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一场冲锋，要么“摧毁古迹”，要么“牺牲生命”，该如何抉择？

人类文明至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执正义之印攻入“敌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罗伯特·M·埃德塞所著《拯救意大利》以作者一贯以来的简练风格，带领你走入故事，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意大利历来以其文化遗产著称。圣彼得大教堂、罗马竞技场、斜塔、维奇奥桥、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当盟军与德国人对峙，战争中保护这些艺术和文化遗产的责任关系到不同方面的众多角色，包括军队指挥官、意大利文化官员、天主教会领导层、德国外交官和艺术史家、纳粹党卫军军官、战略情报局间谍以及游击队员。道德的困境应运而生。忠诚经受考验，但是忠诚于谁？国家、事业，还是自己？动机各不相同。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表现——远非如此。

罗伯特·M·埃德塞所著《拯救意大利》以迪恩·凯勒和弗雷德·哈特为核心的一小群默默无闻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志愿拯救欧洲丰富的文化遗产。他们成为著名的“古迹卫士”。这群中年学者兼战士面临着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世界大战对欧洲艺术、建筑和历史集中的损害降至最低；可能的情况下对艺术品和历史遗迹实施修复；寻找被盗艺术品并将其归还给合法所有人。

作者手记

关于本书

主要角色

序幕

第一部 开端

 第一章 换防

 第二章 一个新兵种

 第三章 炸弹与威胁

 第四章 试验开始

 第五章 伤痛加剧

 第六章 一项新命令

 第七章 一群无赖

 第八章 礼物

第二部 斗争

 第九章 第一次考验

 第十章 千钧一发

 第十一章 避难

 第十二章 途中的生活

 第十三章 寻宝

 第十四章 惊讶

 第十五章 守护天使

 第十六章 “小天使们，帮帮我们！”

 第十七章 “世上最美的墓地”

 第十八章 下落不明

 第十九章 复苏

 第二十章 圣诞愿望

第三部 胜利

 第二十一章 军衔的问题

 第二十二章 弃暗投明

 第二十三章 日出行动

 第二十四章 混乱

 第二十五章 投降

 第二十六章 竞赛

 第二十七章 大转移

第四部 结局

 第二十八章 观点

 第二十九章 英雄与遗产

致谢

 你见过这些艺术品吗

 地中海战区古迹卫士名单

哈蒙德认识一些有志于在战争期间保护文化遗产的人，其中包括乔治·斯托特，一位哈佛的同事、艺术品保护领域的先锋。斯托特“一战”期间作为一名陆军士兵驻扎在欧洲的一家医院里，之后回国进入爱荷华大学学习绘画。斯托特省吃俭用五年，重返欧洲，遍览伟大的文化中心。此时，他已被深深吸引。他沉着冷静、有条不紊而又严谨认真的性格非常适合艺术保护这门科学。

斯托特富有远见，又擅长思考，精通技术，又训练有素。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斯托特研究并记录了新型轰炸技术对艺术保护的影响——燃烧弹及其带来的火灾造成的影响最为深远。他还与德国博物馆界朋友保持联系，这些朋友写信告诉他20世纪30年代后期纳粹将一些博物馆馆长和研究馆员——和他们认为“堕落的”艺术从德国机构里清除了出去。

日本于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之后，斯托特带头编写了战争期间保护艺术品的现场作业手册。这本小册子包含了他多年分析得出的精辟见解。斯托特相信战场形势发生转变、美国男儿们重返欧洲直捣柏林只是个时间问题。然而，这一次，危险远大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技术的发展对西方文明的众多遗产构成了威胁。为了让美国士兵有所准备，斯托特与哈佛大学讲授博物馆学课程的保罗·萨克斯密切协作，把即将为大家知晓的…古迹保护官”的观念灌输给陆军部。到1943年夏，斯托特的努力促成了罗伯茨委员会的建立——并且，间接地促成了古典学教授梅森·哈蒙德前往战区。招募一经发出，两百多名志愿者踊跃报名，很多都具有急需的专业背景，而且都希望加入到陆军部核准的新“项目”之中。

形势紧迫，必须将哈蒙德迅速送抵战场，部队没有让他乘船，而是派飞机将他送抵他的第一个目的地，阿尔及尔的盟军总部。尽管一开始被称作“顾问”，梅森·哈蒙德实际上是第一位古迹保护官。他于6月7日开始上任，却发现“我要负责的任务并不是北非的古迹。因此，目前还不可能对这些古迹进行视察，主要是因为安全运输存在巨大困难”。仅这一项问题一交通，缺少的东西——就证明了古迹保护官们即将面临的令人苦恼的挑战。

他从北非给一位在华盛顿军队民政事务部门工作的朋友塞缪尔·雷伯写了几封信，在其中一封中，哈蒙德极尽笔墨表达了他的沮丧：“很遗憾他们在华盛顿的时候没有对我的工作提供更加明确的信息，匆匆忙忙将我送抵战场……我怀疑是否需要什么大型专家队伍做此类工作，因为那至多是一种奢求，军方不会耐着性子看一大群艺术专家跑前跑后告诉他们什么东西不能打。”

哈蒙德的信并没有提及在美国陆军这种效率如此低下、有时又极不灵活的机构里工作多么令人沮丧。尽管哈蒙德对意大利艺术了如指掌，他对西西里岛的古迹却称不上专家。了解到军方希望他在通知发出的几个星期之后就做好充分准备，他尽最大努力学习。但是军方禁止他进入阿尔及尔的公共图书馆，担心他的出现可能会暴露攻占西西里岛的计划。甚至在西西里岛落人盟军手里之后，哈蒙德也只找到三卷本《意大利旅游俱乐部意大利旅行指南》中的一卷，那是在利比亚缴获的资料。

P33－P34

“一战”老兵阿切尔比神父与他的多明我会修士兄弟一起在米兰的防空洞里度过了又一个潮湿的夜晚。他希望前几个夜晚令人恐怖的场景不再上演。现在是1943年8月15日，星期天。这天，他和同胞们一起庆祝圣母马利亚升天节，意大利最重要的全国节日之一，但是庆祝活动陷于停滞。阿切尔比祈祷袭击停下来，哪怕是暂停几个钟头。疲惫的米兰市民急切渴望休息，他的修士同伴们也是如此。

午夜十二点半，月偏食过后，一轮满月重现夜空，空袭警报可怕又熟悉的嗡鸣再度响起。此前的袭击已经迫使数十万米兰居民撤离。警报过后二十分钟，他们听到头顶上飞机的轰鸣声，紧接着是头几颗炸弹的闷响。脚下的地面开始战栗。随着第一拨皇家空军兰卡斯特轰炸机莅临城区上空，轰鸣更加响亮，颤抖愈加猛烈。远处的闪光让月光照耀下的夜空越发明亮，火焰让空气充满了刺鼻的气味。一枚四千磅重的炸弹在阿切尔比所在的防空洞附近引爆，声音震耳欲聋。

几天前的夜晚，多枚炸弹击中了感恩圣母教堂和它的餐厅。令人称奇的是，没有损坏米兰的珍宝、多明我会修士们就餐时的伴侣：列奥纳多·达·芬奇②的《最后的晚餐》。教堂的修士们延续着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面对餐厅北面的墙壁就餐，墙上挂着列奥纳多的画作，耶稣的十二位门徒也准备开始就餐。然而，当黎明来临，阿切尔比神父即将发现，爆炸将暂时中断或者永远终结这个传统。

列奥纳多创作《最后的晚餐》时经过了深思熟虑。一位后来成长为著名中篇小说家的年轻修士马泰奥·班戴洛这样评述列奥纳多：“他上午早早地来到《最后的晚餐》前的平台上工作，从早到晚笔不离手，废寝忘食不停作画。然后，搁上三四天，一动不动，每天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检视自己的画作，挑出人物的毛病。”

1498年画作完成之际，观众无不叹服。从五六世纪的地下墓穴绘画到近世的塔代奥·加迪（1350）、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塔尼奥（1447）、多梅尼科·吉兰达伊奥（1480）以及彼得罗·佩鲁吉诺（1493）的画作，这一主题的绘画都嗜好圣餐的故事。这些艺术家，包括其他画家的作品通常会呈现十二位门徒围拢桌边，耶稣则准备分发神圣的面包和酒饮。所有画作描绘的人物都是静态的，面无表情。犹大通常孤身一人，坐在耶稣及其使徒的对面。

但是列奥纳多对于自然的观察细致入微，对于人体的把握堪比医生。他打破传统，将圣餐仪式与耶稣宣布消息的戏剧性时刻完美融合：“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列奥纳多曾经说过，“人物的动作就跟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一样富于变化。”于是，列奥纳多描绘了每位使徒听到这则消息之后的反应。腓力悲伤地将双手放到胸前，以示清白；雅各动作轻率，怒不可遏；巴多罗买眼睛盯着耶稣，身体靠在桌子的尽头；而犹大模糊的身影已经打翻盐瓶，出于自我保护地畏缩起来，手里抓着一只小袋子，里面可能装着银币。大师对于色彩的运用，以及使徒们栩栩如生的外表，都将观众变成列奥纳多生动故事中的一员。现在，看样子这幅壁画可能会永远消失。

炸弹重重地砸在逝者回廊的中央，那是一处长满杂草的小院，位于餐厅东面，教堂以北。爆炸毁掉了带顶的走廊，每天，穿着白色道袍和凉鞋的修道士们都从这条走廊上经过。要是阿切尔比神父几天前没有将他的多明我会修士同伴们从修道院地下室避难处转移到教堂外面的防空洞，他们肯定会一同丧生。唯一能够证明长长的拱廊曾经存在过的线索就是残存的木桩，曾经支撑着优雅的拱顶和布满绘画的石膏，拱廊通往教堂的主体建筑。

爆炸将餐厅的东墙变成了一堆瓦砾，还炸塌了屋顶。木质的A形梁架压碎了餐厅屋顶纤薄的石膏拱顶，就像是锤子砸碎鸡蛋。1940年，当地艺术官员担心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已经在北墙的两侧安放了沙袋、松木脚手架和钢铁支柱。正是这种精心防范避免了列奥纳多的代表作轰然倒塌。虽然没有人能立即对《最后的晚餐》的状况进行确认，但是阿切尔比神父认为壁画从八十英尺远爆炸的炸弹中幸存下来已经是个奇迹。

列奥纳多在《最后的晚餐》的创作过程中采用了实验性的技艺。他不是效仿传统壁画创作，用颜料在潮湿的石膏上绘画，而是直接在干燥的墙壁上作画，希望营造一种更加复杂的颜色。这种方法也使得他倾尽心思的画作更加完美。他耗时三年才完成画作。完成之后，壁画高十五英尺，宽二十九英尺，几乎是整个餐厅的宽度。但是列奥纳多的实验失败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壁画表面开始损坏。到1726年，好心的工匠们率先开始了一系列修补，这些修补工作有些记录在案，有些无从考证。通常，与其说这种努力是为了将列奥纳多的作品重新附着到餐厅潮湿的北墙，倒不如说修补者们希望让他的作品——还有名字——驻留在历史之中。正如米兰的一位艺术家所说：？全世界没有哪一件艺术品更受民众尊敬，更被学者冒犯。”1943年8月16日的轰炸就是最近，当然也是最猛烈的冒犯。

北墙的潮湿一直牵动着管理者们的心。现在，它突然暴露在自然环境下，构成了新的风险。东墙和屋顶的垮塌破坏了餐厅内的微气候环境，而米兰炎热的夏季又增加了墙体的湿度，导致壁画的表面开始膨胀脱落。炸弹还炸飞了一些沙袋，将沙袋抛向壁画表面。夏季的暴风雨可以轻易淋掉成片的画面。餐厅后面紧紧相连的低层建筑严重受损，摇摇欲坠。不要说被直接击中，就算盟军新一轮轰炸带来的震动都可能导致北墙倒塌。即使这扇墙能免受进一步的损害或者移动，列奥纳多的代表作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意大利历来以其文化遗产著称。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只是沧海一粟。她的古老城市——罗马、锡拉库扎和庞贝，宝贝之城——威尼斯、圣吉米尼亚诺和乌尔比诺，信仰之都——圣彼得大教堂、佛罗伦萨的大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和帕多瓦的竞技场（史格罗维尼礼拜堂），以及标志性古迹——罗马竞技场、斜塔和维奇奥桥在文学、诗歌和照片中广受关注，备受尊敬，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

米兰的情况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空中轰炸的新技术——特别是燃烧弹——对这些遗产构成了最为致命的威胁。1943年7月10日至11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一项新的威胁随之而来：地面战争。德国人下定决心，绝不放弃一英寸的意大利土地。战争的路径上还有多少遗迹、教堂、图书馆和不可移动的意大利艺术品？《最后的晚餐》受到的轰炸表明，即便在这个时候，西线盟国在判断和执行的过程中也并非准确无误。

战争带来诸多问题，但关键之处在于混乱。战争很少按照计划展开。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永远，永远，永远不要相信任何战争会是顺利而简单的，或者相信任何踏上新航线的人能够估计他可能遇到的海浪和飓风。”道德的困境应运而生。忠诚经受考验，但是忠诚于谁？国家、事业，还是自己？战争期间保护意大利的文化遗产正是印证了丘吉尔的警告。很少有战争涉及这样奇特而迷人的故事。

“二战”期间，保护意大利艺术和文化遗产的责任关系到不同方面的众多角色，包括军队指挥官、意大利文化官员、天主教会领导层、德国外交官和艺术史家、纳粹党卫军军官、战略情报局间谍以及游击队员。动机各不相同。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期待的那样表现——远非如此。

但是，还有一小群默默无闻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艺术家、档案管理员、教育家、图书馆馆员以及建筑师——志愿拯救欧洲丰富的遗产。他们成为著名的“古迹卫士”。这群中年学者兼战士面临着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世界大战对欧洲艺术、建筑和历史集中的损害减到最小；可能的情况下实施修复；寻找被盗艺术品并将其归还给合法所有人。他们的任务是对当时远离战争、坐在办公室里的人的梦想的一次实验。如此大规模的类似实验此前从未有过。

这群人的核心是两个人，他们的命运不仅与一个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更是与文化遗产的生存紧密交织。迪恩·凯勒，四十二岁，爱国画家、教师，有妻子和三岁的儿子。他似乎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不停地从一座城镇赶往另一座城镇。弗雷德·哈特，二十九岁，性格冲动又颇具天赋的艺术史家，对佛罗伦萨的文化全身心投人，拯救该城艺术成了他的个人追求和毕生使命。效忠军队的民主精神将他们推到了一起，他们不懈奋斗，经受战争及其破坏力的考验，有时候，也经受着彼此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