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令徐志摩神魂颠倒的绝代佳人；令金岳霖终身不娶的红颜知己；令梁思成相守一生的贤淑伴侣。

《我的心是一朵莲花(附徐志摩的诗别样女子林徽因的诗与文)》——迄今最唯美、最雅致、最具诗意的林徽因诗文集！

赏鉴“民国第一小清新”的诗情之美，聆听传奇女子的绚烂芳华。

随书附赠徐志摩精美诗集。

林徽因曾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其诗文著述不多，却均属上乘之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附徐志摩的诗别样女子林徽因的诗与文)》精选了林徽因作品中最经典、最唯美的诗文。其中既有“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温暖，又有“信仰只一细炷香”的悲伤；既有“细雨点洒在花前”的淡然，又有“细香常伴月静天”的惆怅。通过《我的心是一朵莲花(附徐志摩的诗别样女子林徽因的诗与文)》，大家可以穿越时空的界限，步入这位传奇女子的内心世界，体会那份久违的宁静与纯真。

印象·林徽因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金岳霖

 一代才女林徽因 /萧乾

 窗子内外：忆林徽因 /卞之琳

 才貌是可以双全的——林徽因侧影 /文洁若

 我们最好的朋友 /费正清

 林徽因 / 李健吾

你是人间四月天——诗歌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一句爱的赞颂

 谁爱这不息的变幻

 八月的忧愁

 一首桃花

 莲灯

 激昂

 情愿

 深笑

 深夜里听到乐声

 山中一个夏夜

 六点钟在下午

 笑

 昼梦

 那一晚

 雨后天

 过杨柳

 秋天，这秋天

 城楼上

 冥思

 红叶里的信念

 题剔空菩提叶

 时间

 记忆

 无题

 黄昏过泰山

 哭三弟恒 ——一九四一年空战阵亡

 静坐

 诗（三首）

 仍然

 中夜钟声

 年关

 灵感

 别丢掉

 空想（外四章）

 前后

 病中杂诗

 昆明即景

 一串疯话

 吊玮德

 十月独行

 去春

 除夕看花

 我们的雄鸡

 山中

 古城春景

 忆

 风筝

 静院

细想常伴月静天——散文

 悼志摩

 窗子以外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蛛丝和梅花

 一片阳光

 彼此

 山西通信

微光里的梦——小说

 九十九度中

 模影零篇

 窘

一代才女林徽因

萧乾

1933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到文科楼外的阅报栏去看报。那时我住在临湖的六楼，是个刚从辅仁英文系转到燕京新闻系的三年级生。报栏设在楼前，有两架：一边张贴着北平的《华北日报》和《晨报》，另一边是天津的《大公报》和《益世报》。忽然，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版最底下一栏，看到《蚕》和我的名字。那是前不久我寄给沈从文先生请他指教的，当时是准备经他指点以后再说的——倘若可以刊用，也得重抄一遍。如今，就这么登了出来，我自是喜出望外。尽管那是把五千字的东西硬塞进三四千字的空间里——也就是说，排字工人把铅条全抽掉，因而行挨行，字挨字，挤成黑压压一片。其实，两年前当熊佛西编《晨报》副刊时，他也登过我的一些短文，记得有一篇是谈爱尔兰小剧院运动的。然而这毕竟是自己的创作第一次变成了铅字，心里的滋味和感觉仿佛都很异样。

然而还有更令我兴奋的事等在后面呢！

几天后，接到沈先生的信(这信连同所有我心爱的一切，一直保存到1966年8月)，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

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

在去之前，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重了(还经常得卧床休息)，而那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那么可怕。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套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边吧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的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她完全没提到一个“病”字。她比一个健康人精力还旺盛，还健谈。

那以后，我们还常在朱光潜先生家举行的“读诗会”上见面。我也跟着大家称她为“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想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评论家。她十分关心创作。当时南北方也颇有些文艺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细，并且对文章常有犀利和独到的见解。对于好恶，她从不模棱两可。同时，在批了什么一顿之后，往往又会指出某一点可取之处。一次我记得她当面对梁宗岱的一首诗数落了一通，梁诗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服气的。于是，在“读诗会”的一角，他们抬起杠来。

1935年7月，我去天津《大公报》编刊物了。每个月我都到北平来，在来今雨轩举行个二三十人的茶会，一半为了组稿，一半也为了听取《文艺副刊》支持者们的意见。小姐几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

1936年我调到上海，同时编沪津两地的《文艺副刊》。那是我一生从事文艺编辑工作最紧张、最兴奋，也是最热闹的一年。那时，我三天两头地利用《答辞》栏同副刊的作者和读者交谈。为了使版面活跃，还不断开辟各种“专栏”。我干得尤其起劲的，是从理论到实践去推广书评。什么好作品一问世，无论是《日出》还是《宝马》，我都先在刊物上组织笔谈，然后再请作者写创作那部作品的经验——通常一登就是整版。我搞的那些尝试，徽因都热烈支持，并且积极参加。

那一年，我借《大公报》创刊十周年纪念的机会，除了举办文艺奖金，还想从《文艺副刊》已刊的作品中，编一本《大公报小说选》。谁来编？只有徽因最适当，因为从副刊创办那天起，她就每一期都逐篇看，看得认真仔细。我写信去邀请，她马上慨然答应了，并且很快就把选目寄到上海。她一共选了30篇小说，有的当时已是全国闻名的作家了，如蹇先艾、沙汀、老舍、李健吾、张天一翼、凌叔华，有的如宋翰迟、杨宝琴、程万孚、隽闻、威深等，当时并不大为人所知。

她还为这本选集写了一篇“题记”，其中她指责有些作家“撇开自己熟识的生活不写……因而显露出创造力的缺乏，或艺术性的不真纯”。她号召作家们应“更有个性，更真诚地来刻画这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她还强调作品最主要的是诚实，她认为诚实比题材新鲜、结构完整和文字的流丽更为重要。

记得1936年她向良友公司出版的《短篇佳作集》推荐我的《矮檐》。时，曾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谈这个“诚实”问题。可惜所有她的信都于1966年8月化为灰烬了。这里我只好借用她在1936年5月7日从北平写给她的美国好友费正清夫人(费慰梅)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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