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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突发事件社区化解
分类 人文社科-政治军事-中国政治
作者 刘伯奎
出版社 中央党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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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突发事件社区化解已经迫在眉睫;社会突发事件应当首先努力化解;突发事件化解必须立足社区基层;社区化解突发事件角色无可替代。

刘伯奎的《突发事件社区化解》一方面呼唤基层管理者尽早意识到突发事件社区化解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展示社区化解的可操作性程序和具体目标。

内容推荐

《突发事件社区化解》,从微观角度而言,是要强化社区基层化解矛盾的能力;从宏观角度思考,是加快建立从基层“社区化解”到上层“政府应对”的立体化的、多层面的“维稳”体系,以有效应对社会转型期突发事件的高密度爆发。这不仅是推进社会转型的有效适应手段,更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地基工程。刘伯奎的《突发事件社区化解》一方面呼唤基层管理者尽早意识到突发事件社区化解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展示社区化解的可操作性程序和具体目标。

目录

考察篇

第一讲 突出事件社区化解已经迫在眉睫

 一 “突出事件社区化解”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二 社会突发事件频生,标志着当代中国已经迈向“地球村”时代

 三 转型期突发事件频生是一种规律性现象,必须尽早做好应对准备

 四 当前我国社会突发事件频生另有其个性化的原因

第二讲 突出事件社区化解应当首先努力化解

 一 社会突发事件成因分析

 二 社会突发事件特点把握

第三讲 突出事件社区化解必须立足社区基层

 一 政府单一角色应对多类社会突发事件,难以防患于未然

 二 政府单一角色应对多类社会突发事件,难以杜绝统管盲区

 三 “自上而下”的传统救助模式已经难以有效应对社会矛盾频发问题

第四讲 突出事件社区化解角色无可替代

 一 突发事件社区化解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 社会突发事件在社区基层完全可以预测掌控、前期化解

 三 突发事件社区化解的两大基本任务

优化篇

第五讲 突出事件社区化解的文化积淀与理念更新

 一 突发事件社区化解得力于民族精神文化的千年传承

 二 民族精神文化鲜活地存在于家长里短的基层社会

 三 社区基层组织是突发事件化解的主干构成

 四 突发事件社区化解务须同时推进理念更新

第六讲 突出事件社区化解的目标追求与实务培训

 一 民间自治与平等协商是突发事件社区化解的社会基础

 二 变“管理”理念为“服务”理念是社区化解社会矛盾的成功前提

 三 突发事件社区化解的两大化解板块

第七讲 突发事件化解人的执行能力强化

 一 突发事件社区化解过程中的话语应对原则

 二 社区化解突发事件过程中的形象塑造能力

 三 突发事件社区化解人的应用能力构成

第八讲 突发事件社会化解人的自身素质优化

 一 荣格心理学的当代社会指导意义

 二 人格面具理论便于指导职场人士自我优化心理状态

 三 突发事件化解的“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

 四 心理素质优化应当从在基层工作时就认真注意

指导篇

第九讲 突发事件社区化注重平等交流心态养成

 一 设法使对方感到情感距离贴近

 二 设法使对方感到与己无损

 三 设法使对方感到是在为我着想

 四 设法使对方感到双方利害关系相同

 五 正面切入,直接攻其“情节”点

 六 从其心理防线的背面切入

 七 以淡化的形式切入对方心理防线

 八 诱使对方主动跨过心理防线

第十讲 突发事件社区化解注重“良言一句三冬眠”

 一 怎样使自己说话有磁性、有新意

 二 怎样使自己说话见解深刻、引人思考

 三 怎样使自己说话思路开阔、富有魅力

 四 怎样使自己说话引人人胜,别人爱听

第十一讲 突发事件社区化解注重化解矛盾起因

 一 怎样边交流沟通边发现对方的漏洞

 二 怎样快速设定话语交锋中的“攻、守、退、避”

 三 怎样巧妙运用话语交流中的“软、硬”两手

 四 怎样巧用巧辩迎战诡辩

 五 怎样使自己的话语具有征服他人的魅力

第十二讲 突发事件社区化解注意“攻守应对巧用策略”

 一 怎样练就“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本领

 二 怎样灵活掌握交流沟通过程中的话语主动权

 三 怎样在交流沟通过程中避免情绪对立、观点对抗

 四 怎样在交流沟通过程中实现气氛和谐、情境、交融

结语

后记

试读章节

还有一类突发事件,其诱因相对复杂,属于天灾与人祸的合成。例如: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过度地毁林造田,毁草造田,填海造地(对于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导致的突发事件,已经被科学界界定为“大自然的报复”)……以及由于安全生产管理不严而导致的爆炸、污染等突发事件,其后果已经开始为人类所重视。在科学技术已经获得长足发展、社会监控管理水平日渐提高的当今时代,此类灾害不仅可以预防,而且可以纠正弥补(例如,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加强环境保护监控、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等等),对于此类突发事件,人类固然在事发当时必须是积极应对,但是更重要的则是事后深刻总结,以免重蹈覆辙。

还应当看到的是,上述之突发事件尽管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害,但是,往往自有其规律性和周期性(尽管有些规律和周期,人类还没能掌握),而且成因明确(例如,地震的成因与地壳板块构造有关)。转换一个角度还可发现:在某种意义上,诸如此类的突发事件在重创人类生存环境的同时,其实还具有推进人类走向团结互助、增进万众一心的凝聚功能。即以汶川地震、印度洋海啸为例,以及近期日本发生的地震、海啸,以及核电站泄漏等等事件,无论这些灾难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它都重创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灾难的发生还有助于促进社会团结、民族团结,灾难过后,家园重建更有助于激励人们奋发向上。

即使转而考察那些因为生产事故、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等引发的突发事件,例如,“非典”之可怕,含有三聚氰胺的毒奶粉的可怕等等,人们也还是难以做到事前防范,因为导致此类事件的诱因基本上都是在非常隐秘的状态下实施的。等到严重后果出现后,人们往往需要寻根求源,才能找到未来的有效防范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此类事件也可能大面积地伤及人们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但是,问题在追根求源得到解决以后,曾经受到的伤害则会迅速愈合,社会肌体会恢复正常。因此,这些突发事件固然危害社会、影响恶劣,但是社会能够运用法治武器依法找到统一规范的途径,进而有助于防范于未然。相比之下,应对难度还不算很大。

相对于地震,洪水,韭典、毒奶粉……种种突发事件,由社会矛盾导致的突发事件,例如自杀、杀人,跳楼、跳江,爆炸、纵火……由于具体的直接诱因各不相同(很多诱因的作用对象则是个人),事发之前常常没有任何征兆,爆发形式没有规律可循,以及难以进行有效的分类管理等诸多原因,更令世界各国的政府当局感到棘手!

由于对社会矛盾引发的突发事件难以事前防范,这就导致人们在应对此类突发事件时难免陷入被动。例如,即使只从“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命名来看,“应对”,显然是指事件发生以后怎么办的法律规定,事件发生之前如何防范,如何提前化解,“应对法”均没有涉及,有时候确实也难以涉及。

因此,本实训对于上述林林总总的突发事件以《应对法》为标准做了一个划定:凡是《应对法》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也即已经纳人了《应对法》应对范围的突发事件,本实训显然也就没有必要再重复关注。

而本实训项目所关注的,是“应对法”已经有所提及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的、由于社会矛盾引发的突发事件。近些年来,为了应对这些事件,政府已经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如果能够有足够的重视,则可以通过提前介入、提前化解,进而有助于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从而降低突发事件的产生,进而大大强化社会的稳定,提高我们社会的和谐度。

本实训项目的提出,其社会意义正在于此。

为了表述简洁,本书由此开始,将由社会矛盾刺激个人引发的突发事件,一律简称为“社会突发事件”。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曾经使得举国上下一致认定我们民族将从此走上一帆风顺的振兴发展之路。其后开始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计划经济管理政策,更是一方面集中了有限的物力财力,推动国家迈开了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坚实步伐;另一方面,则保护了国民经济暂时摆脱了市场经济的风浪颠簸。以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着西方世界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以及此伏彼起的社会突发事件,国人曾经不无自豪地声称:“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然而,半个世纪过去,弹指一挥间,当中国打开国门,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时,才发现自己身边也同样出现或者说重复出现了原本似乎只有资本主义世界才会发生的种种事件,于是,我们终于恍然大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远远不是一个政策改变即可立竿见影的“速效胶囊”,而是一个社会发展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推进的历史性变革。

囿于篇幅,本书在此,仅就“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引发突发事件频生”以及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应对展开思考。

面对着随时可能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而且往往都是由个人引发的形形色色的自杀、杀人,跳楼、跳江,爆炸、投毒等突发事件,我们首先应当考虑的,恐怕还应当是“追根溯源”,弄清楚此类事件频繁发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是说,此类突发事件究竟只不过是个别人出自个人原因引起的个别事件,还是表面上是个人原因诱发而实质上是历史发展规律的个性化显现?

弄清楚此类事件的成因,对于如何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如果纯系偶发事件,那么此类事件当然应当引起关注,但是却不值得由全社会来集体关注。但是,如果此类事件实际上是历史发展规律的个性化显现,那么,就显然不能掉以轻心,而是应当认真思考乃至提前思考解决方案,以尽最大努力地防患于未然了。

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当我们面对眼前显得有些纷乱的社会现象一时感到困惑时,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去寻找分析方法、理论指导和比对材料,应当是顺理成章的做法,而且实践证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分析社会,很多现象确实很快也就一目了然。

首先明确一个概念:所谓“原发社会”,在这里是对“原发社区”的概念借用,在社会学的研究中,人们根据工业革命前后,社区的人际构成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将工业革命后在城市出现的新的社区称之为现代社区,而与城市现代社区相对应的农村社区(农村村落),则被人们称之为原发社区。本书为了表述简洁,在此将工业革命以前的以原发社区为主构成的社会,称为原发社会。

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推动中国进入了历史的转型期,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个历史转型?其实,我们只要把其他民族进入历史转型期的发展过程进行对比,例如,把考察目标转向国外,或者再深入一步,翻开西方的社会发展史,立刻就会发现:在历史转型过程中,社会突发事件频生不但早已是西方社会的常见现象,而且追根溯源,此类现象甚至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了!突发事件频生几乎伴随着国家从原发社会向现代社会历史转型时时出现的一种规律性现象。  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将历史镜头拉远一点,先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吧。P5-7

序言

《突发事件社区化解》是本人常年扎根基层,与街道、乡镇、企业等单位密切合作,为满足基层学习需求服务,独立研发的一项实用性、操作性较强的培训项目,多年来,一直在社会基层滚动,并根据基层需求反复锤炼,理论构建上渐趋周密,操作程序上渐趋完备。

该项目所具有的鲜明的前瞻性价值已经伴随着当前的社会发展而日渐凸显。其中,最为典型的例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一、调查表明突发事件社区化解需求紧迫

据人民网上海频道2011年1月28日电(记者 姜泓冰),2010年,我国平均每五天就有一起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发生。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舆情网联合发布的《2010中国危机管理年度报告》,选取了2010年72起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通过与2009年60起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比较,发现2010年司法执法类危机舆情高发,同时,社会民生、反腐倡廉、官员(家属)不当言行是2010年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关注的焦点;2010年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发生地较为分散,涉及全国29个省,其中河南、北京、湖北、广东危机舆情多发,而从行政级别来看,地、市是危机舆情高发地带。

二、国家每年投入维稳的费用居高不下,已经难以承受

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公布的数据尤其令人深思: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中央政府公共安全支出增长幅度达47.5%。随后有学者公开评价:该数字已逼近全年军费开支,完全可以用“天价维稳”来形容,维稳经费年年破纪录说明社会越来越动荡,水涨船高的安全成本也越来越令社会难以承受。

三、中央已经明确提出“社会矛盾基层化解”的明确要求

2010年5月15日,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发展迅速,“往往是一些矛盾没有及时化解,导致矛盾激化,由民事纠纷转到刑事案件,由一般的刑事案件又转到恶性案件,用暴力极端手段来报复社会。”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管理的创新不仅必然,而且非常迫切。”

2010年7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刚出版的《求是》杂志载文:《扎实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努力实现人民法院工作新发展》。文章指出: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国家长治久安。

2010年5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凤凰卫视访问时表示:中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矛盾,而且日趋尖锐化,社会矛盾的深化和存在不公平问题,是导致事件发生的根源;我们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201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为中国今后10年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委会建设工作、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指明了方向。

又据《嘹望》新闻周刊2011年第8期报道,新一年一系列维护社会治安与社会和谐稳定的规划部署已经全面展开。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在接受专访时指出:“深化三项重点工作(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惩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不仅是新一年政法综治工作的重点,也是‘十二五’时期十分艰巨繁重的任务……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侧重于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

据2011年6月1日人民网报道《中央高层8个月三次研究部署社会管理问题引关注》(作者孙婷婷),继中共中央政治局2010年9月29日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今年2月1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后,5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会议指出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通过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短短8个月时间里,中央高层三次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做出研究部署,密度之高,重视程度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不难看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已经到了非抓不可、抓不好不可、抓不出成效不可的重大关头。

四、“突发事件社区化解”即将从理念确立转向能力实训

据新华网北京2011年2月5日报道(记者 陈菲 杨维汉),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分12期对3622名中、基层法院院长进行以“公正廉洁司法”和“司法作风建设”两项。内容为“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轮训,同时组织指导各高级法院对8899名人民法庭庭长进行集中轮训。

2010年7月26日《新京报》报道(作者甘浩 关玺华),北京市公安局对全市325名户籍派出所所长,进行了为期三天的集中培训,主要内容为应对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和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在训练总队的开班仪式上,为基层所长们上了第一课,围绕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

2011年6月3日《新京报》报道(据新华社电),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部署,提高广大基层党组织书记的社会管理能力,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从今年5月起,用一年时间,开展全国基层党组织书记加强社会管理集_中轮训。5月18日至29日,基层党组织书记加强社会管理示范培训班在北京举行,256名来自基层社会管理一线的乡镇、,村和街道、社区党组织书记参加了培训。

我国共有4万个乡镇、街道党组织,68万个村、社区党组织,在城乡基层社会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目前,各地对基层党组织书记加强社会管理集中轮训工作陆续展开,有些省正在为轮训制订计划、编写教材、选调师资,一些地方的轮训和试点工作已经启动。机关、企业、金融机构、学校等其他基层党组织书记的集中轮训,按照党组织隶属关系正陆续进行。

至此,“突发事件社区化解”项目的社会前瞻价值已经充分凸显。

应当指出的是,“突发事件社区化解”在基层社会的养成,不仅包括机制的构建(帽子下面要有人),而且需要帽子下面的这些人要具有从事化解矛盾纠纷一突发事件的实务工作必备能力。应当看到,个人引发突发事件的社会矛盾堪称包罗万象,上自应聘求职、事业兴衰,中有婚丧嫁娶、衣食住行,下至家庭矛盾、邻里纠葛……而社会人群本来就各有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气质个性的差异,这就导致社区基层化解突发事件并不是一经落实人员就可以马到成功、立竿见影。二者相比,机制构建可以借助行政力量快速组建,而后者则往往需要人自为战的“修行”,通过工作实践逐步养成化解能力。显然,这就需要对广大突发事件化解人群体的矛盾化解工作能力开展实务实训,不言而喻,这将是一项社会管理更新的巨大工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国家层面理解,中央目前尚在最高层面召集“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军队……主要负责同志”,由胡锦涛等国家最高领导人直接辅导,因此,本书面对区县基层,一方面呼唤区县基层尽早意识到突发事件社区化解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通过面向基层的能力实训的介绍与展开,展示社区化解突发事件的可操作性程序和具体目标,以此双向推进,努力给和谐社会的建设奉献绵薄之力。

是为前言。

后记

《突发事件社区化解》终于从社会基层培训的最初几条提纲,发展到几页文稿,再到中央电大首届“社区教育办学能力培训班”上多达数十页的有纲有目的培训材料,再到由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音像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授课培训光盘,再到眼下,尽管不太厚重却涉及古今中外、同时注重可阅读性的实训指导教材。

然而,当笔者收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完成书稿审查后寄来的出版合同时,心中却是五味杂陈,感受复杂。因为在出版社审稿期间,不觉又是几个月过去了,而在此期间笔者在持续的研究中看到,一方面,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形势,各地已经开始在扎扎实实地推进“突发事件社区化解”的努力,这不能不令笔者备感欣慰:

例如,2011年7月2日《广州日报·广州市社区管理服务改革创新系列之二》报道(记者 周祚 实习生 杨励潮 通讯员 黄少江、文燕媚),该市江南中街建“楼宇党支部”,将党组织细分化,加强对2065名社区党员的组织管理,并以此推动楼宇自我管理与服务的社会管理服务体制创新。在一年多的实践中,楼宇党支部协助化解群众矛盾145宗,处理群众投诉330件,消除治安消防安全隐患66宗,努力争取“把矛盾化解在楼宇内”——“把矛盾化解在楼宇中”这一提法,与“突发事件社区化解”的理念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再例如,2011年6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杭州构建多元化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记者王慧敏廖文根裴智勇),文中写道:杭州正视矛盾,立足基层,坚持“调解优先”,建立“和事老”协会,实行基层调“和”;完善人民调解组织,实行群众维“和”;健全综治中心,实行联合导“和”;对接政法部门与人民调解,实行依法促“和”;建立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实行专业调“和”,使大量社会矛盾得到就地化解。

杭州市把人民调解这一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与司法裁判这一确保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落实“诉调衔接”、“检调衔接”和“刑事和解”等举措,实现柔性化、高效率地化解矛盾纠纷(这一理念与本书开篇呼唤加快建立从基层“社区化解”到上层“政府应对”的立体化的、多层面的“动态维稳”体系的理念完全一致)。2010年,杭州在全市497个社区推广“律师进社区”活动,律师解答法律咨询·9263次。

以此为基础,杭州市不断发展完善人民调解工作,健全组织网络。目前,杭州已建立调委会5517个,共有人民调解员21116人,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调解网络体系。2010年调处各类矛盾纠纷6万余件,成功率98%,防止群体性事件、民转刑案件和非正常死亡事件1000起以上。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然而,在感到欣喜的同时,放眼全国,却不能不看到,社会突发事件频生的总体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而且,进入历史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新旧理念正在持续着激烈的对抗:

例如,2011年9月8日《河南商报》转载9月7日《南方日报》报道(编辑温磊):“调查显示佛山逾45%外来工想通过群体事件维权”。文中写道:佛山市总工会调查数据显示,企图通过群体性事件维权的人高达45.43%,认为“事情闹大了就会解决”的人有16.34%。因此同乡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非公经济较发达的广东省,40%的非公企业未组建工会,职工入会率仅为6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报道中写道,因为靠“同乡会”维权,可以来硬的,靠人多势众说话,强迫对方接受,比较容易快速达到目的。而外来工由于在当地处于弱势群体,他们在心理上认为,如果不用一些非正常手段,维权简直是天方夜谭。  再例如,《财经网》2011年9月26日转载了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一篇报道。报道称,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较10年前增加了三倍以上。这个数字是由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公布的,而不是由官方发布的,数字并没有完全反映出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发生的动荡。

正反两面的材料日继一日地纷至沓来,从根本上凸显了我们这个民族进入历史转型期以来,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特点。

而值得认真思考的是,如果说,由于扎根于我们民族基层社区化解社会矛盾的历史悠久的精神文化传统,各地推进突发事件社区化解的扎实努力,必将日益凸显出旺盛的生命力与高远的发展空间,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转型期突发事件高密度爆发一方面源自世界各国莫不如此的规律性的原因,另一方面,这些事件的精神起因也同。样扎根于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不过,这个根却扎在了它的另一面——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统治对由于自己治理不善而引发的矛盾冲突,从来都是习惯于“文过饰非,,乃至强行打压的,至于对发生在底层民间的矛盾纠纷则更是习惯于视若未见、漠然置之。如果说,在数千年的封建发展史中,少见保护小民的“民权、民主”的法律条款,那么,底层小民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免于侵害,常常不得不把事情搞大,“拦轿喊冤”以致冒死“告御状”,它们也同样属于精神文化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只不过是与精神文化传统的精华部分相对立的需要尽快加以清楚的糟粕部分。

何为传统精神文化体系?所谓传统精神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中的绝大多数人长期生活在同一地域环境中?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趋同而逐步融注的、无须借助外部规定或提示就能自觉遵循的同一精神原则。当我们从一个新的时代角度,尤其是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角度,来反思在小自耕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精神文化体系时,就立即会发现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其实是一个既博大精深、积累厚实,又良莠混杂,精华与糟粕共存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具有一种“无须借助外部规定或提示就能促使该民族成员自觉遵循”的强大制控力,以至于当我们想对老古董的“斑斑锈迹”作一点清洗时,就又会发现这些锈迹也同样几乎“坚不可摧”。远的不说,审视1919年“五四运动”至今的近百年来的反封建史,q-国人除了“男人剪了辫子,女人放了小脚”,除了面对“天、地、君、亲、师”不再动辄下跪磕头是确确凿凿的成功以外,从日常生活到精神面貌,传统精神文化又何曾主动“让出自己的地盘”?

由此可知,突发事件社区化解——从理念到政策,再到实务工作的展开,只能是在转型期新旧理念的对抗与冲突的大背景下j开始其自身的复兴之路,显然,这一复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将表现为一个曲折漫长的历史进程。

古人有云:位卑未敢忘忧国。笔者多年来扎根基层,于不惑之年起步于“口才交际训练”这一人文素质教育训练体系的创新研究,于2003年(时年55岁)转向“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理论创新研究,眼下,已过耳顺之年又转向“国民精神文化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总共出版了20余部跨学科创新研究的个人专著,原创文字总量已达500余万字。想到自己能够为这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型时代奉献自己的一点个人思考、一点实践努力,深感无疑是人生的一种幸运。

出自内心地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他们对笔者这样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革研究者的学术成果毫无偏见,一视同仁,而且王君主任和李华凯编辑审稿之字斟句酌、认真仔细,连书名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推敲、商榷,确实令我感动、感激。

有对此项培训研究感兴趣者,请关注网站:刘伯奎口才训练:www.lbk-kc.com。那上面会有笔者的更新信息。欢迎批评指正,欢迎交流沟通,来函必复。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无论所面临的任务是多么的艰巨,我们也别无选择,既然别无选择,那就万众一心,踏实前进吧!

刘伯奎

2011年10月18日于上海嘉定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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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1 21:1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