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学者、作家、主编古耜在本书中，将以散文的形式，严肃、客观地探讨宋元两代历史，有说历史事件和现象的，也有介绍著名人物的，具体内容包括有：包拯之死，柳永的不幸与幸运，秦桧的铁像和文征明的词，大宋遗梦，乱世中的美神等。

这是本文化散文集。主要以进入了宋元两朝历史和文学典籍的人物、事件、现象为主要审视对象，包括：包拯之死，柳永的不幸与幸运，秦桧的铁像和文征明的词，大宋遗梦，乱世中的美神等。并侧重于理性思考、分析和描述。与一般的散文篇章相比，本书所收之文章最大特点在于文化含量的充盈与丰厚。

散文之中的文化投影(代前言)

赵佶：艺术天才加“昏德公”

北去的孤雁

宋史拾零(二题)

寻找成吉恩汗

包拯之死

一个贪官的奇特死法

秦桧的铁像和文征明的词

再读岳飞

岳飞：魂兮归来

留取丹心照汗青

遥感宋朝(二题)

大宋遗梦

苏东坡突围

小品和大师，读苏东坡的小品

柳永的不幸与幸运

鸢飞囱一跃读朱熹

留与人间作笑谈

相思树前

乱世中的美神

石头记

陈桥崖海须臾事

醉里挑灯看剑

临安行

岳茔享堂——碗清水及其他

遗山墓与野史亭

缠绵悱恻属沈园

那一片摇曳千年的市声

拗相公王安石

来生便嫁苏东坡

澄心浩然苏子瞻

夹在北宋南宋之间的这个女人

飘逝的绝唱(节选)

现代散文史与文化大散文(代后记)

我依旧在想李煜和赵佶，两只北去的孤雁。

若要画圆，圆心只能是汴京。

李煜和赵佶围着这圆心赛跑，李煜从金陵一路狂奔，跑了一百五十七年，才跑到汴京把接力棒交给了赵佶，尽管赵佶恋恋不舍汴京，也只有继续跑下去了。

历史如此的巧合，从起点到终点，又开始于终点。

李煜在对一百五十七年后接替他的赵佶诉说感慨：“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深。”李煜看到了雁，可雁没给他带来任何消息和安慰，他依旧是一只孤雁。

“彻夜西风憾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会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赵佶跑累了，他把自己真真地跑成了孤雁。汴京到苦寒的五国城，又何止三千里？怎么能不累，如此长的距离，我都累了。

只有做梦。

我在睡梦中飞了起来，不止一次。原本是应该老李和老赵飞的，太沉重太沉重的心已经坠得他们飞不起来了，只有我飞。

我掀开历史想翻看他们，却翻到了丹娅的《用痛感想象》，说的就是“飞天”。有一句老外婆的话：“让人想得出鬼的东西，不是自己没有的东西，倒是自己有过的东西。”丹娅在问：人类为什么想乐园？因为人类已失去乐园。

李煜的乐园在金陵，度过了他前半生无忧无虑的宫廷生活。他生于公元937年，死于978年，仅仅活了41岁。是小分裂时代南唐最后一任皇帝，人称李后主，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多感多情，纯真聪颖，工书善画，洞晓音律，尤好诗词，如果说温庭筠是宋词的创始者，那李煜就是扩展者。尽管南唐是个小朝廷，十五年的皇帝生涯，仍让他享尽了荣华富贵，阅尽了人间春色。但他却不是做皇帝的料，当皇帝失败了。说实话这皇帝也真的不好做，他循规蹈矩，苟且偷安，对宋太祖极尽讨好，但太祖还是要灭他。李煜的说客徐铉曾问太祖：“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陛下师出无名。”太祖道：“你既说父子，却还是两家。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李煜是注定了要被灭的，是被宋太祖从静居寺抓走的。家破国亡，自己做了宋帝国的俘虏，乐园也就失去了。

真正意义上灭他的并不是宋太祖，却是太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而让宋太宗触动了杀机，感到愤怒、威胁的，正是那首有名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把亡国之痛和对故国的怀念之情置于春去秋来的时间长河之中，使其悲痛的深度广度得到延伸。李煜写春花秋月，其实他是最最痛恨春花秋月的。正是这“何时了”的春花秋月，勾起了他对故国和往事的美好回忆。那一江东流的春水如今成了他的哀愁，愁多无尽，滔滔不绝。七月初七，本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而生在这一天的李煜，只能端着“牵机酒”，满腹忧伤，无奈绝望地遥对明月里的婵娟和玉兔诉说对故国的思念了。

李煜的幸与不幸都在此中。

李煜的幸在于作为亡国之君，他开始对家国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和感慨，留下了许多永恒的词作，号称“词坛之仙”，让后人通过他的词记住了他，记住的还有他血的教训。没有一个词人在同一道路上能达到他的造诣。

李煜的不幸同样在于作为亡国之君，从三十三重天甩到了十八层地狱，受尽了屈辱磨难。他从金陵押往汴京时写的一首词，体现了他当时的心境：“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又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李老兄一生信佛，可佛菩萨也没能救了他，眼睁睁看着宋太祖把他掳走。后人称李煜为“好文人”和“坏皇帝”，也算是对他命运的总结吧。

李煜的小朝廷太小，是守不住的，是注定要被灭的。当然宋太宗也算是对得起他，据史书记载，李煜死后，“以王礼葬洛阳北邙山上”，他的墓冢，大概在今孟津朝阳镇后李村、周在村一带。“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著黄金无买处”，王建的诗说明了亡『j山的寸土寸金。“生居苏杭，死葬北邙”，这流传几千年的话仿佛就是说给李煜听的，他和同是亡国君“乐不思蜀”的刘禅做着伴，做伴的还有我孟津祖坟里的老祖先们，李煜该乐不思哪呢？

P6-7

散文之中的文化投影(代前言)

古耜

显然同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巨大影响有关，近几年来，“文化散文”的概念频频出现。对此，有的作家和学者颇不以为然，他们从常识和逻辑的层面提出了诘难：“文化散文”的概念如果可以成立，那就意味着世间还有一种没有文化的散文。然而事实上，哪一位散文家笔下的作品可以同文化绝缘？这样的诘难乍一听来，似乎很有道理，只是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它并非真得一矢中的，无懈可击。

如众所知，在迄今为止的汉语语境里，有关“文化”的诠释，称得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倘若我们暂且摆脱概念的推敲和语词的纠缠，而单就文化一词在被使用过程中所呈现的相对稳定的“所指”意义而言，却仍然可以做以下三个层面的划分：第一、有些论者借鉴西哲的观点，把文化与文明等量齐观，认为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无处不在，是一个庞大无边的结构。这堪称是对文化的宽泛性理解。第二、面对人类全部的生产实践和劳动成果，更多的论者习惯于将其中那些具有精神和观念属性的东西，如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科学、教育等等，划入文化的范畴，作为文化的主体。这庶几是最常见的文化观念。第三、还有的论者喜欢沿着文本和著作的思路谈文化。在他们看来，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传统。而任何有价值、有影响的文化传统，都将依赖于精确的文字记录，都需要一系列优秀文本充当载体。惟其如此，所谓民族文化，说到底便是该民族一系列经典著作的荟萃与整合，是这些著作内容上的精华所在及其相应的富有个性的表达。这应当属于文化概念的狭义运用。

如果以上划分大抵符合实际，那么，我们不妨执此来检视一下文化散文的概念以及对它的诘难，这时，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文化散文的命名者，主要是从文化的常见意义、特别是狭义上使用该词的。按照他们的理解，文化散文就是指散文中那些以进入了历史和文学典籍的人物、事件、现象为主要审视对象，并侧重于理性考察、分析和描述的作品。它们与一般的散文篇章相比，其最大特点在于文化含量的充盈与丰厚，因此，给散文作“文化”的限定，以突出和强调其某种特征，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很有必要。而不同意文化散文的命名，并对此提出诘难的作家和学者，主要是从文化的宽泛意义上来考虑问题的。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散文更是无差别的文化载体，甚至直接就是文化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和使用文化散文的概念是不严谨的，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应当承认，单就形式逻辑而言，以上两种观点或许都不能算错。只是一旦置之以创作实际，即可看出，前者折映着题材的嬗递与文体的变迁，即更多体现了一种艺术的敏感和精细，而后者则难免有些鲁莽灭裂，大而化之。因此，我情愿认同文化散文的命名。

既然文化散文的提出是合理而必要的，那么，文化散文的出现又给当下的散文创作带来了什么？这里，我只简要地谈两点看法：

首先，倘就整体和本质而言，文化散文是中国作家在传统文化回潮的大背景之下，从现实情境出发，进行审美意义上的文化寻根和历史反思的产物。既然是寻根和反思，那么其行文运笔，就离不开鞭辟入里的现象分析和特立独行的价值重估。关于这点，我们读那些优秀的文化散文，如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王充闾的《用破一生心》、林非的《询问司马迁》、潘旭澜的《太平杂说》等，都能获得充分印证。而这种恣肆而深邃的思辨之美，正是以往过分注重抒情的散文所缺少的。因此可以说，是文化散文于有意或无意中，增添了散文文体的思想内涵和精神重量。

其次，由于文化散文大都是围绕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展开叙述的，所以，其字里行间很自然地融入了为完成主题表达所必需的背景介绍、资料引用、场面勾勒、器物描述等等。这时，文化散文便具有了展示文化精要，传授历史知识的作用。譬如，熊召政和王春瑜分别撰写的阅读明史系列，不仅深入揭示着历史的奥秘和本相，而且广泛涉猎了明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乃至谜团和细节。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可以作为打开明史之门的钥匙的。李元洛的古典诗词系列，融史学、诗学、人文、地理于一体，既高扬着作家的古典情怀，又畅述了诗歌的艺术三昧，其饱含的美育和诗教意义显而易见。类似的作品还有刘长春的“书海烟岚”系列，鲍鹏山的“阅读圣贤”系列等等，它们均使散文于固有的审美之外，承担起了文化传播和普及的使命。而许多读者正是通过对这类散文的阅读，开阔了眼界，强化了修养。这在民族文化遭遇削弱的今天，无疑功莫大焉。

现代散文史与文化大散文(代后记)

古耜

近几年来，曾经轰动一时的文化大散文，开始不断受到来自学术界和文学界的批评。譬如，有的文章指出：某些文化大散文，篇幅很长，框架很大，但内容不过是对一般文化现象或历史结论的复述，因而显得虚浮空泛，大而无当。也有的文章认为：不少文化大散文把原本属于背景的案头资料，当成了叙述的主要对象，满足于抽空了生命体验的“掉书袋”，以致无形中丢失了艺术的魅力。还有的文章，发现了文化大散文存在的模式化、批量化倾向，觉得长此以往，只能导致审美疲劳。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有的学者便提出了“不读文化大散文”的口号。还有的论者则干脆断言：文化大散文必将寿终正寝。

应当承认，学术界和文学界对文化大散文的批评是有的放矢的，它们比较及时、也相当准确地揭示了文化大散文在经历了最初的成功乃至辉煌之后，很快就出现的一些弊端和遇到的一些问题，阐明了这些弊端和问题对文化大散文所造成的损耗与伤害。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学术界和文学界针对文化大散文所提出的全部批评，都只具有“末”的、“术”的性质，都只属于作家个体精神质地的欠缺和艺术经营的失误，而并不能说明文化大散文自身的无可救药，即它在文体上的先天不足，无法自立。因此，那种仅仅凭借文化大散文创作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就从根本上否定该文体的观点和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它缺乏充分的说服力。事实上，文化大散文作为一种晚近崛起的散文样式，其艺术旅程虽然尚短，但独特的社会价值和丰赡的审美意义却已经呈显出来。在这方面，我们且不说它的优秀篇章如何以严肃而生动的言说，普及着广大读者的专业知识，提升着他们的文化修养；也姑不论它的精彩之作怎样以大胆的艺术尝试，丰富和拓展着散文文体的艺术表现力；即使单从现代散文史的角度加以观察和审视，它的宏观追求与基本风格，就很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如众所知，与中国现代小说更注重面向西方的横向移植相比，现代散文虽然也汲取异域营养，但就整体而言，是比较注重纵向借鉴和继承的，或者说是相对成功地将异域散文的营养，融入了民族审美传统之中的，这使得现代散文更切近国人的艺术心理和接受习惯，也更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中国精神与气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现代散文的繁荣与发展，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之下实现的。这个大背景所特有的摧枯拉朽的历史氛围和激流勇进的精神吁求，决定了现代散文对古代散文传统的借鉴和继承，不可能是通常情况下的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而必然会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体现出实际上不乏“实用”和“功利”色彩的选择与追求。具体来说便是，现代散文家在向古代散文寻求资源时。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深恶痛绝，以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宗经”“栽道”的秦汉唐宋散文；同时，又因为精神解放和个性发展的需要，而更多地选择了主张“独抒性灵”，并以此同西方散文的“表现自我”相拍合的晚明小品。用周作人的话说便是：“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这种片面的、不对称的资源选择反映到创作上，则表现为：相当一部分散文作品在具备了郁达夫所肯定的“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的“个性”的同时，却在无形中丢失了秦汉唐宋散文所每见的刚健遒劲、大气宏声。后来的解放区散文虽然格局渐大，但终究少了文化的支撑。显然，这是一种不应有得失两见。其负面影响一直延续下来，甚至扩散开去——今天的散文领域，小感觉、小情调的铺天盖地和大境界、大悲悯的日趋稀少，固然是消费社会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合谋的结果，但谁又能说它与现代散文过份强化“小我”的某种定势、某种惯性毫无关系呢？

关于这点，已有敏锐的作家和学者作了精辟的论述，譬如：贾平凹在北京大学首届中国散文论坛上指出：“我们到底要继承民族的什么东西？现在，我们能看到都是在继承一些明清的东西。而明清是中华民族最衰败的时期，汉唐以前才是民族最强盛期，但汉唐的东西我们提得很少，表现出来的更少。”相比之下。余光中的见解更为具体，也更为深入。他在《十二文集散文选集自序》中写道：“五四早期的散文，最流行两千字以内的小品文，常带感性。这种文体有其清新自然的优点，却也有其局限，好像认定散文的正宗就是晚明小品，却忘了中国散文的至境还有韩潮澎湃，苏海浩茫，忘了更早，还有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两千字以内的白话散文，也自有天地足以回旋，并非没有妙品。但一般小品文格局既小，语言又稀，只像画中的册页，终难追摹荆浩、范宽，又像西画的素描、水彩，毕竟不如油画那么沉重。五四的散文多为轻工业。重工业仍待我们发展。”

沿着这样的历史线索，我们再来看文化大散文，即可发现，正是它以扩大的胸襟、高蹈的姿态和雄奇的笔力，在千年之后，衔接和赓续着秦汉散文的汪洋恣肆，继承和发扬着唐宋散文的大气磅礴。这种跨越时空的努力，不仅为当代散文打通了历史血脉，而且大大有利于今日散文领域的生态平衡，从而推动散文创作不断走向充实和高旷的境界。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应当善待文化大散文，而这种善待既体现为多创作优秀的文化大散文作品，当然也包括切实解决此一文体迄今存在的种种缺憾。

　　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