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历史上的皇二代,他们的人生值得一读!
王振兴编著的《中国皇子的八种命运》以《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中记载有皇子事迹的篇章为蓝本,从数以千计的皇子当中遴选出了三十六位人物,分别作传。他们当中,有文采斐然者,有武艺超群者;有修成正果者,有遗憾出局者;有悲天悯人者,有凶残成性者;有唯唯诺诺者,有骄横跋扈者;有安邦定国者,有荼毒天下者;有轰轰烈烈者,有窝窝囊囊者;有超凡脱俗者,亦有俗不可耐者。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特打破朝代限制,据其共同特点,将人物分成了八个单元,可以理解为这就是行子们的八种命运。
皇子,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群。幸运与悲催,抗争与妥协,疯狂与无奈……都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身为人子,他们鲜有机会体味人世间的父子亲情;身为人臣,他们鲜有机会表达个人的思想与主张;身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鲜有机会获得起码的自由、权力与尊严。因为他们的爸爸是皇帝,所以他们成为高贵的皇二代,但也正因为生在帝王家,所以他们的命运分外复杂、耐人寻味。
王振兴编著的《中国皇子的八种命运》以正史为蓝术,从中国古代数以千计的皇子中遴选出三十六位有特殊事迹的人物,分别作传。《中国皇子的八种命运》按其相同或者相近的命运,将此三十六人分成八种类型:接班太难、同室操戈、出逃国外、附庸风雅、天之骄子、另类皇子、活得精彩、死的窝囊,分别展现他们人生中独特的悲与喜。
纵容犯罪欲何为·刘长犯愣举反旗
汉高祖刘邦第八子
刘长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八子,也是最小的儿子,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性色彩。
话说高祖八年(前199)冬十月,刘邦亲自去找叛逃匈奴的原韩王信(此韩信与“汉初三杰”之一的大将韩信同名,汉初曾被封为韩王)算账,回军途中在赵国东垣(今河北正定县)的行宫下榻。
赵王张敖是刘邦的乖女婿,娶的是老刘与吕后的独生女鲁元公主。期间,赵王为了讨老丈人的欢喜,就投其所好,将自己的一个小老婆(史称赵姬)进献给岳父大人享用,刘邦乐呵呵地笑纳了。据说此后赵姬就怀孕了,赵王不敢再和老丈人睡过的女人同居,便给赵姬新盖了一座豪宅,让她独住。
第二年的十二月,赵姬和丈夫都因部下贯高等人的谋反案而被牵连入狱。惊慌之下,赵姬向狱吏进行爆料,说是去年她被皇帝“幸”过后便有身孕了,即怀了刘邦的龙种。此时距离“被幸日”已经十四个月了,胎儿果然非同凡响,孕期竟然要比常人长上四个月。
狱吏听到如此惊人的内幕要闻后,不敢耽搁,赶紧上报,可刘邦正在气头上,什么也听不进去,连吕后在为赵王求情的时候也碰了一鼻子灰,于是赵姬又赶忙让弟弟去求吕后的姘夫辟阳侯审食其(他本是刘邦家中侍从,楚汉之际,刘邦征战在外,与吕后分多聚少,而审食其却和吕后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吕后是一个有着正常生理和情感需求的女人,于是乎两人就合伙给刘邦戴了一顶绿帽子),让他再去请吕后说情,而吕后此刻正与戚夫人争斗得你死我活,一个女人就够她烦的了,哪还想再招一个潜在对手,要是吕后肯为赵姬求情的话,那她一定是哪根筋出错了。
吕后不愿意搭理,审食其也没有再多说什么,毕竟事不关己,何必为此得罪了自己的老相好和那个戴绿帽儿的皇帝呢!无人搭救,赵姬生下孩子后就自杀了,所生者即刘长。
查来查去,赵王张敖与此案无关,首犯贯高自杀,张敖被剥夺王位,降为宣平侯,刘邦将最喜欢的儿子代王如意改封赵王。
刘邦以刘姓子弟取代异姓诸王的目的已经达到,气也就消了,突然想起自己刚添了个儿子。可惜孩儿他妈已屈死在狱中,挺可怜的,自己与这个媳妇虽无夫妻之名,却有夫妻之实,她确实死得冤枉。刘邦心里生出了一丝愧疚之心,就把刘长接人宫中,委托吕后做监护人,想多少做些弥补。吕后虽然出手毒辣,但那是对待敌人。此时孩子的母亲已死,对自己不存在什么威胁,自己的一双儿女也早已成人,这个时候吕后作为一位母亲的情怀显现了出来,母爱“泛滥”了一把,不但将刘长抚养长大,并疼爱有加,刘长也因这层关系,逃脱了吕后一党对刘氏家族的大清洗,也可算是因祸得福了。刘邦在灭了淮南王英布之后加封刘长为淮南王,可见夫妇二人待刘长还是不错的!
但毕竟纸包不住火,刘长逐渐知道了一些上代人的恩恩怨怨,仇恨的种子便在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了!
按说刘长怨恨的应该是刘邦和吕后,因为毕竟是刘邦的熟视无睹导致了他母亲的直接死亡,牵强一些可以算上吕后,因为她没有向刘邦求情,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对刘邦,刘长不敢怨,因为那是他的皇帝老子;对吕后,他不能恨,那是抚养他长大的养母,于是,他就将满腔的怨恨瞄准了当年没有拼死为他母亲求情的审食其,必欲除之而后快,你说审食其冤不冤!
吕后没死的时候,刘长纵然心中怨恨,但也不敢乱来,因为吕后是审食其的姘妇。
公元前177年,吕后驾鹤西去三年后,刘章、刘兴居、周勃和陈平等人联手将吕氏余党铲除,迎立刘邦的第四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文帝。审食其的靠山彻底倒了,他的死期也就不远了。
这时的刘长已经长大成人,生得虎背熊腰,力能扛鼎,颇有当年楚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范儿!文帝对刘长很不错,常常惯着这个仅存的弟弟,刘长也有些忘乎所以,觉得当今天下,再没有比他和皇帝更亲的关系了,很是放肆,常常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而文帝呢,却并不怪罪,处处护着他。结果刘长愈加骄纵,天不怕,地不怕,一步步走向了毁灭的深渊!
首先,妄自托大,与皇帝称兄道弟。
文帝三年(前177),淮南王入朝觐见,期间表现的非常蛮横,史书上说他“甚横”,目无法纪,不知礼数,总之是霸气外露,很是扎眼,得罪了不少人。
文帝邀刘长一同去皇家猎场围猎,二人乘一辆车子,刘长感觉很是威风,得瑟的不行,于是更加得意忘形了,脑子一热竟然喊起文帝“大哥”来了。
本来,弟弟喊哥哥没什么大不了的,本该如此嘛!并且,吕后当政期间,对刘姓皇族大肆屠戮,杀的杀,吓的吓,总之刘邦的八个儿子只剩下这么两个了,那就显得更亲切了,但这种观念放在皇帝身上则是绝不适用的,更是极度危险的!刘长与文帝刘恒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刘恒做了皇帝为界限,在此之前,二人是同为诸侯王的兄弟关系,在此之后,二人关系首先是君臣,其次才是兄弟,后者必须绝对服从于前者,搞混了顺序的结局只能是被干掉!因为皇帝不仅是万民主宰,更是天下臣民的君父,君在父前的顺序说明了以君臣关系为代表的政治秩序笼罩于》父子关系为代表的人伦关系,兄弟关系自然要让位于君臣关系!刘长到底能不能叫文帝大哥呢?能!但那也只能是文帝先恩准特许,他才能叫,而不是他先叫,文帝允许!刘长不知天高地厚,给点阳光就灿烂,蹬鼻子上脸,忘了自己的臣子身份,其将来的下场可想而知!
其次,泄私愤,擅自诛大臣,目无法纪。
刘长一直在预谋做掉辟阳侯审食其,为母报仇。
这次入朝,文帝对他一再纵容,大哥都叫上了还怕什么啊!此时不报更待何时。于是,就在这一年的某一天,刘长启动了复仇计划,他来到了辟阳侯的豪宅,说是有事与其相商,审食其一听说当今圣上唯一的弟弟来了,赶忙颠儿颠儿地外出迎接,谁知刘长二话没说,刷的一声从袖子里拔出了铁锥,上去就是一招弓步直刺,将辟阳侯戳翻在地,登时一命呜呼!他让跟班魏敬将死者的脑袋削了下来,然后扬长而去!这一年,刘长22岁!
虽然报得大仇,但刘长深知自己闯下了大祸。辟阳侯虽然靠山倒了,但毕竟是当朝侯爷,吕后当政期间还曾当过左丞相,刘长为泄私愤,无视朝廷法度,擅自诛杀当朝大臣,可不是一般的小罪,因此,他就光着膀子,跑到宫里向皇帝哥哥负荆请罪去了!
文帝讯问刘长的杀人动机,这小子却振振有词地说道:
“我母亲在当年赵国的那桩谋反案中是冤枉的,那时辟阳侯和吕后的关系最热乎,但他却不努力求情,结果导致我母亲自杀身亡,这是辟阳侯的第一件罪行;
赵王如意和母亲戚夫人本没有过错,可吕后想杀他们,辟阳侯没有尽力劝阻,结果如意哥哥被毒死,戚夫人也被做成了人彘(吕后发明的专利,将人四肢切除,耳朵和鼻子削掉,眼睛挖掉,舌头割掉,装入酒瓮。后来武则天曾经模仿),生不如死,这是辟阳侯的第二件罪行;
吕后当权的时候不断给吕家人加官晋爵,而对刘家子弟大肆屠戮,威胁到了刘姓江山,辟阳侯作为大臣,也没有进谏劝阻,这是他的第三条罪行。
正所谓,杀母之仇,不共戴天,再说这厮死有余辜,兄弟宰了他也是为天下人除害!如今大仇得报,特来向大哥请罪,您就看着办吧!”
文帝对此事的处理很是让人吃惊,他对刘长的鲁莽举动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竟然不予追究。
按说对臣子进行生杀予夺的大权本是皇帝得以维持权威的利器,怎可让他人掌握?刘长擅自诛杀大臣,这不仅仅是触犯法律的问题,更要命的是触犯皇帝权威的大罪,可文帝眼见自己的弟弟闯下了如此大祸,却未表现出一丝的不爽,更未进行劝阻和训斥,反倒是纵容犯罪,他打的是什么算盘?
再次,爱玩火,终致引火烧身。
刘长在长安城亲手戳死了当年的丞相辟阳侯审食其,可谓是一战成名,名满京师!而皇帝的不予追究更是令他人气鼎盛,连皇帝的老娘薄太后和太子刘启都对他忌惮三分,广大臣民就更是谈“长”色变了!刘长在京城出尽了风头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地盘,愈是肆无忌惮,屡犯禁忌,我的地盘我做主嘛!
一宗罪:擅自立法,并阻止中央政令在淮南国的推行,这无异于搞独立王国;
二宗罪:耍皇帝的派头。出入之时,沿途清道,警戒,并禁止百姓通行,总之,刘长在他的地盘里享用着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享有的礼仪待遇,这在古代叫做“僭越”,是杀头的死罪;
三宗罪:“称制”。从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的那一天起就规定只有皇帝的命令才能称作“制”,其他的人绝对不能使用,就像只有皇帝才能自称为“朕”一样。“称制”则意味着称帝,这可是谋反的大罪啊!
四宗罪:在上书皇帝的奏章中多次出言不逊,不够恭敬顺从!
可以说,以上任何一条罪名都可以置刘长于死地。而他做了这么多出格的事情却尚不自知,这火是越玩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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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群。
幸运与悲惨,抗争与妥协,疯狂与无奈……都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天潢贵胄”生来就是全国最幸福的孩子。贫穷、饥饿与他们无缘,考试、工作更与他们无关,那些常人需要费尽周折,尝尽艰辛才有可能挣来的富贵荣华,他们早在娘胎里就得到了。他们是含金握玉来到这个世上的。其实,抛开这层表象,用心去体悟他们的命运之时,我发现,皇子是一群十足的可怜虫。
身为人子,他们鲜有机会体味人世间的父子亲情;
身为人臣,他们鲜有机会表达个人的思想与主张;
身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鲜有机会获得起码的自由、权利与尊严。
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因于造就和埋葬他们的皇权政治。
皇权政治,即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格局和形态。在皇权的支配之下,经济、文化皆为附庸,至于皇子,更是彻彻底底的皇权附属物,其地位与特权完全来源于皇帝。他们的兴衰荣辱,甚至性命,都与皇权休戚相关。
他们是距离权力之巅最近的人群,也是最远的人群。
说最近,是从空间考量,说最远,是从本质考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至少从理论上宣告:在皇帝面前,皇子与广大臣民别无二致,皆为奴仆。皇权政治呈现出一点、一线的格局。皇帝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点,奴仆是那条笔直而又有些曲折的线。
君民关系与君臣关系是皇权政治下的两大重要命题。从君主的切身利益来考虑,显然是臣子对其权位的威胁更加的直接和显而易见。因此,君臣关系是皇权政治中的首要关系。
君臣关系的基本线索是尊君抑臣。君主要集权,势必要侵夺臣子的权力,其中当数那些与君主“亲”、“爱”、“信”的臣子对君权最具威胁,是需要君主首先提防的。那些理应是“至亲”、“至爱”、“至信”的人也就是妻妾子女。
家天下时代,国家为帝王一姓之私产,基本继承制度为父死子继制,皇子具备承继大统的合法资格,这相对于那些有着篡位野心的异性臣子显然更有优势;从人身关系上考虑,有较多机会亲近君主的皇子,在弑君谋逆的时候也更加方便。
因而,皇子的身份就显得很微妙了。从宗法角度来看,他们是君主的亲生骨肉,可谓至亲;从权力格局来讲,他们是与君相对的臣子。那么,这两种关系孰轻孰重呢?从皇权主义理论和历史态势来看,显然是前者服从于后者。
韩非将这种关系说的很露骨,即“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传赵王而饿主父。”因而,即便是亲生儿子也不能相信。
对于君主而言,父子关系与夫妻关系,归根结底就是“利”。即便是正妻所生嫡子做了“太子”的,“或有欲其君之蚤(通‘早’)死者”。
父子关系已经十分紧张,那些嗜权、贪利、试图固宠的后妃也参与了进来。为了确保自己的儿子能够早日接班,这些女人不惜对丈夫痛下杀手。
对于这种有悖人伦的现象,韩非的解释很直白:并不是弑君之人憎恨君主,而是因为君主的死可以为其带来利益。即“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人情败给了利益,当君主的存在影响到了妻子、儿女的利益之时,利害之争便会超过情感。
既然父子关系成了猜忌与防范,我很质疑他们之间还剩下几分亲情。
伴随着皇权的扩张与强化,皇子地位呈现出日渐衰微的趋势。这从皇子之首,即“太子”的命运可以看出。作为国之储贰,帝国的第一接班人,太子在皇权政治的前期曾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他身居东宫,设官建制,并配有一定的武装力量。而且,太子时常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延揽人才,扩充实力。不少臣子也半推半就投入未来君主的怀抱,以期日后飞黄腾达。
既然对于君主的威胁最大,那么皇子的处境也就最危险了。
人们常用“伴君如伴虎”来形容侍奉君主的危险。零距离的接触,使得皇子较之普通臣僚,更容易成为皇权政治的刀下之鬼。此时,“天高皇帝近”的观念现实成为实际存在状态。面对皇帝,他们发现这个父亲有异于常人,不能从人性的角度去考量。
皇子的成活率很低,即便成人,亦难以善终。一旦涉足权力,即会遭到猜忌。若是才华外露,自然招致皇帝的嫉恨与打压,小命难保;若是庸庸碌碌,又会招致皇帝和敌对势力的诋毁与攻击。总之,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特别是那些占据太子之位的皇子,就更是战战兢兢,如坐针毡了。
随着年岁的增长,一些皇子权力欲望膨胀,拉拢势力,钩心斗角,甚至急于抢班夺权。使得君主若有芒刺在背,坐立不安,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种对皇帝权威的威胁与挑战,必定会遭到无情的打压。于是,有的皇帝裁撤东宫僚属,有的安插特务,有的取消太子特权,有的甚至直接将其废黜或诛杀。到了最后,雍正皇帝则是采取秘密立储的方式进行传位,对于皇子的提防可谓到了极致。
其实,待到百官之首的丞相遭到废除,那些饱读诗书,标榜道德的汉族官僚欲做“奴才”而不可得的时候,皇子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们是生长在宫城内的高级囚徒。
本书写作,以《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中记载有皇子事迹的篇章为蓝本,从数以千计的皇子当中遴选出了三十六位人物,分别作传。他们当中,有文采斐然者,有武艺超群者;有修成正果者,有遗憾出局者;有悲天悯人者,有凶残成性者;有唯唯诺诺者,有骄横跋扈者;有安邦定国者,有荼毒天下者;有轰轰烈烈者,有窝窝囊囊者;有超凡脱俗者,亦有俗不可耐者。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特打破朝代限制,据其共同特点,将人物分成了八个单元,可以理解为这就是行子们的八种命运。
在这里,我不得不赞叹太史公的伟大。诸多史书当中,唯有他笔下的皇子是那样的个性鲜明,活灵活现,富有人情味儿。这让我在书写汉武帝之前的几位皇子之时,省力不少。我自信,那些篇章也是最出彩的。初次捉笔,必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教。
当我轻击鼠标,将写好的稿件发送给赵维宁编辑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留下的是丝丝的不舍与无奈。这像是与恋人分手,更像是与孩子分别。
这本书是我的处女作。初产儿的诞生往往伴随着阵痛。写作期间,大脑短路引起的思路枯竭,身体病痛的折磨,都是令我十分苦恼的。我想,这多半是每一位作者都曾遇到过的问题,只不过对于我这个生手来说更加深刻而已。话说回来,这些’苦恼较之写作的快乐,真是算不得什么。
借此次写作之机,我沉下心来,阅读了《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的部分篇章,读出的不是汉唐盛世、灿烂文明,而是充斥其间的杀戮、谎言与阴谋诡计,处处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腐臭味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说过的那句话:“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诚哉斯言!
直觉告诉我:
文明成了野蛮的遮羞布;
仁义道德成了统治者滥施淫威的辩护词。
历史成了统治者精心包装的糖果。当我们揭开那层皮时,不禁要问:
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这般丑陋?为什么我们的历史如此虚伪?为什么我们仍旧在乐此不疲地上演着丑陋与虚伪?
也许,我们走错了路。
也许,我们一开始就走错了路。
也许,我们到了认真审视自己的时候了。
妄图从那脱胎于专制时代的思想文化中刨出能够开创未来的新元素,是不是有些意淫过头了呢?!
在学业和精神上,雷戈老师对我的指导意义,不是用语言文字能够形容的。我将永远铭记于心。
赵维宁编辑为本书的写就与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那孜孜以求,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是我学习的榜样。
最后要感谢的是父母、爱人和那些关心并支持我的亲人与朋友。他们是我前行路上坚强的后盾。
写于无逸斋
2011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