歉疚
阎连科
宛若我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一样，也说不清我是何年何月开始读书。家在中原的一个偏穷村落，父母计时，一般都依着农历序法，偶然说到公元年月，村人们都要愣怔半晌。在中国乡村，时间如同从日历上撕下的废纸。之所以有着时间，是因着某些事件。事件是年代的标记，如同老人脸上的皱纹标志着的岁月。
之所以有着那年的存在，是因着我与二姐在那年一同到一个以庙为校的小学，开始了同班读书。
那一年，由一升二的考试，我的语文是61分，算术62分。60分及格升级，这个分数，便如一蹴而就的力气，幸运地把我推过了升级的门槛。可这个分数，让我感到稍许羞涩，感到有些难以面对父母。我隐隐有些明白，我的分数偏低，是因了同班的二姐的分数有些偏高。她的语文、算术，都在八十几分。你们试想，倘是她的分数比我的还低，我的分数也就自然会显山露水，突出高的端倪。
事实正是这理，没有姐的高分，自然是不显弟的低分。
我开始嫉恨二姐。
开始到父母跟前，仰仗兄弟姐妹的排行，以我的最小之势，说些二姐的坏话。开始把她的东西，藏将起来，让她以为丢了，四处翻天找地，直到父母急得骂她，她也开始哭泣，我再做出替她急的样儿，从哪儿将那东西猛地找了出来。
升级开学之前，是个冬天。正月。过了十五。她的书包丢了，找得大汗淋漓，母亲差一点就要打她，我便从她的床头费尽心机、又轻而易举地替她找了出来。望着那个书包，她开始怀疑于我，可又确无证据，最后我们姐弟经过相争相吵，她只好给了我一毛钱，作为一种无奈的谢意。
我用那一毛钱，上街买了一个烧饼。直到今天回味那烧饼的味道，它还依然香得让我无以言说。
然而烧饼虽香，可终于还是又要读书。我担心二年级时，仍与二姐同班，那会给我的学习带来莫名的压力。为此，开学那日，我迟迟地不往学校迈步。在学校外边磨蹭得天长地久，如一个害怕对方而不敢登台的懦弱拳手，磨蹭在拳台下边等着意外和侥幸的发生。
也就果然。
那天上午，日光明明丽丽，照着冬后的残雪，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一地的阳光。老师和学生们扫了校园的积雪，走进教室许久，到上课的铃声响得有些不耐烦时，我才迟迟地走到教室门口，恰在这时，就有个亭亭玉立的女性老师，人苗条漂亮，满身都是让人着迷的某种气息。她过来问了我的姓名，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教室的门口，说我被调到了她的班里。说把我和二姐分开读书，是为了便于我们姐弟在学习上愈发努力，有可能就更上一层楼去。
那时候，我不知道感谢上帝。不明白命运与人生，原是多么需要偶然与幸运。只是感到女老师能明察秋毫，洞穿人心。那时候，我对学校和教育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的感激，仿佛温熙的光亮在一个孩子心里的天宽地阔。似乎，我一生命运中的幸运，都从那天开始；当然，不幸也都在那个年代埋下。
今天拉开那个年代的戏幕，呈现的第一场次，就是那天的一个场景。
老师把我领进教室，让我坐在第一排的最中，而我的同桌，奇迹般的，不是一个男的，也不是一个乡村姑娘。她是一个城镇户籍的市民女孩，穿着整洁，皮肤白嫩，人胖得完全如同一个洋娃娃。单是这些，也就了然去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坐下之后，她用铅笔在课桌的中间，为我俩划下了一条楚河汉界，用城里人奶甜的细音告诉我说，彼此谁都不能越过；写作业时，谁的胳膊，也无权触碰谁的胳膊。
这是六十年代中期，似乎我人生的一些觉醒，比如自尊，比如对男女与城乡的最初了解，还有对革命的一些敬畏，也大都始于此时。那一学期，学习上没有二姐的压力，可有了另其所外的让我更为窒息的压力与心跳。她姓张——那个胖胖的城里女孩，似乎是父母与革命有些什么联系，工作从都市洛阳，调到了我们村街上的一个商业批发部门。因此，她成为我命运中的第一个偶然，一个幸运；一个至今令我无法忘记的启迪。
她学习很好，每周测验考试，都是九十几分。这不仅证明着她和我学习上的差距，也还证明了一种久远的存在，即：与史俱来的城乡差别。证明着她在课桌上划的那条中轴铅线，不仅合法，而且合理。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为了她和那条分界的铅线，而开始了用功学习；还是为了一个乡下男孩的自尊和城乡之间留给乡村的那点儿可怜的尊严，而在学习上开始了一种暗自、暗自的努力。
我们的老师，漂亮、高瘦，有些肌黄。而且，越来越黄。同学们都说她有肝炎。并且还会传染。说只要和她距离近些，只要你把她呼出的气息吸进肚里，也就一定会染病于你。同学们盛传，看见过她在屋里熬药。还吃了白色的药片。
教室里分坐在第一排的同学，在她上课之时，常有要躲着她坐到后排去的。可是我不。我就喜欢坐在前排，坐在她的鼻下，抬头看着她那泛黄、却仍然漂亮的瓜式脸蛋，听她讲着语文，讲着算术；讲她在城里师范读书时的一些新新鲜鲜。喜欢不越楚河汉界，不说一句话儿，坐在洋娃娃的身边。为了暗赶那城镇户籍的学习成绩，缩短我和她的城乡差距，我不仅整日端坐在有病的老师面前，还敢拿着作业，到老师屋里面对面地问些问题。
我看见过老师吃药。确实是白色药片。
老师问我，你不怕传染？
我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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