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历史，其实有一大部分是由漂泊的无根之人造就的。我们都回不去故乡，又离不开城市这是一本颠覆你对城市化以及贫民窟认知的书，《落脚城市（精）》作者走访了全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深入城市中心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细细观察面前这片由乡村移民构成的城市飞地。道格·桑德斯称这些地区为“落脚城市”，它们往往位于人们的视线和旅游地图之外，饱受暴力和死亡、漠视与误解，同时又充满了希望与活力。

在《落脚城市（精）》这本壮阔宏观的著作里，得奖作家道格·桑德斯带领读者踏上一场详尽的旅程。

足迹横跨五大洲的三十座城市与乡村，见识当地的住民和社区，不管是他们的惨痛经历或是成功经验都正在改变这个世界。

当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进行一场势不可挡的城乡迁移，而迁徙过程是让新移民向上提升的社会流动，或是落入更边缘、更难挣脱的境遇，前瞻的移民政策和落脚城市的缜密规划，成为当代与气候变迁同等重要且不容忽视的课题，城市化是全球趋势，如何将社会本身视为资本的形式，成为生气勃勃的有机体，道格·桑德斯援引学术界最新的发展，进行钜细靡遗的研究与调查，落脚城市绝不是好篮子与坏篮子的选择，但未来究竟是走上经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或暴力冲突的爆发处，则完全取决于现今我们是否有能力注意到这样的发展，以及应有的具体行动。

序言

第一章 城市的边缘

 六公里，中国

 塔村，伦敦，英国

第二章 由外而内：新城市的盛衰演变

 最初的开端：小移动，大迁移

 寇赫瓦迪，勒德纳吉里，印度

 诞生之痛：落脚城市的成形

 坎兰格查，达卡，孟加拉

 发展停滞：无法落脚的城市

 深圳，中国

 迟来的立足机会：停滞不前的城市

 基贝拉，内罗毕，肯尼亚

 改革：危立于悬崖边上

 圣玛尔塔，里约热内卢，巴西

第三章 立足于金字塔的顶端

 令人感叹的美国落脚城市

 洛杉矶，加州

 后移民国家的落脚城市

 外来移民的郊区化发展

 荷顿，弗吉尼亚；惠顿，马里兰

第四章 乡村的城市化

 乡村陷阱

 达塔利，波兰

 最后的村庄

 水林，四川，中国

 没有城市的乡村

 朵利，马哈拉施特拉邦，印度

 落脚村庄

 毕斯瓦纳，锡尔赫特，孟加拉

第五章 第一波人口大迁徙：西方今日面貌的形成

 现代世界的丑陋门户

 巴黎

 19世纪的建构过程

 伦敦

 隐藏的落脚者

 多伦多与芝加哥

第六章 一座落脚城市的死与生

 伊斯坦布尔

第七章 起于市郊边缘的巨变

 伊撒圣殿，德黑兰

 佩塔雷，加拉加斯

 穆兰德，孟买

第八章 新城市与旧世界的冲突

 空间的问题

 金字塔小区，埃夫里，法国

 公民身份的问题

 克劳兹堡，柏林

 空间与公民身份

 帕尔拉，西班牙

第九章 落脚的终点：从泥地板到中产阶级

 不再被排挤的邻里

 佳丁·安吉拉，圣保罗，巴西

 帕拉博夫妇的家

 孟买

第十章 在都市立足扎根

 密集度，自发性，独立自主

 斯洛特瓦特，阿姆斯特丹

 土地，连结，治安

 卡拉伊尔，达卡，孟加拉

 仅求生存还是重振健全的城市？

 松克里夫公园，多伦多

后记 落脚城市革命

 布拉克达克鲁尔，开罗，埃及

六公里，中国

故事从一座小村庄开始。也许在外人眼中，这座村庄仿佛定格于时间之中，遗世独立，安宁静逸，亘古不变。村庄看起来就像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搭乘交通工具经过，瞥见村里坡地上层叠的低矮房屋和炊烟，必然觉得这里平静安详，充满了细腻而秩序井然的美感。在乡下，这里显然有着怡人的生活节奏，不受现代化的束缚。村中为数不多的简陋小屋安然坐落在一座小山谷的顶端。畜栏里有几双牲畜来回走动，儿童在一片田地的边缘奔跑嬉戏，炊烟从一间小屋上冉冉升起，一个老人漫步在山丘顶上的树林中，后背一只布袋。这个老人名叫徐钦全，正在寻找草药。他沿着梯田边缘的古老石子路走向山谷底部的一片林中空地。这是他祖祖辈辈走了十几个世纪的道路。在这里，他可以找到自己儿时就已知晓的各种草药：茎秆纤细的麻黄，用于发汗去除风邪；枝叶繁茂的枸杞子，具有补肝效果。他以小刀割下茎秆，装进布袋，再走回山丘顶上。爬到顶端之后，他停住脚步，略站了一会，望着北方扬起的尘土。在那里，一群建筑工人正在把一条狭窄崎岖的小径开发成宽广平直的大道。这样，往返北面重庆原本需要一天的路程，不久后就将缩减至两小时以内。老人看着远方的树木被烟尘染成土黄色，他想着村里众人的生活，想着折磨他们已久的贫穷。这样的贫困导致他们的小孩夭折，使他们数十年来活在缺乏粮食的饥荒之中，接着又陷入令人麻木的单调生活。那天晚上，在村里的大会上，他提出了一项改变山村居民生活的方法。今晚之后，他说，我们将不再是个小村庄。

当时是1995年，这座村庄名叫“六公里”。这个村庄的外观、村里的家族，乃至仍然维持完全人工耕种的小麦和玉米，在几百年里都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村庄在缅甸公路修建期间获得“六公里”的称号，原因是缅甸公路的东方终点就在内陆大城重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十年，“六公里”却成了个虚幻的名称，因为原本通往重庆的桥梁遭到炸毁，最近的替代桥梁则位于好几公里之外，这座小村庄因此无法与任何城市和市场联络，只能自己种植作物为生。由于土壤贫瘠，农具简陋，村里生产的粮食一直都不够喂饱所有人。每隔几年，天气与政治的变化就会导致饥荒，造成居民丧生，儿童挨饿。在上个世纪的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座村庄失去了不少人。饥荒的状态终于在二十年以后结束，但存活下来的居民也只能依赖政府的补助勉强生活。一如世界各地的农村，六公里的村民从没认为乡下生活有任何安宁或贴近自然之处。在他们眼中，乡下生活乃是一种单调乏味而且枯燥的生存状态。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社会开始快速进入了市场经济，于是国内的村庄也就突然获准了可以为市场需求而开发非农业用地。因此，徐钦全老人在会议上提出了他解救村庄的方法之后，现场毫无异议：村里所有的土地都将成为非农业用地。自此，六公里就不再是乡村，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乡村居民迁徙的目的地。

十五年后，六公里成了重庆市郊一公里处一个盘桓在一条四线大道旁的幽灵，在密集耸立的公寓大楼之间，突然出现一片闪闪发光的海市蜃楼，只见一望无际的灰色与褐色方块在山坡上连绵而下，形成一团毫无章法的水晶结构，彻底淹没了地貌。靠近细看，才发现这些水晶原来是房屋与商店，是居民在未经规划也没有申请许可的情况下以砖块与水泥搭建而成的二三层楼房，交叠耸立，以难以置信的角度突出于地表之上。在徐钦全提出改革方案之后不到十年，这座原本只有七十人的村落已经增加了超过一万名居民：十几年内，这附近的几座村庄已结合成一片居民多达二十万人的聚集区，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户口都不在这里。这里不再是一座偏远的村庄，甚至也不再是市郊的外围地区，而是重庆市颇具重要性的一部分。重庆市的人口多达一千万，摩天高楼四处林立，人口密集和繁忙的程度与曼哈顿相仿。重庆市每年增加超过二十万人口以及四百万未登记的流动人口，很可能是全世界成长速度最快的城市。

这样的成长得到来自于六公里这类地区的人口增长助力。像六公里这样由离开乡下的人口自行建构而成的聚落，在中国被称为都市村庄，重庆市周围就出现了好几百座这样的村庄，尽管市政府并不承认这些聚落的存在。这些地区的街道与房屋都按照居民的不同来源而划分；居民对于和自己来自同一个地区的邻居都称为“老乡”。在中国各地，每年至少有四千万农民涌人这类城市飞地。不过，这些人当中也有一大部分——也许多达半数一一最后还是会回到乡间村庄去，也许是因为都市生活太过辛苦，也许是因为衣食无着，也有出于个人喜好的选择。能够在都市飞地留下来的人通常具有非常坚定的决心。

在外人眼中，六公里是一座肮脏腐臭的贫民窟。通往山谷底部的幽静古径现在已经成了一条繁忙的街道，两旁是杂乱的房屋，沿街都是商店，有卖手机的、肉贩、冒着蒸汽飘散着呛辣香味的小吃店，还有卖衣服、卖工具、卖高速纺纱机的摊贩，热闹嘈杂，蜿蜒长达两公里，深入令人晕头转向的杂乱小巷与不知通往何处的阶梯，看来就像是把幻觉艺术之父埃舍尔的画颠倒了过来一样。头顶上满是电线和有线电视的线路；废水从水泥地涌出，流过房屋四周，沿着开放的水沟灌入一条臭气熏天的河流，流淌在山谷底部的水泥桥梁下。垃圾与废弃物似乎无处不在，在每一栋房子的后面堆积成山。每一条巷道上都停放着不同规格的车辆：自行车、三轮助力车以及各种排量的小汽车。所有的空间都挤满了人，所有人都繁忙不已，而且举目所及完全看不到一丝绿意。从这个观点来看，你也许会认为这里是穷人迫不得已的栖身之地，是这个庞大的国家里遭到社会摒弃的失败者最后的容身之处，是落魄失志者的收容所。

不过，你一旦从主干道走入通往山谷底部的泥土小径，即可看出六公里的真正本质，在山谷顶端，在每一扇窗户的后面，在每一栋水泥房屋粗陋的门里面，都可见到繁忙不休的活动。在山谷顶端，也就是徐钦全在1995年做出重大决定的那个地点附近，你会不禁注意到由煤渣砖盖成的长方形建筑，塞在一个陡峭的角落里，不断发出吵闹的声响，并且散发着怡人的杉木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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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后人对于21世纪最鲜明的记忆，除了气候变迁造成的影响之外，大概就是人口最终阶段的大迁徙，彻底从乡间的农业生活移入城市。到了本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这项运动涵盖的移入城市的农业人口，多达二三十亿，约是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不免受到影响。不论就规模或范围而言，这项迁徙在人类历史上都将是后无来者；实际上，家庭生活因此产生的变迁——不论是农村的大家庭还是城市的小家庭——将就此终结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核心发展：亦即人口的持续成长。

上一次人类出现如此剧烈的迁徙潮，地点是在欧洲与新大陆，时间介于18世纪末与20世纪初，结果直接造成了人类的思想、治理、科技与福利彻底的改头换面。大规模的城市化造就了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并且随之带来前两个世纪巨大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尽管如此，这种人类变迁的观点却从来不曾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的报纸或是20世纪初的国会辩论中。人口涌向城市以及过渡性都市飞速地出现，对许多人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但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发展；而城市化走偏了方向所造成的灾难——包括各种苦难、革命与战争——经常正是这种盲目现象导致的直接后果：我们的思考未能虑及这种大量人口涌入的情形，结果新进人口因此陷入困境、遭到排挤、心怀忿恨。这个时代的历史有一大部分都是由失根之人造就而成。他们因为公民权遭到剥夺，于是采取极端乃至暴力的手段，以求在都市体制中取得一席之地。

我们今天如果犯下同样的错误，认为这种人口的大迁徙无关紧要，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杂音，或是其他人面临的命运，和我们自己的国家无关，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遭遇更严重的暴乱和冲突。这项大迁徙的若干影响早已出现在我们面前：外来移民在美国、欧洲与澳洲引起的社会紧张；伊朗、委内瑞拉、孟买、阿姆斯特丹与巴黎市郊出现的政治冲突。不过，许多变化与断层都完全没有受到注意。我们不理解这种迁徙现象，原因就是我们不晓得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也不晓得该看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该把当前这种新世界的核心摆在哪里，也没有合适的称谓加以命名。

由于从事新闻工作必须四处游历，我因此培养了一种观察城市的习惯：搭乘地铁或电车到终点站，或是深入城市中心不为外人所知的隐秘角落，细细观察面前的处所。这种地方总是令人深感着迷，忙碌拥挤、凌乱丑陋、环境恶劣，种种规划皆是临时拼凑而成，充满了新进人口与各种庞大的事项。我走访这些城市边缘地带的旅程不一定都是自主的选择：我曾因新闻事件而必须前往孟买北端、德黑兰尘土弥漫的边缘、圣保罗与墨西哥城市的山坡地，还有巴黎、阿姆斯特丹与洛杉矶里潜伏着许多不满情绪的各种社区。我在这里见到的都是原本生长于乡村的人口，心思与志向都执着于他们想象中的城市中心，并且身陷于一种巨大的奋斗当中，目的是在城市里为自己的子女争取一片基本但长久的立足之地。

我发现这种来自乡间的人口在世界各地都造就了极为相似的都会空间：尽管表象各自不同，但基本功能与人际关系的网络却都具有相同的独特性而且易于辨认。此外，不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地区还是西方富庶的大城市里，这些城市飞地的制度、习俗、冲突与挫折都有一套标准的形态。我们必须对这些地区投注远比目前更多的注意，因为这些地区不但潜藏着发生暴力冲突的危险，也是贫穷人口迁入富庶生活的过渡地区；明日的中产阶级诞生于此，下一代的梦想、社会运动与政府也都在此打造而成。在当前这个时代，随着外国援助的效果与基本目的遭到深切而且理由充分的怀疑，我认为这些过渡性的城市空间将会带来我们所需的解答。政府与机构若希望认真而持续的投资能够产生长久而不易销蚀的效益，最有希望的就是在这里，而不是宏观的国家或微观的家庭层面。

为了写这本书，我走访了约二十个这类地区，以便为世界各国的城市与乡村所发生的转变找出典型范例。本书无意一一列出人口迁徙的目的地，也不是人口大迁徙的全球指南。在利马、拉格斯、开罗、喀拉蚩、加尔各答、雅加达、北京、马拉喀什、马尼拉等地，都可见到同样引人人胜的发展。此外，这也不是一部史无前例的著作。移民研究、都市研究、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与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都记录过本书中所描述的现象，而且许多学者也都慨然为我提供协助。

不过许多城市居民和领袖都没有意识到这项发展所带来的宏观信息：人类的大迁徙正体现于一种新兴的都会区域里。这些过渡性的空间——即所谓的落脚城市——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的暴力冲突的爆发地。究竟走上哪条路，则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注意到这样的发展，以及是否愿意采取应有的行动。

落脚城市革命

布拉克达克鲁尔，开罗，埃及

在大都市开罗的西部边缘，有一片拥挤嘈杂的居民区，在这个狭窄泥泞的小巷道迷宫里，海伊斯甜品店铺着地砖的庭院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较大的公共空间之一。这一带全是三到五层楼的住房，中世纪一般古旧的街道像山谷一样穿插其间。这些楼房大都是由其住户亲手盖起来的：顶楼分隔成密密麻麻的家庭公寓，洗过的衣物晾在屋顶和阳台上，一楼则开着各种修车店、电器修理店、小作坊、零售和批发店、餐馆、咖啡馆和街头清真寺。这就是开罗吉萨省的布拉克达克鲁尔，面积不过三百公顷多一点，却是五十多万人口的家园。

2011年一月二十五日，恰逢埃及向警察致敬的全国性节日。正午，大约有三百人聚集在了海伊斯甜品店外面，将他们引到这儿的并不是社交媒体，而是一种老式的手段——有人在布拉克四处散发宣告抗议的传单。人群开始齐声呐喊，谴责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和他的政府。警察并没有出现，因为在交通更方便的开罗其他地区同时发生了二十场抗议活动，让他们分身乏术。其余那些行动都是通过网络宣传的，唯有布拉克这场是只有当地居民知道。一点十五分，游行者开始沿着布拉克的窄街小巷向东移动，边走边向路两旁阳台上围观的人们大喊“下来，下来”。许多人真的下来加入了他们，将队伍壮大到几千人。他们渡过运河，越过沿着布拉克边缘延伸的铁道，穿过富人区，走上越来越宽广的大街，一路跨越警方的路障，通过两段横跨尼罗河的桥梁，最终抵达了开罗的中心地标：塔里尔广场。

当天的其他游行队伍都没能突破到塔里尔广场，而满腔愤怒的布拉克群众却顶住了催泪瓦斯、橡胶子弹和警棍的攻击，一直在广场上坚持到深夜——第一次有抗议行动能做到如此地步。接下来的几天，又有一百多万市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经过十八天的示威，死亡八百多人之后，抗议者把穆巴拉克赶下了台。

“阿拉伯革命”孕育于落脚城市和它受到挫败的野心。最早大胆走上街头的那些人都是田地里劳作的农民的子女。他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长途跋涉，从乡间来到生活成本低廉的城市边缘，努力奋斗让自己的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最后却发现，自己每走一步，都会被漠视他们存在的城市有产阶级挡住去路。一般说来，他们并不是起义的发动者，也不一定能够从中受益，但却构成了革命初期的主力军，直到很久之后，他们的住区才推选出了最大范围的宗教民粹主义者，而后者本身又是一段错误应对落脚城市的历史产物。

在开罗，一些西方观察家和当地的富裕居民惊讶地发现，最初那些抗议行动的主要参与者居然是来自混乱无序的布拉克达克鲁尔的居民。在20世纪70年代开罗边缘地带大量涌现的非正规定居点中，布拉克堪称是一个终极范例。埃及人把这种定居点称作阿什瓦亚特（“偶然地带”）。“这些抗议者并不像流行的说法所称，是什么从互联网上了解到抗议的知识青年，”《华尔街日报》指出。“相反，他们只是挤在狭窄泥巴巷子里的贫民，在邻近一家甜品店门口聚集在了一起。”

至于抗议的组织者，则大都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布拉克的居民来组成这场民主起义的先锋队。他们了解布拉克和其他一百一十个拥挤不堪的阿什瓦亚特那占了大开罗地区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六百万居民，理解他们长久以来所感受到的深切失望和梦想受挫的痛苦。他们同样也明白，正是这种不满情绪曾经不少次驱使着布拉克的年轻人走上街头去抗议当局。

“阿拉伯之春”最终随着一名青年震惊世人的自杀而在突尼斯拉开序幕。穆罕默德·布瓦吉吉不过是一名雄心勃勃的普通年轻人，在城市经济的无名边缘努力谋生，却遭到了官僚的阻挠。他的家在小村庄西迪萨拉赫，他是在那儿上的学。虽然他的家人维持着农耕生活，却要依靠城里的家庭成员寄回家的钱过活——他们在十九公里外一座较大的城镇西迪布吉德的街头贩卖水果。穆罕默德在街头摆摊，一个月大约能挣一百四十美元，除了要接济他母亲、叔叔和兄弟姐妹的日常生活之外，还要给他的一个妹妹支付大学学费。他的家人曾计划要购置一辆皮卡货车来扩大他的生意，借此打入落脚城市中产阶级的底层。

2010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午，穆罕默德花掉了从几个私人放贷者手里借来的两百来美元，进了一批货。在他卖掉所有的水果和蔬菜之前，一名女警察站在了他面前，要求他出示营业执照。他拿不出来，于是她便将他的货和秤一并没收，这样一来，不仅他一个多月的收入化为乌有，就连饭碗也砸了。在对前途的恐惧和家庭希望破灭所激起的愤怒之中，他来到了总督办公室，大喊着“你要我怎么活下去”，一面用火点燃了自己。他的死在十八天后成了一剂催化剂，引燃了中东和北非地区全面爆发的抗议。而对于该地区数百万的阿拉伯人来说，新兴的落脚城市中产阶级和拥护政府的城市有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并不算是陌生的体验。

就像世界上大多数落脚城市一样，布拉克最初也是一块充满希望的乐观之地。在20世纪70年代，最初的非法住户受到可口可乐瓶装厂、烟草厂和贯穿布拉克的上埃及铁路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吸引，在吉萨一带的私人耕地上搭建起了简陋的房屋。在接下来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里的村落遵循着典型的落脚城市模式，通过进一步的非法占地和土地再分割而逐渐扩张。砖砌的简陋棚屋变成了五层楼的住宅，街头小店变成了工厂，而实现这一切的资金都来源于被称为嘎麦亚特的当地民间借贷组织，以及将规模不断扩大的出租房屋的产权过渡给租户的住房项目。到了90年代末，随着各种商店和小工厂开始带动一批人脱离贫困线，一个前阿什瓦亚特时代的中低产阶级也开始随之成型。

然而这一新兴阶层发现，埃及政府及其统治阶级的动荡现实却在与他们为敌。在阿什瓦亚特区域的形成年代，即70年代到80年代初，埃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食利国家，换句话说，它的政府收入大部分来源于外国支付，主要形式包括贩卖石油的收入（埃及拥有中等规模的石油和天然气产业）、苏伊士运河的使用费，以及尤为重要的，苏联和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由于没什么必要收税，政府也就没理由受制于人民。相反，纳赛尔和萨达特政权倒是利用那些“免费的钱”来收买民心，从中央向下大肆拨款，挥霍（按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在政府公职、福利服务和城市改革上。

这笔政府馈赠有一部分流到了阿什瓦亚特，但其目的却常常是通过改革、重建，甚至在很多时候是想通过迁移落脚城市来限制它的影响力。正如伊斯梅尔所写，“建议实施的措施包括拆迁，以及将其并入已有的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些开罗项目以土地规划、土地所有权和现有居民区的基础设施升级为基础，着眼于社区的需求，具有一定洞见，但其他项目却将贫民区居民迁至更偏远郊区（通常是开罗北部）的规划性高层住宅区。布拉克即属于最早一批此类项目之一——那是在安瓦尔·萨达特执政时期，布拉克的五千户人家被迁到了扎维亚哈姆拉和艾因夏姆斯荒凉偏僻的公共住房开发区里。

这种强行破坏对布拉克的经济和社会凝聚力造成了深重的负面影响。正如人类学家法哈·哈纳姆在她对迁居项目效果的研究中所指出的：“这一项目不仅重整了迁移人口内部的关系，还改变了他们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旧的社区关系分崩离析，长久以来的直接人际纽带所带来的确定感也不复存在，致使他们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加剧。迁移对那些依赖密切的人际关系做生意的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比方说，有些妇女原来从当地市场上买进便宜的布料和服装，再卖给街坊领居以赚取微薄的利润，而现在，她们的顾客一部分搬到了艾因夏姆斯，一部分分散到了扎维亚哈姆拉的新建政府住房里，只剩下少部分人留在布拉克，于是她们便失去了这一收入来源。”

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而言，国家很快便将他们弃之不顾。到了80年代末，就在穆巴拉克挣扎着对付日益崩溃的国内经济时，埃及的国家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在上两届政府统治期间，埃及的政府支出持续超过收入，将这个国家拖入一场深层次的债务危机。与此同时，冷战的结束导致外国援助急剧下降，而石油相关的支付也开始跟不上埃及人口增长的步伐。突然之间，埃及无法继续按纯粹食利国家的运行模式维持下去了，于是被迫寻求私营企业和税收支持。对于这一变化带来的政治后果，开罗经济学家萨梅尔·索里曼描述道：

埃及国家性的金融危机施加给政权的压力越来越大，而执政官僚用金钱和公共服务来换取特定人口支持的能力却大幅减弱，其结果是导致其政权的社会选民构成发生了变形。统治集团的社会出身不再限于以军方和安全部门为主的官僚阶级，越来越多的商界巨头开始加入其中。

从对布拉克达克鲁尔有利的方面来说，这一变化带来了两个戏剧性的后果。首先，它意味着除了周期性的警方突袭之外，政府的管辖将不再触及这一地区。第二，它也让人看到了一个中产阶级在埃及忽然现形，但这是一个封闭的精英阶级，是贸易保护主义法律、政府维护的垄断部门、军队对资源的所有权以及无处不在的裙带关系的产物。农村移民的子孙没有任何机会加入其中。

布拉克的人谈到这件事，都认为它是竖立在自己的社区与开罗中心世界之间的屏障之一。有些屏障是实际存在之物，一目了然。譬如将布拉克与邻近的较富裕社区分隔开来的一条五十米宽的边界地带，其组成部分包括两三条无时无刻不奔跑着火车的铁道、祖摩尔运河、一道高高的围栏，以及多条废弃难行的山道。在那经济萧条的二十年里，政府一直没顾上建几条人行桥将布拉克与城市其他部分连接起来。无论是从里面出来上班，还是想进入该区去光顾某家商店或餐馆，都需要横穿这片危险的边界区，否则就得绕很长一段路去找最近的桥。连通市中心的唯一公交车站设在这个分隔区的最尽头，出租车则一般拒绝开到布拉克。正因为存在这样的物理屏障将布拉克隔离在了开罗的核心经济圈之外，它内部的创业氛围才会常年低迷不振。故而有居民用坐牢来形容这里的生活。

布拉克虽然容纳了至少五十万埃及市民，却连一所公立中学都没有。公共医疗卫生在这里同样缺席。居民们只得自食其力，拼凑资源，开设了诊所，延长了排水管道，并将清真寺和社区中心用作了教室。伊斯兰政党和萨拉菲伊玛目从这一地区过去与政治绝缘的人群中站了出来，取代了政府，作为主要的组织力量带领人们建立起了复杂完备的社会服务系统、教育设施和卫生诊所。一项关于埃及伊斯兰政党的研究指出，贫困社区的“慈善网络和服务提供中心促进了穆斯林兄弟会议员与埃及极大一部分人口之间的长期交流，尤其是在贫困地区”。而当2011年的革命为埃及带来了多党民主时，这马上就成了那些保守党派的一大竞选筹码：从头到尾一直都是我们在管理落脚城市，而不是那些世俗政党。“他们没有到过我们的街道，没有生活在我们的村庄，没有走进我们的村落，没穿过我们的衣服，没吃过我们的面包，没喝过我们的脏水，也不住在我们住的臭水沟，他们没有体验过人民艰难困苦的生活，”萨拉菲派的一位重要候选人谢赫·沙班·达尔维什将在2011年十二月选举的竞选集会中如是宣称。而这些政党的胜利反过来又加剧了公众对开罗、埃及其他阿什瓦亚特的恐惧和反感。“在公众话语中，阿什瓦亚特等同于城市发展不良的一面，它让人联想到偏离社会、犯罪之类的景象，”政治学者萨尔瓦·伊斯梅尔说。“诞生于国家计划之外的阿什瓦亚特被视为是问题地带和潜在动乱的温床。”

埃及政府破坏了构成落脚城市核心的社会网络，阻止阿什瓦亚特与城市核心经济建立联系，并封锁了下一代人接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从而断绝了他们扎根中产阶级的希望，由此确保将那些外来移民自然而生的野心扼杀在摇篮中，确保将他们压制在底层社区而不会生出能发挥作用的第二或第三阶层。通过收回国家服务，创造一个封闭的、无移民的工业精英层，埃及政府注定是在自取灭亡。正如我们在土耳其和巴西所看到的，落脚城市的愤怒一旦爆发，将会造就新一代执掌权力的中产阶级，而他们的胜利也将构筑一个民主、稳定、增长的新时代。不过在这个时代到来之前，整个国家可能要经历一段更低迷的动乱期。像埃及这样的国家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比较自由的经济体制，让阿什瓦亚特正在萌芽的商业机会能够开花结果，发展出一个全新的阶级。不幸的是，对落脚城市内部的各阶层而言，自由经济这个概念已经蒙上了污点，这都是因为穆巴拉克政府将它作为工具，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加强军队和政府派中产阶级的势力。就像伊朗和委内瑞拉的情况那样，落脚城市的政治诉求所受的忽视和压抑一旦延续超过一代人，将有可能激起更严重的集权统治。

落脚城市无名的新兴阶级与已确立的政府派中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是埃及、突尼斯革命及叙利亚内乱的核心问题，并将继续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黎巴嫩制造危机。而在利比亚和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则有另一种不同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这些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会从国外输入贫民，迫使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城市围地里赚钱接济祖国的村庄，却不给他们公民身份。这些出身农村、流离失所的穷人并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改变一个不给他们绿卡的国家，正如在2011年头几个月逃离利比亚的两百万孟加拉国人、尼日利亚人和埃及人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无家可归的情绪不会在一代人之后爆发出来：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而言，最坏的事莫过于让大量外来劳工在境内永久居留，却不赋予他们完整的公民权利，这正是德国的土耳其人或海湾城市数百万印度次大陆流民的遭遇。在阿拉伯国家，来自国外乡村且没有绿卡的贫困居民与城市本地的有产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随时都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暴动与游行，而这种情况也绝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正是出于对自己国家同样问题的担忧，才在2011年发起了一场运动，推行“梦想法案”（DREAMAct）和规范移民官员以防止“对社区有贡献”的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的规章制度，从而为一千一百多万主要来自中美洲和墨西哥、居住在落脚城市区域的无证移民争取高等教育的权利——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争取更为实质性的公民身份。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洛杉矶那部分所看到的，这些居民购买房产、投资社区、教育子女和缴纳税收的愿望非常强烈，而这一切只有在拥有公民权之后才能实现。

落脚城市阶级的声音日渐为世间所闻。在不少国家，从二战后一直在制约着城市变革的后殖民政府感受到了来自它的挑战。在中国，民主运动正在兴起——相对于国家层面，它更多是发生在城市及私人住宅区层面。在那儿，从六公里那样的落脚城市围地中突围而出的人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住宅，他们也需要承担普通房产业主（以及在中国越来越普遍的房产税纳税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千百万中国人从国有宿舍、农民工工棚和城市贫民聚居的棚户区搬了出来，正是他们在迫切推动着变革。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但却具有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步人中产的阶级态度。来自华盛顿的全球发展中心和伦敦的发展研究所的两位经济学家——南希·博德塞奥和安迪·萨姆纳将他们称为“催化剂阶级”，即那些脱离了赤贫、拥有一定财产的人，他们一般也（合法或非法）拥有自己的房产，并期望自己的后代能够过上比父辈更好的生活。非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属于催化剂阶级。这些出身田地、投身城市中心的人正在从落脚城市崛起。在今后几年，他们将在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引发最剧烈的变革——这些变革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是由经济和社会进步来驱动，激发它的却常常是根深蒂固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