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张邦奇任湖广提学副使，是一位极有古儒者之风的督学官。他孜孜以求，提倡儒家精神和道德文章，努力使自己成为青年学子的楷模。他常与诸生谈论历史和国家大事，每一交谈，必然是倾心相授，使学生能豁然开朗，故有“善教”之名。
兴献王闻知后，要朱厚熄去应试。张邦奇为人温厚素雅，有仁者胸襟。明朝律条禁皇族科考，似此类考试也非提学份内之事，张邦奇久闻兴献王贤名，不愿拂其意，便做为个例处理，命人在府学特设两案，自己居北，让朱厚熄居南，当面考试。他当然不知道自己在考试未来的皇帝，只是宽厚本性使他待兴世子很礼遇。朱厚熄毫不怯场，挥笔成文，考在优等，同时也记住了张邦奇的名字。若干年后，朱厚熄早已人继大统，君临天下，还念念不忘张邦奇当日之事。
课业之余，朱祐杬杭还将“军民疾苦、稼穗艰难之事”谆谆开谕，对于当时朝中情势及臣之贤否也不时讲说，这就使少年朱厚熄对于正德朝的混乱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他虽然是个十多岁的孩子，但举止“凝重周旋中礼，俨然有人君之度”。
正当少年朱厚熄纵情享受着王世子温馨幸福的生活时，突发的不幸降临了。其父兴王正值英年，体貌英伟，身体康健，谁料想正德十四年（1519）夏天的炎热，却使他中暑了。患病半月后即撒手而去，年仅44岁。这对13岁的朱厚熄来说，无异是五雷轰顶，悲痛欲绝，与其母蒋氏“日惟号泣苦痛，五内摧伤”。父亲英年早逝，一下子使朱厚熄长大了许多，开始与娇惯的少年时代告别。按照明朝制度，亲王去世，其世子要守孝三年，其间不得袭封王位。于是，朱厚熄便以王世子的身分代理府事。史称朱厚熄使王府“皆有纪，府中肃清”，未免近于谀词，但他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则是事实。
正德十六年（1521）朱厚熄之母蒋氏上奏朝廷，以“岁时庆贺，祭祀，嗣子以常服行礼非便”为由，请求允许朱厚熄提前袭封王位。武宗颁诏允之。这样，优裕清闲的亲王生活，就自然而然地将成为他一生的历程。然而，这种生活刚刚开始，王朝皇位的更迭，社会的动荡，就把他推上了渴望已久，但从不敢奢望其实现的发展道路。
朱厚熄出生之时，明王朝已经中衰。这种状况自正统年间开始的。英宗朱祁镇九岁继位。他宠信宦官王振，开明代宦官专权之先河。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宦官干政，曾铸三尺高的铁牌置宫门内，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禁令。因此，洪武朝宦官数目不多，基本是在宫内，“供洒扫，给使令而已”。永乐朝，明成祖朱棣由于依靠宦官夺取了政权，就给予他们一定的权柄，使他们得以干预朝政。不过英宗正统以前，皇帝多上朝听政，一遇大事，还要亲临内阁会议，对宦官管束也较严。宦官权力还很有限。英宗继位之初，太皇太后张氏（即仁宗诚孝皇后张氏）委任“三杨”（即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和杨溥）等人主持政务，朝廷状况还较好。然而宦官王振也在逐渐抬头。他是蔚州人（今河北蔚县），读过书，当过教官。后获罪当谪戍边地，恰逢皇帝有旨“有子者许净身人内”，王振遂乘机白宫。并钻进皇宫，授宫人书。他为人狡黠，又通文墨，得到明宣宗的信任，很快升为司礼监太监。朱祁镇幼冲继位，对曾侍奉他读书的王振非常倚信，称“先生”而不名。但在开始几年，王振慑于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的威势，还不敢过于放肆。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故。“三杨”中，杨士奇也于正统八年（1443）病死，而杨荣则早在正统五年亡故，只剩下杨溥一人在朝。但他年老多病，对朝政参与不多。在这种情况下，王振便开始横行起来。他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朝臣对此敢怒而不敢言。昏庸的明英宗只知享乐，对王振的专横奸险全然不察，反以为是忠诚。在朝政黑暗的情况下，发生了“土木之变”。当时蒙古族瓦刺部倔起，威胁明朝北部边境的安宁。一些正直官员纷纷要求整顿军备，积极防御。但王振毫不理会，遂使局势日趋严重。正统十四年，瓦刺首领也先率军分四路骚扰内地。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鼓动下，不听众臣的劝阻，冒然率军亲征，结果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西南）被瓦刺军打得大败。50万军队几乎全军覆没，英宗本人也当了俘虏。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役”，它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