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媒体总编的采访手记，中国经济引擎的激荡历史。

《江南转型：一个记者的十年江浙观察》是原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执行总编仲伟志的系列江浙采访，从江浙近年具体的商业、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出发探究江浙崛起的动因，并从江浙的观察上升到对中国发展方式的思考，是一部难得的财经力作。

沙钢：沈文荣的乐观与自信当然来自于沙钢无可争议的成就。在沙钢周围几百公里之内，有宝钢、苏钢、锡钢、南钢、马钢等一大批重量级国企对手，但沙钢屡战屡胜，迅速脱颖而出，使沈文荣越来越不在意体制问题，越来越相信传统的力量。

多元的苏南：传统的苏南模式，毕竟“终结”了。从那之后，苏南经济进入了一个无模式——或者说是没有统一模式——的时代。那些对前苏南模式的微词与诟病，那些对新苏南模式的种种定义与包装，在一个多元的苏南面前，多少有些苍白而无力。

温州模式：温州模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直在变化、提高和发展，其本质是一种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一种不断超越自我的能力。而外界评估温州模式，多是刻舟求剑。

宁波商帮：自明末清初崛起的宁波商帮，在民国时声势煊赫，称雄中国商界，并且在其后的一百年间一直活跃在海外实业界，至今薪火不绝。而在杭州湾南岸，新一代宁波商人又是怎样的生存状态呢？

仲伟志编著的《江南转型：一个记者的十年江浙观察》所写，多是江南变迁。

《江南转型：一个记者的十年江浙观察》对江南一带的经济体系、社会结构和权力运作机制进行了一定的了解，通过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观察与比较，进而对中国国情有了一个全局认识。

前言

卷首　假如一切终将离去

第一部分　江苏

　沈文荣，苏南守望者

　江苏“迫降”

　再访铁本

　江阴与昆山：谁是新苏南?

　江阴北上：一次地方政府的冒险

　城市“离心运动”

　新桥“土改”

　乡村再组织：“大华西”实践

　南京直辖传闻的背后

　南京的日资恩怨

 吕日周眼中的“仇和现象”

 通天塔

第二部分 浙江

 一个村庄的“富人民主”实践

 嘉善民工自治

 谁主宰“农民城”的未来

 吴敏一辞官

 温州模式：第二次交锋

 一代温州商人的背影

 温州模式变形记

 “新宁波帮”流变记

 店口造城记

后记

如果江阴模式与昆山模式在开放中走向融合，或许标志着中国区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新一轮分化与重组的完成，如果那样，促进社会经济整合的新因素将会很快形成。

江阴与昆山：谁是新苏南？

苏南模式的终结

2002年的12月，我结束了对沈文荣的采访，去张家港市委党校拜访新望。新望是甘肃人，会唱“花儿”，在兰州大学待了十几年，因为妻子是张家港人，便来到张家港市委党校做高级讲师。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在张家港生活了多年。此前他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的文章，观察之细微、论述之犀利，有别于单纯的经济学家视角，显然不是外人所能道。我希望从他那里更多地了解一些苏南经济的特质。

在那个小城市的一个小餐馆，他一边喝黄酒，一边为我讲述他眼里的苏南。他首先从与自己家乡的对比中认识苏南人，进而了解苏南经济。他认为苏南经济发达得益于这里的文化底蕴。吴文化强调均衡、集体、等级，吴文化背景下的苏南人精致、唯美、勤劳、忍耐、懂世故、守秩序，适合工业化发展要求。这与推动温州经济发展的“永嘉文化”不同。永嘉文化强调个性、个体、能力，狂飙突进，善于创新，在他看来，温州模式与此息息相关。

在他看来，张家港是整个苏南模式发展的旗帜与结晶体，苏南模式的优点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暴露出来的缺点也是最透彻——比如“社区政府公司主义”，比如产权模糊、所有者缺位，比如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等等。

不久之后，新望就离开了张家港，先是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当民营经济研究所长，后到北京，任《中国改革》杂志主编。再后来，他成了我的同事，在《经济观察报》担任研究院院长。

新望是独特的，甚至是很难复制的。在历史、人文、田野调查、地方性知识等方面，他下了大功夫，系统看过当地的村志、镇志、县志、市志，以及年鉴、大事记——为了找一份原始文件，他几乎可以翻边张家港档案馆的所有文件柜。他的方法，有时顾不得规范，便直奔问题的要害而去。他既在庐山中，又在庐山外，身在苏南却是一个苏南的旁观者。如今，不知谁还会再做这种事。

那时，苏南还没有从与温州的比较和发展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中解脱出来。2000年，在常州召开过一次主题为“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讨论会，北京的一些经济学家“扬温贬苏”，让一些江苏人很是不快。新望发表那篇《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自然使江苏理论界和政府部门一时难于接受。他在当地承受了很大压力，还被扣了一个季度的奖金。很多人认为，这是对苏南模式“丢刀子”。他们显然害怕失去对企业的控制力。还好，他的研究得到了后来的当地领导以及来自北京的经济学前辈们的支持。有学者说，那篇文章至少使苏南改制提前了半年，而当过江苏省常务副省长的蒋定之说，那篇文章对乡镇企业改制起了决定性作用。

至于改制，肯定是市场化与逆市场化两种潮流交汇在一起，一言难尽。新望后来告诉我，那是一场运动式的改制、分配式的改制，是干部们一项自上而下的政绩工程，于是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做法甚或黑箱操作——首先是国有银行成为先破后转、破产逃债的最大受害者，随后，在理应有地方政府、社区政府、社区居民、企业职工这几方利益相关者参加的改制谈判中，社区居民和企业职工始终是谈判桌前的缺席者。

但是无论如何，传统的苏南模式，毕竟“终结”了。从那之后，苏南经济进人了一个无模式——或者说是没有统一模式——的时代。那些对前苏南模式的微词与诟病，那些对新苏南模式的种种定义与包装，在一个多元的苏南面前，多少有些苍白而无力。  也就是在我采访沈文荣的前后，在苏南地区内部，出现了另一种模式之争。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苏南县（市）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位居前两名的分别是昆山和江阴，当时在全国分列三、四位。但江阴在许多硬指标上——比如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开票销售收入、工业投入等等——超过昆山，居于全国首位。而这两个地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江阴依赖自己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通过资本运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推进区域经济进步；当时的昆山市委书记张雷则坦承，昆山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土地招商和引进项目，市镇建设主要靠有偿出让土地聚集资金——虽然他们的“有偿”被很多人认为是得不偿失。

江阴是一种内生经济模式，而昆山主要依赖外部资金和外部市场，是一种典型的外来经济。不同的区域选择，谁更具有发展后劲？谁能代表新的苏南模式？

苏南人虽然已经不太在意外省的口水和腹诽，但内部却开始暗暗较劲。

夕阳产业与上市公司

2002年5月的一天，说到当时的苏南，说到江阴与昆山的比较，时任中共江阴市委书记王伟成用了十六个字来概括：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有千秋，各具特色。

“现在，谁都可以代表苏南，谁又不能完全代表苏南，江阴和昆山，以及张家港和常熟等地，谁都没有形成绝对优势。”但在称道昆山之余，这位在江阴土生土长的市委书记依然掩饰不住他的自豪感，“江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明显多于昆山，民族工业实力明显强于昆山。”

在他的办公室背后就是著名的江阴长江大桥，号称“国内第一缆索”的大桥主缆钢丝就是由江阴自己生产，被认为是传统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结晶。

2001年，江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365亿元，财政收入36.03亿元，成为江苏省“第一财神县”，其财政收入甚至超过了海南全省。这个面积只有全国万分之一、人口只占全国千分之一的县级市，却能够创造出超过全国三百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此良好的表现，竞主要来自那些被外人视为夕阳产业的传统工业。

江阴本身就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但传统产业基础的形成，应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苏南模式的兴起与发展阶段，当时苏南地区从上海引人了大量资金、设备和人才，承接了纺织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那时候上海很多人抱怨苏南在挖上海的墙角，但是如果没有当时的产业迁徙，今天的上海在产业转型中将更加尾大不掉。

乡镇企业+传统产业，似乎是注定走向衰败的公式，然而江阴做出了新的求解。随着发展条件的变化，江阴乡镇企业在深化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变革的“二次创业”基础上，先知先觉地搞起了资本经营工程。1997年以后，江阴市的股票上市工作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全线出击，采用多种方法，直接或间接地拥有了10家上市公司——法尔胜、华西村、东泰控股、四环生物、模塑科技、江苏阳光、澄星股份、南京中达、凯诺科技和中国化建。这10家公司全部集中在第二产业，前9家为江阴方控股，其中7家为乡镇企业控股。而这个数字是不断刷新的，短短几年间，就已经超过20家。

苏南模式时期的江阴，形成了全国最大的精毛纺企业阳光集团和三毛集团，毛纺织工业总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另外还有全国最大的软塑包装基地申达集团，全国最大的磷化工生产企业澄星集团，全国最大的模具塑料生产企业江阴模塑集团，全国最著名的行政村之一华西村，全国最大的金属制品企业法尔胜集团。这些企业为“江阴板块”奠定了坚实的上市基础。

与外界对苏南模式的批评相反，江阴人非常感谢那个时期的积累，对于他们来说，苏南模式无前无后，无始无终，甚至可以无名无姓，而历史是流动与发展的。

江阴人的智慧与机敏在企业上市的过程中显现出来。当时，10家上市公司中，有4家是单独上市，2家捆绑、参股上市，4家为受让、买壳上市。当创业板热的时候，拟上市企业的改制既符合主板条件，又符合创业板要求。当创业板迟迟难以出台，江阴的企业上市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对中外合资企业，既按A股标准设立，又按B股标准设立，这样，既可上A股，又可上B股。通过两手准备，赢得左右逢源。

当时江阴上市公司的平均总股本及流通股，与沪深两地全部上市公司平均规模相比仍处于较小的规模，存在着资本扩张的需求与可能，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可持续发展及资本经营的空间很大。从上市公司募股后的投资项目看，一般是用于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并逐步向高附加值及高科技含量的新产业及相关产业领域延伸。

当一个县级市拥有了这么多家上市公司，也就创造了一个区域经济的资本运作范本。资本和公司的力量突破行政条块的桎梏，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了资源配置，并有效地进行区域传递和扩散；资本市场和资本经营风险的考验，也促使着地方政治和地方经济自我完善与进步。

当江阴经济已经以上市公司为主体，而我们还在谈论苏南“草根工业”的模式创新，多少有些不合时宜。苏南地区正在努力逾越过去那种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的“社区集体所有制”阶段，只是多数地方没有像江阴那样利用一切机遇和各种形式培育上市公司，再利用资本市场和资本经营推动微观层面上的企业改制改组、中观层面上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层面上的对内对外开放。

其实，江阴的矿产资源非常贫乏，按照我们多年一贯的因地制宜思路，江阴并不具备将那些“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乡镇企业做成大工业的物质基础。江阴没有任何铁矿，却生产出了优质钢材；江阴也没有石油资源，但照样培育出高新化工产业。当地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物质资源的依赖，而能够充分积聚和培育其他资源优势，比如社会资本。

对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有多种解读——比如有人说，江阴人很会搞关系，神通广大，民间流传着大量政府与企业到上面搞关系的经典故事——但是如果这种社会资本可以运作政策资源，它对于地方经济肯定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

通过各种手段突破非平衡状态下的政策壁垒，争夺潜在的制度收益，是苏南地区从未停止的努力。不仅仅是江阴，昆山也一直在做着这样的努力。但在区域发展的形态上，昆山走了另外一条道路。

P35-40

本书所写，多是江南变迁。

所谓“江南”，自古以来，主要是指苏南、浙江一带。这两大区域，都有人多地少的特点，都有着深厚的工商业传统，不过，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苏南走上了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而浙江，尤其是温州地区，则走上了发展个私经济道路。尽管两大地区都是大有为政府，都存在着集权文化和依附文化，但总体上说，浙江经济有着更为明显的自组织特征，其扩张更多是基于效率原则、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而传统的苏南政府干预模式，则是扭曲性的、反市场的。历史已经证明，无论发生怎样的波折，“浙江模式”都是中国地方经济的演化方向，它对其他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有着明显的整合作用，“苏南模式”本身，已经与“浙江模式”日渐趋同。

我从2001年开始关注苏南与浙江的地方经济演化理路，迄今已有十年。

过去的这十年，苏南与浙江就如一株双生花，它们之间是共生演化的关系，最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演变是一点一滴累积形成的，它们不是重叠的墓葬，而是在我们抬眼就看得见的地方。这一区域，是一部改革的百科全书，是一座历史的富矿区，但中国媒体人在区域报道中滥用发言权，破坏了声带，摘掉了思维，多流于对政策的图解，或者充斥廉价的追捧，或者转述一种肤浅的传闻，对诸多意义深远的革新与变迁，不仅不能基于理性作出判断，甚至作出了极大降解。

作为一个记者，我试图改变这一状态，希望能有更深刻的思辨与挖掘，希望能帮助读者和决策者厘清一些流行偏见。其间，虽说也会犯下“宏大叙事”的错误，但毕竟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写下来，对江南一带的经济体系、社会结构和权力运作机制有了一定的了解，通过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观察与比较，进而对中国国情有了一个全局认识。

感谢这十年，让我有幸近距离记录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此集纳江南二十余篇，权作一部行走笔记。

这些关于江苏和浙江的文字，是我在过去十年中写过的数百篇区域报道中的一小部分。翻检那些参差不齐的报道，才发现我去过最多的地方，是浙江、江苏、辽宁、山西。如今把江苏和浙江部分整理于此，算是一个记者的中国视角。

我曾经非常厌倦这些文字。因为与现实比起来，他们太粗疏了。它们基本都是为一家报纸工作的产物，在它们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无法驾驭的真实世界。我试图恢复对这个国家的整体叙述能力，但媒体工作的要求是短平快，我在一个地方的采访与写作时间，一般只有一周左右。很多时候，我知道自己并没有真正深入下去，也便没有完成一个祛魅的过程，那么这些文字，很可能就是垃圾。当然，我也曾数十次去到同一个地方，努力追踪这些地方出现的经济与社会变化，但它们在很多方面超出了我的认知能力，我把自己写空了，可能也没有触及到什么本质。

不过，它们所描述的这个区域的这段历史，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性。我的奔波与记录，虽然没有传达出这一区域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史诗色彩，但做了一些别人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做的事情，而青岛出版社把这些文字印刷出来，也是激励我还能拿起笔来。中国远远没有被写尽，但是我似乎已经失去了探寻的动力。希望这是一个转机。谢谢他们，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