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罗陀斯》，一本回忆录！

这部野心勃勃的回忆录，扫描岁月，排查往事，试图将七十年代庞大的国家叙事，转成一个上海少年的私人传记——吴亮可能做到了，纷乱的“文革”，变为这部传记的密集注脚，其中，每一细节，都用吴亮饱满的中低音宣称：这是他的七十年代。

《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作者吴亮站在新世纪，向已经逝去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投去远远一瞥，以当年自己的“地下阅读”为线索，描述与书有关的人与事，少年的理想，青春的悸动，激情的冷却，求知的渴望，模糊的怀疑，蠕动的不满……

字里行间，流动着一种特有的缅怀、伤逝、追忆、怀旧的动人情调，引人遐思，感怀不已。

“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马克思在文章里引用的这句话，来自《伊索寓言》。作者以此作书名，意为：我在上海生活，成长，经历青春，度过难忘的七十年代。

责任编辑说，《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是自《往事并不如烟》之后，他编的品质最好、最有价值的一本图书。著名画家陈丹青则称之为一部“野心勃勃的回忆录”。

不觉恍恍已隔世

为了逃避

没有地址的信

风中的手指

慵懒的爱情

天空之下

天涯若比邻

为了夭折的美好理想

巴尔扎克之眼

这里就是罗陀斯

你轻轻漫步踏在我得身上

水晶之夜

后楼梯上的福尔摩斯

锦灰堆与蔷薇花

陌生的国度

失乐园

仰望星空

曙光

后记

三十八年过去了，我仍清楚地记得他们中一些人的名字，让我试着回忆：孔罗荪、萧岱、芦芒、哈华、冯岗、卢坤、何振志、陈雁如、黄宗英、左泥……(他们或戴棉帽或以围巾包扎脸颊的样子，此刻在我眼前浮现了)，他们是文联系统(彼时叫作文艺战线)的牛鬼蛇神(后来我经过观察，其中一些人尚且活跃，可能已解除监督，另一些则始终沉默，处境不明。他们彼此间还会发生一点摩擦，用十分标准甚至悦耳的普通话互相指责，不过几个回合就自动停战了)，临时被美术馆“工宣队”头头召集到这里参加防空洞劳动的。需要注释的是，我父亲的大书柜里有数十本五十年代的《文艺报》、《萌芽》、《人民文学》之类的文学期刊，一九六七年学校停课，我就已经把它们翻了个遍。孔罗荪在《文艺报》上的官样文章我没兴趣看，却记住了他的名字“罗荪”(手写体)。芦芒这个名字我更熟，由哈琼文配水粉画，芦芒频繁在《萌芽》为年轻读者奉献他马雅可夫斯基式的祖国赞，想不到我竟然在这儿一睹他的灰白长发与难以遮盖的忧郁目光，他围一条棕色的格子围巾，让我想起孙道临扮演的落魄知识分子肖涧秋。《早春二月》放映时我还小，不过，我姐姐收藏的《大众电影》中有彩色剧照，我看过：一座江南小镇，春光明媚(后被指责为世外桃源)，孙道临长衫，白色围巾，新潮的谢芳与哀婉的上官云珠……

这些昔日官员昔日明星昔日作家，今日皆为丧魂落魄之人，同情以外，心中突然滋生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抚慰：所有的人皆可能是坏人，反之亦然。我想到了我的父亲，此时，作为一个继续被审查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和他的“走资派”、“三青团”干部、逃亡地主、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同伙集中在崇明财政系统(彼时叫做财政战线)“五七干校”监督劳动，那里同样天寒地冻，我无法，也不愿去想象他此刻在干什么，他整整五十岁了，就如窗玻璃外的那一溜步履蹒跚的人影，渺小、卑微、虚弱……《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振聋发聩：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但是，无产阶级得到世界之后，谁将得到锁链？

这问句如闪电般，让我哆嗦了，一个多么危险的问句啊。

有无数往事其实并不储存在我的内心，而是隐藏于某些事物，甚至隐藏在某些事物的名称巾。遗忘是我们生活在绝境中时的绝对之需，遗忘就是将那些发生过的屈辱、难堪与痛苦经历一古脑儿扔给了世界，以便继续活下去。所谓内心，它不过是被人们夸大了的一个子虚乌有的地方罢了。由于记忆和遗忘无非是人们通过无意识去进行删选的结果，我从不刻意去记住什么。不用担心的是，我的记忆常遇天赐良机：那些事物、那些事物的名称、那些事物后的事物以及那些事物名称所唤起的其他事物名称，在某一时刻因缘际会，它们相遇了。

一九六八年九月中小学复课了。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斗批改”，原有的重点学校和民办学校一律撤销，不再需要入学考试，按照居住区域的划分，我进了向明中学初一第五班(初一共有十五个班，可推算一九五四、五五年是生育高峰，难怪马寅初一九五七年提出了“新人口论”)。开学那天向明中学的印象已模糊，惟记得新生如蚁，教室窗子没有玻璃，没有入学典礼，没有课本，也没有班主任。操场近旁的读报栏和篱笆墙糊满了层层叠叠的大字报，全校教职员工中间据称已揪出了六十多个“牛鬼蛇神”。两个月后，学校“工宣队”(代替班主任管我们班的叫梁师傅，一个让女生害怕的龌龊之人，整天披一件脏兮兮的军大衣)分配给我们班一个牛鬼蛇神，“继续搞好斗批改”的活教材，供全班学生监督批判用，姓李，原先教生物课的。平时没事就让他扫厕所，闲着无聊想斗他了，则必须随叫随到。每天上午八点，规定李老师到我们教室报到，对着毛主席像鞠躬请罪，事毕，靠墙角罚站，脸必须低垂，稍一抬头，就会有学生将他的脑袋摁下去，既然不能抬头，李老师便只得从眼角朝两边看人，却又被警觉的学生说成“贼眉鼠眼”并来回抽他脸颊，他也不躲，任凭抽。  对类似闹哄哄的批斗场面，我已麻木，轻度暴力，侮辱，戏弄，恶作剧。我早司空见惯。新学生们根本不认识这位李老师，他只是一个符号(用今天的说法)，一个阶级斗争的反面角色。至于他后来怎样了，班上谁都没关心，我也是。不过，在我和这位李老师之间，曾发生过一件事，这事当时没对他造成可被他意识到的伤害，因为他肯定浑然不觉。不过这事对于我，却称得上经历了一次刻骨的心理煎熬，它对我以后形成的“个人/群体”伦理观念产生创伤性影响。

很奇怪，自小，老师便不怎么喜欢我(当然，那是一九六六年之前)。我不捣蛋，从未萌生胡作非为的念头。老师不喜欢我的原因，是我一向不认真听课，甚至根本就不听课。更可恶的还在于，每次考试，偏偏我的成绩又多半全班第一，这让老师尤为难堪(尤其语文老师)。小学两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教科书才教了几个汉字啊，我就在课桌底下偷看刘知侠厚厚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了，繁体，竖排本，不认识的字，跳过去；遇繁体字就猜，看看上下文，似懂非懂能蒙个大意，反正也不必念出来。这事被语文老师发现后，对她刺激很大，除了在学生家庭联系手册上给我父母写措辞激烈的批评信，还屡次登门家访，指我是班里影响其他同学学习的“害群之马”。父亲非常生气，至今我还保留着小学两年级时的那本学生手册，赫赫然白纸黑字，有我父亲亲笔给班主任(即语文老师)的道歉留言：已经教育了吴亮，吴亮保证坚决改正缺点。

此外，“缺乏集体观念”是我的另一项重要缺点(这缺点，在我的学生手册里数次提到)。可能就因这两条，我没有被批准第一批加人少先队，公布新队员名单那天我十分沮丧，但这个打击没有给我留下持久的阴影，我惟一可以引以自慰的(说精神胜利法也没错)，就是我的学习分数总是名列前茅，何况考试前从不复习。我总有比别的孩子更多时间阅览“课外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少年文艺》，两个姐姐的中学语文课本，初级物理，连母亲订阅的《支部生活》与《中国妇女》我亦好奇——我专看《支部生活》每期末页刊登的乐小英漫画，幅幅配有小品文，讽刺基层单位街道里弄的不良现象，一地鸡毛的，挺逗；偶尔还会有张乐平漫画加盟，通常每逢元旦国庆，笑眯眯的三毛胸前红领巾出场，苦孩子结束了流浪生涯，暴露旧社会的漫画家成了新中国的“歌德派”。

时光如箭飞逝，那些依次闪回的往事碎片，似黑白照片般不邀自来，若将其一一写出，它的真实性如何？我不知道。此刻，令我自己疑惑不解的是：我的确随着我的文字到达了那一个个我想看就能看到的场景，它们清晰如斯，比我的文字更清晰，那么，在此之前，这些影像、容颜、句子、图片，甚至更琐屑的小细节，究竟存放于何处？我永远搞不清人的大脑有多复杂——任何已经失去的东西都不再属于你了，但因你还能摇醒它，谈论它，那表明它依然归你所有，并牢攥于心，这种对个人历史死不放手的强健欲望，又究竟来自何处？P6-9

二○○九年秋季，当李庆西和蔡翔差不多同一天嘱我为他们共同编辑的《书城》杂志撰写专栏的时候，不假思索的我欣然同意了，我说我就写写七十年代所读过的那些书吧，那些书名你们一定也很熟悉——现在我想先对他们表示感谢，他们与我相识于难以忘记又难以如实叙述的八十年代，那时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经验，即在很短的时间里结识了数以百计的新朋友，并迅速而饥渴地将其中的一部分引为同道，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不曾考虑这个世界是否有所改变，甚至不在意各自的观点是否渐存分歧；当然，也有个别曾经非常要好的朋友与同道，因种种原故，最终我与他们分道扬镳了——但李庆西和蔡翔，却属于那种只需要一个眼神，彼此就心领神会的“同类”，我们早习惯了各自观点的“不一样”，这不仅是八十年代那一抹曾经出现的启蒙曙光留给我们的一个美好记忆及自由遗产，也可能是我们身上的那股同气相求的草莽性情所致，它与生俱来。

《我的罗陀斯》，一本回忆录，说不定它将是我多卷回忆录的第一卷，或其中之一。为这卷回忆录的出版写后记，十分自然地，就成为对这个回忆录写作的回忆——这一双重性的缠绕曾使我备感困扰：一本终于如释重负地完成了的作品(它断断续续消耗了我将近二十个月的时间)，既然已经放下，我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再次去谈论它？或许你们会发现，在写作《我的罗陀斯》的整个过程中，我运用了多种叙述形式，而在它们的背后，则是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强劲动力，它居然如我所愿地持续到最后一章——现在它已偃旗息鼓，无法重新找回；正如我在此书某处提到的那样，要回忆起我的写作过程就像对医生描述我们经历的心理过程，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书城》是我近年来少数几本每期必读的杂志之一种，我熟悉其中的不少老作者，或熟悉在他们旁边的某些新名字。我一向只为我熟悉的朋友写作，我在乎我的朋友，我从不考虑那个抽象而陌生的读者。写作就是写信，你们会给一个陌生人写信吗，或者你们在意一个陌生人给你的来信吗……《书城》由于它众所周知的圈内性质，决定了《我的罗陀斯》以七十年代为布景以阅读为情节，它一开始的题目叫《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其所指一目了然。这个专栏自2010年一月起刊出后不久，我陆续听到显然来自同一营垒的友人们之褒奖，包括我从未谋面的远方同道。久闻其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培元最早直接打电话给我，他的锐利眼光和同代人偏爱使他仅读了我前面的三、四章，就鼓动我的书写完后即交他编辑出版。此后，又有数家出版社联系上了我，以电话、邮件或最传统的手写信笺，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得在这里诚恳地感谢他(她)们——我有点不相信，这可能吗？出版社主动找我，为了一本刚刚开始写作前景尚不明的回忆录，这在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是前所未有的。的确，《我的罗陀斯》太早引起多位出版业人士的跟踪性关注，不免令我稍有惊奇并因此感受压力，似乎从今往后我就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按期出场演出了。我无意识地放缓了写作的速度，其间还两次爽约中断了《书城》的专栏连载，倒不完全是日常事务的分心与其他工作的干扰，而是本来不过给朋友看的写作成了事先张扬的写作，好像有些变味了。幸运的是情况并没有变坏，周期性的写作如同周期性的热病，我欲罢不能，那种深深陷入的回忆所鼓荡起来的激情似乎总能够跟上我的写作步伐，事先张扬则把我逼到了被灯光照亮的死角，我想象他们在注视我的每一行字，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在此之前，我的写作基本是隐秘的，独语的，不被过分关注的；充其量他们只是在看我在关注谁，我在关注什么问题，而不是关注我本身；在那种状态下，我的写作是如此地放松乃至放肆，我不会在意是谁将读它，将怎样读它……现在我在意了，一切都变了，接下来的情况变得有点儿戏剧性，你们不妨想象这样一个场面，通常是某个深夜甚至凌晨时分，我在电脑前写完了其中的某一章，撕掉最后一页手稿，将电子文本传给了李庆西，随后打电话给他说“我写完了，”并期盼他立即就读，“我等你回音！”

将近两年了，几乎每月中旬，少则三、五天，多则一个星期，我沉浸在我的七十年代。那真是一种奇妙的经验，一个如期到来的幽灵，一波接一波的回声，恢宏庞大的幕布，无以名状的渺小面孔，沙一般的生命与沙一般的书籍，它们汹涌而出它们的字迹难以辨认。对七十年代，我没有留下一个字的书面记录：剪报、日记、信件、备忘录以及小笔记本，我什么都没有保存。感谢上帝赐予了我“必要”的记忆力，所谓必要，即那种在关键时刻迫切想要，就会即刻出现的记忆力。真令人难以置信，太无法解释了，我惟有感谢上帝——我相信，所有存在过的事物都还在，不论它们是被遗忘还是被禁止，它们依然存在于世界的某处，即便从时间上来说它们已成过去。我的写作告诉我，看似已经过去的一切，同时也以不在场的隐蔽形式存在于未来，正是写作的魔法倒转了时空，混淆了存在与虚无。写作是一种指向未来时刻的行为，它向未来索取过去；把过去重新呈现出来，难道不就是通过朝向未来的写作行为呈现过去吗？

更多的回忆正在被唤醒，正在被记录，正在被未来推至我们的面前，迫在眉睫的回忆，紧追不舍的回忆——很多时候，所谓过去的意义，是在它成为过去之后才出现的。我们正如我们抬头仰望星空，因距离过于邈远，我们看到那些来自宇宙深处的星空闪烁，那些依然投射在我们虹膜之上的光影，已是多少万年之前发出的光芒，那些遥远的星系说不定早已死亡，但我们在“此刻的看见”，如此“真切的看见”，难道仅仅是一种不在之在的虚幻错觉，而非真实本身？一如我们的回忆，回忆是面向死亡的星系行注目礼，回忆录则是投射在我们虹膜之上的历史光影，对此我深信不疑。

那么，回忆即看到一个死亡了的时代？哦不，那个时代并未死亡，至少它的遗骸仍在——我的另一位同城朋友一毛(一个奇怪的名字)，一位数学教师，一位默默无闻地拍了二十多年照片的槛外人，他对《我的罗陀斯》也产生了浓厚兴趣。而我，则对他拍摄的本城照片赞叹不已。出于对照片和文字内在相似性——战胜死亡——的观念认同，我邀请一毛来为《我的罗陀斯》拍摄配图，他愉快地答应了，我们一拍即合。留下一座城市的影像留下时代的踪迹，这不是我的任务，我要求一毛只拍那些与我的回忆录有所涉及的场景，对那个所谓繁花似锦的上海《我的罗陀斯》几乎就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更何况在那个凋敝的七十年代，我对上海的记忆全是黑白，而这恰恰是一毛最迷恋的光影波段。写作本书临近尾声的那两个月，一毛的照片摄制出来了，这些照片所传递的气氛与氛围，同我的文字质感如出一辙。现在，合作已成定局，我期待在未来的时间里，一毛的照片将与洪磊制作的封面，以及由萧海春先生题写的书名，与《我的罗陀斯》一起证明它们将经得起种种的考验。萧海春与洪磊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山水画家一个观念艺术家，两位天外客，基本同我的当代写作圈子隔绝；尽管他们两人之间素无交往，却都钟情于中国古代那个消失了的世界——前者心系董其昌石涛八大山人，后者沉湎钟繇董源纳兰性德，各有分属自己的历史后花园。

最后，我想再一次感谢王培元，他难以抑制的热情与分明的爱憎，在今天已实属罕见。我们很快就成为无所不谈的挚友，没有培元那天给我的电话，《我的罗陀斯》绝不会以现在的样子面世，甚至书中的某些行文都会出现差异——他细致而不余遗力地为我改正了书中的文字差错，并为其中的疑问与我坦率地商榷，这些看不见的繁杂工作隐藏在你们现在读到的文字背后。王培元让我体会到了友谊的温暖，就像我从许许多多这里无法一一感谢的朋友与同道那儿获得的友谊及温暖，尽管世界仍未改变，仍那样的冷酷无情。  吴亮

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这部野心勃勃的回忆录，扫描岁月，排查往事，试图将七十年代庞大的国家叙事，转成一个上海少年的私人传记——吴亮可能做到了，纷乱的“文革”，变为这部传记的密集注脚，其中，每一细节，都用吴亮饱满的中低音宣称：这是他的七十年代。

——陈丹青

毕竟，我还继续在这里生活，“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引用了这个典故，我一九七五年读马克思这篇文章，却还没读过《伊索寓言》呢。不能只有到达了罗陀斯岛，我才得以自由写作……既然八十年代不方便写，我或许可以朝七十年代投去远远一瞥，以当年的地下阅读为线索。讲讲那些与书有关的人与事，激情的冷却，求知的饥渴，模糊的怀疑，蠕动的不满……

我别无选择，上海就是我的罗陀斯。

——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