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哲理，博大精深，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是祖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应修课程。

由段良骥编著的《华夏哲理》分四部分，内容包括明道篇，修身篇，处世篇，为政篇。本书深入浅出，对于国人学习华夏哲理，汲取前人智慧，把握现实生活，是一本有益的读物。

《华夏哲理》选取华夏先哲有代表性的哲理名言四十条，逐条成篇，分别交代其出处，解释其含义，并联系实际适当讲述，深入浅出，对于国人学习华夏哲理，汲取前人智慧，把握现实生活，是一本有益的读物。

《华夏哲理》由段良骥编著。

明道篇

　道不远人

　道法自然

　天行有常

　天人合一

　相反相成

　有无相生

　阴阳合德

　和而不同

　生于忧患

　温故知新

　道不虚行

　唯道是从

修身篇

　君子中庸

　君子求己

　自知者明

　自胜者强

　见贤思齐

　学止于行

　大器晚成

　解心释神

处世篇

　仁者爱人

　兼爱交利

　克己复礼

　与人为善

　以直报怨

　士志于道

　君子不器

　自强不息

　患所以立

　舍生取义

　不为不成

　为而不争

为政篇

　天下为公

　民惟邦本

　为政以德

　德成教尊

　以正治国

　任人唯贤

　法不阿贵

　上兵伐谋

　道不远人

道不远人

“道不远人”的出处和含义

“道不远人”，语出《礼记》的《中庸》篇，相关的原文是：

“子日：‘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孔子这段话的解释，主要问题在于其所谓“道”究竟指什么。

有些参考书按前人对《中庸》篇的注疏，把孔子这段话中的“道”，指为“中庸之道”，这是值得商榷的。

诚然，孔子这段话为子思在其《中庸》篇中所引，但实际上《中庸》篇‘中无论是子思之言，还是子思所引孔子之言，言及“道”者比比皆是，其中如“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等等，这些语句中的“道”，显然都并非专指“中庸之道”，而应该是一种广义的“道”。

而且，从孔子这段话本身来看，其中的“道”也显然并非专指“中庸之道”。我们可以试将“中庸之道”取代原话中的“道”，前一句“道不远人”还可以勉强讲得通，而后一句“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就完全讲不通了。而如果按广义的“道”’来讲，倒是前后两句以及整段话都能讲得通。

那么，这种广义的“道”，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先秦诸子著作中的“道”的概念，含义是‘很复杂的，现代汉语没有与之准确对应的词汇，所以直译就只能不译，即所谓可意会不可言传。而为了能够尽量表达其意思，一般就根据它所在的特定文章、语句，把它近似地意译为“规律”、“法则”，或“思想”、“理论”，等等。

具体到孔子这段话中的“道”，究竟如何译之为好呢？

我们注意到，孔子这段话中有“人之为道”的说法，所以此“道”看来是人为之“道”，译为“规律”、“法则”显然不合适，因为“规律”、“法则”是客观的“道”，是不可以人为的。

我们还注意到，孔子这段话中的“道”，有“远人”、“不远人”的说法，这也说明译为“规律”、“法则”不合适，因为“规律”、“法则”作为客观的“道”，不存在“远人”、“不远人”的问题。

于是，孔子这段话中的“道”，译为“思想”、“理论”应较为合适，因为“思想”、“理论”是主观的“道”，即人为之“道”，并且存在“远人”、“不远人”的问题。而权衡之下，似以译为“理论”更好。相应地，“为道”则可译为“创立理论”。

至于“远人”，如果简单地译为“远离世人”，意思也不明确：远离世人的什么呢？当我们把“道”理解为“理论”时，显然，“远离世人”就是指远离世人的生活实际。

综上所述，孔子这段话应译为：

理论不应远离世人的生活实际。如果有人创立理论而远离世人的生活实际，那么他是不适合创立理论的。

这样译，算是讲得通了。

孔子这段话的含义，就是告诫创立理论的人，一定要怀济世之心，关注世人的生活实际，实事求是地创立相关理论，以期解决问题，有益于世人，而不能远离世人的生活实际，“创立”空头理论而自误误人，甚至“创立”伪理论而自欺欺人。

当然，社会是复杂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在实际生活中，世人的处境和关注各不相同，看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因此对某一相关理论，即使是正确的理论，反应也往往各不相同，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也许不能接受。这是很正常的。作为思想家的孔子，不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对孔子所说的“道不远人”，不能误解：孔子只是要求理论不要远离世人的生活实际，没有要求理论能被所有人接受。实际上，他自己就曾有过感慨：“道其不行矣夫！”可见他很清楚，自己所信奉和提倡的“道”，尽管“不远人”，但在世上仍然是难“行”’的，因为不能接受其“道”者大有人在。

“道不远人”的人本精神

孔子所在的春秋晚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出现过的百家争鸣时期。当时学派林立，各抒己见，无所顾忌。百家争鸣当然有利于学术的繁荣，但也难免出现一些不切实际的空论。而当时孔子主张“道不远人”，我们现在虽不能肯定其有所针对，但至少可以认为这是他在宣示自己的一种负责任的治学宗旨，也就是以人为本的治学宗旨。

正是以“道不远人”的人本主义治学宗旨，儒学构建了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体系。事实上，儒学之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只是一个因素，而归根结底是在于儒学本身的人本精神，在于这种精神对于中华民族之持久的亲和力、凝聚力。对此，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两千多年来的历代统治者之所以提倡儒学，无非是取儒学中维护礼制的部分，也就是符合他们政治需要的部分。须知这个部分，是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现实的选择：在只可能实行君主制度、等级制度的时代，“治”总比“乱”好。但儒学并非仅此而已，而是还提倡“泛爱众”，不断地以“天下为公”、“民惟邦本”、“为政以德”、“民贵君轻”、“苛政猛于虎”等至公之论来警示统治者，以期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即实现“天下归仁”。这才是更全面意义的孔孟之道，即“不远人”的济世之道。

其次，儒学之“道不远人”的人本精神，除表现为政治主张之外，还表现为大量的关于人生的事业建树、品德修养方面的见解，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吾三日省吾身”，“敏于事而慎于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这些教诲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这些教诲，一点也不觉得陈旧过时。这就是儒学作为“不远人”的人生之道，其人本精神的魅力。

孔、孟之后，儒学便高峰不再。按学术界的说法，后世的儒学有两次“中兴”。第一次是宋、明的“理学”，它把儒学引向了纯哲学。第二次是民国年间兴起、至今在台湾及海外仍有传人的“新儒学”，仍是走纯哲学的路子，不同的是采用了现代的研究方法。但这两次的儒学“中兴”，其影响都未能超出学术界的范围，世人鲜有知其大略者。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违背了孔子所说的“道不远人”。P3-5

华夏哲理，博大精深，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是祖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应修课程。

华夏哲理中蕴含的古老智慧，能启迪我们更好地把握今天的现实生活。其实古往今来，虽世道不同，而哲理相通。华夏哲理所以传承至今，正在于其历久常新的生命力。

学习华夏哲理，当然最好是研读原著。但从先秦到晚清，从孔孟到康梁，华夏哲理的相关原著浩如烟海，如非专业人士，系统的学习几无可能。而我们发现，表述华夏哲理的许多先哲名言，如“天下为公”，“仁者爱人”，“道法自然”，“和而不同”，等等，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浓缩了华夏哲理。所以，直接选取这些先哲名言来介绍华夏哲理，对于广大非专业人士的学习，或许是一种可行的方式。

于是笔者不惭浅陋，撰成此书，并作了如下努力：

一是择要选题。华夏哲理源远流长，但基本框架定型于先秦诸家。其中尤以儒、道两家，成就最高，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且思想体系分别具入世与出世之特色，相反相成，恰能互补。所以，本书为介绍华夏哲理所选编的先哲名言，就自然地择要于先秦之儒、道两家，同时也兼顾了其他各家。

二是有所研讨。先哲名言，无论文辞概念，还是相关哲理，因年代久远，今人在理解上自然不无疑义。如果望文生义，往往大谬不然。而各种参考书中，也其说不一。有鉴于此，为了对读者负责，笔者在存疑之处，未敢人云亦云，而有所研讨，以求对古人之言作尽可能合情合理的解释。当然，既为研讨，仍是见仁见智。

三是适当讲述。笔者对所选的先哲名言，没有只停留于解释，而是还作了适当的展开讲述。所作讲述，或进一步探讨先哲名言的含义，深入理解，或把先哲名言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古为今用，意在引发读者积极思考，与笔者形成互动式的学习。当今读者思想活跃，各有视角，各有心得，必不限于笔者管见所及。

上述三个方面的主观努力，尝试而已，能否收到实际效果，还受制于笔者的水平。如蒙识者不吝赐教，则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