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雨楼丛谈》是20世纪60年代著名掌故学家高伯雨先生的著作。全书以元明清、近代的名人书画碑刻、趣事轶闻为依托，包罗清代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文物古迹，从而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文物古迹面貌。本书是一本针对大众的历史读物，对于有志于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和历史文物的读者，可谓是不可不读之作。

《听雨楼丛谈》是20世纪60年代著名掌故学家高伯雨先生的著作。

该书共有23篇历史文章，所收文章涉及名人书法绘画、古籍图书、官名爵号、碑刻诗文、历史遗迹、作家趣闻，等等。现列举如下：薛剑公的画、《张忆娘簪花图》题咏、听松庵竹垆及其名画、赵子昂夫妇画像、铁券、灵璧石砚山、广雅书局、欧阳询的《缘果道场舍利塔记》、朝鲜的《神行禅师碑》、《四家藏墨图录》、诸葛亮和关羽的爵号、王昭君及其遗迹、绍兴东湖、麟庆的半亩园、癸卯经济特科，等等。

《听雨楼丛谈》通过朴实无华的语言，短小精悍的篇幅，向读者详细展示了中国元明清时期及近代以来的历史面貌，有利于向读者普及历史文物知识，纠正以前的历史谬误。

薛剑公的画

张忆娘簪花图题咏

听松庵竹垆及其名画

赵子昂夫妇画像

硕果仅存的铁券

李宗颢与灵璧石砚山

广雅书局及其板片

欧阳询《缘果道场舍利塔记》

朝鲜的《神行禅师碑》

《四家藏墨图录》记略

诸葛亮和关羽的爵号

王昭君及其遗迹

绍兴东湖与陶溶宣

麟庆的半亩园

广和居诗话

《丧门九客歌》考

琉璃厂书铺参案

癸卯经济特科

小说中的诗人李士棻

《孽海花》所记的官场旧事

李涵秋和他的小说

小说家毕倚虹

记忆中的徐凌霄

后记

听松庵竹垆及其名画

无锡的惠山第二泉上，有个竹垆山房，在明朝初年是听松庵(惠山有唐李阳冰篆“听松”二字，故庵以为名)。这是江南一个名胜和著名的文物。因为听松庵有一幅名画和一个竹垆，名胜与文物相得益彰，游无锡的人没有不去竹垆山房一行的。

明洪武年间，画家王绂(字孟端，号九龙山人，因为他的故乡惠山有九峰，取其意为名。孟端工山水，人品高洁，为世人敬仰)为性海上人绘竹垆图。后来履斋写第二图，吴理写第三图。第四图是乾隆年间张宗苍奉敕所写的。这个竹垆图一共四个手卷，由洪武至乾隆间四百年，海内名流，题咏殆遍。这是竹垆图咏卷的来源。

至于竹垆之制，据邵文庄序《竹垆遗事》说：洪武末年，王孟端因眼病，寓居听松庵。病愈后，在庵中的秋涛轩壁上，写了一幅庐山图。他的朋友潘克诚去看他的画，恰好有竹工从湖州来，庵主性海上人和王孟端、潘克诚教竹工用竹造了一个火垆，用来烹茶。这便是竹垆的来历。

王孟端题竹垆诗云：“僧馆高闲事事幽，竹编茶具瀹清流。气蒸阳羡三春雨；声带湘江两岸秋。玉臼夜敲苍雪冷；翠瓯晴引碧云稠。禅翁记此重开社，若个知心是赵州。”赓而和者多人，都是一时胜流。到明朝中叶，竹垆忽然遗失，不知去向。成化十二年(1476)，武昌知府邑人秦廷韶访得于城中杨氏，因作《听松庵复竹茶垆记》，现在摘录如左：

垆以竹为之，崇俭素也，于山房为宜。合垆之具，其数有六：为瓶之似弥明石鼎者一；为茗杭者四；皆陶器也，方而为茶格者一；截斑竹管为之，乃洪武间惠山听松庵真公旧物。垆之制，圆上而方下，织竹为郛，筑土为质。土甚坚密，爪之铿然作金石声，而其中歉然以虚，类谦有德者。熔铁为栅，横截上下，以节宣气候，制度绝巧，传以为真公手迹，余独疑此非良工师不能为。乡先达中书舍人王公(指孟端)尝有诗咏之……。永乐中，真公示寂，垆亦沦落人间，独诸公翰墨粲然尚存，落落与松云萝月为伍。成化丙申(1476)冬，余归自鄂渚，暇宿庵中，真公嗣孙日戒宏者出以示余，因诵王舍人所作(诗已见前，不再引)，欢其佳绝，且惜其空言无征，图欲复之，乃因释氏教述疏语一通，畀戒宏使遍访焉。已而果得于城中右族，垆尚无恙，特茗枕失去不存……垆之亡，不知其的于何年，姑记其概。收垆者，故诗人杨孟贤，复而归之者，其仲孟敬云。是岁嘉平月望日，邑人秦夔识。

以上是竹垆在明朝的故事。本来竹卢、茶具，只是一种可有可无之物，就是失去了，另外买过新的，不就算了吗？但听松庵的竹垆与别不同，它是出于诗僧性海和画家王绂之手，且经过那么多名士题咏，已成海内一件珍贵的文物，所以就值得重视了。

后来不知怎样，竹垆又再度遗失，据清初朱竹坨、王渔洋所说，竹垆为词人纳兰性德所有，康熙廿三年(1684)，顾贞观住在纳兰性德家中，性德以竹垆赠给他，贞观又携回惠山。性德死后，贞观与朱竹坨、周青士为竹垆联句。又一说，贞观携归的竹垆是仿制的，同时，盛冰壑、宋漫堂都曾仿制。至于真的竹垆，则在乾隆年间为灵源松泉和尚于北门张氏访得之，他以秦廷韶所记的规制一校，一一相合，因请姚伯南为赋《再复竹垆诗》。松泉和尚是性海的裔孙，善属文，临摹竹垆诗卷王孟端以下诸名迹。又有邵文庄的温砚垆，扬州方士康在市上买得，藏了三十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士康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因为邵文庄也题过竹垆，他的遗物应该归之听松庵，与竹垆并存，于是请扬州知府行文无锡，致此垆于惠山，王涵斋作歌记之，一时名流和者甚众。以上是康熙初年至乾隆末年竹垆的故事。

王孟端所写的竹垆图卷，在康熙年间，无锡人顾贞观得之于纳兰性德家，与竹垆同归听松庵。乾隆十六年(1751)，高宗南巡，驻跸惠山，汲第二泉水，用此竹垆煮茗，高兴起来，因和明人题咏之韵，把他的诗写在卷上，后来三次南巡都有留题。到了乾隆四十四年，无锡知县丘涟，打算重新装裱这四卷画，因取人官署，不幸署西民房失火，画尽被焚毁。江苏巡抚杨魁、布政使吴坛自请处罚，并劾丘涟，命罚银二百两给寺僧。清高宗以四卷皆毁，深为惋惜，因自己写第一图(即王孟端所作那一幅)，命皇六子永瑢写第二图，贝勒弘日午写第三图，侍郎董诰补第四图。御笔诗章，冠于卷首，于每卷图后补录明人序、疏、诗什、依其原次，以还旧观。又出内府所藏王孟端的《溪山渔隐》长卷，赐给听松庵主僧，以留王孟端胜迹，并为诗记之。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军队攻入无锡，竹垆、画卷全部散失。同治二年(1863)，秦缃业在上海买到清高宗所画的竹垆图卷，过了几年，秦恩延又得王孟端的《溪山渔隐》卷于洞庭山人家，恰遇黄埠墩僧舍落成，因并付主持僧华翼纶收藏。

这是无锡惠山的一段文物小掌故。游无锡的人必往惠山，可以见到一九五五年新修复的竹垆山房，但知道这段故事的人恐怕不多了。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日

P13-16

随笔的体裁是近代才有的吗？

不是，古人的专著就很多是随笔。有的已经组织起来，有的依然是零星片段的，有的在整篇之中还寓有散的形式。作者将平日所见所闻以及随时所得的感想，笔记下来，无意作成文章，而文章的真意味就在此。

很远的不必说他了，像曹丕的《典论》，萧绎的《金楼子》，就流传到今天的片段看来，都只是信笔写去，将自己的经历告诉读者，读者自然觉得亲切有味。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看看书名好像是古板而枯燥的，可是一大部分是笑话和故事的集合体，其中反映当时社会某些阶层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情况，成为研究南北朝后期历史的良好有用资料。

唐代古文家如韩愈、柳宗元的文集里，最好的文章并不是《原道》、《平淮西碑》之类，还要推《张中丞传后序》、《段太尉逸事状》等等，因为这些文章只是记片段的事实，不是作论，也不是作碑。《黔之驴》更好，《画记》也好。因为这些都只是随笔，都只是平常的见闻和偶然的记载。题目不在乎大，只要用朴素而灵巧的笔法写出来，即使专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也是最妙的。

唐宋人渐渐有专用随笔的体裁著成书的，宋代这种名著更多起来，如欧阳修的《归田录》，沈括的《梦溪笔谈》，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洪迈的《容斋随笔》，都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的知识。于是随笔成为一种大众喜爱的著作体裁。随笔所涉及的资料大都是人物故事、风俗制度之类，这些在正式的史书上往往不易看见，而在读史的时候又必须用作补充，于是从随笔中发掘资料，再将资料联贯组织起来，然后又用随笔的形式献给读者，这就成为掌故学。

掌故学的用处是什么呢？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随着时间而变动不停的，而已经变动了的事物，往往如云烟之逝，要想追摹起来以供参考，就很不容易。历史本身是不会留下纪录的，如果不依靠具体的事物映写下来，则所了解的历史不能真实而正确。掌故学的作用就是把关于变动了的事物种种知识积累储存起来，以供应各种需要——特别是历史研究的需要。

在中国的史书中，往往只看见兴亡大事的记载，或者官式的表面记录，而当时人们实际上是怎样活动的，只有从其他的来源中才能体会到。这就使得从事掌故学的人要负起相当重的责任了。

我是为了替高伯雨先生的《听雨楼丛谈》作序，却从随笔到掌故学扯了一大篇，是不是废话呢？

不是。为了让读者对于高先生的著作感到更深切的兴趣，是有介绍之必要的。

我所熟悉的掌故专家以随笔擅长的，一南一北，有两位。高先生以外，其他一位就是久居北京的徐一士先生。当然，此外一定还有，不过他们两位著述较多，接触较广，而且从事的时期较长。徐先生现在年高，不再能亲自动笔，所以高先生的著作就更是大家所先睹为快的了。

他们两位从事掌故之学所以得到很大的成就，有两点我们应当注意。第一、他们不是为掌故而掌故，却是从其他方面兼收并蓄了许多的知识，然后来谈掌故的。比如说，他们所谈的近几十年的掌故，实际上是几百年前的掌故都已罗列胸中，所以谈起来原原本本，不是道听途说，第二、他们对于资料的运用都十分谨慎。因为资料的来源非常复杂，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不存在问题。前人的记载常有不经意的错误，钞书刻书当然都可能有错。著书有时仅凭记忆，或者受到情感的影响，也可能有意无意地错。甚至自己亲笔题署的字也错，郑重刻在碑志上的也错。尤其是有些人说亲身见闻的事也不一定可靠，因为一方面传述的人尽管说的是亲见亲闻的事，可是他只看见听见当时发生的某一场面，而于事情的全部联系未必了然。另一方面，这些人自己有了成见，看问题总不免有点主观，再加上有些人为了贪图动人耸听，不惜以伪乱真。这种情况就使得掌故好谈而又不容易谈了。他们两位却都是对于鉴别真伪一点不肯放松的，一字之差也必须追根究柢，不容许含糊过去。自己所说的话也总是保持一定的分寸。如果有疑问而实在无法得到正确的解答，也必有一番交代。其谨严负责的态度，是符合学术要求的。

我们对于这两位的评价，不能有所轩轾，但是高先生毕竟年纪轻些，他已经吸收了徐先生的优点，再加上蓬勃充裕的精力，自然更能适应这个时代，所以对他的期望特别殷切，他的每一部新著都必定是读者所热烈欢迎。首先，我们喜欢他那种轻快的笔调，妙绪环生而并不是胡址，谈言微中而并不涉轻薄。真是读之唯恐其易尽，恨不得一部接一部迅速问世，才能满足我们的贪欲。这种文章风格是从子书及唐宋人作品中汲取而加以变化的。

但是，在读者把卷之余，无不游目骋怀，心旷神怡，作者却不知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才能有此成果，我们除了应当知道感谢以外，还应当知道这门学问究竟对我们起些什么重要作用，才能了解作者的真正贡献。

贡献是相当大的。高先生自己说过，他不多谈今时今日的事，因为今时今日的事不是“掌故”。这话未必尽然。今时今日正需要与过去对比，对比恰恰不是留恋，我们不是为了消遣而爱读他的书，也不是仅仅为了扩充知识而爱读他的书，为了作一个新时代的人，更应该读他的书。

高先生殷勤地叫我为这部新著作序，大概认为我是一匹“识途老马”，有着共同的好尚。但是我已经衰老，学问上再没有进步了，本来所得就有限，现在更无以对知友了。却不料他自己还说：“喜谈掌故，其实一无是处，年龄渐老，翻阅前作，愧汗欲死。”哪有此事？我翻阅他的《听雨楼随笔初集》，已经觉得字字精采，至今还不厌重读。后更胜前，自不待言。请读者不要听他过分谦虚的话，让我来真实地报道一番吧！

瞿兑之 一九六三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