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大二那年的七月起，直到次年一月，多崎作几乎只想着死这一件事。其间他迎来了二十岁生日，但那道刻痕没有任何意义。在那些日日夜夜里，自我了断对他来说似乎最为自然、合情合理。他至今仍不明白为何那时没有迈出最后一步。那个时候要跨越隔断生死的门槛，分明比吃下一只生鸡蛋还简单。
作没有尝试自杀，或许是因为死的念头太纯粹太强烈，与之相配的死亡方式无法在内心世界呈现出具体的意象。不如说具体性是次要问题。假如当时在伸手可及之处有一扇通向死亡的门，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推开。不必深思熟虑，那可以说就是日常生活的延续。但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没有在近旁找到那样一扇门。
也许那时死去就好了，多崎作常常想。那样的话，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那似乎是件诱人的事。眼前这个世界不存在了，这里被视为现实的东西变得不再真实。自己对这个世界来说已然不复存在，同样，这个世界对自己来说也将不复存在。
然而同时，作并不明白为何那时一定要把自己逼向死亡的境地，直至咫尺之间。就算有具体的理由，可对死的憧憬为何拥有那般强大的力量，居然纠缠自己将近半年之久？纠缠，没错，就是准确的说法。就像被巨鲸吞入腹中幸存下来的《圣经》人物，作掉落进死亡的胃囊，在黑暗淤滞的空洞里送走一个个没有日期的日日夜夜。
他作为一位梦游者，或是一位尚未察觉自己已然死去的死者，度过了那段时光。旭日初升时便醒来，刷牙，把一旁的衣服套上身，坐电车赶往大学，听课做笔记。如同遭受狂风袭击的人死死抱住路灯不放，他只是遵循眼前的时间表行动。除非有事，否则不和别人说话。回到独居的房间里，瘫在地板上倚墙呆坐，想着或死或生的失落。在他面前，黑暗的深渊张开巨口，直通地心。眼前浮现出化作坚硬云朵旋转的虚无，耳际传来压迫鼓膜的深深沉寂。
不思考死亡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其实不难。不看报，不听音乐，甚至感觉不到性欲。世间发生的事对他不再有任何意义。厌倦了闭门不出，便走出门去，漫无目的地在附近游逛。或是走到火车站坐在长椅上，久久地望着列车来来去去。
每天早上淋浴，仔细地洗头。每周洗两次衣服。清洁也是他死抱不放的支柱之一。洗衣、洗澡和刷牙。几乎不注意吃饭。午饭在大学食堂里吃，然后基本不再像样地吃东西。饥肠难耐时就去附近的超市买苹果和蔬菜。或是干嚼几片白面包，拿起盒装牛奶直接喝下去。到了就寝时间，像服药般喝上一小杯威士忌。所幸他酒力不济，少许威士忌就能轻而易举地让他睡去。那时他连梦都不做。就算做梦，也是刚一浮现，便沿着意识那没有扶手的光滑斜面，朝虚无之境直直地飞速滑落。
多崎作如此强烈地被死吸引，起因十分明确。有一天，四位相交多年的密友忽然向他宣告：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想见到你，再也不想和你说话了！斩钉截铁，毫无妥协余地，又突如其来。而且没说明为何一定要他接受如此严厉的通牒。他也没有特意询问。
四人是高中时代的挚友，此时作已经离开故乡，在东京读大学。因此尽管被小团体驱逐，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不便的地方，并不会在街头尴尬地迎面撞上他们。但这种话说到底无非是空头理论。与四人相距遥远，作感受到的痛楚反而被夸大，变得更迫切。疏远与孤独化作长达数百公里的电缆，被巨大的绞车吱吱作响地卷起。难以判读的信息通过那根绷得紧紧的线，不分昼夜地传输过来。那声音仿佛掠过林间的疾风，一面变换着强度，一面断断续续地蜇咬他的耳朵。
他们五人是名古屋郊外一所公立高中的同班同学，三个男生，两个女生。一年级夏天因为参加义工活动成为朋友，虽然历经升级、重新分班，他们仍是关系亲密的小团体。那次活动是学校布置的社会课暑假作业，在规定时间结束后，小团体继续按照自身意愿自发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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