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叶中说，虽然有学者主张学术应该同政治保持距离，但刻意远离政治的学术，不愿意面对政治的所谓纯粹学术，很难说有多大的生命力。他希望用一种普通大众耳熟能详的表达方式，去探讨现实政治中颇为棘手的问题。基于这样的理念，在承担繁重的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的同时，周叶中从1995年起便积极投身法制宣传工作。
刚开始做法制宣传工作时，周叶中主要讲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理论，他的听众大多是领导干部。在与这些听众的接触中，周叶中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很多干部在学法过程中，往往是上面提要求，下面匆忙应付；二是干部学法偏重于经济法，但他们又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学过之后派不上多大用场。
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学什么法？这引发了周叶中的深思。他结合自己的研究重点，终于找到答案：干部学法，最重要的是学宪法。然而，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宪法高高在上，似乎与日常的工作与生活并无太大关系。
宪法不能真正走入社会、不能走进工作与生活的现状，让周叶中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从1998年起，他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普及宪法知识的讲课。他告诉每一位听众：既要强调“国家”意义上的宪法，更要强调“公民”意义上的宪法；既要重视“政治”层面上的宪法，更要重视“生活”层面上的宪法。也就是说，宪法既是政治法规，又是公民的生活规范。
周叶中从生活中的实例出发，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澄清人们对宪法的认识。比如，“报考研究生需要单位盖章同意”是否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父母无钱供小孩上学，乡镇人民政府是否有权状告该父母？高考取消年龄和结婚限制的规定，是否是对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育权和平等权的充分保护？不少单位和部门“分房以男方为主”的政策是否有违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因选举机关错误造成公民无法行使选举权，公民是否有权索赔？
他既讲宪法的一般常识，也有时重点谈宪法的修改，解释为什么要这样修改，这样修改是什么意思、如何体会，更多的是做一些宣传性的工作。这么多年来，他到全国各地讲宪法，讲了1200多场，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一次，周叶中到湖北省赤壁市讲课，几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一位镇干部生怕听漏了，连卫生问都不敢去。
“只有宪法成为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时，我们才有望真正达到建设法治国家的最终目标。”他说。为什么如今他所作的宪法报告那么有吸引力呢？周叶中解释说：“留校当教师那会，我还真练过演讲技巧。在学校上课时，我就一直琢磨如何将课讲得通俗，思考怎样才能将自己的知识生动地传授给别人。再说，我研究宪法，并不单纯地研究宪法本身，而是将研究宪法与国家、社会的发展，以及党在执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联系起来。比如，我对党的建设问题、台湾问题、农村税费改革等问题，都曾进行过研究。理论要想产生巨大的力量，就必须与现实生活中问题的实质紧密结合。宪法不是抽象的条文，它植根于生活实际，所以我总是力求讲得生动活泼，让人听来有滋有味。”周叶中深入浅出的讲解，拉近了宪法与公民的距离，使宪法变得可亲可近，而不再是生硬难懂的法条。
听完课，有的领导非常感慨地跟周叶中讲：“以前总觉得宪法高高在上，跟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现在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权力都是宪法授予的。”作为研究根本大法的学者，周叶中深知现行宪法是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运用宪法解决好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迫切需要他和同行们贡献智慧。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周叶中的宪法宣传总是直面现实，从不回避难点、热点问题，他希望用一种普通大众耳熟能详的表达方式，去探讨现实政治中颇为棘手的问题。比如多党制问题，有的人主张要想发展民主，发展政治文明，就必须搞多党制，但周叶中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事实上，多党制未必民主，一党制未必不民主。当然，我们是多党合作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多党执政还是一党执政，而在于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是否有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再比如三权分立问题，他总是较为客观地评价哪些可供我们借鉴，哪些则必须反对……
说到到外地四处巡讲，是否影响自己的工作，周叶中这样回答：“其实，这也是我的工作啊！到各地去讲宪法，我都是一到就讲，讲完就走。”不知有多少次，他在车上手抓一个大面包、握着一瓶矿泉水将就着边啃边赶路。在外讲课难免有时耽误做学问，但周叶中认为，让宪法走入大众比关门做学问更重要。“我的书写得再多、再厚，影响力也有限。与其关门做学问，不如走向社会，做一台宣传法制、普及宪法的‘播种机’。”
为此，无论多忙，只要有人请他去讲座，他总是抱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欣然前往，而且从来不谈报酬。在他心底里有一个朴素的想法：“我，得到的东西已经很多很多了，我是一个山里人，农村来的，今天有这么多的荣誉，很满足。如果我能给社会回报一点什么，心里才踏实。”有一次，千里之遥的鄂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请人去做法制宣传，别人嫌山高路远婉拒，但请到周叶中时，他爽快地答应了。讲完一天课，他顾不上休息，还要一路颠簸地赶回学校。
对这样的执著，周叶中有自己的解释：“依法治国不是所谓的精英学问，建立法治国家不能仅仅凭借一两个法制精英的努力。我希望深入下去，用最通俗易懂的法制报告提高基层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
记者的这次专访，正是周叶中在南京出席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年会后，辗转北京参加司法部有关课题研究评审之中拦截下来进行的。他也没想到，一下飞机就被记者“逮”上了，于是有机会在他休息的间隙面对面。据说，他在南京与会期间就一连作了3堂讲座，场场爆满。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他的电话不断，大多也是约请授课的。采访结束，已是黄昏了，可是他又要赶场。
周叶中，在我们眼中就是这样一个“大忙人”。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