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网上行走时叫“冰冷雨天”, 自称“老冰”,早年活跃于西祠胡同、天涯等论坛,在不少网站开有博客。在网上连载的“冰眼看日本系列”等都转载率极高。他的作品有上百万的粉丝追捧。
旅居日本多年,查阅了很多宝贵资料,以一个中国人的视野来看待日本的政治制度和官僚体系,给读者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日本统治阶级。
《谁在统治着日本》语言生动幽默,叙述事情,环环相扣。 “侃大山”式的俞式幽默写作风格,让读者在轻松诙谐中就了解了谁在真正统治着日本曾经的“日本奇迹”,归功于谁,如今的经济萧条,归罪于谁?究竟谁是“始作俑者”,谁在真正统治着日本?
《谁在统治着日本》由俞天任编著。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亚洲首先成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走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日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拥有一支高效、主动、积极并且廉洁的高级公务员队伍,日本的高级公务员制度是亚洲国家仿效的对象,李光耀就曾经说过日本的制度中最值得新加坡学习的是它的高级公务员制度。可是在培养出了这支公务员队伍的日本,现在却开始了一场排斥和否定这种高级公务员制度甚至排斥和否定这支高级公务员队伍本身的大合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谁在统治着日本》通过日本高级公务员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来回答这个问题。
三、官僚不能世袭
怎么说旧幕臣也曾经是敌人,所以不能让他们进入新政权的中枢担任高级职务,起码不能大批进入。这些看起来能干的旧幕臣也仅仅是“能吏”罢了,而且所表现的“能”仅仅体现在会写告示上。而明治政府的口号是全盘欧化,这是那些“豪杰”之士或者旧幕臣所无法担负的。况且随着各项建设的上马和陆续完成,近代社会的“官”不但已经不是那种会劝架、会拍惊堂木、会打板子的人能够胜任的了,就光会盖房子修铁路造工厂也当不了这个“官”。这才产生了要有自己新一代的“官僚”的需求。这些官僚不再是只会拨拨算盘、背背四书、写写汉诗、出出告示,而是要能够理解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构造和功能,能够理解日本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理解日本需要走向的方向并且带领日本往那个方向走的人。
欧美列强大炮威胁下打开国门之后的日本,已经睁开眼睛看到了世界,知道再不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势必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要富国强兵首先就要有人才,而当时的日本当然没有什么人才,不是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而是只有远方才有和尚,人才只有欧美才有,先从欧美各国聘请人才吧。
当时这些从欧美请来的外国专家,大多是来指导明治政府造房子、修铁路、建工厂、建学校、建军队的建筑师、工程师、农艺师、教师和军官们。外来的和尚虽然会念经,但一来收费太贵,二来日本人也有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所谓人才一定要是日本人才能使人放心。所以明治政府的各省都开办了培养工程师、建筑师、农艺师、律师、陆军军官和海军军官的专门学府,像工部省有工部大学校,司法省有法学校,陆军省有陆军士官学校,而海军省则有海军兵学校。但是唯独没有培养行政管理人才的学校,这一来是因为原来农业社会的“官最好当”的观念还继续在作祟,二来所谓“行政管理”不是哪一个衙门就能够统括,而是要整个政府来负责的。
这时出现的是留学生们。明治政府自从成立之后,就开始向欧美各国派遣大量留学生,比如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在英国和美国的留学生就分别为125人和122人,这些人再加上原来幕府政权派出的留学生,就构成了明治政府的第一代新型行政管理人才。 这批人的构成中潜伏着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来自明治天皇本人。14岁即位的明治天皇,可能是日本历史上最积极的一个天皇,虽然从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来看,日本在明治天皇时代成为了立宪君主国,但实际上明治天皇在年轻时,就曾经希望改变天皇在日本那种有名无实的地位而成为真正的君主。明治天皇对于华族第二代,也就是那些藩主和大名子弟们,曾经寄予极大的希望,比如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送往欧美各国的356名留学生中,华族子弟就有46人,占13%。但实际上那些被派到海外的华族子弟中没一个成才的,有趣的是伺候那些华族子弟的随行人员中,倒有不少人跟着沾光学了不少东西回来成才了。
明治天皇对新政府成员的子弟也实行了同样的政策,但也没有收到什么更好的效果,1940年的时候,有人对18家公爵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进行了统计,发现这些人最多的是在宫内厅里混,第二代有11人,第三代有8人。军人倒有4人,但中将以上军衔的一个都没有,混出名的只有三位:驻加拿大公使德川家正、首相近卫文磨和递信大臣山县伊三郎,其中山县伊三郎还只是山县有朋的养子。就是把观察的对象扩大到侯爵,结果还是一样。侯爵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混出来的也就只有大阪府知事大久保利武(大久保利通之子)、驻英大使井上胜之助(井上馨之子)、拓务次官小村欣一(小村寿太郎之子)和内大臣木户幸一(木户孝允之孙)这么几个人。
如果明治天皇的期望实现了的话,日本社会就应该是由皇族、旧藩主、旧大名和维新元勋们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及有血缘关系的人来统治的一个世袭社会,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当然这与皇族、藩主、大名和维新元勋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资质有关,但最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些维新元勋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用血缘来维持他们的家族统治,反过来他们制定了各种规则甚至法令来阻止血缘社会的形成。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他们对明治天皇尝试插手行政管理官员的企图就持反对态度。明治维新之后,这些元勋虽然在日本建立什么样的天皇制,天皇是应该像英国式的立宪君主还是应该像普鲁士式的绝对君主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但在不让天皇掌握过多过大的权力这点上从不含糊。这倒不是因为对君主不忠,而恰恰是因为忠于君主才不能让君主掌握过大的权力,以免出现君主一旦失误而不好收场的局面。所以不能让明治天皇的周围出现一批由皇族、旧藩主、旧大名的后代组成的权力集团,这样的权力集团能够使天皇成为有实权的绝对君主,太危险。
那么他们自己的后代是不是就能放心呢?不要说自己的后代,这些元勋们甚至把同乡关系都认为是一个问题。虽然不像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政权交替那么血腥,但明治维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次武装革命,其革命的主要力量是长州藩和萨摩藩,维新成功之后长州藩和萨摩藩掌权,政府和军队的要职均为长州萨摩出身的人所占据,这是革命,尤其是武装革命之后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但明治的元勋们并不认为这种现象应该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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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伟大的文明古国,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并不止于火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这四大发明和中国菜等,中国还创造了现代文明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官僚的选拔方法——科举制度。这种现在被称为merit system(人才考绩制)的制度,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国家选拔行政管理官员的方法。
但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在近代之后却一直被中国人自己认为是万恶之源。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个制度所选拔出来的精英官僚们,并没能阻止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各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侵略和瓜分的缘故,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所以人们迁怒于科举制度本身也是很自然的。
实际上,将19世纪下半叶之后在中国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归罪于科举制度是不公平的。首先,在中国的封建王朝里并没有一个独立的行政权力,都是从属于皇权之下的。其次,科举考试只给出了选拔的方法,并没有任何防止官僚队伍腐败的措施,所以在历代王朝兴亡的原因中总会出现“吏治腐败”这一条,这才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悲剧。
日本和中国仅仅相隔“一衣带水”,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思维方式上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日本比中国更早地进行了现代化建设,中国在很多方面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
近年来,“官僚”问题在日本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现在的日本,“官僚”这个词本身就似乎带上了负面意义,大家都争着要和“官僚”划清界限,甚至有人将现在日本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官僚或者官僚制度。
而事实上,在日本的各种经验中,最令其他国家人们羡慕的就是日本高级公务员队伍的选拔和维持的方法。日本的高级公务员不仅有能力,而且腐败的程度也相当低,日本人有一套很好的方法来刺激高级公务员的自尊心以避免腐化,而日本的这些高级公务员们也为战前、战后日本的两次崛起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众所周知,日本的政界是血缘主义横行的世界,特别是执政多年的自民党,基本上就是一些“二世”、“三世”甚至“四世”的世袭议员的组合。但在日本官界和司法界,日本人却有一套防止血缘任用和人情任用的好方法。若想成为高级公务员,靠血缘和人情是不行的,一定要靠自己努力,通过“国家公务员1种考试”才行。 与日本现在主流观点不同,笔者并不认为日本的官僚们应该为这二十年来日本的衰退负责。而是因为从田中角荣之后的日本政治家们利用了日本法制上的不健全,干扰和妨碍了官僚们的正常工作,才使得日本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一直低迷而无法脱身。
笔者不揣冒昧,以外行之身份来触摸公务员制度这一大题材,绝不是不知天高地厚,而只是想借投一他山之石激起一二浪花,引出内行高手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这才是笔者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