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是日本著名的宗教活动家。《我的人学》,是池田大作近年来的一部力作。他从祈求和平,以佛法为基调的立场出发,通过对国内外著名历史人物(拿破仑、武田信玄、南丁格尔、鲁迅等)和著名文学作品(《浮士德》、《战争与和平》、《三国演义》、《新·平家物语》等)的精密剖析,探索了现代人应有的生活态度和如何坚强地对待人生等问题;并对宗教、生命、道德、教育、人才、孝道、社会乃至世界等均有论述。内容丰富,立意新颖,加之文字清新流畅,表现准确洗练,在日本拥有广泛的读者。它对了解日本社会、现代人的思想;研究作者的宗教观、生命观、社会观、人才观等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池田大作先生生于1928年,是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佛教思想家、国际人道主义者。现任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
《我的人学》是池田大作先生的一部力作,原书由日本读卖新闻社于1988年出版,全书通过对世界上古今的历史人物,如拿破仑、开普勒、南丁格尔、武田信玄、吉田松阴、歌德、鲁迅、笛卡儿、林肯、罗斯福、罗曼罗兰等,和对世界名著《浮士德》、《战争与和平》、《三国演义》、《新平家物语》以及《娜拉》、《桃井》的剖析,探求现代人应有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点,并对宗教、生命、道德、教育、人才、社会乃至世界等都有独到的阐述。本书不仅有利于了解日本社会和现代人的思想观念,而且对研究作者的宗教观、生命观、人才观、社会观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读者从中也可以受到启迪。
《我的人学》第一版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本次第二版,改正了部分文字上的错讹;统一了数字的用法;将上下册合并成一册。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再也没有对这一命题的解答更多分歧的了。而且也许再也没有比这一问题更难做出明快的回答和难以做出根本性的回答的了。不过,从根本上说,可以说它的目的在于幸福。
在佛法中,信仰的目的是“一生成佛”,这和意味着永不毁灭的“幸福”是一脉相通的。对于这点,我的老师户田先生认为:幸福也有“相对的幸福”和“绝对的幸福”,并说:
“人生的目的就是确立绝对的幸福。”也就是确立不为情况或环境所左右的、坚定不移而且丰饶的境界。我在前些日子,以担负着下一代使命的高中生为对象,给他们写了一册小说《亚历山大的决断》,在其中提到了亚历山大大王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他的幸福观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很有些地方与户田先生的教诲有一脉相通之处。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最优秀的学生,是精通逻辑学、政治学、诗学等各种学问的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讲义、由其子尼古玛古斯编纂起来的《尼古玛古斯伦理学》,被认为是世界上伦理学学科中第一部系统的著作。其中关于“幸福的实象”一节,含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丰富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本书中一方面指出:学问或行为的目的是最高善,即“人的善”(包括其他各种目的在内的终极的善),而这不外是幸福的实现;同时又详细论述了人的arete(卓越性、美德)和“正义”的问题。
现在根据《尼古玛古斯伦理学》(高田三郎译,岩波文库版),用我个人的体会加以表现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在书中表达了如下的意见,他说:
——所谓幸福,可以这样认为,它是长期性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不会轻易改变。但是,虽是同一个人也会有走运的时候和不走运的时候,而世上则把它有时认为是幸福的,有时认为是不幸的。这未免太奇怪了。如果我根据走运不走运来判断同一个人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话,那么显然是要把幸福的人当成“一种变色龙,一种无法捉摸的东西”。
走运与不走运,的确是相对的。而真正的幸福,按道理说则只能是绝对的。佛法教导的真正“幸福”,也绝不是根据走运与不走运而可以任意变动的、那种低层次的东西。
纵然遇上这样那样的苦难,仍能在自己的内部建立起悠然不为所动的超越境界,才是真正的幸福。也就是说,在各自的生命中建立起一种称得起“大丈夫的境界”的强韧的“我”,就会去追求根本的幸福,确立起幸福。所以,我想,决不可为表面的幸与不幸所迷惑,万万不可看不到绝对的幸福的“实像”。
亚里士多德还接着说:——应该说,这种根据走运与不走运来改变看事物的方法本身,原本就是错误的。决不应该根据走运不走运来决定我们的幸与不幸。在人的生活当中,之所以将“运”视为必要,只是附加的看法。对此,对幸福具有决定性力量,只能是按照arete(卓越性、美德)而进行的活动。反过来说,决定是否不幸,也只能是根据这一准则。
亚里士多德在走运、不走运或表面的幸、不幸这类“附加的”现象的深层,向我们提示出aret色(卓越性、美德)这一根本性的中心命题。
而且,他认为“所谓幸福就是按照终极的卓越性的心灵的某种活动”,并解释说:
“然而,我们所理解的卓越性不是身体的卓越性而是心灵的卓越性,关于幸福,我们也是把它作为心灵的活动来理解的。”既然幸福是绝对性的幸福,当然会有支撑它的东西,于是亚里士多德主张它应当是心灵的卓越性,这难道不是可以说他在追求佛法中所说的“佛界”的境地吗?
这样,在《尼古玛古斯伦理学》这本书中,详细论述了arete(卓越性、美德)的内容,阐释了“伦理的卓越性和理智的卓越性”,同时还论及了与佛法中的中道的一部分相通的“中庸”。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卓越性(即美德)里边蕴涵着勇敢、节制、真实、亲爱等多种的内容。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义,它认为只有正义才是最重要的美德、最完美无缺的美德。其理由是,因为正义不只局限在自己的行为上,而且它也能波及别人身上。也就是说,他指出:给集体或同胞带来幸福或创造出带来幸福条件的行为,就是正义;因为虽在自己身上能发挥出美德,但在对待他人的事情上不能按美德行事的人是很多的。
就这样,亚里士多德把作用于旁人的“正义”作为“完美的美德”,举了出来并在这点上认为人是“社会性的(有组织的)动物”。我认为在这点上显示了他的哲学的精髓。
“社会的动物”——当然社会不会是只有一个人的社会,人与人的结合和协同行动才是社会。对社会,还有对群体的“最高善”的行为,当然成为最高“美德,,的表露——这一主张,可以说是和大乘佛教中实践方轨的“自行”与“化他”的逻辑,是一脉相通的。
如果从修行的观点来说,所谓“自行”是指自己为了接受法的利益进行的修行。而“化他”是指为了使他人受到利益来传教佛法,也可称为“利他”。
人,从与生存有关的、属于本能的欲望,到实现自我的欲望,这中间有种种不同层次的欲望。这种能量,在成为追求自身幸福的力量的同时,又会变为束缚自己生命的“我执”。——为了摆脱这个“人”的生命的宿命式相互矛盾的枷锁,使生命获得无限解放,究竟应该抓住什么呢?其关键的一点,就是“利他”的实践。大乘佛教的睿智给我们指出了这点。
我的恩师,关于“生命力与幸福”的问题,经常做过如下的教导:
能够感到幸福,过着幸福人生的源泉,是我们的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和外界的关系的力量比,称为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幸福的内容。……如果,生命力只是解决家庭事件的一种生命力,那固然不会在家庭中遭到阻碍;但对于解决街道上或全市的事件,则会立刻受到阻碍。
在许多场合下,不管建成了什么样的家庭内部的幸福,但一遇上社会的惊涛骇浪,幸福就会立即崩溃。而且现实的社会生活,表面上看去虽似幸福,但从高层次来看,也许一种无法忍受的不幸在等待着你。如果获得了超越这一切的、为了具有阔大的境界及强韧的生命力所必需的原动力,那就有了构筑绝对幸福的基础。在自己的胸中建立一个能泰然超越一切事象的、形成为生命力的“中核”的实践。只有这种实践,才是将苦难变成飞跃和成长的动力的关键,它会使航行在人生大海中的船只,把苦难变为一阵强风来推动船帆前进。
所谓幸福。并不是受每天现实所左右、所播弄的东西,也不是与之相隔绝的、超然的境界。我想,幸福只存在于:将人生中一件件偶然的事件,都能愉快地接受下来,作为前进的动力,充分加以玩味;同时,为他人,为社会,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的生活当中。P29-31
中国——她是“人学”的宝库。
《中庸》云:“道不远人。”自古来,人们认为在中国,真理不远离于人。对人,始终寄于莫大的关注,并致力于人的探索。
综观中国历代王朝的“正史”,唯始于司马迁的《史记》,竞以全书一百三十卷中的七十卷,用于撰写个人的人物传——“列传”。而且,收录在书中的人物,并不限于帝王,从哲人、商贾,直至游侠、刺客。
正如司马迁本人所记:“述以往,思来者。”本书汇集各种人物传记的目的,可以说:是在于后世的人们,可从先人的事绩中发现人的普遍价值,并当作人生之龟鉴吧。这正是“人学”的先觉者。
这种着眼于人的探索的传统,同样显示在《资治通鉴》、《十八史略》等史书和稗史中,而且它也为盛于明代的历史小说所继承。尤其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在日本早有刻本,并出版了据此改编的小说等。这些书籍,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遂成为他们人生的精神食粮。
我的人生导师——创价学会第二代会长户田城圣先生,常以《水浒传》等中国历史小说为教材,给青年们讲述人学观和人生观。通过由众多富有个性的英雄、豪杰交织而成的人物形象,学到了人应如何生活的道理。这种领悟后的喜悦,与恩师的慈颜一起作为青春时代的令人怀念的回忆,至今仍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中。
在这可谓“人学”故乡的中国,出版拙著《我的人学》,真是惭愧之至。本书,是以近年来在各地恳谈和演讲时作为话题的历史人物和小说的主人公、轶事等为中心,从“人应如何处世、生活?”这一视点出发,将其要点加以重新整理而成。
今天,即将步人二十一世纪。时代和社会,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人的意识和价值观,也呈现出极其纷乱、多样的景象。但,在这千变万化的人世间,不是有一条普通而永恒不变的人之道吗?正是这条人之道,将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证明吧。这对于在战败和处于混沌状态的一片焦土中,度过那青年时代的我来讲,也是一个不断自问、探索的人生课题。
我,作为一个祈求和平的佛法者,在实践中自我思索、断断续续记下——我青年时代读过,并深藏在心中的书的一节;先人的至理名言;以及与世界领导人、有识之士、市井庶民们接触中的实际感受。若本书能成为诸位向新的未来,不断探索人的内面世界的永恒旅程的一个道标,则将十分荣幸。
于中文版《我的人学》付梓之际,由衷地向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麻子英及其他先生,和担任本书翻译的铭九、庞春兰和潘金生三位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谢。
池田大作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日
池田大作是日本著名的宗教活动家。1928年生于东京,毕业于富士短期大学。现任日本最大的佛教团体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日莲正宗法华讲总首席讲师等职,为振兴和发展创价学会作出巨大的贡献。
多年来,他以宗教活动为基础,倾全力于宗教文化、国际和平等活动,是日本公明党、东方哲学研究所、民主音乐协会、富士美术馆、创价大学等的创始人。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促进各国文化教育事业的交流和发展,曾不辞辛苦地多次与各国领导人、著名学者、友好人士进行诚挚而认真的对谈。1983年荣获“联合国和平奖”、1988年又受“联合国荣誉表彰”。此外,曾获“桂冠诗人”的称号;莫斯科大学、索菲亚大学名誉博士;北京大学、圣马科斯大学、复旦大学名誉教授;纽约、莫斯科等城市名誉市民的称号。
他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之余,珍惜寸阴,勤于笔耕,著述甚丰。在相继发表的作品中,主要有《人的革命》(现出10卷)、《展望二十一世纪对话录》(与A.汤因比的对话录)、《黑夜盼望黎明》(与露内·依古的对话录)、《敲响二十一世纪的警钟》、《第三座虹之桥》(与A.A.罗蒙诺夫校长的对话录)、《谈“和平”、“人生”和“哲学”》(与H.A.基辛格的对话录)、《池田大作文集》、《论生命》、《我的释尊观》和《佛教思想源流》等。
《我的人学》,是作者近年来的一部力作。他从祈求和平,以佛法为基调的立场出发,通过对国内外著名历史人物(拿破仑、武田信玄、南丁格尔、鲁迅等)和著名文学作品(《浮士德》、《战争与和平》、《三国演义》、《新·平家物语》等)的精密剖析,探索了现代人应有的生活态度和如何坚强地对待人生等问题;并对宗教、生命、道德、教育、人才、孝道、社会乃至世界等均有论述。内容丰富,立意新颖,加之文字清新流畅,表现准确洗练,在日本拥有广泛的读者。它对了解日本社会、现代人的思想;研究作者的宗教观、生命观、社会观、人才观等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根据《我的人学》(《私の人间学》)上下册(1988年读卖新闻社版)译出。上册由铭九翻译;下册第四章至第五章,以及第六章第三节的“生命进化与智能的源泉”以下三篇为庞春兰译;第六章第一节至第三节的“大海般的境界”和中文版序言为潘金生译;下注均为译者所加。最后由潘金生负责统一译文的体例。
《我的人学》在翻译、出版期间,曾得创价学会三津木俊幸副会长、北京大学出版社麻子英社长、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支持和协助,于此一并致谢。
译者
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