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汝明回忆录(原名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作者刘汝明是西北军重要将领之一，曾参加蒋冯战争、中原大战、抗日战争，也多次与人民军队作战。在本书中，作者详细地回忆了在这些战争中的经历，并总结得失之由，是研究西北军历史、近代战争史乃至民国史的较为有用的资料。

《刘汝明回忆录(原名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记录的是：有人说冯氏一生惯于作伪，在人前吃大锅菜，背地里吃炖肉炖鸡。在外面穿破棉袄，里面套狐皮背心之类的话。以我跟他几十年的经验说，上述的事我从来没有见过。做作也许是做作，但是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能享受而不享受，不必吃苦而硬要吃苦，那么假的也就是真的了。

自序

入伍

打白狼

川陕道上

不光荣的作战

“二陈汤”

马厂誓师工

武穴主和

常德整军

关外行

二次入陕

一次直奉战争

南苑练兵

首都革命

“摄阁”与驱逐废帝出宫

国父北上

直奉“分而复合”

南口之战

五原誓师

西安解围

出师潼关

兰封战役与徐州会战

红枪会

北伐告成

编遣会议

晋祠行

困兽之斗

渡河入晋

大刀队扬威长城

七七事变

挑拨离间

张家口战役

难忘的教训

转进、改编、腾谤

敌后两面作战

瓦子口击敌

斫丧精锐

再失良佐

一面作战一面整训

重庆去来

豫西之战

许昌受降

裁军调处

改编作战

放弃开封

谣言止于智者

共党的统战

和谈与江防

奉令转进

衷心的抉择

最后的战斗

海上归休

附录：七七抗战与廿九军

入伍

民国元年元月，我怀中带了两个锩子(北方一种小米绿豆混合面做的食物)，离开我居住了十七年的家乡，要去邻县景州投军。

当我向母亲叩别时，母亲噙着眼泪，仍不停的摇转她手中的纺车，低着头，默无一语。姐姐哽咽着，领着尚天真无邪的妹妹和弟弟，送我出来。走到门口，姐姐不禁嚎啕痛哭，我强忍着酸楚，放开脚步，一口气跑出了村外，从此我便走上了四十年军队生活的第一步。

从军以来，我自然也历尽艰苦，后来徼幸也能开府建节。假使有人为我写传，一定会说我“幼怀大志，投笔从戎”等等。其实不是，全然不是，我不过为了求取一个职业，用来减轻母亲的负担，并希望进而能养亲抚幼而已。

我祖居河北省献县抛庄，世代务农，本来也不过是一个中等以下的人家。更由于子孙蕃衍，财产不断的分散，传到祖父这一代，我家不过仅有薄田五亩，土屋三间，所幸父亲懂一些中医，为人看看病，家用也不无小补。后来父亲听了人家的劝告，到关外去求发展，哪知去了不久，便病逝在哈尔滨。这年我十三岁，姐姐十六岁，妹妹十岁，弟弟汝珍还是呱呱在抱。

父亲逝世，使家庭生活更加困难，母亲含辛茹苦，带着姐姐纺纱织布，上侍年近七十的祖父，下养我们这几个孩子，就这样刻苦坚贞的度着岁月。

那时北方乡间风气未开，教育落后，还没有学堂，我们村子里有一间义学，由族中刘连璧老先生任教，我也跟着念了些四书五经。不过这时科举已经停止，大家都认为念私塾的人毫无出路。母亲有意送我进生意家当学徒，我的性情又太不接近此道，无可奈何，便只好决定当兵。如今想来，一个人的一生，上苍都有着一定的安排。设如那时科举不废，我也许去努力念八股考个秀才。设如家里仍有些田产，我也许终老乡里做一世农夫，偏偏是此路不行，彼路不通。终于使我换上军装，做了一辈子的职业军人。

我在决定投军当兵以前，对于我要参加的那个团体还是一无所知。事实上我也没有选择的知识与能力，只知道在距本村九十里之景州塔，有人招新兵，而我要当新兵就是了。及至报了名以后，才知道我参加的部队是陆建章新成立的“左路备补军”。我被分到二营前哨，哨官叫刘子宾，营管带就是以后的风云人物冯玉祥氏。

入伍不久，刘哨官知道我读过书认识字，便想叫我去当“文案”。“文案”一职有大有小，在高级衙门中，“文案”要很有学问的人来充任，地位也很崇高，一般的主官要称呼“文案”为老夫子。可是一个哨(等于现在的步兵连)的“文案”则不过是造个花名册，写个普通公文而已。我想既然当了兵便应该一刀一枪的博个正途出身，不愿意当这个“文案”，便向刘哨官苦苦要求改为列兵。不久管带(营长)知道了，叫我去问了问，便和刘哨官商量，把我改为第五棚的“什长”。顾名思义“什长”是十人之长，换言之就是我当了现在的步兵班长。可是我这个“什长”不会下操，刘哨官叫我晚上跟排长学，白天再去教新兵，因此我常常独自练习到深夜。现在有时在报上看到“恶性补习”的名词，不由得哑然失笑，想想我当“什长”时的情景，该也算是恶性补习了吧。

P1-3

一九六四年七七抗战纪念日之前，每年执笔写纪念文的秦绍文(德纯)兄逝世不久，我见到前二十九军的老朋友们已凋落殆尽，一时伤感便写了《七七抗战与廿九军》—文，投寄到《传记文学》杂志。原以为必如石沉大海，不料竟蒙刊载，而且引起了主编先生的兴趣，亲来舍下访问，表示希望我能继续写一些回忆类的文章在《传记文学》连载发表。当时实在不敢答应，我是一个出身贫寒自幼失学的人，长大后虽也曾攻读过一些经、史、兵书之类，但执笔为文究非所长，所以便婉言辞谢。哪知主编先生锲而不舍，接连来了几次，并且鼓励我说：“写这类文章主要是记出自己所经历过的一些事实，给后来治史的人多些材料，不同于写一般的文章，需要什么舞文弄墨，同时你一生戎马，经验教训必多，写些出来也可使年青人能有个借鉴。”他这样一说又激起了我的豪情，便想：“我一生军伍，几十年来虽不曾经历过十分大事，但所见所闻确也不少，有些事觉得社会上一般的传说，以讹传讹，确乎是距离事实太远，我应该把我知道的真象据实写出来，至于信不信那就完全由人去了。其次我想到《传记文学》提倡‘知识是经验的累积’，我当然谈不上什么高深的知识，但经验总还有点，写出来不敢说请人借鉴，供人家参考参考总是可以的。”想到这里便答应下来写写试试。

因为一向没有写回忆录的准备，故而没保存下什么资料，所以多半是靠记忆所及，少数的翻阅翻阅别的文件，有些地方记忆已有些模糊不清难于查证，但我也总力求真实，不敢臆测编造。同时写自传总也难免有自我吹嘘之嫌，这点在开始写的时候便也决定，为了存真，“光荣露脸”的要写，“丢人现眼”的也要写。因为光荣的、好的不说出来无以对我的长官、朋友，特别是那些流血流汗的部属。坏的、失败的不说出来不足警惕，而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一生自也难免犯有不少的错误过失，只要不是有心为恶，也就不能算作什么真正“丢人”。

有人说写历史是越近越难写，因为时代近了牵扯的时人也就增多，我自然也不例外。原打算写到十九年为止，但主编先生又一再敦促，故继续写到三十八年，虽力求避免涉及旁人，但由于我的文笔生涩，有些地方仍难免辞不达意，更兼难免也有见仁见智的看法不同，所以如果有开罪朋友的地方，只好统请海涵一二了。

刘汝明 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