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曾走远，总有些人让你惦记，总有些事值得回忆，总有些伤痛不该遗忘。由雷颐编著的《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插图版)》为你讲述了“历史总会被记起”，“斯人已逝”，“历史的余波”和“不该遗忘的伤痛”四个版块的内容。“历史总会被记起”和“斯人已逝”说的都是旧人旧事，立脚点却在今天，希望能打捞一些历史的残骸，引起注意。而“历史的余波”和“不该遗忘的伤痛”则收录了部分文化评论和文学评论。

在这里，读懂百年中国与世界。

《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插图版)》分为“历史总会被记起”、“斯人已逝”、“历史的余波”、“不该遗忘的伤痛”四辑，上溯晚清，对比当今，聚焦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从辛亥革命之前大变局，到底清王朝还能撑多久，看末世预言，看权臣发家，看衙门矛盾，看政党兴衰，看博弈游戏，看天灾人祸，看时代叛逆，看爱国流亡，看官场风气；百年前后，读林则徐，读曾国藩，读李鸿章，读左宗棠，读张之洞，读郭嵩焘，读梁启超，读胡适之，读宋美龄……追踪历史人物在历史隙缝中的矛盾、困惑与思考，人性的闪光与幽暗。

忧天下，探世变。大清王朝的被动改革，官办企业的正负效应，民营政策的摇摆结果，立宪运动的风生水起，革命力量的迅速联合，天朝崩解的民意原因，从“起朱楼”到“楼塌了”国民党一党治国的大陆岁月，以及茨威格关于战争的反思与人性的绝望，卡夫卡对于东方民族“文革”遭遇的惊人预见……回望历史，反思中国模式，我们变革的动力与空间在哪里？

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莫让心灵在黑暗中行走。

《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插图版)》由雷颐编著。

第一辑 历史总会被记起

 【末世预言】 曾、赵之辩：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

 【权臣发家】 成大事不能昧于历史大势

 【衙门矛盾】 李鸿章与阿思本舰队——清政府初次试办海军的失败

 【小国强国】 在“理”与“力”之间——清季的中国外交

 【边患国防】 事关全局，全局讨论——晚清海防、塞防之争

 【新式事物】 铁路与政争——李鸿章修铁路

 【洋务运动】 清末企业的官办与商办

 【义和团案】 “臣不得不死”——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

 【立宪革命】 1905：三种力量角力中国

 【博弈游戏】 学术与政治——1940年中研院院长补选记

 【天灾人祸】 白修德与40年代“中原大饥荒”

 【政党兴衰】 从“起朱楼”到“楼塌了”——国民党的大陆岁月

第二辑 斯人已逝

 【转型悲剧】 “一蓑烟雨任平生”——郭嵩焘的崎岖人生

 【启蒙新民】 中国的“百科全书式”巨人——梁启超的现代意义

 【自由主义】 胡适晚年政治思想述要(附：偶贩书记)

 【教育独立】 校长当如竺可桢

 【文人自尊】 “我们都是民众！”——关于顾颉刚

 【史家本事】 “寓论断于序事”的陶菊隐

 【国民批判】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储安平与《英人·法人·中国人》

 【传奇主角】 风华绝代，终成历史——漫话宋美龄

第三辑 历史的余波

 【国际接轨】 林则徐与“文化安全”

 【官场风气】 从李鸿章隐瞒疫情说起

 【时代叛逆】 帽子、辫子与传统的形成

 【纳粹屠杀】 莫让心灵在黑暗中行走

 【消费社会】 文人还会被尊敬么

 【角色变迁】 臣民·公民·知识分子

 【制度失信】 测谎器的哲学原理

 【私产保障】 拿伯的葡萄园

 【民间团体】 “社会”的意义——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的启示

 【文化开放】 新词与方言

 【权力屈从】 “五四”雕塑与“公共记忆”

 【历史定律】 忧天下，探世变——柏杨与《中国人史纲》

 【史剧误导】 复杂暧昧：《走向共和》的价值取向

 【影视编造】 “历史”的荧屏书写

第四辑 不该遗忘的伤痛

 【政府镇压】 历史的“伤疤”

 【人性血案】 用罪恶证明“存在”

 【爱国流亡】 泪为谁流——海涅的一次心灵震荡

 【暴政狂热】 托斯卡尼尼的洞见和良知

 【世界大战】 牢记“昨日”——读《昨日的世界》

 【关键时刻】 历史的“灵感”——读《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苏联崇拜】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良知为何瘫痪

 【斯大林热】 爱伦堡的困境

 【中国寓言】 关于卡夫卡的“另类阅读”

跋 不可缺少的精神维生素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封建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实质。在这种关系中，“臣”对“民”来说虽然高高在上、说一不二，但从根本上说仍是任“君”打杀的奴才走狗。在危机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度地覆天翻的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些主和或主战的大臣先后被杀的悲剧命运，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举棋不定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朝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很明显，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纸杂志，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教堂传教，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从文化上说，教会认为“祭天祀礼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进行这些活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几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民众(尤其是被官绅)视为“灭伦伤化”，难以容忍。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往往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由于教会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仗势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在教民与乡民的冲突中，教会自然袒护教民，地方官往往也无可奈何。这样，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成分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辟邪”、“忠君卫道”等。义和团运动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乡民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经常攻打教堂，举行各种反洋教活动。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将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都极端仇视，他们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等各色人等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赖以组织、发动的重要工具。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的新神的来源，秘密宗教与民间文化就这样紧密结合起来。教门首领的降神附体、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画符咒水等“邪门歪道”与农民大众的迎神赛会、祈丰求子、祛灾祈雨等渐渐融合。而义和团的拳师们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如刀枪不入、喝符念咒、治病祛灾等。这些招数为广大农民熟悉，容易为他们接受。而义和团与以前各种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点是降神附体的群众化，即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并且这些神都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独尊的神祗。这些都使得义和拳的感召力更强，更易发动群众。在义和团的传播过程中，民间社戏也起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的不少神祗都来自这些社戏，许多拳民自称关公、张飞、赵云、黄飞虎……当拳民被某神附体时，其行为便与他所看到的戏台上的这个角色的动作一样，言语模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模仿戏上的台步，举止滑稽可笑。难怪陈独秀当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即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

总之，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文化间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处置。由于官员之间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虽然总体上倾向招抚，但也一直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长期没有明确的态度和政策。P64-66

“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这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名言。初读此言时，我进入历史研究这个“行当”未久，对此自难有体会，甚至颇有疑虑：果真如此？而今，对这门“高投入，低产出”学科的甘苦深有体会，同时也深感布洛赫所言不虚。或许正是“历史”的熏染，使我不知不觉养成了用“历史的眼光”四下张望、上下打量的习惯。

读书、读史全凭兴之所至、毫无目的，是我的“陋习”之一，因此这本书所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可谓“庞杂”。内容固然“庞杂”，但无非是些旧人与旧事。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折射出那个时代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进一步说，历史人物必然身处历史事件之中，而历史事件也只能通过历史人物发生、表现出来，所以说到底，这些“杂乱无章”的文章还是在分析、透视不同时代、不同国籍、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思想的历史人物在历史缝隙中的矛盾、困惑与思考，人性的闪光与幽暗。

我非常喜欢现代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1980年，白先生有感于当时历史叙述的干瘪无文，史学家似乎已经不会“讲故事”，往往将丰富多彩、生动无比的历史简化成几个抽象枯燥的“公式”，所以将他在1961年发表过的此文重新发表。他认为：“今天，我们史学界，应该在这方面向司马迁学习，要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才能发生更大的效果。一般读者反映，说我们的历史书，写得干巴巴的，人家不爱看。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意见，改变我们的文风。尽管做起来很困难，但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重发此文，说明白先生对它格外重视，实际是对史学界那种“干巴巴”的文风、已丧失“寓论断于序事”能力的焦虑。此事看似容易，但白先生深知其实“做起来很困难”，一种定式、习惯一旦形成，已经“格式化”，则非朝夕之间便可改变，所以我们应如先生所说，继续努力，“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入，能让人爱看”。

古罗马的西塞罗有言：“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记忆，知识的积累、进步必须以记忆为基础。历史，确是使我们心智成熟、健康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维生素。遗忘、丧失、涂抹历史，则如托克维尔所说：“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