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了宫刑的男子称“刑余之人”,生殖器官遭到破坏,性机能丧失。奴隶主和封建统治阶级因此起用大批刑余之人到宫中服役,专门侍奉帝王和后妃。因为帝王全都实行一夫多妻制,法定应立“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后宫群雌粥粥,美女如云,只有任用刑余之人,才不至于出现偷情、通奸之类的丑事。这样,宦官阶层便应运而生。《中华宦官故事》有选择地写了五十八个宦官的故事,涉及其他宦官百余人。从横向看,这是一本宦官小传,可见个体宦官的林林总总;从纵向看,这是一本宦官简史,可窥总体宦官的脉络与概貌。但愿读者阅读本书,能够增长知识,鉴古惜今。本书由张云风编著。
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宦官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春秋战国时期,这个阶层的头面人物步入政治舞台,忠奸善恶,在历朝历代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宦官队伍中也是卧虎藏龙、英才辈出的。如司马迁、蔡伦、程昉、郑和等,各以其崇高的品德和卓越的建树,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也出了一伙丑类,介入高层政治,有的还掌握军权,玩弄权术,专权乱政,甚至废立和杀害皇帝,造成一次又一次社会危机和动荡,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介绍和研究宦官,其意义主要在于认识价值,认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宦官阶层,它固然是一大“陋习”,但其中也不乏伟人伟事。《中华宦官故事》有选择地写了五十八个宦官的故事,涉及其他宦官百余人。从横向看,这是一本宦官小传,可见个体宦官的林林总总;从纵向看,这是一本宦官简史,可窥总体宦官的脉络与概貌。读者阅读《中华宦官故事》,能够增长知识,鉴古惜今,坚定这样一个信念:真善美始终是中华民族生活的主流,宛若大浪淘沙,不断冲涤和扫荡假恶丑的污泥浊水,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的国家,今日欣欣向荣,明日会更加民主、文明、富强、昌盛!本书由张云风编著。
春秋时期,晋国公子姬重耳为避晋国内乱,流亡国外十九年,直到六十二岁时才回国当了国君,后来也成为霸主。宦官勃鞮原先奉命诛杀他,后又及时救了他,演出了一幕饶有兴味的“恩仇记”。
勃鞮一名寺人披,字伯楚,晋献公时的寺人。晋献公妃姬齐姜生子姬申生,大狐氏生子姬重耳,小狐氏生子姬夷吾。晋献公再聘纳骊氏姐妹,大骊姬生子姬奚齐,小骊姬生子姬悼子。这样,他的妃姬和儿子们便为争夺嗣君的位置展开了一场长期而激烈的斗争。
姬申生已被立为太子,与姬重耳、姬夷吾皆有贤名,深得人望。大骊姬为使自己的儿子成为太子,曲意逢迎晋献公,促使姬申生、姬重耳、姬夷吾三兄弟,分别驻守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蒲城(今山西石楼东南)、屈城(今山西吉县北),只留姬奚齐驻于京城绛(今山西翼城东)。大骊姬进而又设计陷害姬申生等。晋献公受其蒙蔽,发兵捉拿并诛杀三个儿子。姬申生被迫自杀。宦官勃鞮奉命,率兵捉拿、诛杀姬重耳,攻进蒲城,包围姬重耳住所。姬重耳不甘无辜就戮,逾墙逃命。勃鞮猛追上去,手起剑落,只斩得姬重耳一片衣袖。姬重耳侥幸保住性命,翻过墙去,落荒而逃。
从此,晋国陷入无休止的内乱之中。晋献公死后,国君换了几任,均遭杀害。不管谁当国君,勃鞮都深受宠信,常被委派执行重要使命。晋惠公(姬夷吾)时,姬重耳流亡在狄地(今山西北部)。勃鞮亦曾奉命,前往诛杀,未能得手。转眼到了公元前657年,姬重耳在流亡十九年后,依靠秦穆公的支持,回归晋国,一举夺得政权,成为国君,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立,前任国君的两个宠臣吕省、却芮很不自在。他俩过去是反对姬重耳的,如今姬重耳当了国君,自己还能有好果子吃么?二人反复思量,暗中策划,决定率领家丁造反,焚烧宫室,务要将新国君烧死。他俩考虑勃鞮是晋文公的仇敌,遂召勃鞮,说以利害关系,又拉又压,逼其入伙,并要他到时候负责打开宫门,来个里应外合。勃鞮无奈,假装答应,当下和吕省、却芮歃血为盟,约定时间,共举大事。
勃鞮是个极有心计的宦官。他想,当初奉晋献公、晋惠公之命,捉拿、诛杀姬重耳,那是桀犬吠日,各为其主;现在姬重耳已经即位,自己再干大逆不道之事,天理不容。他经过再三思索和权衡,觉得只有向晋文公告密,才是正确的选择。于是他连夜去到晋文公寝宫门外,请求面见国君。不想晋文公记恨勃鞮,拒绝接见,还派内侍传出话说:“当年在蒲城,你斩寡人衣袖,其衣犹在,见之寒心。继在狄地,你又去诛杀寡人,惠公限你三日内抵达,你只用一日就赶到了,何其速也!如今,寡人荣登大位,你还有何面目前来求见?去,赶快走开!不然,寡人可就要对你用刑了!”
勃鞮听了这话,并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说:“主公在外流亡十九年,难道还不通晓世情么?先君献公和你是父子关系,惠公和你是兄弟关系。父仇其子,弟仇其兄,何况我勃鞮呢?我是个小小的寺人,过去听命于献公和惠公,故而得罪了主公。现在主公已经成为国君,难道还要抓住蒲城、狄地之事不放么?想当初,管仲曾为公子姜纠射杀齐桓公,齐桓公当了国君后并不记仇,反而重用管仲,遂霸天下。而我一个刑余之人,因有要事前来相告,主公却不见我,赶我走,只恐怕我走后,主公又要大祸临头了!”
内侍将勃鞮的话飞快地报告晋文公。晋文公细想,勃鞮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特别是最后两句话耐人寻味,似乎话中有话。他一改原先的态度,立刻接见勃鞮。
勃鞮见了晋文公,沉着从容,恭敬地作了一揖,说:“恭喜主公!”
晋文公说:“寡人即位多日,你今天才来恭喜,未免太晚了吧?”
勃鞮说:“主公虽然即位,未足贺也。今得勃鞮,大位方稳,乃真可贺也。”
晋文公立时提高了警觉,说:“爱卿的意思是……”
勃鞮不再犹豫,遂一五一十,把吕省、却芮的密谋和盘托出。
晋文公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他刚即位,百废待兴,侍卫队伍尚未组建起来,吕省、却芮果真发动叛乱,实难对付。他不由慌了手脚,说:“这如何是好?”
勃鞮胸有成竹,出主意说:“为主公安全着想,不妨微服出宫,约会秦国国君。秦国国君能够帮助主公归国即位,也一定能够帮助主公平定吕省、却芮的叛乱。”
晋文公说:“那么爱卿呢?你怎么办?”
勃鞮说:“臣必须留在这里跟吕省和却芮周旋,到时候臣将二贼交给主公就是了。”
晋文公无话可说,依计而行,秘密离开王宫,前去边境会见秦穆公。宫中事务委托大臣子余主持,对外宣称国君患病,拒见所有朝臣。
吕省、却芮准备就绪,听说晋文公患病,以为是天赐良机,随即率众起事。勃鞮按计划打开宫门,叛军一拥而入,放火焚烧宫室,烈焰腾腾,火光烛天。混乱之中,吕省、却芮搜索晋文公,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二人非常着急,问计于勃鞮。勃鞮故意说:“是啊,他能藏到哪里去呢?”接着又说:“我们反正是反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一反到底。当务之急是要取得秦国国君的支持,否则局面难以控制。”
吕省、却芮点头,说:“事情确实如此。走!我们这就去见秦国国君,且看秦国国君怎么说。”
于是,吕省、却芮跟着勃鞮,一起去见秦穆公。秦穆公高坐营帐,厉声喝道:“把吕省、却芮拿下!”
吕省、却芮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晋文公笑眯眯地闪将出来,威严地说:“两个反贼!你们没想到寡人会在这里吧?”
吕省、却芮惊得目瞪口呆,说:“这……这……”
秦穆公发下令来,将吕省、却芮斩首示众,并尽诛参加谋反的党羽。
晋文公重新回到京城,重用勃鞮等智谋之士,巩固了统治地位。其后发愤图强,励精图治,终于成为一代霸主。他的称霸,宦官勃鞮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P8-11
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宦官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春秋战国时期,这个阶层的头面人物步人政治舞台,忠奸善恶,在历朝历代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早在原始氏族社会,就有一种叫做“宫”的处罚。从夏朝开始,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宫”的处罚演变成刑罚——宫刑,一称腐刑。《周礼·秋官·司刑》注:“宫者,丈夫割其势,妇人闭于宫中。”“割”,意为阉割;“势”,指男子的睾丸;“闭”,相当于“椽”,指用木棍敲击女子的阴部。“割势”、“闭宫”,就是采用“割”和“闭”的手段,破坏男女的生殖器官,使之丧失性交能力和生育能力。古人普遍崇尚生殖器官,将之视为“生命之源”、“万物之灵”,其重要程度仅次于头颅,所以宫刑是一种极严极重的刑罚。商朝制定五刑:墨刑(额上刺字并涂色)、劓刑(割鼻)、剩刑(断足)、宫刑、大辟(砍头)。其中宫刑列第四位,再罪加一等,就该大辟了。商、周两朝,实施宫刑的对象只限于奴隶和平民,不包括奴隶主贵族。《礼记·王世子》明确记载:“公族无宫刑,不剪(绝)其类也。”而且最早的宫刑,惩治的只是“淫行”。《尚书·宫刑》:“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及至秦汉,实施宫刑的范围与对象扩大,像司马迁那样的官员,只因如实表达了自己的一些见解,竞也被处以宫刑。
受了宫刑的男子称“刑余之人”,生殖器官遭到破坏,性机能丧失。奴隶主统治阶级起用大批刑余之人到宫中服役,专门侍奉帝王和后妃。因为帝王全都实行一夫多妻制,法定应立“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后宫群雌粥粥,美女如云,只有任用刑余之人,才不至于出现偷情、通奸之类的丑事。这样,宦官阶层便应运而生。
《周礼》记载,西周王宫中侍奉天子、后妃的内廷官员有“宫人”、“寺人”、“阍人”“内宰”、“内侍”等。唐朝杜佑《通典》称这些人“皆为宦者也”。“宦者”一词见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宦者令缪贤。”说明战国时就有了管理宦者的官职“宦者令”。宦者变成“宦官”是在西汉初。公元前195年,汉惠帝颁发诏令:“宦官尚食(领取俸禄)比郎中。”(《汉书·惠帝纪》)此后,“宦者”、“宦官”便被用来称呼那些身处皇宫,专门侍奉皇帝、后妃的刑余之人。为什么叫“宦”呢?原来,“宦”是天上的星官名,属天市垣,共四星,在帝星之侧。《后汉书·宦者列传》:“宦者四星,在皇位(帝星)之侧。故《周礼》置官,亦备其数。”宦星与帝星的位置,形象地表明宦者、宦官与帝王是侧与正,仆与主的关系。这决定了宦者、宦官只能充当他人的附庸与奴仆。
秦汉时宦官归少府管理,标志着宦官正式成为封建官制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隋、唐、宋朝设内侍省,统领宦官。唐朝内侍省的长官称“监”或“少监”,宦官名称始与“监”联系在一起。契丹族人建立的辽国始设官职“太监”。明朝设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各衙门都由宦官任掌印太监。不过,自唐及明,通常所说的太监,只是指那些具有一定品级、领取一定俸禄的宦官。到了清朝,这个界限被彻底打破,所有宦官统称太监,隶属于内务府管理,其头领称总管太监或首领太监,俗称“大总管”。
宦官即太监,作为奴隶制、封建制专制制度的产物,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受迫害受奴役受歧视的阶层。他们身体受到摧残,心灵受到伤害,人格与尊严更无从谈起,成了不男不女、半男半女的“阴阳人”。他们长期在宫中干苦活服杂役,言行得看别人的脸色,仰承鼻息,饱受屈辱。因此,世人对之多持蔑视、鄙夷的态度,称其为“宦竖”、“阉奴”、“阉竖”,甚至斥其为“最为下贱虫蚁”。司马迁受了宫刑成为宦官后,在《报任安书》中悲愤地写道:“祸莫僭(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耻辱)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没有人把他同等看待),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春秋时卫国宦官)同载,孔子适陈(谏言);商鞅因景监(战国时秦国宦官)见,赵良(战国时秦国贤士)寒心;同子(汉文帝时宦官赵谈)乘车,袁丝(汉文帝时郎中袁盎)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一般人),事有关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宦官在世人心目中的卑贱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俗话说:卑贱者最聪明。在中华历史上庞大的宦官队伍中,也是卧虎藏龙、英才辈出的。
如先秦的缪贤、景监,两汉的司马迁、李延年、蔡伦,宋朝的程昉,明朝的郑和等,各以其崇高的品德和卓越的建树,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司马迁、蔡伦、郑和,不仅名垂中华史册,而且享誉世界。当然,宦官队伍中也出了一伙丑类,如赵高、中行说、张让、仇士良、田令孜、童贯、梁师成、王振、刘瑾、魏忠贤、李莲英等,介入高层政治,有的还掌握军权,玩弄权术,专权乱政,甚至废立和杀害皇帝,造成一次又一次社会危机和动荡。特别是东汉、唐朝、明朝,宦官兴风作浪,先后掀起三次阉祸高潮,每次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新五代史·宦者传》:“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以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宦官为人、用事的规律和特点。凡专权乱政、祸国殃民的宦官,无一不是凭“小善小信”、阿谀逢迎的伎俩而窃取权柄的。他们的背后必有“人主”或后妃的支持,否则绝难形成气候。这些人一旦专权,暴发和报复的心理异常强烈,“近而习”、“专而忍”的面目暴露无遗,显得特别凶狠和残忍。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指出:“阉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来,人尽知之矣。”所谓毒药猛兽,指的就是专权乱政、祸国殃民的宦官。
事实上,历朝贤明帝王对于宦官活动总是有所警惕和防范的。唐太宗曾诏令:“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阁守御、廷内扫除、廪食而已。”(《新唐书·宦者列传》)宋太祖规定:“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许养子为后。……臣僚家毋私蓄阉人,民间有阉童孺为货鬻者死。”(《宋史·宦者列传》)。明太祖曾制铁牌置于内宫,警告说:“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清太祖、清太宗宣布:“鉴往易轨,不置宦官。”清世祖迁都北京后,总结历史经验,说:“秦汉以后,(宦官)典兵干政,流祸无穷。”敕令太监不得结交朝臣,并铸铁牌置于永泰殿,申明:“以后有犯法干政,交接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管理贤否者,凌迟处死。”(《清史稿·职官志》)。然而在实际中,这些限制措施大多不起作用。原因何在?概言之,在于腐朽、黑暗的专制制度。在那种制度下,帝王、后妃需要宦官,宦官需要帝王、后妃,彼此就像一枚钱币的两面,互相依附与利用,很难分离。事情就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一方面,专制制度肌体生长出宦官这个毒瘤,并为其生存和发育提供“营养”;另一方面,宦官这个毒瘤又时时侵蚀、破坏它赖以为基础的“母体”,使其变得更加腐朽和黑暗。直到辛亥革命终结封建专制制度,宦官制度才随之消亡,成为历史陈迹。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有两大陋习,一是女人缠足,一是宦官。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介绍宦官,研究宦官,其意义主要在于认识价值,认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宦官阶层,它固然是一大“陋习”,但其中也不乏伟人伟事。基于此,作者写作本书,有选择地写了五十八个宦官的故事,涉及其他宦官百余人。从横向看,这是一本宦官小传,可见个体宦官的林林总总;从纵向看,这是一本宦官简史,可窥总体宦官的脉络与概貌。但愿读者阅读本书,能够增长知识,鉴古惜今,坚定这样一个信念:真善美始终是中华民族生活的主流,宛若大浪淘沙,不断冲涤和扫荡假恶丑的污泥浊水,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的国家,今日欣欣向荣,明日会更加民主、文明、富强、昌盛!
张云风
2012年2月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