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炊事员李开文
每当有人说他李开文是毛主席的炊事员，李开文都忙摇头，解释说，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十一年，这事不假，但他不是只给毛主席一人做饭，他担任的是中央特灶班的班长。现在，他已经“走”了多年了，大家每每提起他，都还是会这样称呼他。
李开文离开大别山，一别，就是十七年。
离开大别山的那天，他已经三十五岁。三十五岁的李开文，终于成为一个红军战士。其实，在这之前，他早就已经为红军做事了，不过那时他还只是个赤卫队员。
他所在的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九团，撤离大别山的时候，走得太匆忙。记得那一天是一九三二年农历八月十九日，黄昏时分，部队接到了命令，说声走，当即开拔。
要去哪儿？他不知道。团长也不知道。只知道蝗虫一般的敌人，一下子就从四面八方向大别山扑来了。
团长说，中国的山，都是东西走向，黄河和长江才会由西往东淌，从青海高原流经十几个省，最后归人大海。唯独这座大别山，横在中原，群山中又突然冒出了一支数万人的红军队伍，就成了横在蒋介石喉咙里的一根硬刺，于是他亲自坐镇汉口，发动了这次“大围剿”。
红军战士虽在七里坪、河口、胡山寨几地浴血奋战，却终因敌众我寡，不得不挥泪西撤，强行突围。
这次的强行突围，使李开文获得了成为一个红军战士的机会。这机会，来自他的一双铁脚板。这双铁脚板是他打小烧窑练就的，更是到燕子河租田种地时练出来的，别看他个头不高，不到一米六，但人壮实，担子一上肩，一天可以走上一百多里的山路，早把脚底板的老皮儿练厚。因为脚功硬，吃得苦，人又忠厚，接到突围的命令时，他就被团长从赤卫队里挑拣出来，正式转为红军的担架兵；当兵的同时，也就当上了担架一班的班长。
“那一天，也巧，大部队从金寨县的板棚出发，正是从我家屋后经过。我不敢进屋。只偷着望了几眼，就跟着队伍走过去了。”
三十四年前的一九七六年，陈桂棣最初采访李开文时，他曾这样叙述道。
“队伍就从你家屋后经过，你也没有进屋向爱人告个别？”陈桂棣有点不理解。
“爱人？”李开文一怔。
“啊。我是说，你没去同老婆打声招呼？”
“没有。”
“来不及？”
“是不敢。”
“——为什么？”
“你想，”李开文说，“她刚生下了一对双胞胎，才十六天，我一进屋，准当俘虏。我这个人不怕白狗子的子弹，就怕老婆的眼泪。”
就这样，他心一狠，已经走到自己家屋后的竹园子里了也没停步。
谁知，他还是被跑出来看过队伍的大儿子李锦旭发现了。八岁的李锦旭哭着，喊着，奔到他跟前，说：“爸，妈妈天天念着你，等你回家呢！”
他不敢看孩子，更不敢停下。
李锦旭好不容易找到父亲，拼命地哭喊着追了上来。
“李班长，你还是回去看一下吧！”边上的担架队员也忍不住地劝他。
李开文这才停下来，回了一下头，望一眼哭成了泪人的儿子。但他马上又折过脸，走得更快了。他再没有停下，但眼泪已经把视线模糊了。
这时儿子疯了似的冲过来，一下抱住他的一条腿不放。李开文不由一惊，不敢再犹豫了，一脚把儿子踢开。 被踢了一脚的李锦旭，呆在了地上，他没再追。李开文也再没回头。就这样，他离开了板棚，离开了金寨，离开了大别山。
回忆这段往事，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李开文仍禁不住眼圈儿发红。他沉默了半晌，才对陈桂棣说：“革命是不能回头的，我的命大，当年许多战士就牺牲在西撤的路上。”
西撤的路，是杀出来的一条血路。成了红军战士的李开文，这以后，一天没有摸过枪，枪声一响，他就带着他的担架一班，两眼不眨地盯住火线上的指战员，大家冲上去了，他们就地卧倒。有人倒下了，他们就冲上去：战士负伤了就抬战士，他们就同负了伤的战士一道与死亡赛跑；首长负伤了就抬首长，这时他们的肩头便成了一个流动的“指挥所”。
为甩掉围追堵截的敌人，西撤的部队忍痛丢掉了笨重的武器，轻装前进；但担架上躺着的战士，不可能丢掉；担架上负了伤的首长，更丢不得。因此，李开文带领的担架班，每一天都在负重前行。
离开了大别山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如同离开亲娘迷了路的孩子，突然打响的遭遇战越来越多，常常要不停地冲锋，连天急行军。大路都让给敌人了，红军只能走小道，走那些没人愿走的山道。李开文脚上的草鞋早就磨破了，一走就留下了一个血脚印。
七十三师两千名干部战士都害上了烂脚病，一边赶着路，一边龇牙咧嘴，忍不住地叫。有些战士吃不消，绝望了，就趁着黑夜丢下枪支溜号了。担架班里的一个老乡，这天也要溜走，被李开文发现，上去一把将他抓住。
老乡苦苦哀求：“李班长，我撑不住了，放我回家吧！”
李开文问：“回大别山去？”
“是。”
“你咋这么糊涂？你以为你还回得了大别山？”
老乡不解地望着李开文。
李开文说：“你参加了革命，就成了离弦的箭，没有了回头的路。现在大别山已经落在敌人手里，你回去就等于去找死。既然回去是一个死，不如跟着队伍杀一条活路来！”
老乡哑巴了半天，最后跟着李开文归了队。P1-4
大别山不会忘记
王达敏
无论别人怎么评价陈桂棣，在我眼里，他都是一位有骨气有思想敢担当的知识分子，一位为文致远的作家；其妻春桃，和他真可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湘妹子直率本真，才情秀逸，难得的是个性中有着一种明晰的坚定。二人因文学结缘，又因文学远行，名扬海内又海外。二十年来，他们共创最难持续发展的报告文学，竟然在文坛乃至整个社会刮起一次次旋风。吊诡的是，每当其作轰动效应兴起之际，正是他们宿命般地被推到风口浪尖之时。他们原本都是本色文人，忧国忧民，以文立世，均无搏击风雨之长技，而结果却时而弄得他们心力交瘁。由此，他们常常感叹写作太难，几次想废笔归山终落空。
二００四年，历时三年完成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终于发表出版，了却了他们的一大心愿。这一年，陈桂棣已过耳顺之年，望着他们精疲力竭极其憔悴的样子，我劝他们，别写报告文学了，你们储存着那么多精彩的故事和有趣的边角料，不以散文随笔出之，岂不可惜！
春桃不置可否；陈桂棣话到嘴边又退回去，心有不甘的样子。时间过去了一年又一年，我期待的“大别山故事”也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这就是他们在《当代》杂志以连载形式发表的五篇“纪事”：《毛泽东的炊事员李开文》、《将军身后事》、《“叛徒”何曼》、《失语的红军》、《鬼妹》。
惯于“深潜”的他们，一旦落笔，依然沉重。《毛泽东的炊事员李开文》：一位有着光荣的革命史，曾任中央特灶班班长，一辈子心中只有党、只有人民的老红军李开文，晚年生活窘困凄凉，渐渐地被时代所遗忘所抛弃。《将军身后事》：一代名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被洪学智将军称之为“百战沙场碎铁衣”的“常胜将军”许继慎，冤死于革命内部极左的“大肃反”。《“叛徒”何曼》：十六岁参加红军，十八岁担任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队队长．同样是百战沙场的英雄何曼，狱中为了解救战友而被逼在敌人的《反省书》上签字，一世英名付流水，成为人人鄙视的“叛徒”而被打入另册，在革命伦理与民间伦理的对立中，他成了牺牲品——他想保住战友们的生命，就要在敌人的《反省书》上签字，就会给革命事业造成伤害；若想保住自己的名节，以革命利益至上，他就要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被敌人杀害；他选择了入地狱，一辈子不后悔。《失语的红军》：红军西路军被马步芳的军队打散，副团长廖永和负重伤滞留青海草原十二年，被异域同化后竟然听不懂也不会说汉话了，变成“失语的红军”。《鬼妹》：从张国焘在苏区“大肃反”的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红军女干部徐德英，由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变成一个面目狰狞的“鬼妹”，一辈子背负“历史问题”，悲伤而屈辱地活着。
“纪事”牵出故事，写大别山红军英雄的故事；故事又超越故事，作者以人类的基本价值为伦理原则，质疑过往历史，追问现实，出以悲情，写大别山老红军悲剧命运或悲剧性传奇故事。这些出生入死，曾为共和国的建立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英雄们的悲剧命运让人深切同情；当人们发现这些本不该发生更不该定格的悲剧一再发生时，质疑、追问和思考便一并进发出来。
可以断定，这正是作者的写作意图及其追求的艺术效果。猛然想起，这不正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以文托思、以理胜文的“路数”吗？读遍他们的报告文学，再读这些“大别山故事”，由此而断言它们是穿着散文装束的“陈式”报告文学，应该不会错。
可与此相比照的，是春桃发表于二００一年的《失忆的龙河口》（结集后改为《失忆的万佛湖》）。那也是“大别山故事”，从一个人的悲剧性命运反思一个时代。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许芳华在兴修龙河口水库（现改为“万佛湖景区”）中脱颖而出，成为淠史杭工程建设中赫赫有名的“五大英雄”之一，而且是“五大英雄”中唯一的女英雄。时过境迁，特别是改革开放年代对极左年代的否定，许芳华连同那个年代创造的积极奉献的崇高无私的民族精神也被遗忘甚至被否定了。而这，正是作者所担忧的：一个民族在前进中丧失记忆是可怕的，集体失忆意味着我们这个民族不是有意回避历史，就是极力否定历史；民族的集体失忆会导致民族精神内力的下降和民族自我反思意识的削弱，会为今天和明天埋下巨大的隐患。
有人说所有历史都是穿着不同服装的当代史，这是因为历史是当代“过去”的累积，当代是历史“未来”的呈现，其中隐含着世代一脉相承的遗传密码。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表述：历史是现在和未来的模型，所有对现实的设计预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来对未来作出推断，也就是从历史推断未来。陈桂棣和春桃以回溯的方式反思历史、拷问历史，无疑是想解开历史世代遗传之密码。具体到这几篇作品，他们要解开的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那些危害性及其隐匿形式，从人物悲剧和时代悲剧中辨识其本质。他们描写一个个悲剧，实际上要表达的是一种警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如同《失忆的龙河口》，亦即深刻的警世之作。
陈桂棣、春桃为何这么死心塌地地操心文学？说他们写敏感问题、重大社会问题纯粹为了出名，恐怕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说他们完全是出于作家崇高的使命感，知识分子人道主义的良知；说他们喜欢用报告文学这种形式与现实对话、与人生对话，这也只是评论家对他们的评价。他们自己的定位是：做一个立志记录和推动社会进程的报告文学作家。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总应该为改变中国的现状做点什么。”
这种具有分析理性的写作已经与他们的生命意识融为一体，成为生命的存在形式，彼此互相定义了。既然如此，我劝他们弃报告文学而写散文随笔，岂不是夺人所爱，强人所难！
但我相信他们能够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2011年6月28日
如此而已
去年八月中旬，红色旅游火热全国时，春桃接到一个大别山农民的电话，希望帮忙办一件极小的小事：老房朽了，摇摇欲坠，希望申请政府补贴略作翻修。
相对于我们越来越富裕的政府，和越来越豪华的办公楼，这只需一笔小钱。相对于房主的身份，更是微不足道：房主叫李开文，是完整走过长征路的老红军，在延安，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炊事员。
我们夫妻却为此犯难。多小的事情，落到农民身上，落到我们这类手无寸权的文人手上，都不是小事。不说李开文已经过世，就是他还健在，恐怕也难办。二十年前，为了一件同样的“小事”，陈桂棣带着李开文亲笔求助信求助政府，招致的也是冷漠：大别山的老红军多了去了，都要照顾，怎么得了！
也是，大别山的老红军多了去了，当年参军参战的就有二百多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惨遭国民党杀害又惨遭日本鬼子杀害，还有共产党自己肃反误杀，到新中国成立，仍有上百万。除去董必武、李先念、徐向前、洪学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在外工作者，生活在大别山的老红军，也还有很多。不说那些一直享受着红军待遇的，就说因种种原因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落实政策承认为“红军失散人员”的，仅一个金寨县便有三千五百九十七人，一个六安市则多达七千五百六十人。
真是多了去了。走进大别山，任何一座荒野中的孤坟，都可能是无名烈士墓，任何一个山中老人，都可能是红军老战士。二十年前，陈桂棣路遇一双目失明的老人骑牛上山，一问，革命资格居然比老红军还要老。问他为什么不休息，反问道：难道打了几年仗，就要享一辈子福？
如此人物，本来是共和国的脊梁，中华民族的财富，但在有些地方，就因为多了去了，所以不值得宝贵，不值得记忆，甚至成了少数人眼中的包袱。总是要等他们死绝了，都成了孤魂野鬼，才想起修几个纪念馆，造几个故居，开展轰轰烈烈的红色旅游，打造红色经济增长点。
八十年前，大别山遭遇了史上最惨烈的“自杀”，领导三大起义创建了三支红军队伍的周维炯、舒传贤、姜镜堂、戴克敏、曹学敏，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等红军领袖尽数被杀，地方党政部门负责人几乎被斩尽杀绝，其中包括正在七里坪前线指挥反围剿的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
下达屠杀令者是张国焘，当时是共产党的领导之一，后来是共产党的叛徒。
五十年前，时任中共中央理论小组长的康生发表“三个一”意见：宣传革命历史要突出一个领袖、一支红军、一块红色根据地。
从此，大别山在惨遭张国焘屠杀之后，又惨遭抹杀。关于红色根据地，人们言必称井冈山，黄洋界；言必称洪湖水，浪打浪；很少说大别山。说到大别山，也多是解放战争中的刘邓大军，殊不知大别山还孕育了红一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和红四方面军；还有从大别山开始的红军长征，自一九三二年九月起，至一九三七年四月，比起众所周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间和距离，艰苦和惨烈，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就有了一位时任领导人的一席追问：为什么看得见井冈山，听得到洪湖水，就是见不到大别山？
说远了。总之，屠杀也罢，少说也罢，大别山的老红军还是多了去了！
好了，以我们的能力，我们所能做的，也就去大别山走一走，聊一聊，捡拾散落在山野间记忆，然后整理出几个“多了去了”的大别山老红军的故事，“以飨读者”。
如此而已。
整理期间，我们得到了老红军后裔李运兵、张明珍、何运新、何光炎、廖少森、金龙和、金龙云，特别是六安党史办鲍劲夫、金寨作家王京隆和李建梅的热情帮助。王京隆还直接参加了《“叛徒”何曼》和《失语的红军》的写作。我们还参考了徐向前元帅，洪学智、许世友、王宏坤、李德生、吴昌炽、漆远渥、廖运泽诸将军，以及胡允恭、江皖白、区考、许挺等许多同志大量的文稿和资料。
在此，一并感谢。
在陈桂棣、春桃所著的《寻找大别山》的那些红色记忆中，我们看得见井冈山，听得到洪湖水，也别忘了还有大别山！
《寻找大别山》的作者守望数十年，寻访千万里，讲述共和国脊梁的悲怆记忆，痛说一代红色传奇。
陈桂棣、春桃所著的《寻找大别山》讲述：八十年前，大别山遭遇了史上最惨烈的“自杀”，领导三大起义创建了三支红军队伍的红军领袖尽数被杀，地方党政负责人几乎被斩尽杀绝，其中包括正在七里坪指挥反围剿的徐向前的妻子。
大别山红军，历经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被国民党杀害，被日本鬼子杀害，被肃反杀害，高达百万。
走进大别山，任何一座荒野中的孤坟，都可能是无名烈士墓，任何一个山中老人，都可能是红军老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