倒了回来，车窗降下来，王军探出头问：“老庄，你记不记得整咱们的那个报告是交到中纪委还是国务院的？”庄老后来在电话里说：显然王军同志对这部书稿非常认真。
最后一稿交到孔丹董事长处，临上飞机的孔丹在电话里足足说了一个多小时，甚至连语法修辞上都提出了极为中肯的意见。
为这部书稿，我还采访了中信公司最为年长、在公司供职时间最长的几位耄耋老人。徐昭隆和闵一民先生都已经90多岁了，去见他们之前，杨林叮嘱我，时间不要太长，照顾老人的身体。但每一次都超过了两个小时，他们细心地在脑海中搜索着已经埋藏得很深很深的历史，然后还为我在故纸堆里找寻过去的文字材料。
庄寿仓先生跟我交谈的时间更多一些，他是中信最老的员工之一，曾长期陪伴荣毅仁先生，对荣老的感情尤为深厚，为此他写下了十几万字回忆荣毅仁先生的文章。这些文字成了我最宝贵的素材之一。
我感谢中信人对我的信任和支持，特别是对我的极大耐心和包容，这不是每一家国企领导者都能做到的。
3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史，充满了无数旋涡、屏障和险滩激流，大开大阖、大起大落，而中信作为一家极为特殊的国企，它的历史轨迹决定了中信30年的高度和复杂程度。30年的历史不算远，于是这常常限制了记录者的眼界，也常常限制了记录者的自由。我们民族有一个习惯——为尊者讳。但是，最令我诧异的是，中信从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需要“讳”的，包括敏感的历史人物和敏感的历史事实，包括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或者人事关系，从来没有人对我作哪怕一丁点儿的限制。倒是王军说了几次：“这地方说得不够”、“给他们的笔墨太少”等等；倒是我自己常常会问自己：这么写行吗？能通过吗？
令我感动的是，在我看来最敏感的地方竟然没有一处被删去，书稿在中信最高领导层中顺利通过了。
感谢责编吴素萍和包敏丹对书稿进行了大量而细致的编辑工作，最麻烦的是核实所有人物的姓名和身份，这些30年中出现的人物，其复杂程度可想而知。
还要感谢中信机关党委的王芳，查阅档案这类最麻烦的事情大多是她帮我完成的。
感谢蒲明书先生，无私地把他自己写的回忆文章提供给我。
还要特别感谢的是许多中信集团子公司的老总，我知道他们的时间多以分钟来计算，我的采访只能是钓鱼式的，说好半个小时，然后常常就拖到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
中信的30年既是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也是一个企业发展史的案例，我一直没敢忘记这两个目标，也时时要求自己更精准地逼近目标。但是，是否达标，唯读者有评判的权利。
作者
2010年5月于北京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解读中信公司初创过程和30年发展历程的重要作品。
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布成立。这家由邓小平同志亲自授意下，由“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执掌的公司，在后来的岁月中，成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窗口，多次冲破体制障碍，开创了一个个新的经济模式，引领了时代发展的方向，也悄然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本书以客观的历史视角，翔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中信30年走过的历程，讲述了它在封闭的社会条件下，如何打开一条海外合作之路的艰难故事，以及在进入新时期后，如何摆脱自身经营困境，成为一家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中信的30年，不仅饱含了一个企业的奋斗与辉煌史，更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与时代潮流。
中信的30年，不仅饱含了一个企业的奋斗与辉煌史，更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与时代潮流。本书以客观的历史视角，翔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中信30年走过的历程，讲述了它在封闭的社会条件下，如何打开一条海外合作之路的艰难故事，以及在进入新时期后，如何摆脱自身经营困境，成为一家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