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政治与消费主义幽灵——以“十七年文学”中的“舞厅”叙述为中心》；《“劳动乌托邦”的建构——试论20世纪50-70年代工业文学中“劳动”的意义》；《“摩登”与“革命”的辩证法——“十七年文学”与电影中的“上海姑娘”》；《“十七年文学”中的“乡下人进城”》；《“工人新村”与社会主义城市的文学建构》；《“交叉地带”的叙事镜像——试论“十七年文学”脉络中的路遥小说创作》……《后革命时代的焦虑》(作者徐刚)收录了这些作品。

徐刚的研究偏重在对于当代文学的研究上，《后革命时代的焦虑》中很大一部分是研究“十七年文学”的。正如中山大学郭冰茹教授在《走笔至此》一文中所谈及的，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既能体现出作者的史家眼光，《后革命时代的焦虑》显示出作者的理论素养，同时又不失锐气、才情和锋芒。刘涛、金理、徐刚不仅显示出了“史家眼光”，也不失“锐气、才情和锋芒”。

总序

序

上编：当代文学研究

重述五四与“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论证考察

重审“当代文学”的概念与文学史分期问题

后革命时代的焦虑

——历史语境中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及其论争

“激情”与“理性”的争斗

——20世纪50-70年代工业题材文学及其文化政治

空间政治与消费主义幽灵

——以“十七年文学”中的“舞厅”叙述为中心

“劳动乌托邦”的建构

——试论20世纪50-70年代工业文学中“劳动”的意义

“摩登”与“革命”的辩证法

——“十七年文学”与电影中的“上海姑娘”

“十七年文学”中的“乡下人进城”

“工人新村”与社会主义城市的文学建构

“交叉地带”的叙事镜像

——试论“十七年文学”脉络中的路遥小说创作

下编：作家作品阐释

先锋记忆的缅怀与溃散

——评马原《牛鬼蛇神》

时代的精神状况

——评格非《隐身衣》

“讲故事的人”

——评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消逝的故乡风景

——评陈应松《夜深沉》《送火神》

作为一种历史态度的改革文学

——重评张洁《沉重的翅膀》

现实的激愤与批判的证词

——重评莫言《天堂蒜薹之歌》

屈辱而荒谬的灰暗人生

——阿乙小说论

苍凉而卑微的女性叙事

——孙频小说论

新世纪中国科幻文学的流变

城市小说和它面对的世界

——新世纪十年城市文学一瞥

后记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后新时期文学”的讨论热潮中，赵毅衡先生就曾敏锐地提出了一个令我们今天仍然深感棘手的当代文学分期问题。他在《二种当代文学》一文中，就“后新时期文学”的出场所造成的当代文学分裂状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新时期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大部分时期相同，服务于主流社会运转的需要，服务于政治运动，寓教于乐，制造典型”。而“后新时期文学”则是“社会市场化时期的文学”，是“一种新的当代文学”，它“大约从1985年新潮小说发端时就开始出现，而在1987年先锋小说形成时成形，这是种倒行的文学”。在此后的十多年，赵毅衡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始终如幽灵般纠缠着当代文学研究界。此间，随着文学转折的深入，新的文学元素不断溢出，过于笼统的“中国当代文学”所造成的文学史分期及叙述中的破碎与不适虽偶有人提及，却始终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解决。如今，历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伴随着“新新中国”的崛起，“后新时期文学”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气象万千的“新世纪文学”，它们与“40-70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一道在“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巨大而空洞的“能指”下面“无聊地讨生活”。于是，一部部冠以“当代文学史”的著述成了纯粹文学时间的编年和叠加，文学分期与文学史叙述的简单加法一点点消磨着20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与学术化所取得的有限成就。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已然逼近其60年的大关。然而，从历史容量来看，尽管“当代文学”拥有着两倍于“现代文学”的历史长度，但相对于“现代义学”稳定的学科形态和知识设置，“当代文学”的历史及相关问题却不断遭受质疑，乃至其学科合法性都是一个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同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和学术化的深入，关于当代文学史写作观念的讨沧和实践曾在学界掀起了不小的热潮，彼时，洪子诚、陈思和等几位学者的当代文学史著作相继问世，可谓蔚为壮观。直到2002年，洪先生《问题与方法》的出版，作为学术范畴的“当代文学”才渐人人心。然而，尽管洪子诚先生的研究已然清晰地阐述了“当代文学”的概念和发生问题，但作为学科范畴的中国当代文学与作为文学史概念的“当代文学”之间始终存在着复杂而混乱的纠结。此外，“当代文学”的“历史污点”所造成的非审美化指责，以及来自现代文学学科竞争的压力，这些都使得在“新世纪文学”图景日渐清晰的今天，“当代文学”已经无颜再继续“当代”下去。是寻求新的学科命名，抑或是对既有的文学史地图予以重新切分，对于这个并不古老的学科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转折。对此，相关学者们的努力显示了学界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信心。近期程光炜先生的文章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始终没有将自身和研究对象‘历史化’，是困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而昌切先生也针对代文学面临的“名实相分，概念所指不～”的问题，提出要“重审当代文学”。重新清理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重绘当代文学的历史地图已然成为学界迫在眉睫的大事。对此，2007年的8—9月，现当代文学界相继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观念与方法”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历史观念与方法”的学术会议，似乎是一个不太显明的征兆。会议的论题广泛涉及文学史分期和“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问题。结合近期蛰伏之中的新一轮“当代文学史”写作热潮，大约十年一个周期的当代文学历史观念和方法的讨论似乎山雨欲来，学界前辈和同人希冀着一种达于共识的努力，弥合并挽救已然破解的“当代文学”及“当代文学史”。P17-18

徐刚把他近年来的文章结集出版，希望我在前面写几句话。他是我的博士生，多年来潜心读书研究，有了今天的成果，值得庆贺和鼓励。徐刚这些文字的中心议题就是要理解21世纪以来中国当下文学和文化的命运。这也是他和他的同代人开始学术生涯之时就身处其中的时代。他们所经历和见证的当下，其实是充满活力和可能性的，也为未来的学术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生机。

中国当代的文化和文学的情势在新世纪以来经历了极为复杂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轨迹不是断裂武的，而是渐进的，但其复杂和深刻却能够让我们在走过一段时间之后都能领悟得到。这似乎是郭敬明所描述的“小时代”，生活的变化、社会的命运都不再以疾风暴雨般剧烈的状态出现。20世纪那些立即触动和改变千百万人命运的“大时代”的风云已经渐行渐远。支配我们命运的因素和“大历史”的变动都是以“小”和“徽”的潜移默化的表征悄然改变我们。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平常的，以日常生活为中心的时代。但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才会发现我们走得如此之远。我们近年来所关注的“新文学的终结”“新世纪文化”等等议题，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复杂而深刻的转变的思考和体认的尝试。

新世纪以来，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最关键和最富于生机的部分。中国已经通过加入世贸，申办到举行奥运会、世博会等诸多标志性的事件彰显了自身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中国则以在全球生产和消费中的巨大的作用，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与全球的深刻联系形成了构筑这一“位置”的基础。中国已经成为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同时，在国内，市场化的深入、城镇化的兴起都带来了一种新的“全国化”的进程，和全球化交相辉映，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新的发展进程。这些过程中有诸多欢乐和痛苦，也有诸多从个人到社会的不可逆转的新的现象出现，为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也在要求着理论的阐释和现实的回应。我们可以发现在理解今天中国复杂变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似乎尚未能够提供新的角度和思考，尚缺少面对新的问题和现象的方法和路径。我们往往依然在重复陈旧的议题和单调乏味的过时思路，往往还习惯于把过去的模式用来硬套在当下之上。我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的“阐释中国的焦虑”不但没有缓解，反而似乎愈演愈烈。理论和思考似乎对于自己的时代束手无策，处境尴尬。理论思考的“滞后”显得益发清晰。

因此，如何观察当下文化的变化，如何思考今天和未来的文学和文化，这些议题对于理论提出了紧迫而现实的挑战。我想有一些新的现象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路标，值得我们由此开始思考。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许多现象中有两个现象是最为关键的，也最值得用来标定时代的状况。一是互联网的发展。新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互联网的影响。互联网已经无所不在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正是当下最重要的趋势。没有什么比起百度、微博、淘宝更加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东西了。这一变化为文化和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体验和新的可能性。二是中等收入群体和“80后”、“90后”年轻人的崛起所带来的社会潮流和趋势的变化。中国在迅速的中产化的同时也在迅速地放大年轻人的影响和作用。这些现象都投射到了文化之中，形成了当下文化重要的、不可逆的变化。诸如网络文学、青春文学等文学现象，诸如新的电影市场的展开，视频网站的影响和新的电视选秀文化等，都是原有的文化之上的新的“增量”。这些都在要求着新的理论的阐释。

从总体上看，如何理解当下的时代，如何认知当下的文化，如何超越

 “阐释中国的焦虑”，都需要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徐刚这部书中的文章就是他在这方面的坚实的努力。这些文章可能还不成熟，但其思考和关注点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值得我们细读，并引发新的思考。

徐刚的学术生涯才刚刚开始，他的未来还在展开。希望他能够做出更多的实绩。

是为序。

大约十年前，我在内地一所闭塞的三流大学读本科。年步的我于百无聊赖之际，终日浪迹在学校图书馆里，寻找一切令人心动的文字。直至一日，我在一排书架的晦暗角落里发现了那批被冠以“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简朴小书……多年以后，当我回想起当年阅读陈思和的《鸡鸣风雨》、蔡翔的《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胡河清的《灵地的缅想》，以及张新颖的《栖居与游牧之地》的场景时，定然不会料到正是这些激动人心的文字，开启了我与批评最初的缘分。尽管此后我一路求学，从县城出发，途经省城，再到首都，随着眼界的开阔，更为厚重的文学史研究吸引了我更多的目光，但批评带给人最初的激情依然让我念念不忘。

在此，需郑重感谢将我领入学术之门的王又平老师，亦感谢教会我批评方法的张颐武老师，是他们让那一只只“火凤凰”在一位少年心中点燃的文学热情，以更加具象、更加充实的方式呈现出来。他们让我明白了学术的严谨和呆板，以及批评的灵动与轻率，这想必就是作为学者和批评家所处的两难境地。多年来，我一直试图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由此而认真实践着研究与批评“两条腿走路”的工作法则。这却使得我的工作陷入一种刻骨的分裂境地：一方面将专注的目光执着地投向遥远的“十七年文学”，另一方面又将浓厚的兴趣顽强指向当下鲜活的小说、电影与文化现象。好在这样的方式终究让我乐在其中，学者与批评家孰高孰低的问题，便不再重要了！

收录在本书中的文章都是我近年来陆续发表的作品，虽以“后革命时代的焦虑”命名，却并没有十分严密的中心，很难说都与“革命”有关，更遑论“后”了。在我看来，无论是唐小兵意义上的“后革命”，还是蔡翔所说的“革命之后”，似乎都不足以说明社会主义时期革命文化与无产阶级政权的复杂联系，而唯有“焦虑”或许才是概括社会主义文学及其文化政治的核心命题。当然，这种“以论带史”的形式，其本意也并非是将冷静客观的文学史研究叙述成观点偏颇的批评性文字，而是要在枯燥而烦冗的“历史研究”之外，展现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视域，在“历史”的“重读”之中，寻找一种“有思想的学术”，进而成全一种“有学术的思想”。很难说这些不成熟的文章完成了这样的使命，但无论如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全书按照“当代文学研究”和“作家作品阐释”分为上下两部分，每部分选择十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因而这二十篇作品也大抵呈现了我在这些年所从事的工作和思考的问题。感谢周明全兄的热情邀约，将我这本评论集编入他策划的《“80后”评论家文丛》，比起我的同行来说，我的工作还如此不足，忝列在此，也令我深感不安。我宁愿将此视为一次“却顾所来径”的契机，而于未来，则更多是一种鼓励和鞭策。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论文和批评文章都已在国内的报刊发表。在此，必须感谢如下刊物的厚意：《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当代电影》《扬子江评论》《文艺报》《山花》《百家评论》，因此也必须感谢如下贵人，他们是朱国华、王双龙、张燕玲、李云雷、毕光明、刘德兴、檀秋文、黄发有、饶翔、徐健、行超、谢挺、师力斌、高方方等诸位老师、朋友，是他们主持的刊物和专栏，收留了这些或长或短，并不成器的文字。另外，这些文章有的也曾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华文摘》等期刊转载，有的还获得一些奖项，被收入一些选本，在此也一并致以谢意！

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多年来的默默支持，感谢我所在单位及部门的领导和同事无微不至的关心，尤其是吴文科所长对我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不遗余力的提携。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力！当然还需感谢我的导师张颐武教授在百忙之中为这本小书作序，老师的鼓励定当成为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徐刚

2013年9月8日记于京郊北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