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元老”回忆录被禁30年后首次面世。陈恭澍的《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唯一货真价实的军统“元老”回忆录。书中，具有200次行动经验的“军统暗杀之王”揭秘暗杀行动全过程。用事实解密“被误读”的军统，是非功过重新评定。

本书是《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第4册。

本书是由陈恭澍编写的《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第4册。《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第4册的内容提要如下：

国共战事再起，陈恭澍洗脱罪名，参与了蒋介石亲自制定的“励志计划”，不久就成为了“绥靖部队”的一个主要负责人。

这个相当隐秘的“励志计划”对国民党有多重要，到底产生了哪些作用，而最终为何失败？

陈恭澍为什么突发奇想想要“策反”中共的高级将领？

全国解放前夕，陈恭澍进行的特务留置工作又有哪些不为人所知的秘密？

第一章　振衰起敝，新制特种部队“励志班”产生

　一支新制特种部队的产生

　重返旧地景物依稀

　复杂的人事关系与重叠的工作任务

　亦师亦友，战斗中的伙伴工作上的能手

第二章　“绥靖总队”暨“第一大队”概略

　解答“特种组织”与“特种部队”

　一幅轮廓突出三个特点

　主管汇报联合办事与集体领导

第三章　“绥靖部队”配属关系及故旧来投

　投文报到确定配属关系

　广纳故旧情义重实力增强

　从个人关系中理出来一条线索

　往事已成云烟结局足堪警惕

第四章　备多力分，“掏心战术”功亏一篑

　从情报的价值观念说到情报运用

　阴错阳差几乎牵涉到弄权事件

　“掏心战术”失时机

　我们在石家庄之役的战斗和牺牲

第五章　兵连祸结，地方团队与共产党民兵的苦战

　石门之失

　环境不同受欢迎与被排斥

　地方团队与共产党民兵的一场苦战

第六章　局势逆转，投诚者叛变带来巨大损失

　日本不侵略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但愿每一支队伍都如此坚强

　莫非是情势逆转而把持不住

　纵有反反复复依然泱泱大度

第七章　瞻前顾后，着手筹划“留置工作”

　清理战场中的所见所为

　再三更改迄无定向的战略方针

　一点赤心为全队前程预作安排

第八章　兵临城下，部署最后的“留置任务”

　三人同步各行各事走上了三条路

　华北战场为人所忽视的头号大敌

　亲历最后的“留置任务”

　每一仗败阵都输得心有未甘

第九章　痛定思痛，摘记平津相继沦陷

　大队南移，心也忐忑路也坎坷时也蹉跎

　余痛犹在——摘记平津相继沦陷

　围城期间看故乡街头景象

　一去不返，别了北平，别了家乡

第十章　落叶归根，我们都是动乱时代中的幸运者

　冲动和冒失几乎行为脱轨

　承担着无涯之苦勇敢地留下来

　移防无定处九月渡过千山万水

　我们都是动乱时代中的幸运者

我出生于北平，虽在流离中长大，可是从民国三年(1914)起，来来去去，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说也奇怪，每隔一段时期，总会有个大变故，而每次变故，也必然支配着我的去留。这一回又将如何？也未可预知。

一提起北平，不管怎么样，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它的确有吸引人、留住人的一股强大力量。尤其是本地人所特有的那种从容、恬适、悠闲、乐天的生活情趣，对于时刻在紧张、劳苦、忙碌、忧心中从事特工的人来说，那当然是一种诱惑了。就以我为例，总希望有那么一天，也能够过几天像北平人一样的那种平静日子。

上一次到北平，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其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二年，北平早已沦陷。我是奉命由天津来制裁华北伪政权第一号头目王克敏的。到了北平之后，先是住在北城舅舅家，因为地方太偏僻，连个电话都没有，很不方便。承代理“北平区”区长毛万里先生的善意，邀我搬到他家去。其实，他的家也就是“北平区”的区本部。照我们的规定，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应该叫我知道，何况住在里面了。也的确，王克敏一案果然给“北平区”招致了许多麻烦，幸而没有危及安全而已。

万里兄负责时的“北平区”，地址是在东城的煤渣胡同，与制裁王克敏的行动现场恰巧在同一条胡同的两端，这完全是偶合，并非出于有意的安排。

其时，据报王克敏时常到煤渣胡同(东端)会晤日本特务机关长和几名重要的顾问，后来才知道这个地方是属于平汉铁路局的一处招待所。那个时代的招待所，大多也都是适应政治活动的交易厅。记得笔者本人曾经在这所大宅门外徘徊、窥伺多次，所能见到的也只有红漆大门和偶尔出现的驻卫警察而已，印象犹深的是警察不带枪。

从民国三十六年(1947)回溯，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且说“励志班”第一期结业，我奉准不再参加第二期的训练，先行出发到北平，筹备“绥靖第一大队部”。此刻，除少数路段外，津浦铁路早已全线不通。从南京到北平，除先到上海搭飞机最快外，如果坐海轮到天津再转北平，也许会拖延十天半月之久。

在上海，不敢多作逗留，回北平与家人重聚的期待，的确急如星火，尤其是坐牢出来。

飞机降落西苑机场。那时候，飞机班次不多，舱位有限，机场上虽然有不少旅客和接机的人，当然不像现在那么热闹。  来接我的，是吴安之兄，还带着我三四岁大的儿子。这份情谊，迄今难忘。

记得先进西直门，经过地安门大街，转入交道口，安定门大街，再转弯就是马园胡同了。我的家就住在这条胡同里。

马园胡同是一条窄巷，汽车开不进去，当然也到不了门口。下车步行，还要再走好几十步。两扇小门，门上还贴着褪了色的门神，防宵小，保平安，希望他们两位能长远保我家。

进院子一看，原是一所小三合——坐北一连三间正房，两边住人，中间是客厅兼饭厅，坐西一间半厨房，坐东一间半厢房，所谓一间半，也就是不成格局的一大一小。

院子小，泥土地，没有种花草，光秃秃的毫无生机。

当时日子过得好的人家，早已改装了抽水马桶，不过，我们这里仍是老户人家所用的“蹲坑”。“蹲坑”是间小茅棚，位于厨房旁转角处，其中也只能容得下一个人。每次大解完了，都要用“炉灰”盖上。每隔一两天，总会有个背着木桶、拿着长柄铁勺的“掏粪的”，清除一次，逢年过节，打赏几个零钱也就可以了。时值民国三十六年(1947)，市面早已进入美国新装备时代，北平有一些落后地区，依然如此。

这是我回到家来的第一印象，没有什么，毕竟我还有一个家，而且我是伴随着“自由”回来的。

最令人不解的，家人几年不见了，见了面应该亲亲热热的才是，为什么都以淡淡的眼光望着我，显得那么生疏？不过，慢慢的话就多起来了。

内人告诉我：“房子是租的，胜利前，房租是用几袋面粉计算的，现在已经改用钱了。近两年来，生活全靠老朋友们接济，尤其是白世维、老齐他们回来之后。”

内人又说：“你在里头，他们都很急，总嚷着联名写报告，保你出来，一直到前几个月，才送上去，署名盖章的有二十多人。”

我问都有谁，她尽其所知地告诉了我，可是有一部分人她都不认识。这件事，在我们来说，原是不许可的，也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做。这一回，也许是因为郑介民先生为人宽厚，比较好说话吧！在我呢，当然是感戴不尽，永铭在心。此刻，所能表达的，也只有就近先去道个谢，再图后报了。

我去谢过马汉三先生。据闻，胜利后，戴先生派他任“北平办事处”主任，其后转任公开职务，现在是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长。一打听，他住在东城煤渣胡同20号，当时并没有在意。等我到了门口一看，突然想起这不就是十年前，我们几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制裁王克敏的现场吗？从前我只能悄悄从门前路过，现在可以大模大样地通名拜谒此地的主人了。

走进院子，只见花木扶疏，曲径通幽，左回廊、右亭榭……东弯西转的才被引到客堂，真是富丽堂皇，好大的排场。怪不得王克敏这些人常到这里聚会呢！至于马汉三先生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方作为办公处所，又怎么成为私人的住宅，这其中想必自有一番曲折。

这个时候，我很迷惑，感触丛生，不知道想什么是好。等定下神来，道过了谢意，把情绪整理了一下，再静静地想一想：天下的风水到底会不会轮流转？

这两天，趁着学员们还没有到达，我决定到天津去看看白世维和齐庆斌。嘴里不说，当然也是满怀感激地去谢谢他们。

世维兄，现在是“天津警备总司令部”少将稽查处长，家住前英租界(从前的英、法、日各国租界，已经全部收回)。齐庆斌兄原任“北平卫戍总司令部”少将稽查处长，现在调到天津市当警察局副局长，局长是李汉元，家住在警察局附近。我虽然在他府上住了两天，可是记不得是什么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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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五年(1946)初，美国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战事，与民国政府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军事三人小组”。该小组举行多次会议之后，正式发布“一切战斗立即停止，军事调动一律停止”命令。为有效执行停战，便在“三人小组”之下，由美方代表罗柏森上校、国民政府代表郑介民中将以及共产党代表叶剑英三人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于北平，以利执行。可是，随着事态发展，整个局势越发对国民政府不利。

其时，参与“军事调处执行部”的郑介民先生，提出了“励志计划”。由于他对共产党素有研究，并与共产党高层有多面接触，他提出来的报告与分析乃至建议事项等，尤为蒋校长所重视。稍后，“励志计划”之颁订，或与此有关联也。

关于“励志计划”之付诸实行，在刘培初先生的遗著《浮生掠影集》中，有一段记载称：“郑介民先生对我说：‘领袖要在国防部成立一个直辖的绥靖总队，我已向领袖保荐你为总队长，赶快把人民服务总队交了，来筹备这个总队。新挑选的干部，首先必须严格训练。现在已决定在中央训练团成立一个励志训练班，由我来主持，全部学员则由你率领，训练完毕后，一律为绥靖总队队员。至于一切细节及其进行，你与副厅长张炎元、侯腾两位同志商量好了。’”

“中央训练团”在南京孝陵卫，范围很大，“励志训练班”只是训练单位中的一个。班主任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先生兼任，副主任则由副厅长张炎元先生兼任。班内设一个学生总队，总队长一职就是刘培初先生。不过在刘培初先生的遗著中，他写的是“学生大队”，可是笔者又征询过当时参加受训的几位同学，都说是“总队”而不是“大队”。在总队之下，分五个大队，笔者就是第一大队的大队长。

学员的素质相当优秀，系分别选自“青年军”各师、“人民服务总队”各级干部以及“军官总队”的中下级军官。先前记得是每一大队只有50人，这恐怕不对，据同学们指出，应该是在百人以上才比较接近。

训练时间奇短，每期只有一个月，这也说明了投入实际工作的刻不容缓。所以训练的主要目标，也只能注重于精神团结、意志集中、观念一致以及对于任务的体认与探讨。时间虽短，国民政府首长大多都来讲过话，校长也来过四次，于此可见如何被重视了。

“励志班”在南京办了三期，训练出来的学员总有一千数百人。随着第一期的结业分发，“国防部绥靖总队”亦同时成立：“励志班”的学生总队长，也就是“绥靖总队”的总队长，其下，各大队长，亦即预定派遣到各工作地区属于“绥靖总队”的大队长。事实上，各大队均配属于该地最高军事单位，如“绥靖公署”、“剿共总部”等，再颁发部队代号，因而“大队长”也就成了“部队长”。在心理上或感觉上，“部队长”就显得比“大队长”冠冕得多了。

“绥靖总队”的总队部设于南京，内部也有很多幕僚单位。总队部之下，前后组成七个大队和三四个直属中队，其工作地区遍及东北、华北、华中二十多个省份，的确够庞大的了。由于派出去的各单位还可以依照规定就地收编民间武力，最盛期全部人数之多，几已无从估计，单以东北地区的第二大队而书，由总队部派员点过名的，就有两万多人了。

“绥靖总队”所属各部队，因所在地区之不同，处境各异，其与当地的配属关系如何，亦各有顺逆。至于工作作为上，当然也是各有千秋。

在这部书里所记述的，只是“绥靖总队第一大队”的一个概略，就是这点概略，也不尽是笔者个人的回忆，其中大部分都是如今在台的同志们口头上、书面中所提供的数据，至于堪为参考的有关文件，已经无处寻觅了。

第一大队部驻在北平，上级指定的工作地区，包括河北、察哈尔、绥远三省，北平、天津两市，以及热河省的一部分。这范围实在太辽阔了，如果打开地图看看，就会立即感觉到，单凭小小的一个大队，在人力支配上，这又将如何布置？怎样部署？

在上级颁订的“励志计划”中，列有四大任务，那就是“绥靖”、“情报”、“行动”与“突击”。在构想中，“绥靖工作”实施于曾被共军占据后又被克复的“收复区”，以及正与共军峙中的“交战区”。细分其中项目，有组训民众、清查户口、抚辑流亡、肃清共产党特工等。打一个比喻说，也就是开路机与清道夫。“情报工作”分战术与战略两个层次，属于战术性的，供给当地军政机关就地运用，具有战略价值者则报请上级处理。当然，做情报就是为了增强耳目的效用，“行动”则大有讲究。“行动工作”不在制裁共产党人，一般着重于破坏，尤其是对于交通运输、军事设施等。“突击工作”比较新颖，因为我们有最新式的美式自动装备，火力特强，用以攻击一个小据点，真的是手到擒来，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大意思。后来，我们深感搜集情报之日益困难，才想到为什么不用突击方式去“打隋报”？果然，我们打跑了共军的一些小部队，截获了许多文件，竟然一举两得。

接着再说第一大队的编制和组成。第一大队部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九月间建立于北平，地址是在铁狮子胡同警官学校的后进。大队辖有五个指挥室以及六到七个直属组，另外还奉准成立了一个突击队。至于由大队部配发武器辅导编组的地方武装，则不计算在内。质言之，到了民国三十七年(1948)下半年，编制外的人数，远超过编制内的人数。

五个指挥室分布在“北宁线”、“津浦线”、“平汉线”、“平古线”和“平绥线”。其驻地则视战事情况而移动。

指挥室的首长编阶中校，照规定称“指挥员”而不叫“指挥官”。至于在外面是否有人称呼指挥官，则未加深究。

直属组的数目之所以记不清，是前前后后变动太大，印象比较深的有北平附近的“北郊组”、天津市区的“情报组”、归绥市的“直属组”、平绥线上的“怀来组”、平汉线上的“保定组”、北宁线上的“榆关组”，等等。此外还有单独工作的“直属员”。

另有一个颇具战斗力的“突击队”，约200人，曾在津浦线静海至青县一带活动。

以上所列的这些工作单位，多多少少都和共军打过交道，这也就是书中的一部分内容。

员额超过编制，薪饷补给成了大问题，好在当初一时心血来潮，要求北平主管后勤的“第六兵站总监部”推荐一位军需官给我们，结果人来了，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由于大队的充分授权，这位军需官也善尽职守地使整个部队粮饷无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正当林彪率领的共军把北平四城团团围住之际，一袋袋的面粉堆满了足可以容纳数百人的大礼堂，摞起来比人还高，于此可见那个时代的“人事”与“制度”又是多么的妙不可方了。

再简单地说明一下“配属关系”：绥靖总队第一大队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九月开始，配属于“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当时“行辕主任”是李宗仁。记得第一次到中南海前去投文，是笔者通过行辕“第二处处长”张家铨兄的事先安排，出来接见我的是参谋长徐启明中将，三言两语就算完成了手续。其后，关系淡淡，似乎很少来往，也从未“命令”我们做过什么事。

“北平行辕”撤销后，则配属于“华北剿共总司令部”。说起来我并不称职，因为我从来都没去晋见过总司令傅作义。至于例行的联络则由副大队长去找“华北剿总”的第二处处长史泓兄和第三处雷处长。这种现象的存在，说穿了彼此之间都难免有些门户之见，所以很难产生亲和力。

至于公开派往各处的分支单位、各指挥室或直属组等，其与当地的军政机关，都处得不错，揆诸原因，主要的是既不筹饷、亦不征粮，如果再为地方做点有益处的事，那就更受欢迎了。

民国三十七年(1948)冬，正值工作渐人佳境，无奈大局已日趋恶化。消息传来，东北的二大队、山东的三大队、河南的四大队以及山西的五大队，相继遭受重大损失，且有溃不成军者。情报透露，共军聂荣臻、林彪所部，即将攻略北平，各地区亦顿告吃紧。

起先，大队还命令各地工作单位，除随军撤退者外，设法留下部分人员速谋潜伏之策。随后，大凡沦人共军之地，一个外乡人，无根无派，再加上准备不足，哪里潜伏得住。至此，才悔悟到如此要求，实未免强人之所难，徒做无谓牺牲，大不应该。

经此教训，乃与副大队长相商，甘冒大不韪，献计上级将一大队全部官兵调回后方，并以自愿方式征得同意后，从容部署“留置工作”，以迎接艰苦的未来。

意外的是，上级接纳了我们的建议，于1949年初，平津铁路被共军切断的前一天，全大队由副大队长率领，先至天津，再觅船海运到上海再到宁波。其后适逢蒋校长在奉化，第一大队曾奉命担任警戒，不久经福建渡海抵马公。如今在台者尚有数百人，可也都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全队离开北平后，笔者本人携大队部同志40余人分别进行“留置工作”。当时有一本很小很小的笔记本，其中有真名化名、联络规定、电台呼号、密码代号等。布置完成后，曾将此系若干人安危的小本子，呈报上级保管，其后发展如何，因已离职可就无法得知了。

不是1950年便是1951年，笔者在香港看到北平出版的共产党报纸，有一则新闻说：“一名计兆祥者开枪拒捕后饮弹自戕。”对了，计兆祥正是“留置工作”中的报务员之一。其余的命运也都相类似，恕我不能多说了。

兵临北平城下，笔者与同志40多人亦困在其中，因见闻特多，这可有得好写了，书中当有不同角度的记述。

当北平城外南苑、西苑两个飞机场失陷后，北平城内的东单牌楼大操场和先农坛里砍掉一大片柏树形成的空地上，都辟成了临时的小型飞机场，小型飞机还可以在炮火射击下勉强起降。郑介民先生持蒋校长亲笔敛傅作义书信从南京到北平来，就是在城内降落的。笔者也是搭郑先生的专机由先农坛起飞回南京的。

1949年1月，好像是在春节前几天，留在北平的另一批40余人，也搭机飞至青岛，而后分别归队或另谋他就去了。

在南京，笔者曾两度请辞，不准。1949年秋，仍在郑先生领导下，与某方合作专门从事对大陆工作。

陈恭澍

198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