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走偏锋，让我先从一件比较离题十里的事情说起。1947年，我13岁了，去北京图书馆读书。我碰到的困难是样子与个子太小，而此图书馆的规矩是谢绝儿童。每次我都心怯气馁地与它的工作人员讲解道理，说明我已经是初中三年级学生，已经读过鲁迅巴金冰心泰戈尔嚣鹅(即维克多·雨果）。而且我当时已经戴上一副二百度的近视镜，我是来认真读书的，不是来玩儿的。
那时的图书馆借书很麻烦。先要查卡片，再填写借书单，然后找座位坐下，等二三十分钟，才由工作人员给你把书送来。
有一次，我借的书是苏联革拉特珂夫著的《士敏土》。我此前已经接受了革命的宣传教育，已经知道苏联好，革命好，知道人类社会一上来是原始共产主义，接着是万恶的奴隶制，然后是封建社会，然后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最后一种阶级社会形态，到了这个时候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要推行无产阶级专政，然后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再一步，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了。
我13岁时自认为已经盗得了天火，接受了粗浅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我在声明我自己思想“左倾”后（见《一辈子的活法》一书），地下党员何平给我读的第一本理论著作就是华岗著《社会发展史纲要》。
（解放后华岗曾任山东大学校长，后因所谓胡风一案，落入泥沼，甚至身陷囹圄十余年。）
从何平那里我读了苏联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虹》《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并且得知了《士敏土》《铁流》等名著。所幸的是这样的书并未被国民党所彻底禁止。
一个少年阅读《士敏土》的经验是了不起的，这本书充满了革命的阳刚型躁动，亢奋、热烈、混乱、杂嚣。我忘不了主人公格利融化在红旗与人海中的神圣与献身的感觉。融化还是保留自己？这是革命中常常碰到的一个难题。我忘不了小说中描写的清党时一个被清洗的“小资”当场开枪自杀，而领导人连脸上的肌肉也没有动一下的情形。威严的血腥反而增加了革命的神圣感与吸引力。革命不是戴着白手套所做的科学试验，不是绘画绣花与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作如是说。我忘不了一个知识型神经质型富农，十月革命后被充军时的歇斯底里的欢呼。我更忘不了女主人公黛莎的强健的身躯与鲜艳的红头巾，她干脆主张性献身，为了革命者伤员的快乐而献出身体，并与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动辄“干”在一起，这样的描写令一个13岁的男孩心怦怦跳，发热而且扩张。我的对于革命的向往与对于苏俄女共产党员黛莎的向往融为一体。
黛莎真棒！ 是的，越是在建党的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反封建矛头越是犀利，用巴金小说《家》里的冯乐山老爷子的腐臭调门攻击共产党共产共妻的是保守没落的国民党。
即使后来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的时候，我热烈地阅读瞿秋白的记叙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我的心里梦里仍然有与一把镰刀与一柄斧锤不可分的苏俄壮妇、红头巾的黛莎，她比一切饥饿与混乱更鲜明也更有力。
半个世纪后，我在美国讲学，面对美国的大学生们，我说：“对于青年来说，没有比性与革命更吸引人的了，而革命的高潮期、革命的吸引力比性还要更加巨大与强烈。”
苏联歌曲充满热血沸腾的动员力：“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苦难的斗争中/你光荣地抛弃头颅”，“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
当然，这些歌曲都赶不上《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更赶不上《共产党宣言》的口号：无产阶级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还有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悲情，这样的献身，这样的壮美与沉醉。唱着这样的歌，读着这样的书，呼喊着这样的口号，你敢于向敌人的刺刀猛冲。
而在1996年，当我参观伦敦的马克思墓的时候，我想起来的是1987年访问匈牙利布达佩斯市时听一个匈牙利朋友讲的政治笑话，他说，中苏珍宝岛边境冲突时期，他们那里流传着一个段子：马克思托梦说，他已经将“联合起来”的口号改为“全世界的无产者，你们互相离开得远一点吧”。
你可以说，1946年的认识是太天真了。可以说，那时如何会想得到中国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是这样曲折和充满歧路与歧义？歧路亡羊，歧路会令羊羔们发疯。可以说，热血沸腾难免酝酿荒唐与风险，艰难险阻难免挑动拼命与不计后果。但人类就是这样活过来的，青春就是这样热烈，应该这样热烈一番，不可能经验老到后再过活再做一些想做的事。历史更多得多的时候不是在沙龙与会客室里，不是在明窗净几的书桌前，经过千百次观察、制图与运算，经过千百次果蝇与白鼠的试验才确定了自己的运动方向与方式。历史的操盘手不是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的冷面冷心，不是“饮水差知等暖寒”（钱锺书诗）的智者……而是有时是电能积累后的晴天霹雳，也许是惨叫，也许是痛哭失声，也许是高歌入云、地覆天翻。历史不是绣花女与外科医生的精美作业，历史有些时候更像是艺术家与不要命的敢死队员和冲锋枪手的随心所欲与鬼斧神工。
革命的思想动机是从哪里来的？人与人各不相同。小时候家里生活无着，不止一次是到了做饭的时间，母亲、姨妈与姥姥临时想辙：吃什么？做什么？没有粮食啦，没有蔬菜啦，什么能充饥的都没有啦，然后东翻西找，找出一件旧棉袍，当掉，买二斤杂面条，回来烧火做饭。
我们的境遇其实并不符合典型化的阶级理论，我们不是工农，不是“吃的猪狗食，做的牛马活”，不能说家境的困难是来自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反动政府的压迫。我们的困难是由于父母不和，由于母亲的没有职业也缺少求职的能力。旧中国的一大特点一大痼疾就是大量的人没有固定的工作，甚至也不想找工作，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过人人都应该或者都可能上班：为社会工作。小时候，我见到的邻居街坊，他们当中的妇女，百分之八九十在家赋闲。男人呢？至少百分之二十，也是待着没事。
但我还是因之产生了一种天生的对于富人的仇恨。认为自己的穷困是富足的人为富不仁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煽情也十足不需要动脑筋的挑动与激励。我长期住在西四至平安里一带，我多次路过西四的山东老馆子同和居，常常闻到从这个馆子里冒出来的鸡鸭鱼肉的香气，看到胖乎乎的我以为是庸俗不堪的用餐者从馆子里走出来。我相信衣食无着的读书人都特容易痛感到吃得饱穿得暖的人是多么庸俗低下。我对这样的馆子这样的食客十分敌视，也可能与我喜爱文学有关，我读过的作品早就培养了我的喜贫仇富的思想。我在小学三年级的作文中，就宣称“假如我是一只老虎，我要把那些富人吃掉”。
还有一个很细微的经验。曹禺的话剧《雷雨》第三幕，在鲁贵这样一个城市贫民的家里，那种穷困，那种穷极无聊，捉蚊子、发牢骚、唱小曲，深夜时分火车自远而近，再自近而远的声音与风声雨声雷声和电闪，都让我特别动情，远远比周家的乱伦故事更能抓住我的少年心。在旧中国做富人是那样可憎，而做穷人是那样可鄙。例如话剧《北京人》里的卖“果子干”的铜碗敲打声音，不知为什么那样地让我痛感到生活的卑贱、匮乏、渺小与空洞，我认定空虚与无所事事才是对于生命的污辱与蹂躏，是最大的犯罪。后来我认定这一切都是反动政府造成的，是国民党与蒋介石造成的。我渴望神圣的事业、巨大的变革和使命的威严。我愿意像飞蛾一样扑向熊熊的烈火。我祝祷熊熊的烈火将万恶的旧社会烧成灰烬。
已经到了1948年了，我刚刚14岁，我已经加入了处于地下的党组织，我已经“潜伏”起来了，我们家迁入小绒线胡同46号。隔着南墙，那边应该是帅府胡同的一家邻居。每逢夏日，邻院常常传来那边的自拉自唱的胡琴与清唱声音。也许邻居的琴艺与唱功实在无可恭维，也可能我那时太不理解传统戏曲，还可能与当时的不无幼稚的激进思想有关。一听到这种陈词滥调式的琴声与清唱我就一百个不舒服，我感觉到的是停滞、守旧、封建、空虚、陈旧乃至腐朽，我感觉到的是一代代国人就这样麻木不仁地过着日子，我想着的是解放战争正在取得伟大的胜利，我想着的是新生活中将再没有这种琴声与清唱的地位，代替它们的将是苏联式、义勇军进行曲式、黄河大合唱式的歌曲、钢管乐与大交响乐队。
得从日本人的投降说起。1945年暑假，从来不懂得政治更不知国际形势为何物的将近11岁的我，来到郑谊老师家里，与众多的同学在一起听老师讲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意义。一下子，历史课上得知的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甲午海战的知识都激活了。即使是日伪时期小学课本里也充满了这些耻辱的记录。我体验到了爱国主义的情操有多么强烈与悲壮。从老师家里出来，我不发一言，我想着的是我应该为伟大的祖国、为中华民族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也曾受到了夹道欢迎，还有一次说是蒋到北京了，我们中小学生也上了街，神马也没看见，蒋没有乘敞篷车。顺便说一下，那时的中小学生最喜欢说“神马”了，神马就是“什么”的重读。骂人可以说“神马东西”或“神马玩意儿”。新近网上火起来的“神马都是浮云”，其实是老调重弹，而且多数人被神马绕进去了，以为有多玄妙。许多新东西可能很旧，许多旧的东西未来可能打扮一新，再次行时出彩。我们的创造比我们想象的更贫乏。
日本刚刚宣布投降的时候，我听到的舆论最初对蒋是有利的，郑老师讲到“新生活运动”也用的是完全正面的话语。新生活运动可能相当成功，在2011年的一个电视连续剧里，提到打“素麻将”，既玩麻将而不赌现钱，兴许符合新生活运动的要求。1945年与1946年，让老百姓失望的是接收大员的表现与“大员”的称谓。看得出，蒋对于“胜利”完全没有准备，急急忙忙地拉上美国海军陆战队接收平津。这只能使国人的敏感的爱国主义神经受到挫伤。大员云云，绝对地脱离群众，没有任何亲民的行动哪怕只是作秀。还有，由于汪伪也一直沿用着中国国民党的名义，他们摇身一变，在例如沦陷区的《小实报》上发表声明欢呼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高呼什么蒋的“万岁”，令人起疑。头一天，《小实报》正面报道的还是日伪的“官方”活动与言说。
我认为蒋没有一批真正的志同道合的“同志”，在他的国民党里堆积着太多的庸人、寄生虫、鼠目寸光与无用无能之辈。早在他们狼狈逃窜之前，他们在政治上精神上信心上已经垮定了。在共产党的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国民党差不多是失语状态，他们没有口号、没有纲领、没有说法、没有旗帜，更没有自己的歌曲，他们只有腐败、自私、讲情面、互相糊弄、混日子与低水平的暴力手段。
苏联与苏共瓦解的教训，咱们应该汲取，当年孙中山先生建立的充满英雄主义与献身理念的国民党的教训，咱们也应该认真总结。首先，你要面对挑战，敢于承担历史的责任、发出自己的富有创意的声音来。不要失语，不要搪塞，不要只知照抄照转、照本宣科、空话连篇——那就是失语啊！
2008年播出电视剧《潜伏》以来，呼啦一下子到处是谍战片，是汪蒋共日混战。至少有一点是真实的，日本投降了，汪伪中一些人摇身一变以重庆的国民党身份取代南京的汪伪身份。我记得的有1946年接替汪精卫担任汪伪政府主席的陈公博被国民政府处决。还有川岛芳子以中国人的出身起日本姓名帮助日本侵略者，被枪决。当时的《小实报》上报道，此女被要求服刑时穿白色衣服被拒。而李香兰以日本人的出身、中国人的假象帮助日伪，不算汉奸，在初审被宣判处死刑，后来在李拿出自己的在日出生的证明后，她获无罪释放。有趣的是，据她自己回忆，她的这个保命证明是她的一位苏联朋友帮她拿到手的。我的初中老师讲到此事，颇为不平。无干系的老百姓，似乎更愿意看到红极一时的人五人六在形势发生变化后受刑赴死的狼狈——看到当初威风凛凛的大家伙倒霉，小人物才过瘾，才能出一口鸟气。而周佛海，一会儿被国民党重新起用，一会儿被判处死刑，一会儿被蒋保成无期徒刑，我记不清了。直到解放后，《中国青年》杂志上还讨论过周佛海的私德与政治罪状的事。有一个说法，就是周的字写得好。周最后是死在国民政府的监狱里的。
接收大员的贪污腐化、道德沦丧，鲜明地展现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了。我相信这种题材的影片，对国统区的人心，起了重大作用。国民党政府失策点之一是它的“接收”完全脱离了群众，它的接收与治理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理念追求，没有任何像样的说辞。他们竟然一点也不懂得做群众工作，更不要说群众路线了。统治者的日益无能化，而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日益反对派化、革命化，这样的旧中国，还混得下去吗？
更不消说的是到处都是饥荒，是贫民，是乞丐，是流浪无助的残疾人，是贫富的悬殊。旧社会的乞丐，形形色色。有的哀哭；有的用砖头砸着自己的胸口“叫街”，砸得胸脯红一块紫一块青一块；有的跪在街头，面向人最多的地方，用利刃当众划破自己的脑袋，半是感动半是恐吓，好让周围的人给钱救济；有的在北风呼啸的冬季，穿着破烂的单衣进入你家的门洞，完全是必死的决心与场景，家主看到这种情况，连忙拿出金钱与食物，只求乞丐换一个歇脚的地方，怕就怕他死在你家的门洞里。乞丐中还有神经失常者、携带儿童者、缺胳臂少腿者，人过于可怜了会显得恐怖。
还有日伪时期大街上公开营业的“土膏店”——大烟馆。国民党政府后来取缔了。还有被视为极其堕落的舞厅。还有前门的娼妓集中的八大胡同。还有北平城内的规模如山、臭气熏天的垃圾堆。还有几乎天天可看到的报纸上的报道：一个穷孩子，靠在垃圾堆中捡煤核为生，一天他捡到一个变了质的鱼头，他吃了这个鱼头，中毒而死。
如果我说旧中国如同地狱，这仅仅是就外观谈外观，就视觉印象谈视觉印象，我无意在2011年再补充进行推翻旧社会的煽动。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到处的破破烂烂，是到处的病病歪歪；是到处的缺胳臂少腿、又瞎又聋、五官不全、极端肮脏、身上的疮口吸引着飞蝇；是被劣质的化妆品所涂抹的，身上似乎发着腐尸的气味的女人；是到处的愚昧无知粗暴而又卑贱；是一个空心的存在，有政府，有警察，有唔唔泱泱的行人与车辆，有吱嗷吱嗷地叫春的流行歌曲，有绑票的土匪，有愤怒的青年，有“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决心，只是没有主心骨，没有信念，没有目标，每天早晨起来都不知道今天应该干点什么。旧中国是一个空心的存在，是一个等候灭亡的大脓包，是一个等候历史的处决枪响的死刑犯。无数爱国志士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不亡，是无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