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七百年前，春秋时期的管仲改制变法，使得齐国一跃成为霸主，傲视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时国库充实，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之缓解；公元1978年，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百年积弱的中国经济再度崛起，重回强国之列。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革，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新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作者吴晓波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革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辩驳得失，以史为鉴，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经济史”。

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以时间为轴，在东西方历史的宏大背景下，历数中国历史上的十数次重大经济变革，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探研本国的历史轨迹及可能的前途。

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中，吴晓波提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

导论研究中国的方法

崛起或崩溃，是一个问题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谁家的“大势”?

两个研究工具及两个结论

第一讲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

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

“以商止战”与和平称霸

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第二讲

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以农立国：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

军爵制度：打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平民社会

郡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的政治雏形

强国逻辑：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

毛泽东：“百代都行秦政法”

第三讲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文景之治”的成就与后果

刘彻：大一统制度的集大成者

产业改革：铸钱、盐铁与酿酒

流通改革：均输与平准

税收改革：告缗令与算缗令

变法造就第一个“半亿帝国”

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

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

第四讲

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

变法背景：世族经济威胁中央集权

改革三战场：财政、货币和土地

最惨烈的改革结果

刘秀对世族开战的失败

“桃花源记”的经济学诠释

第五讲

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科举制以及世族势力的式微

李世民解决吏政、兵政之患

关于专营政策的反复与争议

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

刘晏变法：专营制度的归来

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第六讲

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杯酒释兵权”的政策利弊

宽松与禁榷并举

士绅经济的定型

千年第二回的“延和殿廷辩”

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改革标本”王安石

“世界时间”里的变法

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四大基本制度的恶质化 

铁桶阵：对外闭关锁国

散沙术：对内男耕女织

城市化率的下滑

对“自转惯性”的预警

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经济

被枪炮打破的“超稳定结构”

第八讲

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

洋务运动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

以铁路为例：发展与稳定的取舍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国营与民营的取舍

中日对比：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门

商人与知识精英在体制外“会师”

立宪运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选择

洋务运动的制度性遗产门

第九讲

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四个基本制度的全面崩坏

空前强大的民营经济

地方自治的试验

被欢呼回来的独裁者门

国民党的经济主张

挤压民间资本的五种办法

年之后的经济政策失误门

第十讲

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

上海试验：计划经济的体系雏形

“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的建设模式

七年消灭私营经济门

两次自毁性的经济运动门

回收土地：政府的三大收益

“文化大革命”：紊乱十年

第十一讲

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第三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增量改革：由农民发动的工业化运动。

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权与非均衡战略

地方政府的角色：积极参与和冒险支持

“哪里是改革的主战场”

物价闯关：转折点上的“意外失利”

年代：“一切改革都从违法开始”

第十二讲

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

分税制：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年的“三驾马车”

国有企业的绝地复苏

“大国崛起”与朱氏逻辑

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第六次“国进民退”

发展与公平：年的双重困境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

改革的边界

两个永恒性的主题：分权与均富

三个最特殊的战场：国有经济、土地和金融业

四股前所未见的新势力：互联网、非政府组织、

 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

跋

第六讲·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在经济史，乃至整部国史上，王安石变法都是一个转折点，在变法之前是一个中国，变法以后是另外一个中国。这场变法持续到第57年，北宋就灭亡了。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是一个敢于攻击别人的国家。变法以后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一个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甚至国民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需将这场变法与宋政权的很多制度联系起＿来思考。这个朝代有300年长，比之前的唐以及之后的明清都要久。但是在史界，对它的评价十分两极化，有的人认为这个朝代是最没有用的朝代，打仗从来打不过人家，天天偏安在那里苟安残喘，在制度建设上面也没什么成就。钱穆说：“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不过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给予评价，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是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宋代是为巅峰时期。王国维的说法也跟他差不多。

李约瑟总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以外，其他三项都蒂熟于宋。宋代的工商业非常发达，经济和企业制度方面的创新也很多，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公司出现在宋代，最早的一批职业经理人出现在宋代，最早的期货贸易出现在宋代，纸币的发行也出现在宋代。宋代的钢铁产量相当于600年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钢铁产量。宋真宗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一个亿，成了全球最大的、以内需为主的统一市场。

“杯酒释兵权”的政策利弊

宋政权能长过唐，绵延三百年，与治国者的很多治理思想有关，其中值得一说的是“杯酒释兵权”。以唐太宗的雄才大略，解决了世族门阀问题，却留下军阀割据的隐患，宋太祖赵匡胤将这个难题从制度上刨除了。

赵匡胤的办法就是收缴军权，他借着一场酒席把兵权统统收缴到了中央，由“兵在藩镇”改为中央养兵。在中央与地方的集权一分权制度安排上，这是一个极大的创新。

历代政权一直在探索权力分配的方式，商鞅的郡县制度解决了人事权，中国就此告别了分封制，进入了一个中央集权时代。但是从秦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的威胁从来没有消失过，唐朝最严重的是“安史之乱”，此乱之后，中央就一直对割据无能为力。唐亡以后是五代十国，五十多年里冒出来十多个国家，群雄逐鹿，天下愁苦。到960年，赵匡胤终于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此后，地方藩镇从此再没有力量挑战中央。有宋一代三百年，没有发生过一起地方政府造反的事件，明朝两百多年也没有发生过，清朝只在康熙年间有过吴三桂事件，但其发生不是出于制度性的原因。也就是说，从960年一直到1860年前后，将近有整整九百年的时间，中国再也没有发生地方挑战中央的事件。所以，四大制度的第一个制度从此被定型，这在政治上彻底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1860年之后，藩镇势力再起，则与镇压太平天国有关，八旗、绿营等中央军乏力，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迅速壮大，并有了厘金制度，地方有兵有钱，中央的麻烦就又来了。

然而，兵权收上来之后，旁生出另外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中央从此要养兵。宋朝养兵140万，是历代养兵最多的（清朝养了80万兵，其中八旗20万，绿营60万）。这140万兵，有80万禁军布防在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附近，《水浒传》里有一个“豹子头”林冲，他上梁山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这80万是个实数，不是虚数。在北方边境有60万厢军。这140万个精壮汉子，加上马匹粮草，基本上就把中央财政给吃了个大半。所以，朱熹就说：“自本朝罢了藩镇，州郡之财已多归于上。……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即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在了军费开支上。

自宋至明清乃至民国，军费支出不堪重负一直是治国者最头痛的事情，是为“兵政之患”。在当代，“兵政之患”似乎不太严重了，可是公务员却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吏政之患”，这些都是大一统制度与生俱来的遗传病。

……

P97－99

1850年12月，时年45岁的托克维尔在海滨小城索伦托给友人们写信。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因《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而闻名欧洲和北美大陆，可是从那以后，他一直为寻找新的写作主题而苦恼不已，他在信中写道：“我一边穿越索伦托的群山，一边开始寻觅主题，它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哲学本身结合起来。依我看，这就是问题的条件……”“青春逝去，光阴荏苒，人届中年；人生苦短，活动范围日蹙。……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也正在这几封信里，托克维尔宣布将创作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这就是他的另外一部伟大的传世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记得是2010年的盛夏，我曾去过索伦托，那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非常幽美的小城，居民依山建屋，面朝大海，小径蜿蜒局促，到处都是花店和精致的小咖啡馆。我在那里闲居数日，游逛过小城的很多山道，却并不知道一百多年前欧洲最先锋的思想家曾在此徘徊焦虑。此时此刻，我开始写作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在查阅资料时，偶然读到这段轶事，便突然地生出别样的亲近，算算年纪，我竟也已四十有五，正感慨于白发问生、岁月流逝，也为写作而日夜焦虑。

对于任何一个钻研学术的人来说，创作主题的选择永远是最要紧的。前辈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问题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分，做学问要找重要的人手。生命那么短暂，而一个人的创作期更短。选上不重要的问题下功夫，很容易转眼间断送学术生涯。”于此，我深有体会。从2004年开始，我着手于当代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这个课题的灵感来自于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的几次座谈，我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经济崛起所知甚少，多有偏见，在2007年和2008年，我出版了《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其间，我又溯源而上，相继写作了《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一1869年》，由此完成了对中国企业的整体叙述。2010年，我还出版了《吴敬琏传》，通过对这位当代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的传记体写作，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宏观经济理论的衍变轨迹。九年以来，这一系列的写作耗去了我今生最好的时光，如今又将我逼到了这本书的面前。

开始本书写作的时刻，中国改革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此时的心境，已与2004年决意投入《激荡三十年》写作时，有很大的差别，熟悉我的作品的读者，当有所体察。若说当初尚有“探访者”的兴奋心态，那么，今天的我则如同捧着一只薄胎瓷器的行者，心生畏惧，只求寸进。

我要表达对很多人的感激之情，他们是我的师长、学友、接受我访谈的专业人士、给予我启迪的众多著作者，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傅强社长、徐有智总编辑、袁亚春常务副总编辑，我的编辑王留全、余燕龙、陈丽霞和胡志远。

当然最要感激的仍是我的家人。吴舒然同学已是一个长到一米六三的高中生了，我写了那么多的商业书籍仍然没有培养出她对经济的兴趣。邵冰冰嫁给我已经二十年了，我将这本书作为一个纪念品献给她。

书中所有的谬误不当，均由我承担责任。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诺德在《历史之源》中说，历史并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因为没有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说出”。我们所见的事实及所作出的论断，总是受到时代视角、意义语境的局限，托克维尔不例外，本书亦不例外。

吴晓波2013年7月于杭州大运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