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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来最好看最生动的北洋军政史!
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他们的文韬武略,让一个转瞬即逝的时代没有匆匆流逝。
北洋时代可能并不是一个颟顸武夫秉政、人文精神沦陷的时代。也许,它是古老中华步入选票时代的艰难肇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的笨拙尝试。
《文武北洋(1912-1928枭雄篇重编版)》(作者李洁)带着温情与敬意亲近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等北洋时期代表人物,追述他们在晚清民国大变革时代中的升降沉浮。
北洋时代可能并不是一个颟顸武夫秉政、人文精神沦陷的时代。也许,它是古老中华步入选票时代的艰难肇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的笨拙尝试。
《文武北洋(1912-1928枭雄篇重编版)》(作者李洁)以人物为经线,以时间为纬线,实地探访历史遗迹,爬梳史料,带着温情与敬意亲近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等北洋时期代表人物,追述他们在晚清民国大变革时代中的升降沉浮,以崭新的视角,生动的笔触,还原了北洋时代的风貌,颠覆了人们对北洋的既有认识,《文武北洋(1912-1928枭雄篇重编版)》呈现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的政治生态、人物风采。
倒是袁世凯,这位葬于此地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故事与故址,却因相隔时间不远而显得既好读又耐看。所以,我们从殷墟博物馆出来,问清了去袁世凯墓地的路,便驶过洹河大桥,沿河向东驶去。
当地人指点:往东二里地,就是洹上村,“袁林”就在那里。
正午的阳光把我们的车影飘飘忽忽地映在河水里,车影像是移动的磁头,而洹河则像历史纪录片一样,慢慢为我们播放了安阳数千年的沧桑变迁。
洹河,即安阳河,春秋战国时期,此水甚是了得——“令天下之将相,相与会于洹水之上。”《战国策》上即有这样的记载。那时“天下”小,洹河就是中央。洹河与附近的漳河、卫河一样,虽不及南边的黄河之大、之长、之深、之浓,但也像血管一样,滋养着一辈辈的豫北人。在海洋文明远未发达的时代,安阳一直是个不可小觑的中原重镇,除了作了二百多年的“商”之都城之外,前后还有大小六个朝代在此设国都或畿辅。春秋战国时这里是“邺”,不信邪的西门豹把那些装神弄鬼的人统统扔进河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那位西门先生可真叫智慧,愣是把那些自欺欺人的巫婆、神汉一个又一个地派到水里去请“河伯”出来!淹死几个可怜虫后,这一带再也没人敢传播邪教了。秦军攻克这里后,此地改称安阳;后晋时置彰德军,金代始改彰德府,明、清两代依旧制。所以,这块地处冀、鲁、晋、豫四省交界的豫北之地,成了“四省通衢,九州咽喉”。至清末,京汉铁路修经此地后,安阳变得益发重要,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与阅兵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五至初七(1906年10月22日至24日)举行的“彰德秋操”,让朝中那些不谙时事的王公大臣们第一次见识了新建陆军(简称“新军”)的军威。新军的创建者袁世凯因这场重要的“军演”而一跃成为令朝廷内外都刮目相看的实力派人物。
你看,说安阳,道安阳,安阳本是大地方嘛!
这是1999年的10月3日,我和几位同事以实际行动响应了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长假的号令,借了朋友单位一辆老式的日产面包车,从青岛一路西进,越济南,过聊城,风尘仆仆赶到了河南安阳。
想象中的安阳,是个不错的地方——远有太行耸立,近有洹河环绕,虽无游人云集的名山大川,但中原固有的苍凉之历史美、淳朴之田园美,还是很可一赏的。
有袁世凯的诗为证:
曾来此地作劳人,满目林泉气势新。
墙外太行横若障,门前洹水喜为邻。
风烟万里苍茫绕,波浪千层激荡频。
寄语长安诸旧侣,素衣蚤浣帝京尘。
老袁虽一介武人,终生戎装,但毕竟是落榜秀才,早年甚至曾在乡里组织过文学社团呢!所以,他能以诗言志。尽管他写诗的水平远不如其领军和为政那么令人瞠目,但总比后来同为军人出身的民国统治者们胜出一筹。从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作霖,一直数到晚辈的蒋介石、李宗仁,一路数下来,都不及老袁有文采呢!上面引用的那首律诗,就是袁世凯被朝廷赶回安阳后写下的。
从文者与从政者是两副脑筋,能逐鹿中原却不一定能留下佳旬。中国之人君,文武双全者寥寥无几。汉高帝刘邦只喊了一嗓子“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后,就再也没词儿了;汉朝的冤家曹操倒是个写诗高手,但他不是名义上的国君;南唐后主李煜算得上是“诗人皇帝”,可惜叉为亡国之君;清乾隆皇帝倒绝对是君主里的写诗冠军,可他老人家到处乱题的“诗海战术”却并没让后人把他划归诗人的行列,因为他留下的上万首诗实在太平庸! 扯远了,再说安阳。
眼前的安阳,却全不似老袁诗中那么引人入胜。
面前的洹河,流动着的是说不上什么颜色来的浊波,而沿河途中的民居,也多在风尘中蓬头垢面,怎么也想象不出“满目林泉气势新”的诗意来。所以,你也就想象不出这样一个至今还比较穷的小地方,怎么平地就冒出个不可一世的大总统来。
此时,已是过晌,一车人都饿了。见洹河岸边的柳枝像帘一样遮着前边的路,一时望不透,我们便在出城的路边上停下车。这儿,是城乡接合部,一大片街头饭店生意正火。下车逐家看过后,龙觉得这一溜设在人行道上的小饭店实在太脏!
我见马路对面河畔上一家有几磴台阶的新馆舍,一体的新瓷瓦贴面,加上蓝玻璃的铝合金门窗,显得很有品位,便一个人先去那儿打探。拾级而上,推开弹簧门,正面是一张人造皮的长沙发,一位中年男子正坐在那里吃盒饭。见里面过于清静,且无别的顾客,我便问他:“这里有饭吗?”那人把脸一沉:“这是茅房!”我连称对不起,同时注意到了他左右两边的内屋的玻璃门上,的确贴着“收费厕所”的字儿和标准卫生间男女人形的剪影。该公厕管理得够水平,一点儿异味儿没有,难怪这人在其间就餐泰然若素。
回来后,我把奇遇告诉了同伴们,众人咸为“殷”之厕所大大高档于饭店的文明现象而啧啧称奇。喊我们坐下的饭店老板娘却不以为然,她边麻利地用一块看不出颜色的抹布转圈儿擦着油腻腻的圆桌,一边撇嘴说:“花那么多钱盖个没人去的茅房,‘瞎弄!都在旮旯里尿,谁去花那个钱!”P6-8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即试图用自己的文字冲开覆盖在历史上的层层污秽或金粉一后人强涂在“好人”身上的金粉,其实和覆盖在“坏人”身上的污秽一样,都是对其本人和历史原貌的一种污损。总之.我是想尽量看清我感兴趣的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与体态,再通过他们,了解一下他们那个时代的真相。
我对真相感兴趣,并自信许多朋友像我一样对历史真相感兴趣。于是,我开始有计划地写这本书。
我选了民国初期,亦即北洋政府时代,开始了我的“清污工程”(前面说了,洗去金粉也算是清污)。我从一本本史料里,找到九位我最感兴趣的人一那会儿,我忘了“好人”和“坏人”的正统定位,然后.一个个地细读他们。逐渐地,九位各有非凡魅力的故人从历史屏幕的最黑处一个一个地显示在我眼前,接受我的访谈。我至今都感到庆幸——我找对人了!
我用指尖在键盘上记下了与他们的长时间的交谈。我从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先生开始,1999年底,我写完李大钊。2000年,我写了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和杨度(其中几篇,曾应邀在人民出版社的《人物》杂志上发表)。2001年,我写了吴佩孚。2002年,我写了张作霖。至2003年“非典”肆行全国时,我安静地写了陈独秀与章士钊。
九篇文章,不伦不类,既非人物传记,亦非旅游笔记。但每一篇,我都是认真记的。我很想让读者朋友从这九篇文章中窥知一点那个时代的真的模样。
2004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公司推出拙著;两年后.又推出增订版。2005年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将拙著分上、下册在海外出版发行。如果说数年前拙著在小的读书圈里稍有影响的话,那应该感谢优秀出版家刘瑞琳女士和她的年轻的团队。
八年前.闹“非典”,我写完这本书,便又回了懈怠状态,除一本轻松的人文风景介绍《风流故居》外,再无写作欲望。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的朋友曾催促重出此书,均被我谢绝。不料,今夏,原先的报界朋友王小山转身业为.“铁葫芦图书”当家人,逼我将此旧书通过他们团队再交给读者。时过八年,重温旧作,实不忍卒读!当初,对人物的研判、对史料的掌握、对读者心理的拿捏、对出版标准的考量,都过于随意。为不敷衍读者,我只能恭敬从命,用三个月的时间,重编了此书,故名“重编版”。
图片自然也比上两版丰富了不少。这些图片,凡历史照片,多是本人经年累积的;凡现实场景,则无一不是本人在各地亲手拍摄的。如有读者喜欢并留用这些图片,谨请注明之。
全部文字与图片编完后,自己掂掂,分量尚足,遂上缴作业,恭请读者朋友们批阅吧!
我既非历史学家,更非专业作家,我只是一个旅人,一个有兴趣跟着故人在故址上看故史的旅人。
谢谢朋友们!
李洁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