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日战争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国为了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而共同设立的一个主要从事军事情报交流和武装人员训练的机构，由国民党军统局和美国海军部合作建立，其总部选址在重庆郊区歌乐山下的磁器口一带。

这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话题。《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笔者孙丹年根据收集整理的有限资料，着眼于战争环境的大背景，就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抗日活动、它在太平洋战争以及东南亚战区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归纳。

抗战时期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中美两国联合抗日的情报机构、训练机构，分别由中美两国的最高当局(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由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下属的军统局、美国海军部联合组建，1943年4月15日正式成立，总部位于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下。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中美合作所总部由重庆逐渐移往上海，12月美方人员陆续分批回国。1946年1月底，中美合作所宣告结束。1946年10月，中美合作所的最后一个美国人离开中国。

由于中美合作所主任戴笠、副主任梅乐斯顽固的反共立场，抗战胜利后，在中美合作所结束、美国人全部回国的同时，由中美合作所训练的军统10万武装部队，与另外两支队伍共同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他们程度不同地参与了随后爆发的内战。中美合作所遗留的武器也由军统局接管用于镇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运动。

多年以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相关史料仍有待披露，它在成立、发展、结束的过程中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这个问题牵扯着一段波诡云谲的战争历史。虽然资料十分有限，但对感兴趣的读者来说，《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不啻为一个有益的开始。

《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由孙丹年编写。

引子

第一章 为共同抗日而组建

 珍珠港事件改变抗战格局，中美开展多项合作

 中美合作所成立前后太平洋战争态势

 梅乐斯领受绝密任务

 正式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总部

 美国军人艰难适应中国生活

 梅乐斯三次负伤

 记述中美合作所抗日活动的著作

 梅乐斯著《神龙?飞虎?间谍战》

第二章 收集传递对日作战情报

 是谁破译了日本企图偷袭珍珠港的情报

 对日作战军事情报的侦译传递

 收集传递气象情报

 与空军配合收集传递情报

 查获日本间谍电台

 鲍志鸿谈中美合作所的情报传递

 补充材料：关于莱特湾海战

 中美合作所电讯总台寻踪

第三章 训练十万武装抗日游击部队

 中美合作所训练武装特务部队

 逻辑悖论——国际性情报机构大规模训练游击武装

 美国海军部、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中美合作所

 准备派往前线配合正规军作战的特种部队

 中美合作所武装特务部队的抗日业绩

 第一训练班

 第二训练班

 第三训练班

 第四训练班

 第五训练班

 第六训练班

 第七训练班

 第八训练班

 第九训练班

 第十训练班

 第十一训练班

 第十二、十三训练班

 在国外设立的训练班

 忠义救国军与中美合作所

 与海盗的合作

 中国人对美国特工的不满

第四章 其他抗日活动

 考察东南海岸情况，为盟军登陆作准备

 海岸监视哨

 在沿海港口水道中布设水雷

 协助空军作战，救助跳伞飞行员

 战争临近结束时的中美合作所

 中美合作所人员进入上海、厦门等大城市

 中美合作所结束，梅乐斯患病回国

第五章 重新认识梅乐斯

 关于梅乐斯的政治立场

 重新认识梅乐斯

 梅乐斯与史迪威

 梅乐斯与魏德迈

后记

正式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1942年夏天在歌乐山下、小地名叫杨家山的军统乡下办事处(戴笠乡下公馆)里，举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会谈”。参加者有戴笠、郑介民、唐纵、毛人凤、鲍志鸿、魏大铭、龚仙舫、黄天迈、杜奎；美方有梅乐斯、海格。由黄天迈做翻译，龚仙舫作记录，讨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的原则、范围、名称、人事组织等事项。协商起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这份“草案”由军统少将处长鲍志鸿执笔。鲍志鸿这样回忆《协议草案》的起草经过：

从上午9时谈到中午12时，吃过饭后，又继续谈。因秋季下午暑热，客厅西晒，会谈移至外面花园凉棚树下继续。到下午4时结束。涉及中美所的组织名称，人事，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武装特务训练，爆破、行动、电信、侦测、破译、特务警察训练、战后特警协作缉捕盗匪、器材补给、交通运输、军事情报训练、气象和气象训练、经理、卫生、特务训练名额的规定、美国派联络军官随军统特务武装部队作战等问题。这天午餐，喝的是上等法国名牌三星白兰地酒，据说是20年以上的陈酿，吸的是三炮台英国香烟，还品味了西湖龙井茶。这些东西，当时在重庆是很少有的。最名贵的还有碗、筷、碟，是一套江西景德镇御窑烧的淡绿色瓷具，为清康熙年制的宫廷御用餐具。主菜是清炖白鳝和银耳汤，中菜西吃，饭后还喝了咖啡，吃了广柑。梅乐斯回到会谈的座位，茶几上又斟满一杯白兰地。他举杯细饮，品尝美酒的滋味，一面饮一面说，这样名贵的白兰地酒，在美国很难饮到，饭前或饭后饮上一杯，帮助消化。

第二天，戴笠手令：人凤兄转介民、乃健、仙舫、大铭、志鸿、垭坪(即杜奎)诸兄，根据昨天会谈内容，速草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限两星期完成。毛人凤用电话约以上特务头子到罗家湾秘书室开会，商谈起草中美所协定草案。郑、唐、毛说他们没有工夫，要我们四人起草。龚、魏、杜和我互相推让，最后推我负责起草，限一星期定稿。于是我借请假名义在罗家湾总务处楼上我的寝室内，闭门起草中美所协定草案，日常情报处理由副处长杜奎负责代行。我不眠不休集中精神，星夜赶写，足不出户，只用了三天便完成了草案。

起草完了，毛人凤打电话约郑介民、唐纵等到罗家湾秘书室开会，审查修改，作了文字上的一些改正，交毛人凤送戴笠，戴笠核准。

这个计划，在毛人凤处积压了一个星期，毛人凤将军事作战计划方式的协定变成了条文，去掉了方针部署等，由国际科科员王友竹翻译成英文，又经军统英文秘书黄天迈、马佩衡核订，最后戴笠找军统特务、外交部总参议许衾曾来罗家湾审核。许集中精神一字一句逐条校正译文，而后同梅乐斯交换意见定稿。协定中英文稿拟成、缮写、打字后，报蒋介石核准，1943年年初由梅乐斯携往华盛顿签字。

到1942年冬天，这份《草案》拟定了28条。其过程非常繁复，先经中文起草，再译成英文，加以核对、修正，然后由另一位翻译家译成中文，再另找人译成英文，反复翻译。这个过程中往往发现，同一个词汇或同一段话，前面译出的意思与后面译出的不完全符合，或中文的意思与英文的不完全符合。再经过三个月打磨，反复翻译、讨论、磋商、修改，中英文的意思都完全一致了，才呈送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

按照美国法律，凡是由总统签署的每一件涉及外国政府的文件，都必须经过参议院同意。中美合作协定是战争时期有关军事情报的协定，必须保密，需要另写一封函件代替。这封函件由海军部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与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上将起草，另外由威廉·李海军少将签字，函中说明本协定已由总统亲自核阅并予批准。

1943年4月15日，中美双方在美国华盛顿正式签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双方签字人员都由该国最高统帅特派，这是一份规格很高、非常正式的《合作协定》。美国方面，不仅罗斯福特派海军部长签字，而且还需要陆军的战略业务局局长出席签字，因为美国正式派驻中国的是陆军，而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隶属美海军。

4月15日华盛顿的签字仪式上没有戴笠，戴笠当时不在美国，在《协定》上留了空白，让戴笠以后补签。梅乐斯说：“这项协定代表美方签字者是海军部长诺克斯，中国方面是外交部宋子文部长，然后，是杜诺万少将，萧信如(即萧勃)上校和我也都签下了名；中间有一个空白留给戴笠将军；他在重庆那年7月4日在庆祝美国国庆时，签名致贺。”

P22-24

为抗日战争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国为了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而共同设立的一个主要从事军事情报交流和武装人员训练的机构，由国民党军统局和美国海军部合作建立，其总部选址在重庆郊区歌乐山下的磁器口一带。

这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话题。笔者根据收集整理的有限资料，着眼于战争环境的大背景，就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抗日活动、它在太平洋战争以及东南亚战区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归纳。

在位于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与磁器口之间,那一片山麓丘陵地带,中美合作所曾经留下过星罗棋布的痕迹。当年中美合作所的面积比现在的文物保护范围208平方公里略大，大约超过3平方公里或更多。抗战时期的1943年至1945年，曾经集中了中美两国的数千名军人在此活动。美国海军部派来的人员大多数为各种类型的军事技术专家，他们来来往往，承担的任务各不相同。先后在此工作过的美国人共有2500到3000名，甚至有非常准确的统计数字为2286人，其中海军军官505人，技术人员及士兵1781人。一处经常有成百上千名美国军人出入的地方，无疑是非常引人注意的。

中美合作所的一部分遗址遗迹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完好保留至今的，有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公馆“梅园”、气象台、狼犬室、两座碉楼式“大营门”以及“收发室”(坐落在今天烈士墓壮志路与红岩魂广场交界处)。新中国成立后，它们一直作为政治宣传教育和旅游景点向公众开放。

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这些遗址遗迹见证过当年中美两国联合抗日的历史事实。

更多的中美合作所遗址遗迹却被高耸的现代建筑所遮蔽，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例如，最具有抗战纪念意义的中美合作所电讯总台(即习惯所称的“国际电台”)就早已消失。“国际电台”，1949年深秋被溃逃的军统特务焚毁，此后没有恢复。又如今天的西南政法大学校园内，抗战时期多为中美合作所的训练场地、教室、教官住房、学员宿舍及停车场。而特种警察训练班的阅兵场及检阅台也在这个区域内。

中美合作所曾经拥有2000辆美式军用卡车和200辆美式吉普车及其他车辆，在当时人们出门普遍坐船或坐滑竿的重庆地区，美式军车无疑是最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它们川流不息地行驶在粗糙不平、灰沙飞扬的简易公路上，车尾扬起滚滚尘土。它们最主要的停车场，就是今天西南政法大学的大操场。

一位名叫梁广的老人，于1944年到中美合作所担任厨子，开始时在钟家山给美国人煮饭，他说：“有四百多美国人吃饭，梅乐斯也来吃过的。这些美国人有时背着电线走。”他还说：“大礼堂那边也有一百多美国人，他们不到钟家山吃饭。”还说：“美国人在抗战胜利后就陆续走了，1946年5月全部走光，只留下十多人办移交。”

梁广所说的“在钟家山吃饭的美国人”，是属于中美合作所总部的工作人员。而“大礼堂那边的一百多美国人”，则是1944年秋天举办的特种警察训练班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为特警班的教官。大礼堂，系军统乡下办事处的大礼堂，其准确地点为现在的“一一?二七烈士墓”之墓前群雕像那个位置。

现年七八十岁的一些当地老人，曾经颤巍巍地指点着公路边某座灰砖青瓦的民国时期的平房，告诉我：“听说，那里就是中美合作所的总部办公室。”他们也曾带领我爬上歌乐山东麓的一座小山头，地名叫做狮子山(系歌乐山主峰的延伸部分)，他们告诉我：“当年这一带有很多中美合作所的游动哨，他们背的枪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武器。”他们还指点着白公馆与渣滓洞之间的某个转弯处说：“这里是中美合作所的仓库，重庆解放时从这里搬出了很多器材。”当然他们的说法是否可信还有待证实，因为当年他们只是小孩子，普通老百姓不可能接触到军事机密，所以他们说的多为“听说”，或是偶然碰见。

在战争年代一切都必须服从于战争利益的需要，这片区域曾经是军事管制区，不允许人们随便出入，各处路口设有岗哨。现在的文物保护范围界碑，就浇铸在老人们所指的各个地点，例如，狮子山巅及山腰就各立有一个文物保护界碑，苍苔斑驳的碑身似乎正是苍茫历史的标示。

狮子山巅下面的山腰处有一处开凿两个出口的“U”字形山洞。1978年，原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来到这里，证实这个山洞为军统在1939年前后所凿，存放过炸药。后来中美合作所用于存放钞票、内部流通券等。这个山洞我曾亲自去踏勘过两次，现在它被荆棘树丛、乱石泥沙遮掩。

中美合作所存在的时间不到三年，正式成立之前之后加起来也不过四年，但是因其规模和影响巨大(战争结束时，中美合作所在中国战场服役的美方人员有1500名左右，混合在10万名由中美合作所训练的武装特务部队中，而当时在华的美国军方人员一共大约10万名)，抗战胜利后，这里的地名还是叫“中美合作所”。

虽然已经有了邓又平发表在《美国研究》(1988年第三期)上的《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一文，说明中美合作所是为共同抗日而组建，它与两个看守所无关，但是该文章的基本立论之一依然为批评“中美合作所反对共产党”并且“直接介入中国内战”。

有一天，我偶然在朋友家发现一本书《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陈布雷外史》。随便翻阅中，第139页上有这么几行字，其中的“中美合作所”真令我眼前一亮：

1944年的下半年，陈布雷得悉了唐生明从上海发来的一个可靠情报。这就是日本正把所有能作战的舰队集中整编成一个新的舰队，集结在琉球群岛附近，准备出美国不意，给以突然的一次袭击，给美国舰队以致命打击。“要重演珍珠港和雷伊泰湾事件了”。这是唐生明从日本海军方面的一个要员搞来的情报。

重庆方面接到这一情报，立刻送给中美合作所，再马上转给美国海军方面。美国海军当时正在竭力搜集日本舰队下落的情报，经查明日本舰队集结的动向属实后，便先发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击沉击伤日舰近百艘，使日本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

我的目光停留在这句话上——“立刻送给中美合作所”！

为什么要立刻送给中美合作所？

这本书并非正面、专门地评述中美合作所，但它却首次从另一个角度触动了我的神经。我得到了如下启发：要认识中美合作所，第一，宏观上一定要与太平洋战争相联系，从而把握总体概念；第二，微观上一定要与太平洋战争中的某个重大战役相联系，从而获得数据的支撑。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所看过的资料中曾经出现的两段枯燥的概括性文字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这两段文字变成两条有形的黑线，将发黄发霉的故纸，与波涛汹涌的太平洋连接起来，完全具有视觉效果，开启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其一为中美合作所气象及通讯组少将组长程浚，在服刑期间于1959年所写的材料：

重庆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总部，在全中国建立有156个气象站，掌握着中国沿海及内陆、东南亚乃至部分太平洋地区的气象资料(是直接为太平洋战争服务的，笔者注)。

中美合作所总部设置了强大的电讯总台，这个电讯总台拥有10余部中程发报机，具有四个方面的业务职能：第一，它与中美合作所之外的美国海军各单位联络，包括美海军基地旧金山和珍珠港的电台、包括正在太平洋中活动的美军舰队、包括太平洋战争重大战役发生地点的关岛和菲律宾的美海军电台；第二，与中美合作所内负责与美海军合作部分的外设电台以及配合气象情报收集交流的电台联络；第三，属于所内业务范围，包括每天的气象情报传递，而当时重庆的气象总台就是美海军舰队对日作战主要气象情报的来源；第四，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属于陆军)的有合作关系的电台联络。它在各地有分支电台80余个，海岸监视哨10余个(实际上海岸监视哨远不止10余个——笔者注)。海岸监视哨均配有电台及气象共三种业务。

其二为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组长王一心少将，在服刑期间于1959年所写的材料：

中美合作所在重庆设立的强大的无线电台，专门收听日军方面发出的密码电报，记录下来，分发中美双方的研究员仔细研译，借此侦察日军方面的军事情况。这一工作收获相当大，曾有好几种日军密码电报被侦译组中美双方研译出来，由此知道了日军的调动情况。

回到《陈布雷外史》引起的第二个问题——“1944年下半年”，在南太平洋上，“一下子击沉击伤日舰近百艘”的伟大战役是什么战役？

我辗转请一位曾有过工作联系的军校老师代为借阅法国“二战”史专家亨利?米歇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下册。这本书被国内各高校普遍使用，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编辑出版的《高中历史?教师用书参考资料》。米歇尔在这本书中说，1944年10月下旬，发生在南太平洋上的海战的重大战役叫“莱特湾战役”，是世界海战史上的经典战例。于是我相信唐生明提供给陈布雷的情报就是关于“莱特湾海战”的，因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两次“击沉击伤近百艘日舰”——还不包括正义一方即美海军被击沉击伤的舰艇——这样大规模的海战。

在莱特湾海战的萨马岛战役中，美海军的金凯德中将在萨马岛附近遭遇强大的日军舰艇火力，而本应前往增援的哈尔西上将，被日本海军指挥官小泽治三郎诱骗，远离了急需他火力支援的萨马岛。由于哈尔西的失误，金凯德中将率领的舰队遭受重大损失，被日寇击沉了一艘轻型航空母舰“普林斯顿号”和3艘驱逐舰，伤亡官兵达2000名以上。到了这次海战接近结束时，一名副官向哈尔西将军请示：“落水的日本人多得像水耗子一样，要不要把他们都捞起来？”哈尔西则冷冷地回答：“等把我们的小伙子们都捞起来再说。”

由于中美合作所的工作性质为“特种技术合作”，是战争时期盟军军事情报、军事技术的交流合作，保密程度高，当时没有宣传，至今也没有见到公开披露有关中美合作所军事情报的原始档案材料。再者，1949年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时，保密局特务曾将相当一部分留存在大陆的中美合作所资料焚毁。这一切都使得相关研究工作举步维艰。

目前正在引起广泛兴趣的是，为联合抗日而组建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太平洋对日作战中有什么样的活动。

本书的收集资料和写作，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大致是从1994年开始，直至现在。

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感谢邓又平、何蜀两位先生，走在有关中美合作所史实研究的前列。他们发现了中美合作所与军统集中营不应画等号、将中美合作所的史实与文艺作品的虚构加以区别，以客观的理性思考统领芜杂的史料，开辟了清晰的研究导向。

感谢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早在1994年便在该会刊物《史志文汇》上发表了笔者第一篇有关文章《中美合作所美方电台寻踪》，使笔者感到鼓舞，增强了信心。

当笔者求助于政协，请代为联系全国各地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以征集中美合作所在各地开办训练班的相关史料时，重庆市渝中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和支持。通过渝中区政协文史委，笔者向各地政协文史委发出一共7封征集资料的公文，得到若干回应：湖南某地的政协文史委员会回答说：他们没有相关的史料；河南政协文史委回答说：多年前在河南省《文史资料》第三十辑上刊登过一篇文强写的《中美合作所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笔者已见过这篇文章)，但仅此一篇。

而福建省华安县政协和建瓯县政协则给予了积极回应和大力帮助。华安县政协寄来了两本书(《华安文史资料》第十三辑和第二十五辑)；一份复印件(福建省华安县志506—507页)、两篇文章(华安县政协提供的《福建省华安县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遗址简介》；李有枝、李福金文章《有关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情况》)、一份剪报(《厦门日报》2009年6月5日头版)、一张光盘(内容为录制当地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发现抗战期间中美合作所训练班画在农户墙上的一幅地图和一幅《中美握手》漫画”)、两张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旧址照片。

建瓯县政协寄来了一本书(《建瓯文史资料》第十一辑)；两篇文章(建瓯县政协提供的《国民党东南训练班》；李濂、李绍周撰写的《建瓯的东南训练班》)，以及一张第七训练班东峰大庙旧址照片。

福建华安县和建瓯县的文史工作者，他们做了长期、认真、扎实的基础工作。尤其可贵的是，他们用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对待中美合作所，既肯定其抗日性质和抗日活动，也批评了它在当地的负面影响，为笔者纠正了撰写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

本书撰写过程中，得到重庆图书馆王小全、王恒明、刘红、王隆平等同志热情接待，多方指导，他们多次引领笔者直接到达需要查找书籍的部、室或书架前，随时解答若干疑问。他们的良好素质和丰富的专业知识，一直作为精神力量支撑着笔者。到重庆图书馆去总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得到周详的服务，十分亲切。

特别感谢赵晓铃女士、徐军女士、张帅先生，他们给予了笔者大量启迪性的必需的帮助。徐军女士热情提供资料、书籍，杨政先生帮助拍摄、整理有关照片，研究生王逸之女士帮助翻译英文，也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