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重要的、知晓内情的人撰写的中国革命史，从满清倒台到文化大革命为止。陈元珍是著名的中共宣传家杰克·陈的遗孀。杰克·陈的父亲陈友仁的政见激烈，是从特立尼达回国的华侨，与孙中山共事，成为国民党左翼领导人。陈元珍的回忆录充满新的细节，涉及的人物有军阀、革命家、苏联与中共领导人，以及像蒋介石等历史人物。

陈友仁(Eugene Chen)是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设计者，被誉为孙中山“最亲密的朋友”。他运用外交手段，收回了武汉和九江租界，影响所及，甚而被称为“陈友仁时代”。这也为中国日后收回香港开了先河。

陈元珍的丈夫陈依范(Jack chen)是陈友仁的小儿子。他在抗日战争期间，访问延安，随后在苏联、欧洲和美国举办抗日巡回画展，赢得国际间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1947-1948年，他在伦敦创办中共在当时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在西方世界的新华通讯社分社。

陈元珍把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的家史与近一百五十年的中国近现代史融为一体，内容丰富，曲折离奇。书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有助于了解在21世纪里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当代中国。

序幕

01 为人间天国而战斗

02 天国陷落，天堂重现?

03 游子回归故土

04 动荡不安的北京

05 向军阀开战

06 从上海到凡尔赛

07 孔夫子、林肯和马克思融为一体

08 国民党与共产党并合一体

09 从客厅到火墙

10 孙中山病床旁的明争暗斗

11 从刑场到广州

12 从兵变到反兵变

13 省港大罢工与北伐战争

14 与北伐士兵齐步前进

15 捏痛大英雄狮的尾巴

16 杰克闯入革命风暴的中心

17 “陈友仁时代”

18 出长城，上古道，横跨戈壁大沙漠

19 斯大林背信弃义

20 为革命服务的艺术

21 独行侠周游列国

22 延安插曲

23 杰克和我陌路相逢

24 “奇妙的圈子”的破裂

25 从北京到上乐村，再到北京

尾声

主要参考文献

中英人名对照表

家谱

我陆陆续续听到不少关于依范的爷爷阿陈的故事，阿陈出身穷苦农家，年轻的时候，参加太平天国运动；起义失败，他只身逃出中国，流浪海外，最后在1860年代定居特立尼达。

在满清政府眼里，他是亡命之徒，谁和他有关系，谁就遭殃。阿陈怕连累家人和朋友，一谈起家乡，便吞吞吐吐，含糊其辞。阿陈是广东人，这是肯定的；家乡可能在顺德或者在其附近，但是到底在哪个村庄，却说不准了。

到了阿陈的长子陈友仁这一代，家境已富裕，所以依范和他的兄弟以及姐妹生长在一幢漂亮的大洋房里。依范他们这一代已不容易体会他们爷爷的辛苦了，只听说他们的爷爷一学会用两条腿走路，便开始用双手劳动，其他详情却一知半解。

但是我却颇有体会。当我深入挖掘阿陈的过去，把片段的事件拼凑在一起，我能体会到他童年以及少年时期的挣扎。

虽然我是个娇生惯养的上海小姐，由于命运的捉弄，我在1950年稀里糊涂地投奔北京，在电影局的剧本创作所当上了助理编辑。根据政策的规定，城里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下乡体验生活，获得处理有关农村题材作品的常识。从那一年开始，我每年下乡，多半待一两个月，偶尔待个半年一载。我熟悉农村生活，与农民一起度过饥荒、水灾、旱灾、流行疫症等等。我吃过的这些苦头，阿陈爷爷必然也吃过，虽然他比我早生大概一百年，但中国农村的状况其实没有多大改变。当依范简单地描述阿陈的早年遭遇时，我不仅了解，而且感同身受。

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的中国农村缺乏耕畜，即使有几头老牛老马，也帮不上什么忙，深耕细作主要靠人力。我在下乡时就曾经用犁翻松土地，我以为这很简单，其实不然，手脚的动作必须有节奏地密切配合。我没有受过训练，搞得手忙脚乱，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一头栽倒在地爬不起来。老乡可怜我，派我干轻活儿，但是说老实话，田地里没有容易干的活儿。我跟着孩子们捡石头拔野草，不到一会儿工夫，就腰酸背痛，站也站不直，蹲又蹲不下去。可是在我身旁的孩子，个个活蹦乱跳，毫无倦容，我不得不自愧不如。

我和村童共同劳动的经验使我联想起阿陈的幼年，他必定和他们一样，在地里帮着爹娘劳作。根据陈家子孙的描述，阿陈长得并不高大，但是两条腿相当长。他家的几亩贫瘠的土地，野草丛生，石块满布。父子两人一前一后，一个推犁，一个除草。阿陈人虽瘦小，但却眼明手快，他父亲看不到的地方，他能看到，把藏在土里的小石头拣出来，有时他擦伤手，也不哭出声来。他父亲奖赏他，在吃中饭的时候允许他享受半个钟头孩子的游戏。

依范告诉我，他的爷爷喜欢放风筝。他和小朋友各自抓紧绳索，追逐在天空旋转、五颜六色的风筝。有些孩子稍一松手，风筝飞入天空，抓不回来，又哭又笑。有一天阿陈跑累了，失去方向，一头撞入了极其可怕的境地。

“就像这幅插图。”依范边讲边指着一个画面，其中漫山遍野躺着烟鬼。

穷人上不起鸦片烟馆，只能在荒山里租地过烟瘾。他们脸色灰白，形销骨立，躺在墓碑林立、杂草丛生的野地里，半死不活，叫人看了不寒而栗。阿陈年纪小，更是害怕，他扭头便跑回父亲的身旁。他父亲给他解释，他看到的是受鸦片毒害的穷人，他们烟瘾一发，不顾家人的死活，把最后的一分钱拿去抽一口。他们身不由己，因为他们被卖大烟的“洋鬼子”缠住不放。

有一天阿陈的爹娘惶恐不安地告诉他，洋鬼子快要打进村里来了。这事实上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开头。大英帝国在他们的殖民地印度大量种植鸦片，他们看中了中国的广大市场，不惜和中国开战，强行贩卖鸦片。阿陈一家和其他村民慌张逃命，不知不觉到了河边。过桥时，阿陈滑了一跤，大喊救命。他父亲猛一转身，把他拉起来，但在人潮汹涌之中，却被挤开了另一只抓住桥头栏杆的手。阿陈眼看他父亲掉在河里，没顶淹死。

放火掠夺老百姓的不仅是洋鬼子。走了洋鬼子，来了强盗土匪；走了强盗土匪，来了满清官兵，表面上说保护村民，暗地里却趁火打劫。等阿陈和他母亲回到家中，已一无所有。阿陈的母亲忍痛把阿陈寄养在叔叔家里。叔叔也是穷人，没钱雇工，正需要阿陈做帮手。就这样阿陈结束了短暂的童年，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穷人家的孩子成熟得快，转眼之间，阿陈进入少年时期，年纪不大已学会应付现实。有一年闹旱灾，碰上他婶母小产，流血过多，下不了床。祸不单行，他叔叔也生病。一家三口，只有阿陈一个人能到地里干活。他一行一行地除尽野草，使微少的露滴能滋润谷物。他希望自己的辛苦不会白费，地里多少能有些收获。谁知，老天捉弄阿陈，在不该下雨的时候却大雨滂沱，冲倒了没有来得及收割的谷物，庄稼全部烂在地里。阿陈只能卖地给叔叔、婶母治病。

他已是无立锥之地，无家可归了。运气好的时候，他给人打零工，换口饭吃；运气坏的时候，他只好肚子空空，挨饿忍饥。逆境磨炼了他的意志，增长了他的反抗性。他好为村里的穷人打抱不平，因此得罪了不少村里的富人，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他们非把他赶出村外。幸好阿陈还有别的手艺，干木匠活儿，他有一手；充当剃头匠也行。他身背工具箱，走过大街，穿过田间阡陌，从一个村庄流浪到另一个村庄。像他这样的人，我下放农村时见过不少。他们精明能干，口齿伶俐，一见顾客，满面堆笑。阿陈做木匠活儿，仔细周到，他替人剃头，有说有笑，给坐在硬板凳上的顾客解闷。

顾客也喜欢和他闲聊。有一天阿陈听到一桩稀奇事。据说，有个客家人，名叫洪秀全，为人古怪，自称曾在梦里碰见洋上帝，要他清除广州的罪恶，其中之一就是买卖鸦片烟。一提鸦片烟，阿陈不由得咬牙切齿。他和洪秀全一样，爱憎分明；再说呢，他们都是客家人，都是受压迫的穷人，因此，阿陈对洪秀全就有好感。客家人是一个很有特征的民系，据说，他们是最原始的汉族，在12世纪被北方的汉族赶到中南部，以后逐渐南移到广东福建一带。他们来得晚，可耕的田地已被别的民族占有，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定居山区和不毛之地。客家人谋生艰苦，养成了他们倔强不屈的性格。

现在洪秀全号召他们，到他的广西根据地，以武装起义对抗剥削他们的地富老财。阿陈一听之下，立刻参军。

激发太平天国起义的，不是别人，而是西方来的传教士。他们宣扬上帝创造世人，人人平等的教义。但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些教义触动了洪秀全的心弦，引起他闹革命的念头。洪秀全是农家子弟，在同辈之间，他聪明好学，出类拔萃。全家人省吃俭用，凑钱让他读书，希望他能通过朝廷的考试，取得一官半职，光耀门楣。他到广州赶考三次，次次落选。他失望之余，得出结论：他之所以考不取，因为他是客家人，低人一等，遭到考官的歧视。

P11-14

我的早年生活和革命沾不上边，从来没想到会写一部和我密切相关的革命家史，叙述我丈夫家三代人为中国的独立自强而从事的革命活动。

我生在上海，中国首要的通商大都市，它的地位可和伦敦、纽约以及阿姆斯特丹相提并论。我家住在“十里洋场”，是法国租界和公共租界混合的统称，这名称当然含有嘲讽意味。天朝大国，自满清末年日益败落，被入侵的外来者任意割据。“十里洋场”虽小，但是据说其中的中外富豪占有全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财富。我父母属于中等人家，寄居“洋场”的边缘，结交一些颇有来头的朋友。

我的母亲通晓世故，精于心计，看穿我父亲是个平平常常的工程师，指望不上他当官发财。她把希望转移到我身上。但是一个没有嫁妆的少女，很难钓上金龟婿。我是她未来的摇钱树，她着意培养我，不惜工本把我送进贵族化的圣玛利亚女校。这女校是美国圣公会开办的，特别注重英文教育，课本除中国语文之外，都是用美国英文版教科书。英文是高等人士的第二语言，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在社会交际中占便宜不少，能铺平向上爬的道路。

我天性好强争胜，上英文课，不但会说，而且善写。我的英语作文，得的分数比别的同学高出一头，常常受到夸奖。我母亲常叫我在她的交际场合朗诵我几篇最好的英语作文。有一次在听众当中，坐着一位女客，她娘家姓俞，学名俞大纲。我叫她曾伯母，因为她是我父亲清华大学同学曾昭抡的妻子。曾伯母是女学者，听说是英国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的文学硕士。她欣赏我初露苗头的才华，认为我孺子可教。我把她当成知音，向她倾诉对我母亲的不满。我母亲要我成为轻飘飘的交际花式的女人，而我却想当有真才实学的作家，写出不同一般的作品。我的志愿获得曾伯母赞成，她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但是对母亲，我却保密，不谈我的理想。从表面来看，我是听话的好女儿，每走一步，都是依照母亲的意思。她说皇天不负有心人，给她一个肯上进、有出息的女儿。正在她得意洋洋的时候，1949年来了共产党，凡是资产阶级腐朽的一套都遭到批判。母亲培养我成为资产阶级小姐所付出的心血尽付东流，留下的只有无限遗憾。

1949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吃了败仗，被共产党赶出大陆，逃往台湾。我那时刚要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面临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由得思考自己的前途。我家的许多亲戚朋友纷纷逃到台湾、香港或者美国。我父亲一无权，二无钱，全家只得困守在上海。我认为这对我来说，不一定是坏事。我想，搞文学创作，只有在本土才能出成就，一旦流浪在外，无根漂泊，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这样一想，不出国也好。但是我不愿在上海待下去，急于摆脱母亲的束缚，我想到北京去自闯天下。通过一个同学的帮助，我在北京中央电影局属下的电影剧本创作所找到一份工作。1950年我赴京就职，在这同一年我未来的丈夫陈依范从伦敦回国。我们的朋友张素初介绍我们认识，千里姻缘一线牵，1958年我们正式结婚。

其实早在遇见依范之前，我对他的背景已经有些了解。我在小学五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上，读到过他父亲陈友仁的事迹。1927年陈友仁担任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的外交部长，坚持收回被英帝国主义霸占的汉口和九江的租界。这两个地方不大，但是值得大书而特书，因为这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收回失地。在胜利声中陈友仁带领雄赳赳、气昂昂的群众，跨过铁丝网，进军汉口英租界，其中有的是共产党员，譬如说，未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参加了示威游行。

收回的失地虽说不大，但是陈友仁的铁腕外交，对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以及受压迫的亚洲人民，却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这一举动粉碎了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独立后的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或称阿卜杜勒‘拉赫曼在一篇讲话里生动地表达了亚洲革命者对陈友仁的敬仰。“……1931年我在海船上和中国前外交部长陈友仁偶尔相逢……他善于雄辩，我不仅全神贯注地听，而且感受到他话里传达的激情。他的一席谈促使我投身政治斗争……陈友仁在我思想里点燃的火花，到今天仍然闪烁光芒”。

我听到过的关于陈友仁私生活的传闻也不少。从我母亲的朋友，以及我朋友的母亲那里，我听她们悄悄议论，陈友仁是美男子，和孙中山夫人美女宋庆龄是天生一对大情人。无风不起浪，我相信她们说话不可能毫无根据，因为其中不少人对宋庆龄相当熟悉。后来我也曾问过依范，陈宋之间有没有过这段情。依范绝口不谈。可是在我和他姐姐茜兰相识之后，我也向她问起这事。她虽然愿意谈，不过遮遮掩掩，半吞半吐，引得我越发好奇。

依范很少谈起他的名声响当当的父亲，也很少提起相识的像周恩来那样的大人物。但是在1966年，他不得不对我打破沉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来势凶猛，冲击了过去从未卷入清洗阶级队伍漩涡的依范。外文出版局过去对他优待备至，现在一转眼把他当作头号嫌疑犯。文化大革命的打手红卫兵编造他的罪行，其中之一是他身为海外华侨，受的是西方教育，且比别的华侨更“罪大恶极”，因为他只会讲英文，不会讲中文。红卫兵审问他时，要通过翻译，依范不相信他们，非要我当他的翻译不可。

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不断，几乎每年一次小清洗，每两年一次大清洗，我可算是身经百战，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依范需要我的经验帮助他渡过难关，便向我推心置腹，详细谈他的家史。我一听之下，十分惊讶，我发现很多史实在历史书上是看不到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四处抄家，搜查党政机关，毁灭历史文件，随意改写历史。

面对黑白颠倒的世界，我忍气吞声，跟着依范去受审。我留心听红卫兵有意无意泄露的信息。

一个红卫兵的头头在审问时，盛气凌人地对依范说：“我们查你家三代人的罪行，你要老老实实坦白，特别是你父亲在武汉政府时期执行的反党政策。”

“难道我父亲收回英租界也是犯罪吗？”依范不服气，反问道。

“别表功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是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挥下，由共产党员夺回来的。”这个红卫兵头头竟然说瞎话不脸红。

他们信口雌黄，更促使依范和我倍加珍惜我们家的革命传统。我们下定决心，要写出一部家史，保存我们所知道、所了解的近一百多年来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斗争史。

依范的祖父阿陈家无寸土，替人打工，是雇农。他在1850年左右，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奋战十四年，直到起义失败为止。阿陈的长子陈友仁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智斗军阀，保卫民国，出了大力。陈友仁的小儿子陈依范(也是我的丈夫)，用他的艺术才能以及新闻工作，在海外世界中讲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以此反击蒋介石的宣传，从而有助于推进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战略战术。可以说，依范一家三代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在回顾我们家史的同时，我们也回顾了陈家三代人为之英勇献身的历史背景。许多大事已经被记载在无数的书籍或文件里了，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我为了撰写家史，曾经到美国东西岸、中国大陆、香港地区、新加坡、英国、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地搜寻资料。这些资料为我描绘出了一幅巨大的历史画面，在其中，我根据依范讲述的家史，替他们祖孙三人找到合适的位置。我写这部家史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观察众生群相，对他们的描写当然不同一般。因此，我敢说，在这个近代中国极其重要的阶段，我填补了一些历史空白。

当我正要开始执笔写作的时候，依范因病在1995年4月26日去世。突然遭此打击，我失去了一半的信心，把写作计划暂搁一边。依范生前曾经想和我一同游历希腊，他特别倾慕欧洲文艺复兴，所以对激发了那个时代的古希腊艺术很感兴趣。他在病中，自己知道不会好转，希腊之行只能作罢。他对我说：“我将陪你神游希腊，你不必感到孤独，你放怀畅游。”我依从了他的嘱咐。

希腊的奥林匹克博物馆收藏有古代大雕刻家普拉克西特利斯的赫尔墨斯神像。这位大师有心塑造一个综合男性美的杰作，不辞辛苦，来到奥林匹克城观察参加古代奥运会的年轻力壮、健美活泼的运动员。根据希腊神话，赫尔墨斯是飞毛腿，善于传递信件，同时他也是人世和阴司之间的中间人。我看着看着，不由得心里产生一个疑问：这个雕像具有难以抗拒的男性诱惑力，叫他太阳神阿波罗岂不是更合适吗？我还从没有见过一个含有死亡意味的艺术作品能够这样光彩焕发。普拉克西特利斯想表达什么呢？死亡象征新生？新陈代谢，没有过去哪有将来？对，他的开导令我心领神会，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活得有激情，死而无遗憾。

这么一转念，我顿时回忆起另一位古希腊艺术的爱慕者——曾伯母。她曾经说过：“古希腊的文艺大师明知悲剧人生不可避免，但是他们的作品不会让人哭哭啼啼，而是令人在感伤之余，重振精神，庄严地了此余生。”我现在体会她的话，像是金玉良言，决心照着做。我回家之后，立即用全副精力写家史，充实它的内容。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很多，譬如说有些关于陈友仁的活动，我不能单凭家人的讲述，必须找到有关材料予以佐证。

举个例子吧。依范的姐姐茜兰和哥哥丕士都告诉我，他们的父亲在1919年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参加凡尔赛和平大会，就在大会附近的巴黎，他拿到一份美国国务卿和日本赴美特使石井男爵签订的秘密协定，其中主要一项是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省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友仁立即抄送一份给孙中山，另一份给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威廉·波雷。这一揭露迫使“民主党的威尔逊总统开始垮台”，丕士引以为傲地说。

这是弱者战胜强者的故事，但是需要有文献证据，才能令人信服。我有一次在朋友的书房里，碰巧翻了翻约翰·鲍威尔写的《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其中我发现两项重要资料：其一，“破坏山东主权”是后来民主党总统败选的原因之一；其二，苏联政府在十月革命之后，没收沙皇的档案馆，查出不少秘密文件，包括《蓝辛一石井协定》。苏联在巴黎的代理人有心要捣美国和其他协约国的蛋，把密件给了陈友仁一份。还有一项重要资料，是我旅游香港时发现的。我喜欢逛书店，有一天我漫步街头，爬上狭窄、阴暗的楼梯，在一家小书店里看到一本旧书，是叶永烈的《中共之初》，描写了北京广有影响的《晨报》(或((晨钟报》)透露中国代表团在凡尔赛的惨败，北京军阀政府的投降政策犯了众怒，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之一。友仁及李大钊和《晨报》有相当深的关系(我在后文中将再提到)，使我联想到茜兰和丕士的话：友仁寄给孙中山的美日密约，孙叫人译成中文后，寄给北京的《晨报》刊载。

五四运动的巨浪汹涌难挡，北洋军政府不敢逼迫中国代表团屈服于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威胁。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拒绝签署不平等条约。以前历史学家一贯声称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一炮打出来的，而事实上则是，如果没有陈友仁和其他“资产阶级”外交家的努力，这一炮不一定打得响。

我的研究材料在1980和1990年代不断增加，因为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渐开明，出版了大批历史书刊。从钱玉莉的《陈友仁传》中，我知道友仁揭发的《蓝辛一石井协定》冲击了威尔逊总统的参加国联的计划，美国参议员拒绝批准此计划。

此外，我从美国历史学家J.A·罗杰斯写的《世界有色人种的伟人》以及中国历史学家李恩涵写的《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我知道友仁在凡尔赛和平大会里的另一贡献，他提出“革命外交”的纲要，以后在1926年予以执行，收回汉口与九江的英租界。不过，过去官方历史学家并不承认这点。

我像侦探似的，搜集了点点滴滴的历史根据，充实陈友仁一生的作为。

正在我埋头写作的时候，2003年爆发了伊拉克战争。眼看伊拉克无辜的人民，特别是孩子，成群地被杀伤，我心里十分难受。我一边听政治家的分析，一边想他们讲的牛头不对马嘴。他们是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问题，哪里了解伊拉克人民对入侵者的仇恨有多深？我是移民，来自一个过去深受压迫的国家，我自有不同的看法。军事占领别国，不管说得怎么好听，也不能打动被侮辱的民族的心。譬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自说自话，不顾中国现实，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谁知在短短三年之内，蒋介石兵败如山倒，蒋家六百万到八百万的军队打不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国民党丢兵弃甲，逃往台湾。所以说，单靠金钱和武器不一定就能打胜仗。我写的这部家史可以为此作证，但这不是我写家史的唯一目的。

我写这部家史的另一个更重要原因纯属私人性质。在文化大革命中，依范和我特别注意教育我们的儿子陈杰。每天晚上依范给他讲自编的有意义的故事——“一个具有自由魂的人的经历”，故事的主角是综合陈家三代人如何为自由而奋斗。多年之后，陈杰考进大学，他怀念童年的岁月，到图书馆找这本故事书。他当然找不到。现在我可以拿着出版的家史对他说：“你要找的就是这本书。”

陈元珍从独特而又亲切的角度，描写她丈夫一家三代革命者的传记。她讲的故事惊心动魄，娓娓动听。同时作为历史，这本书可供大学师生用于学术研究。

——《喜福会》作者 谭恩美

这是一部重要的、知晓内情的人撰写的中国革命史，从满清倒台到文化大革命为止。陈元珍是著名的中共宣传家杰克·陈的遗孀。杰克·陈的父亲陈友仁的政见激烈，是从特立尼达回国的华侨，与孙中山共事，成为国民党左翼领导人。陈元珍的回忆录充满新的细节，涉及的人物有军阀、革命家、苏联与中共领导人，以及像蒋介石等历史人物。

——《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的力量》作者 查莫斯·约翰逊教授

陈元珍重新叙述陈友仁一家三代人的历史，使他们值得大书特书而又被时间淹没的革命活动，重新出现在读者眼前。同时，她所描写的那一时代背景以及海外华人的贡献，都是活灵活现，使读者感到如临其境。过去的历史书刊很少这样重视海外华人与中国革命巨大事件之间的联系，而陈元珍这部重要并且易读的历史特别有新意，立论与众不同，引人人胜。

——纽约州立大学卓越的汤姆·格伦菲尔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