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众议，浙江绍兴人氏，1957年10月生，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后游学美洲，获西班牙语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土生导师，并兼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游心集(陈众议自选集)》精选其有关拉美及西班牙文学的研究成果，并辅以其小说创作，使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获得了相得益彰的互动。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几乎是古今中外难得的一种共识。但是，什么是美？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如果是客观的，那么何以为美？如果是主观的，那么人的审美能力从何而来？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诸如此类，问题多多。

《游心集(陈众议自选集)》分评论、随笔、小说三部分，分别收录了《伊比利亚文化及文学的形成》、《西班牙神秘主义》、《流浪汉小说一瞥》、《巴罗克文艺探源》、《洛佩及其文学王国》、《塞万提斯的矛盾》等作品。

《游心集(陈众议自选集)》由陈众议编著。

评论

伊比利亚文化及文学的形成

西班牙神秘主义

流浪汉小说一瞥

巴罗克文艺探源

洛佩及其文学王国

塞万提斯的矛盾

卡尔德隆的秘诀

文学“爆炸”刍议

魔幻现实主义

结构现实主义

心理现实主义

论博尔赫斯

论加西亚马尔克斯

阿连德的本色与杂色

新世纪西语小说管窥

随笔

论爱情

论友情

论童心

论想象

民族性与世界性

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与文化

小说

张姨

雪儿

凯西

春天的故事

夏天的故事

秋天的故事

冬天的故事

后记

伊比利亚文化及文学的形成

尽管考古学家在以卡斯蒂利亚为“中心”的伊比利亚半岛(Iberia，史学界普遍认为伊比利亚是当地初民对整个半岛的统称)发现了大量证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初民足迹的岩画、石器、骨器和青铜器，但人类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最早记载始见于铁器时代。其中古希腊人是这样描写伊比利亚先民的：“他们身材矮小，肤色黝黑，恰似北非居民……”(《墨西哥西班牙语百科》、《西班牙大百科》等在“西班牙”或“伊比利亚”条上均有类似记录，但遗憾的是都没有加注明确的出处)公元前千年左右，腓尼基人入侵并占领了南部沿海地区。随后是希腊人从地中海由东北至西南的扩张。但大规模的种族行动是在公元前后发生的。迦太基人以增援腓尼基兄弟为由捷足先登，率先抢占了伊比利亚南部；后来的罗马人只能以埃布罗河为界，屈尊与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然而，迦太基人不久先发制人，向罗马人发动进攻(因而落得个“背信弃义者”的骂名)。经过浴血奋战，罗马军队最终赢得了胜利，并一鼓作气荡平了迦太基人的领地，在“伊斯巴尼亚”(Hispania，罗马人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统称)建立了卢济塔尼亚(今葡萄牙)和贝梯卡、加利西亚、塔拉戈纳、迦太基等(今西班牙)行省。到了公元二三百年，为了安抚蛮悍的日耳曼部族，罗马人作出了很多让步。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耳曼人得寸进尺，开始向西南欧迁侵，其中到达伊比利亚半岛的多为支族汪达尔(霍达)人、斯维汇人和阿拉诺人(他们在西方语言中又成了“野蛮人”和“文化毁灭者”的代名词)。其时，罗马帝国已经左支右绌、摇摇欲坠，再也抵挡不住日耳曼人和新兴民族的反叛了。如今的西班牙(“西霍达王国”，与之对应的“东霍达王国”即后来的东法兰克王国，位于今意大利境内)以及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葡萄牙当时隶属于西班牙，她一直要到1143年才完全独立，16世纪又复归西班牙，后重新独立。至此，伊比利亚无论人种还是文化均已相当混杂，但其主要文字的第一源头仍是西罗马时期的拉丁文。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建立，拉丁语成为所有行省的官方语言，但它和罗马帝国一样，似乎没有来得及在这一地区获得新生。倒是由拉丁语衍生的一些方言(各地的口头拉丁语)创造了这一地区的最初的文化繁荣。这一文化后经与相对落后的日耳曼文化融合，再经与犹太希伯来文化、吉卜赛文化、阿拉伯文化，尤其是与阿拉伯文化的兼容和化合，催生出绚丽多彩、与众不同的伊比利亚文化。且说未开化的日耳曼人和精明强干的犹太人、浪迹天涯的吉卜赛人对早期伊比利亚文化形成所作的贡献，虽然较之阿拉伯人当大为逊色，却以不同的方式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基因。前者除了军事、人口方面的优势，还为伊比利亚文学孕育了最初的史诗(Gestas)；后者的相当一部分人口从格拉纳达和平进入西班牙后，在弗拉明戈舞蹈等艺术形式上留下鲜明印记，同时则悲惨地成了诗人和艺术家挖苦的对象。再说摩尔人(阿拉伯人和北非柏柏尔人)在西罗马全线崩溃后乘虚而入，侵占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片领土。当然，摩尔人没有破坏也未能马上致力于建设殖民地文化，但原因可能并不完全像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内讧或者更为残酷的战争。可以说，除了卡斯蒂利亚等少数王国自始至终比较坚决地捍卫各自的领土完整之外(正因为如此，卡斯蒂利亚后来成了“光复”的主力并最终使卡斯蒂利亚语擢升为西班牙地区的通用语言)，摩尔人几乎没有遭遇大的抵抗而在伊比利亚南部地区长驱直入如临无人之境，因为刚刚摆脱罗马统治的伊比利亚当时正处在一种文化“真空”状态，而阿拉伯人带来的恰恰是发达而且不同于拉丁文化的东方伊斯兰文明。因此，与伊斯兰文明在东方的境遇相反，多数伊比利亚新兴的哥特式基督教徒对新的闯入者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宽容，并且如饥似渴地接受和吸纳了阿拉伯文化。与此同时，伍麦叶时代的王子们在殖民地的早期建设中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开明。这可能是一种投桃报李式的礼尚往来和良性循环。总之，以科尔多瓦为中心的伊斯兰文化体系迅速形成，并向四周辐射。当时，科尔多瓦吸引了大批志向高远的东方学者。但这一文化的传播却相当得缓慢，语言很可能是其中的主要障碍。因此，即便是在安达卢西亚的伍麦叶王朝开始拥有了大量第三代、第四代土生穆斯林的时候，阿拉伯文也未能在广大的哥特式基督徒中流行起来。奇怪的是，许多伊斯兰民歌民谣和传奇故事倒生下根来。尤其是民歌民谣，由于朗朗上口而得以在阿拉伯裔和非阿拉伯裔居民中流传。从现有资料看，最早的伊比利亚(或西班牙)一阿拉伯文学作品可能生成于公元8世纪前后。此后，著名学者伊本·阿卜迪·拉比西行，他带去了著名的《罕世璎珞》并衍生出影响深远的西班牙一摩尔文学作品。《罕世璎珞》凡25卷，广泛萃取阿拉伯诗文精华，被认为是东方诗学巨著，不仅对西班牙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出口转内销”，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后来兴盛于阿拉伯世界和伊比利亚半岛的“俚谣”即“择吉尔”(“Zajal”或“zejel”)很可能就是从拉比时代生发的。它接近于古二重韵诗，主要用拉丁方言，诗句包含几个韵节，主韵在韵节之末，比较适合于行吟诗人吟唱。这种诗体在12世纪初叶达到高峰，产生了以伊本·古斯曼为代表的“择吉尔”非行吟诗人。之后广泛流行于伊比利亚南部的西班牙犹太人多韵诗——“彩诗”即“穆娲啥哈”(“Muwashaha”)和缀于“穆娲啥哈”之后的早期西班牙语诗歌“缀诗”即“哈尔恰”(“Jarcha”)都是由它催生的。应当说，摩尔人自入侵到7—8个世纪后败北撤退，始终未能推广阿拉伯语，但其文学却润物细无声地融入了伊比利亚文化，并为卡斯蒂利亚语及其文学埋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从目前拥有的史料看，卡斯蒂利亚语的初始形态基本上是由拉丁文加本土语汇和希伯来语汇、阿拉伯语汇构成的。

可见伊比利亚文化是多元与混杂的产物。欧洲最早的抒情诗“哈尔恰”便是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而这个“混血儿”的发现不仅使卡斯蒂利亚语(即西班牙语)文学的历史从12世纪上移到了11世纪甚至更早，而且改写了以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民歌为最早抒情诗的欧洲文学的历史。P3-5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几乎是古今中外难得的一种共识。但是，什么是美？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如果是客观的，那么何以为美？如果是主观的，那么人的审美能力从何而来？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诸如此类，问题多多。经过20世纪形形色色美学思潮的洗礼以及当下“审美生活化”或“生活审美化”等等的喧扰，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于是，见仁见智，无奈之何！

于是，老庄有先见之明。老子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道德经》第二章)。庄子则避美善之谓而日：“乘物以游心”(《庄子·人间世》“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又日：“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应帝王》)。此乃师法自然，无为而治之道。

既然美善暂且无法界定，那么就让我们安于游心吧。

游心是联想，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游离，由甲至乙的思维迁徙。而在我国“兴、观、群、怨”等传统诗学理念中，作为此类游离的联想常居首位。

游心是游戏，却非肆意妄为、没有规矩。它需要你像孩子一样投入其中，体认真实。正如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你充分是你的时候你才游戏。反之，只有当你游戏的时候你才完全是你。

游心是一剂良药，可以静心安神。俗话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游心是一种休憩。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下风平浪静，游心使人平静。

写小说、看闲书、品茗赏艺、煮酒论道于我是一种游心，博览群书、触类旁通等问学之道亦不失为是一种游心；何况江山多娇、生活多彩，游泳、爬山，乃至散步亦然。若条件允许，远足、旅游，更好。因此，游心是随心所欲，心之所至，兴之所至。游心是随心而游，只要与人为善，心中有爱，做什么不行呢？圣奥古斯丁说过：“爱，尔后为所欲为。”

因此，游心并非无心，而是另有其心。乘物以游心，乃是以出世之态人世；一如王国维或鲁迅谓文学“无用”、“不用”乃是“无用之用”、“不用之用”。在这个多元的时代，相对的时代，无心之游不仅是可怕的，甚至是难以为继的。然而，我心游去，想到了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说法。他说：“昨天不过是今天的回忆，明天不过是今天的梦想。”此话用来涵括文学，也许最好不过。

首先，都说世界进入了读图时代或声像时代。是耶？非耶？答案见仁见智，难有定论。但事实不苟且。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降，随着视听文化和网络文化的飞速发展，多数年轻人已经不屑于“干巴巴”的文字，而愈来愈热衷于声像艺术了。从出版的角度看，图文并茂似乎已经不啻一种时尚，而且是一种显规则：图与书殊途同归，反璞而真，是为图书。

总之，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图文时代已然是个不争的事实。于是，理论界为之哗然：一日视听艺术乃至全信息、全感官形态是数字化时代的必由之路。它不同于以往的认知和审美方式，需要眼、耳甚至鼻、舌、身即更多观感地协同作战。二日视听艺术对文字具有极大的消解性，故而也许会“钝化”我们的抽象能力，“挫掉”我们的思想锋芒，“填平”我们的文化深度。传统意义上的文盲与非文盲，其区别仅在于识字能力；而在视听艺术(比如电视)面前，二者的区别将大为缩小。

这是就国内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而言。然而，国外理论界早有高论。文化批评家马尔库塞的《单向度人》认为，真正的艺术是拒绝艺术、抗议对象(客体)。换言之，艺术即超越；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或艺术之所以有存在价值，是因为它拒绝现有的世界(包括自身的载体)，从而为创造另一个世界(或载体)提供可能。正因为如此，它必定是反庸俗、反功利和反规则的。相反，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另有说词，谓大众(通俗)文化即日常生活之文化，其消费过程则是依靠文化经济自主性对意识形态霸权(包括话语霸权)进行抵抗的过程。由此说来，图文时代乃大众文化、大众消费时代的必然产物。

本人自问既不古板也不偏执，却容从实道来。

在我国古代，诗画不分家，图书亦不分家。二者孰因孰果不得而知，但相得益彰是不待言的。郑振铎先生早就探询过图与书的关系，说我们诵读一首好诗，是鲜不在心里引起一幅图画或一种音乐的。譬如读到“人迹板桥霜”，立刻便可在我们心里映出一条冬寒寂寥的村路、一道小溪、一座板桥来。那时，偶有行人经过，足迹便印在霜上。这是多么生动的一幅图画啊！类似范例不胜枚举。于是，古人高远雅致，往往画中题诗，或因诗得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另一个角度说，图的来源也一定早于文字。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山洞中的壁画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而图书则最早可以追溯到埃及的《死书》，迄今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可惜我国古代的龟甲和竹帛不利于作画，因此图书是后来才有的，且早期图谱已完全失传。宋人郑樵对此颇有感喟。至于后世文人学士皆重文章而排斥图像，“图书”也就名存实亡而变为字书了。那些绣像则往往因为饰之于小说戏文而不登大雅之堂。图书的复归应该说是小说得到正名以后的事情。而今，随着照相技术、影视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图像以几何的速率进入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时代，令人目不暇接。

然而，“新人文”丛书不仅适逢其时，而且妙处独得。此话得从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说起。此翁在其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中讲了一个令人感叹的故事。1590年，苏丹秘密下诏，命人制作一、本亘古未有的伟大书籍，以颂扬他及他的帝国。四位当朝细密画家奉命集聚伊斯坦布尔，开始绘制这部旷世之作。此时，离家十二年之久的黑回到了故乡伊斯坦布尔，迎接他归来的除了爱情，还有接踵而至的谋杀案。一位细密画家失踪了，他被人杀死在一口井中；奉命为苏丹绘制抄本的长者也惨遭杀害。究竟谁是杀人凶手？苏丹下令追查，而线索很可能就藏在那幅未竞的画中。我之所以要援引这个故事，是因为它见证了一个图文时代的结束。是的，《我的名字叫红》见证了细密画时代的终结，因此它是一首洋溢着哀伤的挽歌：西方影响的侵入使那部“伟大的图书”付之阙如并最终导致了细密画时代的终结。然而，这个图文时代的到来，也许恰好相反：它的结果很可能如相当一部分人所担心的那样，使文字及人们对文字的感觉逐渐丧失。于是，有志于守护文字传统的人们不得不大声疾呼。但守护的最好方式也许是因势利导地传承经典。

文学经典可以说是世界文化的重要内核和人类认同的重要质介。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重新回到经典、与它们为伍无疑是守护昨天的最佳途径。

因此，本集与其说是我的写作，毋宁说是守护昨Et的写作之写作。

其次，世界文学已经进入“后浪潮”消退之后的休整期。这是一个极其多元、极其自由、极其相对的时代，一个危机与希望并存的时代，一个无所不能又无所适从的时代。文化消费从需求变成了刺激，一如进化由自然转向了控制。如此，文学不再仅仅是生活的表征，它同时也在日益显示出人为的倒茬。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时尚使然，文学愈来愈具有一般商品的色彩和气息。

诚然，人不可能拽着小辫离开地面，文学终究是时代的产物。无论“后浪潮”或“后之后”初衷如何，它们几乎无不指向或者契合跨国公司时代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极端自由主义：以资本为前提，以利润为杠杆，淡化国界、不分你我(或者“你就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于是，混乱是免不了的。受《时代周刊》一部分书评家吹捧而风靡全球、行销数千万册的《哈里‘波特》，在另一部分书评家们眼里竟是20世纪“十大最差作品”之首。与此同时，读者的热情跌入谷底。以不久前美国学者协会对40所大学所进行的抽样调查为例，20世纪大学生的文学爱好程度恰好呈现出可怕的直线下滑趋势：如果把1900年假定为100分，那么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99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降到了73分，然后依次为1964年越战前的69分，1993年海湾战争后的25分及后之后的自由落体式下降。

同时，无论后殖民文化认同、文化身份如何成为显学，也无法阻断跨国资本主义的弥漫方式。传统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的阶段性、区域性、民族性和相对同一性正在消弭。这时，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文化与之相辅相成。于是，相对性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极端性，或谓极端相对主义。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这就是后现代，或后现代之后。

此外，科学技术一日千里，世界面貌恍若隔世，文学作品往往来不及进入受众视阈，便已“过时”。借用网上一些20世纪90代写手对韩寒、郭敬明等人的“敬称”，奈何书新人已老。端的是：昙花不过夜，辰星转瞬没；时尚非时尚，少儿老垂垂。我的这首即兴诗，或可概括个中残酷。能不令人欷歔慨叹？！

然而，正因为如此，追求和希望比任何时候更加可贵，也更为强烈。记得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写过一本叫做《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书，有人说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怕被后人遗忘。在这个“模糊”横行、“不确定”充斥的世界里，卡尔维诺的做法也许确实容易引起误解。然而，我却不以为然，我以为卡尔维诺之所以那么做的主要原因，是要守护一种传统。他说过：“在古代埃及人那里，确切是用一根羽毛作为象征的；羽毛作为秤盘上的砝码用以测量灵魂。”这听起来很像悖论，但实际上却非常富有象征意义。羽毛太轻了。在古代度量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它的重量无疑是可以同无画等号的，这就使得它和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具有某种等同效应。但最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羽毛还是灵魂，它们始终是存在的。这种确切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理，无论后现代主义如何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如何消解真理的客观性，文学就像那个只能用羽毛来等量的灵魂一样，始终具有存在的确切性和必要性。

举一反三，这是传道者的秘诀。人类的历史之舟终究要由精神和物质两翼组成。同时，用博尔赫斯的话说，一切新鲜都是因为忘却。这也是先知所罗门的名言。网络文化所呈现的虚无景象，终究也是人类源远流长的虚无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精神狂欢传统的反映。说到底，没什么新鲜的。换个角度说，你虚拟了，可跨国资本却实在得很！比如它憎恨一切民族主义。

不过话要说回来，文学原是虚构，因而不能与现实等值。但文学传统或传统文学的主要指向却一直是真。没有真，善和美甚至也无从谈起。用马克思的话说，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而恩格斯则认为，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当然，文学的丰富性和现实性决定了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人类复杂本性、矛盾本质的体现。就拿貌似简单的“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命题来说，我们所能看到的竟也是一个复杂的悖论，就像科学是一个悖论一样。比方说，文学及其理想可以改造灵魂，从而影响世界；科学及其功用可以改造自然，从而反过来改造人类。但文学改造灵魂的前提和结果始终是人类的毛病、人性的弱点；同样，科学改造自然的前因和后果永远是自然的压迫、自然的报复。因此，无论文学还是科学，都是自相矛盾的，是人类矛盾本质的鲜明表征。文学的灵魂工程恰似空中楼阁，每每把现实和未来构筑在“过去”之上。于是，我们的问题是：既有今日，何言当初？用鲁迅的话说，“人心很古”。科学的前进方式好比西绪福斯神话，总是胜利意味着失败、结果意味着开始，没完没了。因此，我们的问题是：既然如此，何必这般？用恩格斯的话说是“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和“自然界的报复”。于是，征服的征服，报复的报复，循环往返，永无尽头。

惟其如此，人类也便更加需要文学、需要科学。这是一种无法抑制的循环。一如灵魂和肉体，文学和科学(或谓科技)始终是人类之为人类的矛盾的两极。

最后，勿谓守护美好的传统乃君子之道，就算是怀let或为眷顾人性和人生悲喜冷暖，文学也终究是一种现实的需要。面对危机(无论是文学还是时代)，希望之光也就更加明亮。在情感、认知和审美交流中“求其友声”、最大限度地寻找共鸣，也终究是阐扬人类智性、维系和平共处的需要。孔子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完全沉浸在个人意志，或在网络虚拟天空下独步世界、无所顾忌，则终究有违人的本质属性。因为归根结底，人是社会的动物，需要基本的和谐与共识。正所谓没有自律，便没有自由；没有法制，便没有民主……社会生活实实在在，而文学作为精神产品，之所以在大到人类或特殊民族、小到家庭或特殊个人的交流中不可或缺，便是因为它的共鸣效应和情感纽带作用：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人类还是社会的人类，还需要基本的群体生活、社会存在，还有民族国家之分，文学作为情感表现、精神交流的媒介，将依然发挥作用。“和而不同”当依然是文学经典生成的基本法则：从中国先民歌之蹈之到后现代之后，哪一个经典不是个人情感、个人心志与时代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的和而不同的美妙结合？

而相聚本身就是和而不同的最好体现，是昨天的记忆和明天的梦想的最好见证。相聚在“新人文”丛书，相聚在字里行间，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艺术。

正因为有诸如此类的游心和守望，相聚和不同，世界才够多彩。因此，我由衷地感谢丛书的始作俑者河南大学出版社马小泉、张云鹏、谢景和先生，由衷地感谢耿占春、汪剑钊、刘恪等以不同方式撺掇我加盟的诸位朋友。

如是，无论是“小桥流水人家”、“西风古道瘦马”，还是“千里扬州风物妍”、“车如流水马如龙”；或者青灯古风、陋室寒书还是五色五音、五昧五感，人们尽可以各取所需。是为多元的时代、相对的时代、图文的时代。当然它也必定是分化的时代、删汰的时代、残酷的时代。信不信由你1

2009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