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礼主编的《穿越百年：民国前传》以地理为线索钩沉历史，描述了百年前的舞台一角，也记录了打造这个舞台和在舞台上演剧的人。新军、维新、立宪派、租界、义和团、光复会、日俄战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近代报业等诸多内容俱在其中。

李礼主编的《穿越百年：民国前传》以时间为线索，以一种历史地理的视角，描述了晚清特别是最后十年中国诸多人物、事件、思想对辛亥革命和民国到来的影响。涉及新军、维新、立宪派、租界、义和团、光复会、日俄战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近代报业等诸多内容，展示了历史的复杂、多样性。

《穿越百年：民国前传》作者包括马勇、张鸣、许知远、陈远、李翔、吴策力等10余位，通过名家与新锐的游记，配以大量新旧图片，穿梭于当下和往昔，用生动的方式钩沉、解读历史，并涉及众多城市和历史人物，使读者有很强的现场感与参与感。

上海，租界西风

五台的光荣与梦想

梁启超的茶坑村

小站春秋

《张南通》故里行

寻路东交民巷

西什库，热月围攻

浏阳，激进的小城

旅顺口的陷落

洋书店——延陵巷

1907，绍兴之夏

佟麟阁路上的赛跑

岳府街，被遗忘的光阴

从万木草堂到黄花岗

武昌，昔日风雷

长江路南京的背景

阎锡山的城堡

河边镇距离徐继畲故居很近，这里曾经属于五台县，不过现在属于定襄县。所以在阎锡山故居的导游那里，游客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介绍：最后解放军攻克太原，是五台的徐向前击败了阎锡山。仿佛那一段历史的风云际会浓缩于这小小几十里的故乡之地。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攻克太原，时任省政府代主席的梁化之自杀，宣告阎锡山38年之久的“山西王”生涯结束，阎将几代家族成员几乎全部带往台湾。

始建于1913年前后的阎锡山故居，直到1937年才建成现在的规模。巨大的民国时代建筑如今在不太富裕的河边镇里显得非常突兀。此处资源贫乏，这所故居无疑是最大的旅游资源，不过如何在大做推广的同时，又符合这个“负面人物”的历史地位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事实上，尽管此处距离五台山很近，工作人员称各级领导到此处参观的人很少。不过，这个问题似乎被当地很好地解决了：一方面，故居的一部分被冠以民俗博物馆；另一方面，这里被定位成“旧中国官僚最大的私人官邸”。

耗银140万两，拥有30座庭院、800余问房屋的建筑群之所以主体能被保存至今，据说主要是解放后这里住着军队和作为精神病院使用。

普通游客显然对阎锡山颇有兴趣，这里是我们此行几处遇到游客最多的地方。巧合的是，带领我们参观的本地女孩也姓阎，不知道是否是为了配合民国的建筑气质，她身着一身淡雅的旗袍，对此最感兴趣的无疑是我们的摄影记者。

阎的故居如同一处庞大的历史时空场，中国近代以来众多人物在这里穿梭往来。孙中山1911年为阎锡山题写的“博爱”两字被置于院内入口最显赫的位置，显示了这位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有着复杂的经历和思想。1905年10月，留学日本军校的阎锡山加入同盟会，他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了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即“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从此，阎锡山登上了政治舞台，其政治资本首先就来自孙中山。

蒋介石、冯玉祥、朱德与阎的交往也被蜡像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蒋介石、冯玉祥都曾光临这里，并与阎锡山的父亲有所交往。曾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阎锡山是个地道的孝子，同盟者和敌手们试图通过其父来影响这位地方实力派，为自己在风云诡谲的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添加重要的砝码。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中原大战下野的阎锡山以高价收买机师，在1931年8月5日乘飞机潜回大同，随即转赴家乡河边村“隐居”，随后从这里东山再起，出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而由红军改编而来的朱德统帅的第18集团军，正是这个战区下辖的军队之一。

当地的导游称，阎锡山在当地口碑不错，其一是因阎待下人厚道；其二是他的“六政”、“三事”等功绩。前者为1917年10月发表的“六政宣言”，即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者为种棉、造林、畜牧。在阎锡山的治下，山西曾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与安定，一度有“模范省”之誉，曾吸引了河南、山东、河北等大量灾民涌入。“山西王”的部分政绩在故居的生平展览中得到承认。

距离河边镇不远的前辈徐继畲显然也影响了阎锡山，他在光复山西向全国的通电中曾自豪地说，早年“窃读乡先正《瀛环志略》书”。此后，他支持将徐继畲的著作精华汇编为《松龛先生全集》。

短暂的逗留以登临最高处的一次俯瞰而结束。从这里望下去，有着高墙和地道的旧式故居确实如一座封闭的城堡，抬眼穿过院墙，一处名为“百川”的路边饭馆显得十分突出，大概只有这个字号还能让为数不多的旅游者突然想起，这里曾经是阎锡山的地盘。

任复兴  当中国大学恢复研究生招生时，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教授曾在考卷上出了一个关于《瀛环志略》的题目，据说大部分考生不知其为何物。而此时，大洋彼岸的一个美国人却历尽十载，写成了《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一书。他就是龙夫威——费正清的第三位聚焦于徐继畲的研究生，此项研究使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历史学和东亚语言学博士。1975年出版的这部论著，是他与繁体汉字斗争的结果。这本引用近200种资料的著作虽字数不多，却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经典的关于徐继畲和《瀛环志略》研究的著作。

而15年后把这部著作引入中国的正是任复兴，他是《忻州日报》记者。现在他的身份又多了一个：徐继畲研究会会长。那次翻译出版得到了当地驻军、煤炭产销单位的支持。

2010年6月，我们在结束五台县之行后的一个下午，在太原文化宫的一个画室里见到了任复兴，这个名人画室是他每个周末呆的地方，这里主要经营当代著名画家董寿平的作品。任是董寿平的传记作者，他在这位山西籍画家生前曾做了近百小时访问录音。

当然，即使是在小小的画室里，最多的东西还是围绕徐继畲的各种书籍。

任复兴说话略带山西口音，面色和蔼，颇有中国旧式文人的从容和内敛，在一堆各种古书的桌子背后，他一边翻书一边谈着自己的写作计划。任复兴的计划是为徐继畲和其父亲徐润第分别写一部传记。他认为前者在《瀛环志略》中体现出的卓越洞察力，主要得自其父亲——心学家徐润第的《敦艮斋遗书》；后者为清乾隆六十年进士，如果没有其子的成就，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

虽然以研究徐继畲著称，不过任复兴的研究视野其实相当开阔，这位山西知识分子通过徐继畲打开了历史之门，正在努力实现着自己更大的文化抱负。

P31-35

留在地脚上的历史

张鸣

历史是人演出来的，一代又一代，你方唱罢我登场，更多的时候是唱对手戏，或打，或谈，或者一起喝酒吃饭，歌舞弹唱。但所有的戏码，都得在地上演，演好了，还是演砸了，都会留下痕迹。

中国人跟欧洲人不一样，在建筑上，善于玩土木，不善于玩石头，改朝换代，从项羽开始，又偏喜欢放火，所以一个个前朝的旧迹，剩下的不多，但是土地却有记忆，地层的差异，一个又一个的夯土敦，告诉后来的人们，这里经过了多少次的沧海桑田，多少次的王冠落地。只要脚踏上那片土地，土地就会告诉你点什么。

写历史，读历史，都可以走着写，走着读。考察一场战役，不亲临现场，看看山川地貌，河流走向，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不辨东西。想知道皇帝是如何尊贵，怎么也得到故宫走一趟，立在丹墀之上，你才明白，大殿里龙椅坐上的那个人，无论是什么德行，在这样的建筑里，都透着威严，让人敬畏。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应广东南方电视台的邀请，跟中山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一起，走读了广州的革命遗迹。其实，当日的广州，早已不复存在，能走读的也就是寥寥无几的几座坟茔。但是，即使看看当年建造的墓碑，摸摸碑上的文字，还是能感触到几丝历史的厚重，有一种瞬间回到当日现场的感觉，用今天的时髦话说，叫做穿越。

穿越无非是种梦呓，无论科技如何发达，估计都造不出时光列车，把现在的人送到古代去。但现在的人写史读史，如果没有一点古人的现场感觉，多半做不好这事。

到了旅顺要塞，你才能感觉到当年日俄战争的残酷，同时才能体会出甲午战争中清军是多么的无能。同样一个要塞，俄军坚守了将近一年，而清军仅仅守了8天。到了刘公岛，你才能明白，当年北洋水师的避战策略，是多么的荒唐。刘公岛和对岸的威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乌龟壳似的堡垒，躲在里面，敌人的海军的确攻不进来，但是只消敌人绕道从后面攻下威海，这个乌龟壳就被人掀开了，躲在里面的北洋海军，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只剩下挨揍的份了。

看看北京的西什库教堂，你才能明白在义和团运动中，所谓义和团的勇敢是怎么回事了。这样一个不大的教堂，没有坚固的堡垒，里面仅40支洋枪就顶住了义和团几万人两个多月的围攻。如果义和团真的不怕死，挤也给它挤塌了。

我们的历史课，真应该开放，让老师领着学生，走出来讲，到历史发生过的现场去讲。这样的话，历史就活了。有的时候，看看展览，看看古人用过的东西，鉴赏一下古人留下的画像，看看古人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盔甲，对于体悟历史，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历史不仅需要学习知识，记住年代，更重要的是要有感觉。这种感觉，只能从古人的现场，包括古人留下的物件中去寻找。

因此，本书以地理为线索钩沉历史，不仅别开生面，也显得生动而耐读。

可惜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对古人，或者说对自己的祖先过于不尊重了，革命大拆大砸，建设和开发还是大拆大砸，还有推土机和挖掘机的横扫。所谓封建主义的痕迹不值得保留，而近代修建的小洋楼，又是帝国主义的痕迹，更不该保留。这些年来，一边是拆掉平毁古人的痕迹，一边是大兴土木修建假古董，历史留在地脚上的遗迹，是越来越少了。假古董的出现，把土地原来的记忆也给毁了。有时候，前年去的时候，东西还在，今年再去，就已经人已非，物也不是了。即使建了假古董，建得跟真的似的，任凭你怎样发思古之幽情，也找不到感觉了。  大概，我们只能躲进文字里，用我们走读的文字，建一个小小的象牙塔，在里面祭奠我们的古人，我们的历史。

2012年4月7日星期六

于京北清林苑

2012年的春天，有或没有历史感的人，都可能会在某个草长莺飞的日子回忆起民国来。100年前，随着46岁的孙中山在南京的几句宣誓，一个老大帝国突然戛然而止，民国时代就这样出人意料地到来了。幸福或灾难总是神出鬼没，就在一年前，绅士们还在争吵着国会的早日到来；就在几个月前，严复还为这个国家写了一首32个字的国歌。聪明如严，亦无法知道这居然是首挽歌。

这一切是如何到来的？

信奉历史必然论的人们当然已经给出了各种解释，虽然在对历史回望和重构中，所谓历史规律也是如此千姿百态。总的来说，我比较喜欢美国学者任达的描述：“就这样，在1911-1912年间，在革命者、不再抱幻想的改革者、新军士兵、各省吓坏了的官员和城乡杰出之士共同但并非有组织的反对下，2100年来古老的帝制政府突然崩溃”。说得富有戏剧感，也充满了历史的真实。

当然，如果非要在辛亥年找一个有点像必然的东西，那不妨将其视为一次历史积累的爆发和诸多事件的合力。近代以降，改革和新思想如走马观花般在中国登场，虽然其间充满了失败、流血、阴谋和梦想，但各种背离旧王朝的能量已经如岩浆在地下汹涌，一个合适或叫做偶然的时间、地点，无疑就是一个发泄的裂缝。而这本书的尝试正是通过图片和游记穿梭于当下和历史，向芜杂的历史投去自己好奇的一瞥：

上海，租界和望平街，这里商业发达、众声喧哗，西方文化和报界舆论，成为摧毁中国旧政权的一种新势力；

山西五台，一个内陆小城的徐继畲如何影响了华夏地理观的一次历史转向；

广东新会，茶坑村的梁启超，广州万木草堂里的康有为，以及黄花岗上年轻的生命；

天津小站，这里是北洋新军的发迹之地，日后正是新军士兵发起了起义，而他们的领袖们则成为革命的巨大受益者；

江苏南通，张謇的实业行动被视为一种士绅们在政治斗争框架之外的一种救国努力；

浏阳，这座小城是谭嗣同和唐才常的故乡，二者均为改良派中的左翼，后者领导的自立军起义，虽以“勤王”为名，却被认为是“在两湖地区酝酿革命的第一步尝试”；

北京，西什库教堂门口义和团的失败，几乎意味着政府的事实破产；佟麟阁路，这里是资政院旧址所在地，在与革命派赛跑的最后几年里，迟迟未开的国会让立宪派错过了最后的机会；

旅顺，1906年在此战斗的两支外国军队，让国人受到鼓舞的不仅是黄种人的胜利，还有立宪小国打败专制大国背后的制度诱惑；

成都岳府街，见证保路运动的历史痕迹多已不在，不过这里点燃了1911的怒火。

毫无疑问，历史为后人布下了各种好玩或不好玩的陷阱和想象的空间。如同从古到今，中国社会总有明制度和潜规则一样。我总觉得，文献里的字句有着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纸上人格”，特别是一个有着文字崇拜的民族来说，尤其如此。因此经常需要一些现实和地理的东西作为注脚，虽然后者也非不能说谎，却不失为一种必要的补充或启发。而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地理对于中国也意义非凡，众多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其改良或革命的思路正是始于对各国位置的认识，在经过多次历史耻辱后，他们终于明白所谓“天下之中”的中国只是世界文明之一种，而那些过去遥不可及的“极西”和“泰西”也并非烟熏火燎之地，于是乾隆诗中所谓“宁可求全关不开”的理想封闭局面，终成明日黄花。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到地理现场，历史难以被如此生动地理解。正如谭其骧、顾颉刚先生在《禹贡》发刊词开头所写的那样：“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无由理解历史的，他只会记得许多可佐谈助的故事而已。”地理现场，颇似一个值得期待的小门或旁门，推开它，人们可以更容易地直达历史深处和有趣的现场，而那些政治正确的光芒，也往往在风物和地理面前褪去神话。

一个孱弱的老大帝国摇身变为亚洲首个美式共和国。我们可以真切体会，彼时很多人难免会如此设想：1912年意味着中国霉运的终结。然而在随后的20世纪里，中国人的灾难和痛苦是如此之多，如同法国人谢和耐所说：“中国似乎变成了命运的玩物而无法进行抗争”。虽然来了民国，来了共和，这个国家却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碎片化时代。于是，强人和威权政治以另外一种畸形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市场，从新皇帝登基，到旧皇帝复辟，从委员长训政到新的红太阳升起。很多人怀疑，巨大的历史惯性，让中国人重新给自己戴上了枷锁。

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必然好坏混杂，不断发展，问题的关键很大在于如何在一些适宜制度安排下，发掘其优良的传统，而压制或抛弃其糟糕的东西。正如密尔在论述“好政府”的标准时所说，一种好的政治制度，应该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的道德、智力等好的、积极的品质。就过去100年来说，中国在此方面作为甚少，破坏甚多。这不仅遮蔽了很多值得开掘的优秀文化传统，更让其中的“恶之花”觅得土壤，肆意开放。此消彼长之间，最大的失败可能就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挫败感。

“共和”进入中国百年，期间经历的种种变异，其光怪陆离、奇形怪状，非三言两语能够描述。不过在无数人动辄喜欢判断此制度、彼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时，人们很少去仔细想一想，这真的是一种水土不服，还是我们就从未真正贯彻实行过。

与逝去的世界的无声对话无疑让人兴奋，人类对历史的兴趣与生俱来，因为正是前人影响、塑造了后来者的生活，无论是美妙或糟糕。不过，很少有人拥有斯宾诺莎那样的勇气，打算像考察线条、平面和体积一样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在我看来，对历史的探索，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得到圆满的答案，这种自以为是不仅值得怀疑，也多少有点索然无味。正如茨威格所说，历史如同小说，恐怕这不是罗布代尔的细致或司马迁的文采所能解决的，你当然可以给出如真理一样的回答，但正如昆德拉所说，“每一个答案都将是一架捕捉傻鸟的夹子”，因此对本书的描述和呈现，诸位姑且看之。不过作为《炎黄地理》杂志的主编，我还是要感谢作者们的赐稿，特别是远在香港的哲夫先生，一直在历史图片方面的慷慨支持。“乘众势以为车”，正是你们的精彩文字、影像，让一本年轻的杂志得以不断发展，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他还很不成熟。

在此，也要感谢中国发展出版社的赵建宏、陈学英为本书付出的努力，更要感谢包月阳社长的关心支持，作为一位新闻业广受尊重的前辈，在转型为出版人后，人们注意到，日益众多的力量正在向这里汇聚。

2011年4月于北京光华路

先师谭其骧先生说：“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本书描述了百年前的舞台一角，也记录了打造这个舞台和在舞台上演剧的人，值得一读。

——复旦大学教授 葛剑雄

“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一直是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但在古典条件下真正能做到的实在太少。据说司马迁曾到一些重要事件发生地凭吊，顾炎武曾对许多历史事件进行地理还原，此外真正能做到的历史学家就很少，大家都是纸上功夫。本书还原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地理环境，古典中国读书人的梦想终于有机会成为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勇

本书以地理为线索钩沉历史，不仅别开生面，也显得生动、耐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

任何地理和历史的交汇都是迷人、可爱的，犹如笛卡尔发明的坐标系和二元论，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时空观，读到本书的人也有福了。

——旅行家、数学家 蔡天新

历史是个谜，是因为我们离它太远。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返历史的捷径——不是复原逝去的时间，而是返回历史的空间。

——作家 祝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