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GDP”的假象，透视“海外日本”，综合评价经济和社会指标，谁能否认“日本依然世界第一”？日本从外看是资本主义，但从内看经济体制、国民意识、贫富差距、社会福利等各种特征，怎么又是社会主义了呢？脱下现代化的外衣，日本的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骨子里不就是中国传统的浙商、徽商和晋商吗？结合中国的具体条件和自身的文化基因，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哪个应该成为中国经济体制的参照主体？中国大学经济学课本怎么都是美国人或按照美国模式编写的，为什么从来不提日本和韩国的综合商社？审视日本“亲美入亚”的新战略，到底是向中国亲善，还是挥师南下，挟天子以令诸侯？面对陆（产业）、海（商社）、空（金融）三位一体的日本财团，中国是“引狼入室”，还是“与狼共舞”？剖析日本主导的东亚共同体，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其时用的是刺刀，如今用综合商社的组织能力？试问谁是中国微观经济管理的主体？要把它交给日本的综合商社吗？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在哪里？

本书，为你找到答案！深入地研究了日本综合商新的运营模式，并将其是为日本企业竞争力的根本，认为日本模式是中国值得忠实的经济模式。

所谓“失去的十年”，其实只是在日本本土。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株式会社”的全球性产业布局从未停歇。这个战略布局需要一个大后方，就是东亚地区。这实际上还是当年“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思路，只不过其时用的是刺刀，如今用的则是综合商社的组织能力。

1997年，前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市川周出版了《战胜中国》一书，提出了日本包围中国的“三区域”理论。在包围战略取得成效后，2005年2月，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所长寺岛实郎明确提出，日本应该转而向“亲美入亚”努力，从而为日本财团大举占领中国市场吹响了号角。

在日本人看来，经济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仅次于战争的最佳手段。“商场”即“战场”，“企业家”即“将领”，“工人”即“士兵”，“经济战争”是全体国民的“对外战争”，要“内和而外战”，竞争与合作一直是日本财团企业之间的主旋律。

日本国民首先将企业视为自己终身依托的归属团体，比如自称“丰田人”、“东芝人”等，他们经过企业这一中介与日本政府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有西方学者把日本社会称为“公社制资本主义”。东京大学的佐藤康邦教授则用“从外看是资本主义，从里看是社会主义”形容这种制度。

这十年来，中国经济基本上是按照美国模式设计的。从大学的经济教科书到整个舆论导向只讲美国模式。然而从浙江企业的行为方式可以发现日本财团的影子。反过来说，日本财团模式里面会看到中国传统浙商、徽商、晋商的影子。从现实看，日本模式应该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参照。

第一篇　小觑日本必自毙

自序

前言　财团无疑是日本的核心

第一章　“日本第一”不是过去时

　　日本教训敲响中国警钟

　　日本依然世界第一

　　揭开“日本失去十年”的假象

　　日本财团不是昨日黄花

　　真实的日本制造

　　产业升级远重于GDP赶日超美

第二章　日本财团谋划“战胜中国”

　　日本的“商人幕府”

　　日本财团巨头如何整体作战

　　三井财团双重包围谋局中国

　　长虹:中国企业的宿命？

　　三洋:被财团统合的离群者

第三章　隐秘布局的三井财团

　　隐者三井

　　日资卡位中国流通“国家队”

　　三井财阀觊觎中国

第四章　暗中渗透的三菱财团

　　三菱重工的中国攻略

　　三菱商事在华隐筑商权

　　综合商社成就超一流“母体”工业

第二篇　日本是对手，更是榜样

第五章　穿西装的“武士儒商”

　　说出日本财团的“阳谋”

　　警惕日本对华产业战争

　　日本尽是“爱国贼”

第六章　日本力争全球产业主导权

　　日本重启海外收购“战车”

　　向日本商社学习，掌握产业主导权！

　　商社重生贸易永远有商机！

　　转型服务利润并非来自控制

　　人脉文化：信誉是商人的惟一原则

　　背景今昔：顺势应变，只为生存

　　中国急需建立产业投行

第七章　不但学美国，更要学日本

　　怎样学日本，怎样防日本

　　日本占据全球制造业最高端的秘密

　　有中国特色的“综合商社”

第八章　“丰田模式”蕴涵“三井文化”

　　“影子丰田”——隐蔽在丰田背后的攻城者

　　丰田到底是做什么的？

　　丰田为什么卖白薯粉

第三篇　打造中国自己的产业军团

第九章　三井物产：杰出的产业组织者

　　“三井”谜语

　　三井资本迷宫

　　三井物产模式透视　

第十章　浙江商人学做“综合商社”

　　浙江物产：三井供应链试验

　　杉杉集团：千亿综合商社梦

　　学习·创新·发展

第十一章　超越浙商的“鲁氏财团”

　　超越“浙商”

　　资本全球入轨

　　鲁冠球欲做中国“三井”

　　万向基因

　　鲁氏财团隐现？

第十二章　中国军团吹响“集结号”

　　梦系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

　　中信学做产业组织者

　　招商局集团：中国财团的雏形

　　中国企业向日本财团学习什么

　　实现中国的“国民共进退”

第四篇　中国能超越日本吗？

第十三章　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模式

　　日本向左，拉美向右　

　　中国经济的理想蓝本：美国？还是日本？

　　日本经济模式值得中国借鉴

第十四章　铁是国家：全套产业链布局

　　解密日本财团体制　

　　掌握“主导权”比争取“定价权”更重要

　　巴西样本：日本钢铁业如何走出去

　　潜伏在巴西之后的日本钢铁业

　　澳洲铁矿石争夺：日本财团的身影

　　日本布局澳洲煤矿资源演绎钢煤携手

　　日本财团如何“玩转”印度塔塔

第十五章　怎样解决中国农业问题

　　日本“海外农场”启示录

　　三井布局中国农业产业链

　　走农村的“综合商社”之路

第十六章　谁将主导东亚经济共同体

　　郎咸平说：揭秘日本财团帝国

　　凤凰卫视：日本财团的中国谋略

　　“东亚共同体”能否实现关键在于中国

后记

三井财团双重包围谋局中国

2004年以前，我在日本三井物产有过12年的白领生活，如果算是潜伏的话，12年的经历，让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阳谋，然而中国人却浑然不知。

事实上，以三井为代表的日本财团，正围绕“全套完整产业链”而构造组织结构。以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和制造企业“三位一体”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原料和技术，进而控制市场，自然也包括中国。

资源包围

从东海油气田到钢铁矿争夺，在日本财团的中国谋略中，资源包围是他们隐形的翅膀。

什么是资源包围呢？比如说宝钢，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铁矿石谈判的问题，一直谈不下来。而谈不下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的上游资源其实已经被外国资本控制了。

这些垄断巨头主要控制两大块，一部分是巴西，一部分是澳洲。澳洲的背后是英美的资本在里头，而巴西主要是日本的资本。其实在巴西，日本已经进入到巴西淡水河谷，其中三井物产已经拥有了巴西淡水河谷母公司12％的股份。

2001年4月，由三井财团的樱花银行和住友财团的住友银行合并而成三井住友银行，标志着三井财团和住友财团的金融机构统合为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作为三井一住友这个新财团体系中的核心组织，三井物产、住友商事这两家综合商社始终承担着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重任。

事实上，三井和住友实际上是有所分工的，三井在铁矿、钢铁产业里布局很深，而住友则是从铜起家的，而且在南美也有自己的镍矿。在全球的镍矿里头，很多的现在正在开采和生产加工镍的，基本上都跟三井、住友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地和需求产地。所以三井在外围控制上游资源的过程，实际上是为掌握在中国的这些投资的企业的上游控制权。例如，三井物产把新日铁引入上海宝钢，成为其全方位的合作伙伴，而自己又与上海宝钢成立钢铁物流公司——宝井，从而深入到钢铁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由此，三井物产可以轻易掌握中国钢铁企业各层面的商业情报，为其掌握的上游铁矿石资源（如巴西淡水河谷）提供准确的定价依据，从而在与中国买家的价格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

最近几年，三井物产、丸红、伊藤忠等都跑到哈萨克斯坦去圈铀矿，我们知道铀矿是做来核能用的，而这个时间三井财团的东芝在做什么呢？是在花了40多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的西屋电气公司，之后又拿下了中国80亿美元的核电的订单，也就是说我们表面看是西屋电气在做中国的核电产业，就是卖设备，卖技术，但实际上背后已经是三井财团的东芝。也就是说它两头走，一头是从美国那边拿来技术-这一头是到中亚去圈铀矿。

前两年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即是中海油、中石油并购美国优尼科事件。我们最后还是碰壁了，那么碰壁以后，是谁把它收走了呢，是一个叫雪佛龙的公司，虽然也是个美国公司，但是你要仔细去看的话。雪佛龙公司跟三井物产在泰国、澳洲都有着很强的密切合作关系。它们之间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

类似的案例还包括中铝收购140.5亿美元，这也是一个很震动的事。我们发现，中铝当初是通过美国的投行，花了100多亿美元收购的，结果金融危机一来了，股价暴跌，再加上欧元暴跌，中铝的账面损失达80％。在今年年初，中铝其实是想抄一下底来平衡它的损失，结果后来并没有成功。

问题出在了哪里？中铝的网站上有过这样一段叙述：也就是他们在第二次收购时。成交之前的一两天，三井物产和必和必拓在一起要联合收购力拓，也就是说：三井在适时的时机出来搅局了。

技术包围

在日本财团的中国谋略当中，技术优势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一步步地瓦解对手，我们可以称之这技术包围。什么是技术包围呢？

以联想为例，当初联想做台式电脑的过程中，并没有与其他的中国的企业拉开太大的差距。是什么时候甩开对手的呢？是在1996年跟三井财团的东芝合作后，也就是代理东芝的笔记本电脑开始。

自那以后，联想发展很快，连续4年，东芝笔记本电脑在中国销量都是第一的。从此，联想开始想做自己品牌的笔记本电脑，这时候就与三井财团之间产生了冲突。于是两家就分手了。

分开以后，联想实际上是委托台湾的企业去加工，然后贴牌。但是，台湾的那些配件是从哪来的呢？也都是来自日本的。最后，联想很快地通过委托加工，通过全国建网络，占领了第一的位置，把东芝挤下去了。但这个时候，东芝其实只是丢掉了渠道。

这时候，我们又看到三井财团的索尼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是来专门来争夺年轻消费者这个领域的。同时，NEC、富士通都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企业又开始争夺制高点。

制高点是什么呢？就是技术，也就是所谓的上游。资源是一种上游，技术其实也是一个上游。三井是怎么来争夺这个技术呢？

东芝、索尼、NEC等，其实都是围绕着IBM来运作的，在美国那边花了几年的时间，一直在收购IBM的技术，等收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个消息：联想收购IBM。也就是说。日本企业已经把核心的东西都收完了。只剩下一个壳的时候。联想开始去收购IBM了。我们却发现：日本财团已经把很多的东西都拿走了。这其实就是一种技术包围。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长虹在美国受到反倾销诉讼，这是前几年发生的事了。长虹当时生产的是显像管彩电，价格已经竞争得很低了，然后大量地卖到美国，其实长虹的这些技术，也都是来自于三井财团的。因为长虹的很多技术都是东芝、松下提供的，生产线也都是对方提供的，很多配件也是。

当日本已经进行产业升级的，开始推液晶的时候，中国的这些显像管彩电就大量过剩了。一旦过剩，必然就会往海外出口，在出口过程中，首先就是在两年之内就占领了美国市场，这个空缺正是日本财团当时让出来的。为什么呢？

当时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日本实际上已经在液晶产业上推迟了投资，就给了像长虹等中国很多企业市场空间。长虹等占领美国市场之后，其实对日本和韩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是因为通过廉价的销售，可能会建立一些渠道商，这些渠道商将来会对产业升级后的日韩液晶产业有一个阻碍作用。

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使长虹退回国内，不在美国市场销售。于是，我们看到：那时美国有个五河公司对长虹公司提出了反倾销诉讼。这个五河公司，其实并不是生产什么电视的，但为什么会提出诉讼呢？

后来经调查。发现真正提供很多的诉讼参考数据和资料的，都来自于五家公司。即三洋、东芝、索尼、松下。以及一个叫ORION的公司，这个公司虽然是一个韩国公司，却是做东芝代工起家的。所以我们还是会发现：三井住友财团的这几家公司，在当年的反倾销诉讼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文／白益民、闫荣伟《中国经营报》2009年11月21日）

P34-36

戴季陶在《日本论》中写道，日本把中国放在手术台上、显微镜下观察了几千次，以此说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程度。同时戴季陶也反问道：中国呢？

这个反问放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中国呢？我们对日本了解多少？

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商社人”满天飞的情景，吓坏了山姆大叔，乃至美国媒体上居然出现了“美国已成为日本殖民地”的激烈反应。那么，“日本第一”到底秘密何在？答案就藏在日本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体制之中。

近十多年来，研究日本经济体制的学者几乎绝迹，而中国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普遍接受西方经济学和MBA教育。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美国经济学教科书，根本不提有关财团的问题，只在日本和韩国存在的被称为“综合商社”的企业组织更没有介绍。

事实上，真正主导、左右日本经济的有生力量是六大财团，它们不仅集中了相当惊人的财力，同时构成了日本从产业布局调整到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基础，而居于中间最显要位置，行使类似神经中枢功能的核心组织，则是六大综合商社。

1993年底，大学毕业之后两年，我进入位于国贸大厦34层的日本三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现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工作。第二年，在世界500强的名单上，三井物产排名第一，紧接着的是三菱商事、伊藤忠、住友商事、丸红、日商岩井几家日本综合商社。这些商社都是全球营业额最大的贸易公司，但实际功能绝对不仅是贸易那样简单。

两年之后，因为开创性地将一船5万吨美国玉米成功卖到了中国市场，我被部门总经理内田先生推荐到东京总部进行短期研修和工作。1996年的4月，正值樱花盛开的季节，我走进了“三井帝国”的中央之都。站在三井物产东京总部大楼的窗前，我俯视眼前的日本皇宫时，这才初步意识到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综合商社在现代日本社会中的真实地位。

其实，三井物产只是三井财团的核心代表，其财团包括诸如丰田、东芝等20多家大企业集团。西方国家一些人士认为，在日本，真正具备政治经济实力的，不是坐落于东京市中心的皇宫，也不是大藏省，而是围绕着皇宫周围的九座建筑物——九大综合商社的总部（现在是六大财团的综合商社）。其实，如同“基金”是美国经济模式的代表一样，“综合商社”是日本经济模式的核心。

在东京学习和工作的那段时间，我不仅见识了日本商社总部的发达机能，更多地感受到日本社会内部的秩序与和谐。但是，在看似平和的日本国民生活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像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在为日本的生存与发展而全力拼杀。记得教授给我业务的大江先生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综合商社，日本就会沉没。我们保卫着日本的经济安全”。

大江先生还告诉我，根据数据统计，综合商社职员的寿命比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少10年。要知道，日本一直是世界人均寿命第一的国家。应该说，日本国民的幸福生话与这些商社人的奋斗与牺牲分不开。此外，大江先生的另一句话改变了我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他说：“日本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贫富分化，而你们中国正在出现很多有钱人。”

也许从那时开始，我在不断地观察与思考一个问题：综合商社代表了一种在市场环境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与金融机构（银行、保险）主导的间接融资有关，又与政府意志和国家利益紧密相连。与此相比较，美国经济模式中的“基金”异常活跃，成为现代美国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这与美国发达的股票市场直接融资有关，同时也是造成美国财富进一步集中到少数人的原因。

从日本回来后，我一直在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工作到2005年10月。这期间，我主要是负责对美国的业务。也就是说，我在中国的日本公司工作，与美国市场打交道，无意识中感受到了中、日、美在企业行为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总结了一下：中国南方的民间企业集体抱团的方式与日本企业很像，中国北方的中央企业独自为战的行为与美国企业接近。

其实，这也难怪。自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央级的国企全面抛弃了日本和韩国那种合纵连横的大财团体制，而转向美国式的“抓大放小”的集中化经营。按照麦肯锡等西方咨询公司的指导，再加上美式MBA的盛行，以及美国投行、风险投资和基金经理的异常活跃，中国大型央企走向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仅有中信集团和招商局集团等还保留财团的雏形，但缺失综合商社的职能。

我在三井物产工作时，感触最深的是那些中国国有性质的垄断型贸易公司，在国家将贸易权全面放开后，他们失去了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机能，转而将各部门“分产到户”，业务员自谋发展。如此一来，这些贸易公司的各部门大多都成了“洋买办”，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好帮手。为了活着，这些贸易公司只是扮演着交易代理人的角色，没有战斗的意识，与日本综合商社是天壤之别。

此时，前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市川周于1997年出版了《战胜中国》一书，提出日本对中国要有“竞争对手意识”，并要求充当“战斗的（东亚）家长”。海洋国家日本要与大陆国家中国对抗。日本要采取“确保第一区域”（韩国和台湾），影响第三个区域（南亚、中亚、蒙古等中国周边国家），以包围第二个区域（中国大陆）的战略。这一战略在此后的中日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得到了印证。

如果翻开日本经济史就会发现，与被称为“日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者”的涩泽荣一（1840—1931）同时代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关于“商业是战争的最佳代替物”的观点被当时实业界称为“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声音”。1880年第一期《东海新经济评论》社论认为：“我们试图用经济与外国人战斗——战争的手段是贸易。”如今，日本万元大钞上的头像正是福泽谕吉。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举国为之欢庆。此前，美国和日本是中国加入WTO的两个最大障碍。美国要求中国允许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而日本要求他的综合商社要与中国贸易公司在中国市场享有同等待遇。在答应了美国和日本的要求后，中国才真正意义上拿到了WTO的通行证。

然而，中国始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如何应对美国金融对中国的冲击，却忽略了日本综合商社暗中的布局与包围。事实上，日本的综合商社表面是贸易公司，实质上是金融机构，因为他的大股东都是商业银行、银行信托、保险公司等。综合商社被称为“第二银行’’或“影子银行”，在以贸易为主体平台获得市场情报的同时，充当了产业投行的角色，而发挥了“产业组织者”的作用。

与中国面对全球化不设防的情况不同，日本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现WTO）后采取的是阻碍自由化的策略，重新将大企业集团集结成为经济军团（财团），并积极组建综合商社。由此，综合商社与财团企业形成的网状体制很好地保护了日本产业，并建立了市场秩序，而综合商社自身又是拓疆辟土的先锋，承担了海外获取资源和市场的重任。

2005年10月，看到中国经济体制未来潜在的危机，我毅然辞去了在三井物产的工作，选择了“坐家”的方式，专心研究日本的经济模式。此前，我想进入大学工作，在那里找到一个平台从事我的研究，并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可惜，北京所有著名的大学经济系专业几乎要求有美国博士学位的人。因此，我仅在首都经贸大学兼职教授了一学期的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就与大学无缘了。

没有中国大学的认可和支持，我不得不选择了做一名独立民间学者的道路。其实，当人们把眼光聚集在美国哈佛商学院时，并没有意识到日本综合商社才是“知行合一”的真正意义上的商学院，而现在的美国商学院到更像是金融学院。如今，美国经济模式已经100％地占据了中国的经济研究，至今我还没遇到一位长期专门研究日本经济模式的学者，实感诧异。

2006年10月，我的第一部书《三井帝国启示录——探寻微观经济的王者》出版，因为没有出版社对日本题材感兴趣，我只好自己投资在中国档案出版社印刷了4000册，通过书商投放到市场。这本书以商业史的方式把三井财团与中国文化联系到了二起。因为缺少市场宣传和推广，这本书很快石沉大海。如今，有很多读者希望看到这本书，却无法在市场上找到，我正准备再版。

好在我对日本模式的研究陆续得到了一些财经媒体的关注，《环球财经》《董事会》《中外管理》《中国企业家》《商界》《第一财经日报》《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等刊登了我的文章或对我进行了采访，将我的研究成果呈现给社会。这些媒体的记者和编辑很多已经成为我的朋友，在本书中收录了他们的部分文章，以示感谢。

特别要感谢《环球财经》对我的一贯支持，无论前任主编葛方新、编辑梁志坚和邵振伟，还有后任的出品人任文女士、研究院院长宋鸿兵先生，以及编委向松祚、彭晓光、摩罗、乔良、王湘穗等都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同时，主编林鹰女士、编辑部主任鲍迪克也对我的研究领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我看来，《环球财经》目前是唯一的一个从国家战略层面分析经济问题的高端杂志。

2008年10月，我的第二部书《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在中国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与毛增余副社长、责任编辑王振岭的支持分不开。《三井帝国在行动》出版后，的确引起了中国社会和企业的关注与肯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引起中国金融界的重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先生、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投行战略部的董事总经理刘京生女士、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的总监康健先生与我进行了交流，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让我看到：中国大型企业集团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通过金融力量的整合逐步集结成各大财团。

2009年12月20日，受到央行朱民副行长的邀请，我在100多位金融领域高层领导参加的读书会上介绍了日本企业组织架构和经营模式，讲演的标题是“综合商社：日本国器”。通过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的比较，我阐述了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产生的背景和条件，最后总结为“商社姓‘社’，基金姓‘资’”，表达了综合商社的社会主义特性。

此时，我编辑创作的《瞄准日本财团——发现中国的对手与榜样》这本书接近完成。这本书着重从制度层面展示综合商社与财团体制的重要作用，以及解读中国建立这种体制的文化根源和现实基础。本书采用文集的方式，收录了我过去创作的部分文章，以及指导助手们写作的文章，另外还有媒体记者对我的采访文章。特别感谢王维和王征两位助手为这本书编辑出版所做的贡献。

《瞄准日本财团——发现中国的对手与榜样》这本书其实是我离开三井物产后，5年来的一次大总结。建立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形成海（商社）、陆（产业）、空（金融）三位一体的立体作战的集团军（不是“产融结合”的平面结构），这是我对中国经济界和企业界的期待。同时，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从事日本模式的研究，大学能够设立日本模式的教学和研究专业，政府能够将日本模式作为体制改革的重要参考。

对于年轻的财经媒体记者来说，《瞄准日本财团——发现中国的对手与榜样》这本书中，很多资深记者所撰写的文章足以成为他们学习的范文。在与媒体的长期接触中，发现由于这个行业人员流动频繁，年轻记者很难获得老记者的培养与指导，文章水平一直上不去。因此，我也把这本书作为一本财经媒体的教材奉献给年轻的记者们，希望他们能够向前辈们学习，积极参与对日本经济体制的报道和研究。

最后，真诚地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对这本书出版给予的支持与帮助，感谢关心和鼓励我的各界朋友与读者，感谢我的家人长期的理解与支持。

白益民

2010年6月30日

东亚共同体=财团共同体

2009年9月21日，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按照欧盟模式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明确表示了希望把东亚共同体建设成亚洲版的欧盟，并先后在联合国大会演说、就职演说以及其他场合多次谈及东亚共同体。从此东亚共同体这个课题成为了东亚各国的主旋律。

中国如何不当“傻大个”

怎样理解东亚共同体？谁将最终主导东亚共同体？它是一个政治体还是经济体？

东亚共同体不是国际关系概念，东亚共同体初级阶段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所以首先要与日、韩两国在产业上形成对等关系。一个是市场大国、制造业欠发达，一个是制造业发达市场狭小，如何做到这一点而不被当成傻大个？

首先，这就要求中国也要建立自己的财团体制，在产业的国际分工与合作中获得话语权与升级能力，形成与日韩财团的竞争、合作，最终与日韩财团形成利益共同体。

其次，在目前无法获得日韩技术的前提下。要采用财团企业或主权基金式投行的资金获得日韩财团企业的股权，形成与他的持股关系。而不仅仅是被持股的关系（注：现在与日韩的合资企业其实全是被持股关系）。

中国需要主导东亚共同体，首先要建立财团体制，首先把自己的产业链整合起来，形成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而不是仅仅附庸日韩财团，才能实现平等的竞争与合作，才能进入产业链的高端。另一方面，这种财团可以保护国内的市场，保护了市场也就持有了市场，才可谈所谓的市场换技术。

如果没有财团体制就进入东亚共同体。就必然被始终压制在产业链分工最终端。受控于日韩财团。

东亚共同体的启蒙

东亚共同体是拟按照二战后欧共体建立的一种亚洲地区的类似合作组织，最初由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1972年10月14日～11月12日，以原东京银行（现三菱东京UFJ银行）总经理崛江薰雄为团长的财界、政府人士组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经济调查团”对欧洲14个国家进行了访问。

调查团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各国政府、经济界人士进行了60多次会谈，这是日本第一次对共同体经济的考察和认识。可以说算是对东亚共同体的启蒙，其成员名单如下：

团长 崛江薰雄 贸易研究中心会长（原东京银行总经理，经团联理事）

副团长 伊藤英吉 伊藤忠商事会长（综合商社）

团员  铃木二郎 古河电气工业社长

团员  饭野匡  三井银行副社长（现三井住友银行）

团员  川岛章司  野村证券常务董事

团员  斋藤英四郎新日铁常务董事

团员  佐佐木卓夫 日本电气（NEC）常务董事

团员  田部闻一郎三菱商事副社长（综合商社）

团员  远山直道 日兴证券副社长

团员  奥原时藏 经团联常务理事

团员  岩田善雄 东京证券交易所调查部长

团员  小岛千二郎东京银行调查部参事

团员  三好正也 经团联国际经济部次长

团员  荒木信义  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主任研究员

团员  牧村信之 科学技术厅研究调整局调整课课长

团员  小宅勇夫 外务省经济局经济统合课课长  团员  石川周  大藏省大臣房参事官

团员  栗屋忠  通商产业省通商局通商课课长

团员  国枝信孝  外务省经济局经济统合课调查员

1990年，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提出“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东亚经济集团”，倡议建立“东盟+中、日、韩”贸易集团，应对欧洲和北美集团化的挑战。但“东亚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则是在2002年举行的“10+3”领导人会议上。日本前执政党自民党曾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但因得不到中国的支持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21104年5月18日。日本成立了由财界、政府、研究机构组成的战略研究机构——“东亚共同体评议会”CEAC，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担任该会会长，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滕宪一任议长。该机构旨在为改变日本在推动东亚合作方面的落后局面出谋划策，以期重新确立和强化日本的“主导”地位。2005年8月，推出了《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和日本的国家战略》的政策建议报告，提出的鸿篇政策报告格外引人注目。

CEAC是迄今为止战后日本出现的阵容最为强大的“产、官、学”一体化的战略研究体制。其成员包括：

（1）13家主要财界代表。丰田、三井物产、三菱商事、松下电器、住友商事、新日铁、电通、欧姆龙等均榜上有名，经济团体联合会名誉会长、新日铁会长今井敬、三井物产前会长上岛重二、住友商事会长岗素之、丰田汽车会长张富士夫等财界头面人物都在其中。

（2）外务省、财务省等政府9省厅代表。

（3）11家日本最主要的研究机构代表。即日本国际论坛、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和平研究所、安全保障贸易情报中心、国际经济交流财团、日本国际交流中心、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国际货币研究所、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国际金融情报中心、综合研究开发机构。

（4）约40名各界代表。包括原外相柿泽弘治、神户大学教授五百旗头真、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吉富胜等。

在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井、三菱、住友这几家老牌财团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也显示出财团团体在日本的作用。

财团经济主导下的日韩

“东亚共同体”是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基石，通过FTA、经济共同体、货币联盟等形式，由低级到高级，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织、相互联结而成一体的关系状态。

但是，我们要清晰地看到日本与韩国都是财团经济体制的国家。日韩的产业、商业、金融是由日韩的财团在主导。而尚处散兵游勇、各自为战阶段的中国企业。是否能经受得住日韩财团企业的冲击呢？

日本官方文件对日本六大财团有这样的表述：日本只有三菱、三井、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业这六大企业集团，其他以企业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企业组织只能称其为大企业系列。

日本的六大财团不仅是主导日本经济的主要力量，同时也是构筑日本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是日本国民生活方式、组织方式以及东方文化的集中体现。日本财团通常是以横向联合的方式并由主力银行、综合商社、大型制造企业这三个核心部分组成。

按《世界大通史》一书所记，在日本左右经济命脉的是六大企业财团。到1988年，这六家财团所属的直系企业共163家，资产总额和营业总额分别占全国的13.29％和14.68％。如果加上他们的子公司及相关企业，则共11998家，占26.95％和25.20％。并且他们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居于控制地位，而且还通过“经济团体联合会”、“经济同友会”、“经济团体联盟”、“工商会议所”等财界组织影响着日本的政治。

英国人Carla Rappoport在其（（Why Japan keeps on winning））中也有这样的描述，财团在许多市场存在，包括资本市场、初级市场和零部件市场。财团实际上是日本政府支持下的一种卡特尔组织即垄断组织形式之一，这些财团力求在日本经济中的相关主要领域中占有主导地位。

每个财团的营业收入达到了万亿美元。按绝对数字算，财团只占全日本公司的万分之一，但是他们却占有东京股票交易所中令人震惊的78％的股票市场价值，占据了日本商业资本的1／3，并大约占了日本1／4的销售额。这些可以有效地阻止外国供应商进入日本市场。

日本的财团代表了一类特殊的合作战略，财团是一种行业内部的联盟或企业群。用一个观察家的话讲。“集合成了一个斗争团体，其中的各个商业家族联合起来竞争市场份额”。仅以三菱财团为例，90年代的三菱财团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产业。

在东亚，除日本外韩国也有自己的大型财团。韩国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江汉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复兴的样板”，英国《金融时报》称韩国站在了富国的门槛上，并指出其成功过度依赖于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型财团。

事实确实如此，韩国这样一个在上世纪60年代人均收入还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不相上下的经济体，如今已经紧随英国与法国之后，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其大企业财团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中发挥了堪称中流砥柱的作用。

韩国从上个世纪开始学习和仿效日本的财团经济模式。韩国人在经济高速成长期效仿日本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建立了诸如“三星物产”为代表的一批综合商社。以此为核心组建的韩国财团企业成为日本人头疼的竞争对手。韩国是私人资本和政府权力结合形成产业、贸易、金融一体的财团，一类是以三星、前大宇为代表，以贸易起步，后向产业发展形成的贸易产业财团；二是如现代、SK，以产业起步，后向贸易发展形成的产业贸易财团。

韩国经济同样是以财团为主体的经济，韩国学者林炳润曾有财团就是韩国经济之全部的比喻。韩国财团企业同日本的财团企业一样以交叉持股形成参与控制或合作的关系，成为利益共同体。

在韩国企业排行榜中。榜上的特点就是综合性大财团地位突出，以三星、现代、LG、SK、前大字集团等为代表的综合性大财团。在多个行业都有实力雄厚的财团企业。在上榜的75家企业中，来自这5大财团的总共有30家。韩国的电子业、重化工业等几乎全被几大财团控制或拥有，实行了垄断型的市场经济。

在2009年13家有望进入“净利润1万亿韩元俱乐部”的韩国企业中，全部来自韩国前十位的财团，韩国交易所统计数据显示，韩国国内资产总额前十位的大企业财团旗下的上市公司，市价总值已达472万5889亿韩元，市价总值同比去年年末（300万4724亿韩元）增长了57.3％。有韩国学者指出：抛开财团就难以理解韩国经济，可谓一语道破。

财团经济将主导东亚共同体

2005年，新华网曾刊载了一篇“大企业撑起欧洲一片天”的文章，文章指出欧盟百强企业的优异表现，让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老欧洲”国家看到了经济复苏的希望。并通过一些大型项目的推出和跨国收购案的完成展示了欧盟大企业的实力。而比欧盟大企业经济更具有“侵略性”的是日韩的财团经济模式。

日本、韩国通过在国内建立了排外的财团体制。让外资在其国内很难有大的作为。还抚育了如三井、三菱、三星、现代这样的财团企业。而通过丰田汽车、NEC、三菱重工、日立、三星电子、现代汽车、现代重工、LG等近几百家实力雄厚的财团企业的联合，在助力本国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在世界不断处于优势地位的同时，也暗中把持着微观经济的命脉，从“细节”上来控制整个世界！

自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一直是日本财团经济的国策。然而，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与欧美频繁的贸易战之后，“重返亚洲”成为日本各大财团的经济方针，东亚地区日益成为日本建立经济强国地位的强有力支柱，成为日本财团企业最大的海外商品销售市场。

在日本“回归亚洲”的过程中。日本财团企业通过雁行模式对亚洲国家的产业进行着主导。雁行模式是日本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产业分工体系，即将东亚地区看作是一组雁群，其中日本是领头雁，做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起着领导作用，然后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分包到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东盟及中国为雁尾。

我也将雁行模式看作一种产业布局。是日本的寄生式产业战略，就像“吸星大法”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其产业布局整合进来的每一个角落吸取能量和资源。通过这一模式，日本实现了其经济大国的目标，亚洲“四小龙”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雁尾也有代价地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形成了日本同亚洲“四小龙”和雁尾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实际上，此时东亚经济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共同体。

而日本的雁行排列是因为有雁行体制，能够通过综合商社、产业公司以毛细血管的方式渗透到亚洲国家的产业中去，另外它也是神经系统，布局在亚洲经济体内产业细胞中，从细节上随时掌握市场的变化，包括各种供需情报等。同时它也是一个血液循环系统，通过产业体制形成产业商业金融配合的体制。来保证雁行模式的实施，它并非像美国模式用技术标准和资本进行控制，它通过财团模式形成更复杂的控制体系。从而始终根据各国的国情、资源、劳动力条件进行从高到低秩序的分工。

当然。目前日本的雁行模式已经没有以前明显，而在此基础上，东亚经济体新的分工格局“后雁行模式”却在形成之中。

所谓“后雁行模式”，首先东亚区域分工与经济发展本质上仍然是传统“雁行模式”的延缓，这是由当前东亚各国（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所决定的。其次，东亚区域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过渡。

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特点是：在宏观上，东亚国家（地区）之间相互的水平分工关系逐渐增强；在微观上则存在着以日本、“四小龙”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在东亚地区构建的网络化跨国生产体系，即通过企业内部国际分工，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在东亚地区进行区位上的优化配置。

所以我们要看到，财团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利益共同体。将亚洲的商业、产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而这个利益方最大受益者就是财团经济下的日韩财团，所以他们要积极推动东亚共同体的进程。

（文／白益民、王维《环球财经》2010年6月）

如果说美欧金融巨鳄正在张开血盆巨口，悄然逼近；白益民揭示出的日本财团则如附骨之蛆，已经遍布我国重要产业的上下游。美国的长处是金融，日本的长处是制造和商贸，这两个对手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货币战争》作者 宋鸿兵

可以说，在日本的经济结构中，财团无疑是最为核心的内容。很遗憾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对日本进行过大量的调研，到了90年代之后却基本上没有看到过像样的研究。如今，白益民先生揭开了日本财团帝国的秘密。

——经济学家 郎咸平

中国几乎亡于日本之手，竟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日本，当年如此，至今还是如此。看看白益民的这本书吧。有这个思路有这个视角就说明这是一个真正思考了的人。中国所谓的研究日本学者熙熙攘攘，真正有本书作者水准的，几乎凤毛麟角。

——空军上校 戴旭

最近关心中国崛起、复兴了的人越来越多了，想法也越来越深入了。我觉得白益民的两本著作《瞄准日本财团》和《三井帝国在行动》更值得一读，因为它已经从经济的“启蒙”阶段进入了商战具体的战略、战术分析阶段。

——《中国不高兴》作者 宋晓军

商场如战场，中日两个经济体的竞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当我们急切地向欧美寻求经济良方的时候，白益民先生的适时提醒告诉我们邻居日本就是一本很好的教材。向对手学习并不丢脸，被对手打败，还不知道是怎么被打败的，那才叫做丢大脸。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主持人 王鲁湘

日本强大的根本原因不是拥有丰田、索尼、松下这样的制造业公司，而是拥有像三井、三菱这样的强大财团。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作者白益民是一个富有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人，他用敏锐的观察和细致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本日本产业教科书。

——经济学家 向松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