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第二部粤商题材长篇小说，以近代粤商唐廷枢、徐润等人主办轮船招商局，“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为故事主线，以洋务运动为大背景，展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历史风云画卷。通过历史映照现实，对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反思作用，印证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多角度展现了粤商精神，焦点人物为洋务运动“商办之首”唐廷枢，核心事件为中国第一家官商合办的民族航运实业轮船招商局改组。

这是一个晚清爱国买办为振兴中国的民族航运事业，参与洋务运动、建功立业的正剧，也是一群晚清进步人士探索救国之路，由抱着希望到逐步失望，最终陷入迷茫的悲剧，具有很强的历史反思意味。

洋务派大臣李鸿章，委任沙船商人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惨遭失败。

晚清四大买办魁首、英国怡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枢受命于危难之中。

唐廷枢、徐润二位铁杆兄弟，一道创建洋务运动奇迹，一道出入青楼风花雪月。

唐廷枢的胆识和叛逆，颠覆了李鸿章、盛宣怀的官办设想，更与墨守祖宗成法的慈禧太后背道而驰。

局内局外矛盾错综复杂、冲突越演越烈，唐廷枢几经沉浮，抒写了晚清商史激昂悲壮的传奇画卷。

本书是当代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全书讲述了晚清粤籍商人之佼佼者唐廷枢等人主办中国第一家国有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的故事，真实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序言 唐廷枢——中国近代企业的先驱＼林雄

第一章 厚此薄彼

第二章 差事办砸

第三章 人不如羊

第四章 临危受命

第五章 联手封杀

第六章 怒闯码头

第七章 漕帮暴动

第八章 二洋争锋

第九章 船沉人亡

第十章 吞并旗昌

第十一章 偃旗息鼓

第十二章 祸起萧墙

第十三章 硝烟再起

第十四章 国安选逸

第十五章 江督发难

第十六章 暗修铁路

第十七章 镇压罢工

第十八章 金融风暴

第十九章 净身出局

第二十章 抱憾辞世

后记 官商体制与洋务运动命途

第一章 厚此薄彼

叨陪末座

同治十一年（1872年）。夏日的骄阳铄石流金，天空湛蓝得没有一丝云彩，直督府的高甍飞檐披流着刺眼白光。仪门前的老槐树无精打采佝偻着，绿叶蔫得打卷泛黄。风歇了脚，空气黏稠得停滞流动。老槐树下的大黑狗热得趴地上吐舌头，生客从它面前走过，都懒得抬头看一眼。

两个生客来自上海。一个是沙船商人朱其昂，一个是买办商人唐廷枢。朱其昂身着四品官员的冠戴服饰，簇新的雪雁补服前后渗出两圈汗印，藏在顶戴里的脑袋不停地往下披汗，一张老芋头脸像从水里捞出。唐廷枢没穿官袍，当然也没戴官帽，秃着油亮的脑门，脑后垂着一根乌黑的长辫。他身穿轻薄的对襟香洋纱上衣，宽松的灰白绸裤下面是南洋草编凉鞋，手摇一把檀香木折扇，像个去喝茶赴饭局的清闲客。

朱其昂是淞沪沙船巨富、浙江海运局委员。李鸿章要开创大清轮运业，朱其昂无疑是最佳人选。朱其昂对洋行买办唐廷枢持有戒心，买办算啥玩意？一帮吃里爬外的洋奴，凭何引起大宪垂注？

令朱其昂困惑的还有盛宣怀。盛宣怀鞍前马后为大宪物色筹办轮船局的人选，李大宪传他们三人来天津晋见。连洋行买办、吃洋人饭的唐廷枢都屁颠屁颠赶来，盛宣怀却不见踪影？创建大清轮运伟业，将会青史留名。盛宣怀不知哪根筋搭错了，竟然恕不从命？！

朱其昂困惑不解，李鸿章也感到意外。淮军旧部、天津道丁寿昌将盛宣怀陈情转呈李帅。李帅两道剑眉蹙成两坨疙瘩肉，凛威的目光折射出不悦：“脚癣痛痒难忍，回籍土法治疗。这是何理由？脚癣算何疾病？居然躲着不来天津！”

无寸尺军功的盛宣怀如此受李帅恩宠，淮军旧部颇有微辞，希望盛宣怀办砸了差事，栽了。盛宣怀爽约不来天津，丁寿昌难免有些幸灾乐祸：“李帅，盛宣怀不来，是担心主公不让他主持轮船招商局。”

丁寿昌哪壶不开提哪壶，李鸿章恼怒道：“他还嫩得很！轮船招商局重在招商，盛杏荪既无资产，又无经商经验，哪个商人敢向他投钱？”

“李帅所言极是，杏荪贤弟不比朱其昂和唐廷枢。”丁寿昌想试探李帅的心迹，看李帅更倾向于哪位。

“让他们晋见吧。”李鸿章停顿一下，接过长随递来的湿毛巾擦了擦汗，“就在这，乐山（丁寿昌字）就不必更衣了。”

皂隶引领朱唐二人进了直督衙门。晋见不在三堂，不在签押房，也不在西花厅。朱其昂正纳闷，随着皂隶来到后院。白得刺眼的阳光下，擎着一方浓绿的藤荫，丁道台坐在葡萄架下侍奉一位缙绅品茶。二位大人均穿着夏日的便服，圆领细绸衫，官靴换成了布鞋。不用说，这位气宇轩昂的缙绅就是权势熏人的李大宪。朱其昂双膝酥软，率先跪下。唐廷枢随后下跪，跟朱其昂一道三跪九叩。李鸿章爽朗地笑道：“免了，免了，二位请起，看座看茶。”

葡萄架下仅一张花岗石小圆桌，朱其昂这么近坐在如雷贯耳的李大宪对面，手足无措，大汗淋漓。

李鸿章打量朱其昂被汗水印湿的官袍：“其实朱委不必拘泥礼数，天太热，本宪和丁道皆着布衣。朱委先去更衣——唔，带了衣包没有？若没带，本宪叫人找一套夏装给朱委换。”

“卑职不敢给宪府添麻烦，卑职万谢大宪大恩大德。卑职承蒙大宪错爱，赐见垂询大清轮运伟业，三生有幸，永生难忘！卑职将不揣疏漏，不惜家财，尽忠尽职为大宪效力，不负大宪垂幸之恩！”

唐廷枢冷眼旁观，老朱说得如此肉麻，老朱想主办轮船局都快想疯了。李鸿章注视着朱其昂有些滑稽的老芋头脸，眉头微微皱起。李鸿章见识过太多阿谀奉承之徒，这种人大都没多大的本事。当然，是驴是马，还得牵出来遛遛。

“朱其昂。”李鸿章直呼其名，表情严肃，“丁道转来你的条陈，本宪略微看过，跟林士志、盛宣怀拟的章程大同小异，没啥新鲜内容。”

李鸿章这一棍子把朱其昂打懵了，他脸色煞白，捧着盖碗茶的手都在颤抖。丁寿昌情知不妙，伸腿过去踢朱其昂一脚。朱其昂明白丁道台的意思，在大宪面前既要恭谦卑顺，又不能表现出懦弱无能。朱其昂斗胆看着李鸿章威严的眼睛，说：“李大宪，卑职说话冲撞敬请隐忍。正如大宪所言，卑职的条陈您只是略微看过。倘若大宪能屈尊细看卑职条陈，将三者详作比较，三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津海关林委员倾向于让广帮商人承办；宪府幕僚盛道台主张官督商办，商人经营，官取其利；卑职则强调官府宜加大扶植力度，因为离开官府，再有能耐的商人都将寸步难行，大清的轮运业就会夭折。”朱其昂说到这，混沌的心智陡然开窍，“卑职的意思是轮船招商局，应该办成公局，而不是商人专权主事的商局。”

朱其昂的设想，跟唐廷枢和他的老友徐润的构想南辕北辙。唐廷枢想：如果是公局，参与其中的商人将置于何地？商人投资参股，如何保障其利益？

当时著名的洋务局有江南机器制造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军火机器局。四局皆是清一色的官局，官款充本运作，官员主事经营。洋务官局的创建，为大清中兴带来新景象，也受到朝野保守势力的猛烈抨击，认为靡费浩大，得不偿失。李鸿章先后参与江南、金陵、天津等官局的创办或经营，对官局的弊端深有体会。他筹办轮船招商局的本意，就是招商筹款，用商人的财力办我大清的轮运。现在朱其昂冒出个公局，李鸿章把目光投向丁寿昌：“丁道，你意下如何？”

丁寿昌思忖片刻道：“朱云甫的公局下官赞成。在云甫下榻的分号，下官与云甫有过深谈。招商不变，商人经营不变，但此商非彼商。轮船招商公局不可任用民商，必须倚重官商，是为其一。其二，轮船招商局，不可办成商局，商人惟利是图，难免损公肥私。官商虽然是商人出身，却是由商而官，冠戴在头，官员的责任重若泰山，必会为官牟利，为国争权——争我大清的航权。”

丁寿昌如此解释朱其昂的公局，才疏学浅的朱其昂钦佩得五体投地。朱其昂用眼睛的余光斜睨唐廷枢，唐廷枢似乎心不在焉，捧着盖碗茶，端详碗面的彩粉图案。

精明的李鸿章听出丁寿昌的弦外之音，朱其昂是海运局委员，重用官商惟有重用朱其昂。李鸿章慢腾腾道：“不管是公局，还是商局，朝廷之所以同意创办民用轮运，是要借用商人资本。否则，本宪奏报时也不会以招商局的名目，还不如干脆像机器局、船政局那样，就叫轮船局。”

朱其昂在心中琢磨李鸿章的语意，丁寿昌朝他丢眼色，朱其昂挺了挺胸说：“卑职明白大宪的尊意，招商局必须通过招商方可筹措资本。卑职是个芝麻大的委员，恐怕难以信服众商，所以，大人您宪批章程时不妨摆明这层意思：对参股商人许诺厚利。股金到位后，卑职保证官利不为商利所削弱，官商共赢，荣辱与共。”

唐廷枢立即悟出朱其昂在为官府下套，诱惑商人参股后又丧失权益。什么官商共赢，荣辱与共？保证官利，就意味商利不受保护。唐廷枢侧目观察李鸿章，李鸿章的心目中当然是官利优先，筹划招商乃迫不得已。然而，朱其昂说得太露骨，于招商不利。李鸿章慢条斯理道：“招商局利用商人之本，就得保障商人之利，这一点必须明确写入章程。章程还有何要点，本宪就不细说。”李鸿章目光环视四座，说道：“丁道、朱委都明白。”

明明看到坐对面的唐廷枢，却不提唐廷枢。正如他的老友徐润所分析，朱其昂才是李鸿章赏识倚仗之人。在丁寿昌的暗纵下，自己恐怕连叨陪末席的资格都没有。  李鸿章不经意地重新称呼朱其昂为“朱委”，朱其昂心中窃喜：“回禀大宪，卑职与淞沪各帮的富商巨贾关系密切，如沪杭阜康钱庄老板胡雪岩、清美洋行大买办李振玉、旗昌轮船公司买办陈竹坪、沙船巨富郁熙绳……”朱其昂点了十多个淞沪富商的名，偏偏遗漏坐在身旁的唐廷枢。

“你能保证他们都肯投钱？”李鸿章问。

“卑职愿以全部身家做抵押！”朱其昂拍胸说道。

朱其昂有资产、有人脉、有决心，精通航运，并且是拥有知府衔的官商。李鸿章威凛的脸色洇开满意的神色：“朱委，你回去拿出个详细的方案，本宪好奏报朝廷，由你牵头筹办轮船招商局。”

“卑职遵命。”朱其昂受宠若惊道。

李鸿章这时才把正视的目光投向颧骨凸出、眼窝微陷、眉毛紧挨着眼睛、典型广东人模样的唐廷枢。唐廷枢那双豆荚眼幽幽发亮，泰然自若地注视着权重位显的李鸿章。李鸿章慢吞吞问道：“唐廷枢，听说你经营轮运有多年，是独立经营，还是搭伙经营？”

“既是独立经营，又是搭伙经营。”唐廷枢不卑不亢道，“轮船为广帮商人合股购置，日常运营由唐某独挡。然而，唐某想独立却独立不成，不得不挂羊头卖狗肉，悬挂外国旗帜在中国的江海行驶。广帮商人为何要这样？列位该想想朝廷不合时宜的船政，外国洋轮在中国横行霸道，朝廷还在禁止本国的商人买轮船搞航运。”

唐廷枢这番近似放肆的话，说得四座鸦雀无声。李鸿章瞥了一眼唐廷枢深不见底的黑眼仁，舒展的眉头重新蹙起。朱其昂拍打石桌站起来斥道：“唐廷枢，你好大的胆！毁谤朝廷船政！”

唐廷枢回敬道：“云甫兄别这大的火气，坐下喝口茶消消火。唐某看过邸报刊载朝野有关漕运轮运之争的牍本，尤其欣赏李总督的言辞，李总督虽然没有直说，但深藏在字里行间意思却很明白：大清船政远不适应轮船时代，到了非修订不可的时候。李总督说服朝廷同意创建轮船招商局，事实上已经在修订船政方面迈出一大步。”

唐廷枢虽然放肆，却始终守住一条底线，不可得罪李鸿章。唐廷枢抬头看了看葡萄藤缝隙间的日光：“日头已近正午，列位大人该用午膳，唐某的好友徐买办在饭铺里等。李大宪，若无垂询，我可否告退？”

李鸿章淡淡说道：“既然唐景星有饭局恭候，本宪就不挽留。”唐廷枢离座正欲行礼告辞，没想到李鸿章站起来，绕到唐廷枢身旁，抚着唐廷枢的肩膀：“景星兄，你有经营轮运的经验，望你以大局为重，回沪后向朱委传授几步真招。集资大事，也望能襄助朱委。”

唐廷枢模棱两可道：“唐景星万谢大宪赏识，如果朱委确能屈尊不耻下问，我自然会倾囊传授。至于襄助集资，有余钱肯定会参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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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中国近代企业的先驱

林雄

晚清历史风诡云谲，社会变革风起云涌。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共和革命，充满着屈辱和无奈，也演绎着神奇和悲壮。

洋务运动把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推向了历史前台，也让近代企业创建人唐廷枢走进了历史视野。祝春亭、辛磊两位作家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国商魂》，追记的就是洋务运动背景下唐廷枢的人生轨迹。

一、唐廷枢登上洋务运动舞台有其历史必然性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唐廷枢登上洋务运动的舞台，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选择。出生于香山县唐家村（今珠海唐家镇）的唐廷枢，毕业于香港马礼逊教会学校，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曾任香港法院翻译和江海关通译，特别在加盟英国怡和洋行并升任总买办后，经营管理过旗下专营中国江海轮运的华海轮船公司，是晚清屈指可数的轮运管理行家。从当时历史环境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创办的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系列军工制造局，由于糜费官款、效率低下，受到顽固派苛责弹劾，社会舆论对洋务运动开展极为不利。特别是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由于李鸿章任命既不懂轮船技术，也不懂近代轮运经营管理的旧式商人朱其昂筹办，致使轮船局奄奄一息。在这种情况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只有另辟蹊径，将视线投向具备近代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及财力的广帮买办，想依靠他们闯出一条洋务实业的新路子。1873年夏，李鸿章札委唐廷枢、广帮首富徐润接办轮船招商局。

二、唐廷枢对创建近代企业制度进行了先驱性的探索

唐廷枢入主轮船招商局，在经营管理上做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创新。仿西方的股份制公司募集资金，在募股书上对资金使用、盈利、回报等项作了明确的规定和有科学依据的大胆预测，顺利完成募股计划，使轮船招商局成为首家借助民间资金创设的官督商办洋务局。制订了《轮船招商章程》和《轮船招商局规》，开启了近代企业经营管理建章立紫花先河。

面临实力强大的洋轮公司的恶性竞争，唐廷枢临危不惧，调动一切手段见招拆招，有效维护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呈请北洋大臣说服朝廷增拨漕米让招商局承运；恳请各埠华商鼎力帮衬招商局；发动广帮乡友积极招揽客货生意；开源节流减少普通客货业务的亏损；审时度势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和英国洋轮公司太古洋行订立齐价合同，把轮船运费恢复到竞争前的水平。唐廷枢实现了将过半的中国江海轮运航权收归大清的宏愿，中国减少数千万两白银运费流入洋商的腰包。

积极进行局外投资，竭力办好开平矿务局。科学勘矿，筹集民间资本参股经营，采用最先进的矿井设计，采购最新一代采矿机器，效法矿业最发达的英国进行经营管理，开平矿成为日后中国新型矿业的范本，唐廷枢无疑是实施近代企业制度化管理的先驱。

三、唐廷枢出局悲剧及跨越时代的遗产

招商局官督商办的性质和近代企业自主发展的精神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唐廷枢接办招商局初期，李鸿章最大限度地放权，让唐廷枢按照自己的商办思想招商经营。招商局只设商总办，未设官督办。招商局度过最为困难的阶段走向平稳经营的时期后，官督商办与唐廷枢、徐润的企业思想的冲突开始加剧。冲突的最终结果，是唐徐双双被逐出招商局。

唐廷枢、徐润离开招商局，标志着他们创建模范股份制新型企业的理想破碎，但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历代广东商人敢为天下先的胆识仍具有强烈的时代震撼力。唐廷枢成功创办经营中国第一家近代股份制公司，主持架设中国企业的第一条内部电报线，主持修筑第一条中国人自营的铁路，创办中国第一家水泥厂，成功创办并经营中国第一家西法开采的矿业；而徐润主持创办附设于招商局的中国第一家水险公司，创办中国第一家机器印书局，为古老的传统中国产业界吹进一股新风，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

《大国商魂》是一部忠于史实的历史小说，作者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刻画了以唐廷枢为代表的中国近代企业家的艰难创业历程，更加深邃反照了洋务运动那段特殊历史。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相信读者会从小说中感应到历史与时代的脉动，产生强烈的共鸣，掩卷深思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

2010年4月

（作者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

官商体制与洋务运动命途

官商体制是洋务派企业体制的总括。

洋务企业体制有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类型。

官办，即由政府拨款开办经营。官督商办，即以股份制形式吸纳商股，政府垫拨开办借款，商人经营，官员监督，官款分年返还，最后局产全部为商人资本。官商合办，即政府、私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

在执行过程中，官商合办几乎不存在。地方督抚一厢情愿，而商人出于忧虑不予配合，官商合办困难重重。如台湾基隆煤矿、湖北织麻局等，或重归官办的老路，或改试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亦是如此，李鸿章开初倾向朱其昂官商合办，惨遭失败后，便坚定不移地推行官督商办。

官款官办企业，多数为军工企业，少数民用企业。按照企业的概念，此类官办局还不能叫企业，只是政府的生产部门。典型的官办局莫若闽沪船局，政府拨款不计成本造船，无偿拔给各省使用，糜费惊人、弊端骇人。单人事弊端，张之洞有过如是评语：“制造局积弊，在换一总办，即添用心腹委员三四十名，陈陈相因，有增无减，故司员两项，几至二百，实属冗滥。”

三种洋务企业体制，李鸿章主创的官督商办无疑最优越、最具可行性。

官督商办体制发端于轮船招商局，能否成功，关系到洋务运动在经济领域能否拓展并深入。唐廷枢接办经营成功，引发各地督抚纷纷效仿——其中北洋的官办电报局也改制为官督商办。此后各地虽有官款官办局冒出，那是因为招募商人资本困难，督抚不得已而为之。

唐廷枢经营招商局获得成功，遂了李鸿章所愿。李鸿章曾高度评价招商局：“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然而，唐廷枢徐润等人抵制官督，违背了李鸿章的初衷。李鸿章迟迟不派官督，实属无奈。1884年李鸿章将唐廷枢、徐润、张鸿禄逐出招商局；札委亲信盛宣怀任督办，招商局的官督商办体制才算正式确立。

唐廷枢主政，招商局显现出较浓郁的近代股份制企业色彩，他事事维护股东的利益。有人指出唐廷枢徐润就是大股东，他们是出于私心私利。这恰恰是股份制的优越性，将经营者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捆绑。

盛宣怀出任未设商总的招商局官总，官督色彩浓郁自不待言。股份制企业应以维护股东利益为最高目标，盛宣怀主政后，股东利益不断受到侵害，“官督商办成了吞噬私人资本的陷阱，不少股商成了官督的牺牲品”（《招商局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7月版，P186）。

徐润的巨额资产被剥夺殆尽。朱其诏任招商局会办从未领过薪水花红，1892年病逝，“身后萧条，寡妇孤儿，无资糊口，深堪悯恻”（上海图书馆《招商局档》，下同）。唐廷枢是招商局和开平矿的大功臣，1892年逝世，同事称唐翁“家道凋零”。

李鸿章的幕僚、改良主义政论家薛福成评价官督商办企业：“削股东之权，寒股东之心”，最后终使“天下之有余财者相率以公司为畏途”。

盛宣怀主政的招商局可用十六字概括：经营尚可、弊端甚前、百疴缠身、招牌不倒。

1911年，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邮传部是慈禧新政的产物，朝廷六部之一，下设船政、路政、电政、邮政、庶务五司。新兴产业大部分归邮传部管，而盛宣怀又直接插手经营重点洋务企业，并占有大额股份。盛宣怀既是裁判又是球员，清政府的经济命脉几乎都捏在盛宣怀手中。

盛宣怀亦官亦商。在此之前，他就涉足轮船、电报、铁路、矿业、炼铁、纺织、银行、教育、慈善等众多领域，先后出任招商局、电报总局、铁路总公司、上海机器纺织局、汉冶萍联合公司、通商银行、机器油榨厂、中国勘矿总公司、中国红十字会、北洋西学堂（今天津大学）、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的督办。盛宣怀创立了许多中国第一：第一所电报局、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勘矿公司、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西学堂、第一所师范学校南洋公学、第一所红十字会、第一所西方模式的私人图书馆等。盛宣怀实现了他的“作高官，办大事”（李鸿章语）的梦想。

盛宣怀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否认。创办中国第一家大型联合企业、第一家银行、第一所大学，可谓功垂青史，其效应延续到2l世纪的今日。然而，盛宣怀毁誉参半，备受争议。

无论时人还是后人，诟病盛宣怀最后聚集到一点：盛宣怀敛财几何？

盛宣怀是清末中国商界首富，鼎盛时财产应在白银2000万两上下。1911年武昌起义，清廷迁怒于盛宣怀，将其革职抄家，民国盛氏索回大部财产。1916年盛宣怀病逝于上海，葬礼盛大隆重，耗资30万两，轰动全国。次年，盛家请李鸿章长子李经方主持清理盛宣怀遗产。经过两年半的盘点，认定盛氏财产净额为1160万两白银——富可敌国，数倍于晚清年均国库存银。

盛宣怀敛财之巨，与他的操守与手段不无关系。徐润在自传中指责盛宣怀做的是“无本生意”，“心险手辣，公理无所焉”。1910年11月7日《刍言报》说盛宣怀“年来侵吞公款，剥取商民”。

深层原因是洋务企业的体制为贪渎者大开方便之门。不论是官办还是官督商办，官权皆与资本紧密结合，左右资本的运作和利益的分配。无论官家资本还是商家资本都得承受官权的宰割，谁掌握官权，谁就有权牟私。

有人说盛宣怀敛财的奥秘，是跟李鸿章利益攸关，充当李鸿章洋务企业的代理人。李鸿章贪渎必然默许甚至纵容盛宣怀假公营私，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清流出身的后期洋务派领袖张之洞清正廉洁，他照样十分赏识并倚重盛宣怀，该作何解释？张之洞不贪，并不能约束手下人不贪，他创办的系列洋务局，营私舞弊成风。

说千道万，还是个制度问题。

制度决定了洋务派企业必然走上官僚资本的轨道，必然会产生官僚资本家。盛宣怀是官僚资本家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制度之下，不出盛宣怀，也会出张宣怀、李宣怀——唯有不同的，是他们掌控的官企数量和敛财的多寡而已。

唐廷枢等幻想退官商办，是在跟制度挑战。制度决定他们必败，而不能仅仅归责于盛宣怀抉私报复。

历史对李鸿章的评价褒贬不一。他的影响力大于盛宣怀，有关他的争议汗牛充栋。

李鸿章“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显示出他高出同辈官僚的卓越见识。然而李鸿章师法泰西，只停留在物质层面，最能折射他心理的一句话是：“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而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警句，精辟地概括了洋务运动的实质。洋务派的步伐迈得再大，都不会触动祖宗成法，他们仍是旧体制的维护者和修补匠。

李鸿章推动洋务运动的成效有目共睹，同时他的私德备受非议。清末流行于民间的一副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写李鸿章，他是安徽合肥人，权位相当于宰相；下联写翁同貅，翁乃江苏常熟人，曾任司农（相当于农业部长）。

李鸿章敛财有多个渠道，盛宣怀只是其中之一。李鸿章贪墨屡受弹劾，总能化险为夷。原来，李鸿章的利益圈把慈禧也圈了进去。修建慈禧颐享天年的颐和园，最初预算1000万两。从1888年起，慈禧叫李鸿章每年从海军经费中拿200万两用于造园，李鸿章只好停购铁甲炮舰，让醇亲王打着在昆明湖训练海军的幌子大修颐和园，糜费白银达几千万两。

1901年李鸿章病逝。为李鸿章作传的梁启超说李鸿章“家资逾千万，其弟兄子侄私财，又千万余元”。驻关公使容闳根据国内传闻和海外媒体，，估计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容闳的“四千万”与粱启超的“逾千万”相差甚大，李鸿章究竟财富几何，成为旷世之谜。近年媒体热炒李鸿章遗产，皆以几千万两笼统估之。  每一次社会转型都引发权力的再分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上海等通商口岸开埠，一批出身寒微略懂外语的买办成为中国最富的阶层；洋务运动，买办介入得越深，输得越惨。权力通吃，大赢家是官僚资本滋养的利益集团。

从资本演化的角度评判，洋务运动是一场将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转化为官僚资本的运动。

国家资本，即政府投向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的资金及所产生的效益。投资执行人是地方督抚，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条块分割，官员主宰企业的权力很大。即使是完全官款的官企，也不能与同时代欧美日的国营企业相提并论。中国的官企掺杂着太多的官僚利益。这种利益包含地方集团利益和官僚个人利益。因此，法治国家的国家资本不是严格意义的官僚资本，而中国却可以将二者划等号。

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代启动近代工业化，政府办企业成为中日政府的共同选择。1870年明治政府设立工部省；清朝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交部）代管，实际上由地方督抚各行其是。日本相继创办横须贺、横滨制铁所、长崎制铁所、关口大炮制作所、石川岛造船所等诸多国企，其景象可与中国的洋务实业局交相辉映。

然而到80年代中期，中日两国的做法截然不同。李鸿章遥控盛宣怀将唐廷枢徐润等股商代理人清除出局，唐徐等人退官商办的愿望彻底破碎，股商的权益丧失殆尽，近代商办色彩浓郁的招商局陡增官控色彩。以后增设的官督商办洋务局，莫不以后期的招商局为蓝本，商权受到官权的严重挤压。

而日本政府发现国企弊端丛生，疴症难愈，便毅然改弦更张推行官退民进，把官营企业廉价售予民间商社。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政府将大型官企长崎造船所“白送”给岩崎弥太郎家族经营，许其日后用经营盈利逐年赎买官有股份。日本同时建立起保护私人资本的经济法规和银行制度，为促进私人资本踊跃投资工业提供了保障。日本民营企业空前壮大，出现了三井、三菱、关西铁路等众多财阀型私营集团公司。

中国的洋务官僚漠视股商利益，轻而易举就能剥夺股商的权益。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痛心疾首指出：“华商公司不能振兴，由于有剥商之条，无保商之政。”“中国尚无商律，亦无宪法，专制之下，各股东无如之何！华商相信洋商，不信官督商办之局。”

尽管官商体制备受非议，权势者仍在官商体制一条道上走到黑。

官营一枝独大，必然挤压民营的空间。

每当官局设立，朝廷和地方政府都会赋予官局排他性的垄断权。如航运业，先是禁止华商购置轮船，结果华商诡寄经营。轮船招商局成立，经朝廷批准的章程规定“五十年内只许华商附股”，“不准另树一帜”。1882年宁波商人叶澄衰禀请置办轮船，即遭李鸿章驳回。同年，李培松、郑观应等筹办内河小轮公司，获得南洋大臣左宗棠的支持，李鸿章稍作妥协，规定小轮“但准搭客，不准装货”，致使小轮公司胎死腹中。1897年盛宣怀任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奏明“先造卢汉干路，其余苏沪、粤汉次第开造，不再另设公司”。1878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时，经李鸿章奏准“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1893年李鸿章再次奏准，全国纱机与布机“即以现办纱机器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为度，十年之内不准续添”。机器纺织是近代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李鸿章为维护自己的官局，不仅封杀了民营的空间，还设障阻挠其他督抚分一杯羹。

其他督抚大员也不是吃素的。开平矿务局开办时，李鸿章规定“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不准另立煤矿公司”。李鸿章逝世后，袁世凯势力迅速崛起，觊觎并争夺滦州的煤炭资源。袁世凯系创建官督商办的滦州煤矿公司，矿界更比李鸿章批准的《矿务章程》的限制大十倍（330平方里），“矿界以内不准他人开采”（界内原有的开平矿保留，但不得拓界），“嗣后他矿不得援以为例”。张之洞系的萍乡煤矿，规定504方里内不准他人开采；汉阳铁厂享有独占供应“官办钢铁料件”及卢汉、粤汉路轨特权等等。

官商垄断，是市场竞争的大敌。地方利益集团争夺垄断性利益，为清末官僚资本的一大特征。

在这种格局下，私人资本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史学家统计，甲午战争前，洋务派14家骨干官商企业创办资本为2066万两，同时期18家骨干民营企业的创办资本为191万两。二者悬殊惊人！

中国新型产业的“官强商弱”，与日本产业界的“抑官重商”形成鲜明对照。两国在工业化道路上分道扬镳，两国在政治体制上的变革也南辕北辙，日本走上君主立宪的新体制。尽管有学者批评日本的政治改良不彻底，但比固守祖宗成法的清朝要优越。

著名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将几乎同时发生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进行精辟的对比：

“洋务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与明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

“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而明治维新时不但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但却不放弃天皇的实权，不搞虚君共和），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发挥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日本模仿专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业可以利用剩余索取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术得以广泛在日本发展。”

《大清商魂》，魂系何处？

唐廷枢等人体现出的近代企业精神，遭到权势者的粗暴排斥，以至于像幽灵在泱泱中国徘徊。近代企业精神在官商企业无处安生，而民营企业又难以承载之重——民企得不到政府的扶植和法律保护，无处不受权势者的打压限制。

中国近代化进程，坎坷曲折、充满艰辛。

洋务运动虽然未惠及民富，然而国富的景象，可圈可点。

晚清财政收入，由以农业税为主向农、工、商税并重的多元化税收转化。鸦片战争前夕，农业税占赋税总额的70％以上；1899年，农业税的比重降到34％关税、厘金等商业税的比重上升到48％。1909年农业税仅占17％，而工商各税的比重超过60％。

据《清史稿》，乾隆末年及嘉道年间，清廷的年财政收入维持在4000余万两的水平，而在光绪年间的1886—1895年，清廷岁入始终保持在8000万两以上。至1908年，清廷的岁入突破二亿两关口，五年实现了翻番。

税种比重的变化和税收的增长，工商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这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洋务企业。产值与赋税水涨船高，如轮船招商局的运费收入，总趋势是稳固递增，招商局尚有财力进行局外投资，形成庞大的关系企业集团。局外投资成效最显的数中国唯一的近代化炼铁企业汉阳铁厂，1900年全国生铁产量2.59万吨，1910年激增至11.94万吨。

洋务运动功不可没。除骨干官企，还有在官企夹缝中生存的中小型新型民企。中国由此迈上初级工业化道路，是为慈禧新政最值得自豪的成果。

然而，洋务运动没有实现巩固清朝统治的根本目的。  20世纪初，清政府百疴缠身、危机四伏，垮台只是时间问题。坚定不移推行实业救国的盛宣怀，不仅没有挽救清王朝衰败的厄运，还推倒了加速清王朝灭亡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清末呈现出铁路热。当时修建铁路的方式有二种：商办（包括官督商办）、官办。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坚决反对商办，主张铁路国有，至于政府匮乏资金可借外债。1906年4月1日通车、长一千二百多公里的京汉铁路就是借外债修筑迅速盈利的典范。而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清末，国人普遍对外债深恶痛绝，视借外债为卖国。盛宣怀的官办国有方案被否决。全国先后冒出十三家官准商办铁路公司，效率低下，清政府确立铁路商办国策过去三年，仅仅修建了不到100里的铁路。

日后的事实证明，在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无法改变的前提下，投资浩大、涉及面广的大型工矿企业，国家投资并经营也许是不错的选择。至于外债，任何主权国家都借过外债，这与卖国没有必然联系。

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赶到河南老家养疴，盛宣怀受到摄政王重用，1911年升为邮传部尚书。做上高官的盛宣怀急于办大事，他在摄政王的支持下，以朝廷的名义宣布将各省已建、在建、筹建的铁路收归国有——全部归邮传部主营，借外债修建。

反应最激烈的是川汉铁路的四川股民——四川主要采取摊派式集资，股东基础涵盖士农工商。盛宣怀置换股票的方案不为股商接受，郑观应也认为损害了股商利益，致信盛宣怀：“如政府收归国有，自应本利给还，不能（令股商）亏本。若不恤人言，挟雷霆万钧之势力，以实行此政策，恐人心解体。”果然，四川上下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集会游行、罢市罢课，痛斥盛宣怀是卖国贼。保路运动迅速波及到外省。盛宣怀不接受借外债等于卖国的陈腐观念，他认为正义在手，严辞拒绝收回铁路国有的部令。在盛宣怀等的坚请下，清政府派湖北新军火速入川，9月酿成成都血案。

10月10日，新军在湖北武昌起义，各地的保路会积极响应。盛宣怀闻讯后请袁世凯出山，受到各方的谴责。摄政王为平息众怒稳住统治，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盛宣怀移居大连，随后逃亡日本神户。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正式退位，清王朝寿终正寝。

2010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