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或者原创某个思想，或者坚持某个思想，或者不断地将理论付诸实践，推动了某项决策，实现了某种进步。他们要么已经影响，要么正在影响，要么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某方面的改革思想取向……

这十个人物的思想故事，显然不可能概括30年的改革开放的全貌，甚至无法择取改革开放中最精彩的顷刻间。但相信读者能够感受到，这本书的厚度，远在这十个人之前和他们之后。因为改革和历史并非只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我们都是这个过程中的过客。唯有思想能够辐射久远，因为它能够照亮我们前进的路程。

本书辑录了在中国改革开放酝酿、起步、探索过程中提出过独到思想见解，并对改革开放的具体领域有过重大影响的10位思想者的思想创新和实践探索。其中，有对法治市场经济思想的倡导，有对股份制改革模式的推动，有对全面推行承包制的探索，有对计划经济思想的坚守，有对消费资本论、规模需求论等经济理论的创新，也有对风险投资、价格改革、破产制实施、解决“三农”问题的大力促进。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指导过去和现在的改革的思想符号，也是将继续推动经济领域深化改革的思想符号，从中可以管窥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变化，把握中国经济改革的思想脉络，也可以透视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景。

1 “有计划”——有林：经济计划必需论的强调者

2 “杨承包”——杨培新：全面承包制的鼓呼者

3 “吴市场”——吴敬琏：法治市场经济的旗手

4 “厉股份”——厉以宁：股份制的倡导者

5 “成风投”——成思危：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6 “张价格”——张维迎：价格改革的首倡者

7 “曹破产”——曹思源：破产制的推动者

8 “温三农”——温铁军：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9 “陈消费”——陈瑜：消费资本论之父

10 “王需求”——王吉绯：规模需求理论创始人

后记

有的同志说成是观点不变的人。其实我自己明白，变化还是不小的。只不过我是变中有不变，那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信念。此其一。其二，‘变’是经过认真和慎重思考才作出，而不是随风转的。”

“必须承认的是，在全部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占有和支配之前，完全由社会的代表按统一的计划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是做不到的。换句话说，还不能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不过，完全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总会实现的。直接的条件当然是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而这有赖于生产力的大发展，特别是其中的科学技术水平的空前提高。到那时，商品货币关系才会退出历史舞台；人们也就不再受市场自发力量的驱使和支配。否认了这一点，就否认了共产主义，甚至否认了成熟或发达的社会主义。我仍然坚信，人们总会有一天，把自己所结成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按照社会和每个社会成员的需要，对生产和分配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当然，这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似乎和他的话印证着，在客厅的入口墙上，挂着一幅他于1988年在英国伦敦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墓前的留影。放眼穿过餐厅，入门的墙壁上，是一幅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会长朱守道赠送给他的条幅“曾经沧海”。

可以看出，内心有着坚定信仰的他，并带着追求真理的信念而进行研究的他，没有外人所想象的沧桑，反而有种“曾经沧海仍为水，除却巫山还是云”的劲道。

笔者的内心不由得震动：这是一个带着信仰去做研究的思想者。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被很多人淡忘但依然神圣的“革命”这个红色的字眼。无可否认的是，有林是位有着革命情怀的经济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

待业开批“四人帮”

1975年夏，有林从《红旗》杂志“五七”干校借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做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当时，“四人帮”把所谓“唯生产力论”作为一根大棒，用以攻击那些坚持发展生产的领导干部和群众，并为此制造了很多理论混乱。为澄清是非，他为国务院政研室代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筹备创刊的《思想战线》准备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革命和生产的辩证法》，一篇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但不久，就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国务院政研室被称为“黑风口”，成了重点揭批的对象，他只好又回到家等待分配。回来后，他准备将这两篇文章销毁。就在这时，爱人谢桂芬觉得可惜，偷偷把稿子塞进了大衣柜的底下。

转眼到了1976年，在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天，他到时任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之一的邓力群家，把那两篇文章底稿送给邓看。邓力群翻了一会儿说：“现在只是讲正面道理已经不够了，要进行批判，要把‘四人帮’和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散布的那些谬论尽可能地都找出来，加以分类，逐个批判，要写成理论性、战斗性很强的书。这个任务比较重，而且越快搞出来越好。你一个人写力量单薄一点，可以找林子力合写。”回来后，他立即找到同时从国家物价委员会借调来的林子力，两人均表示，要当做一件政治任务来完成。

由于事先有了这两篇文章的铺垫和积累，有林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有关语录都作了摘抄，所以剩下的大量准备工作就是收集“四人帮”思想体系中的反面材料。他们经过搜集整理分类，列出了几个问题。在此基础上，又设计出了写作提纲，开始时，时任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之一的于光远进行过指导。

提纲初步确定后，两人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因为是待业，我家就成了办公室。也没什么办公条件，就是一张小桌子，两把椅子。我们两个就一人坐一头，面对面写。我爱人又是厨师又是服务员。”回忆起当年写作条件的艰苦，有林和老伴谢桂芬有种忆苦思甜的味道，笑了起来。

当时是1977年的冬末春初，那时的北京，天气很冷。写作期间，有林曾有十几天身患重感冒，发烧39℃，擦鼻涕的纸扔得满地都是。然而，祸不单行，接着又闹牙疼，不得已到医院拔牙，拔牙回来后一刻也没有休息地接着干。经过四个多月几乎是“足不下楼”地“闭门造车”，题为《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的10万字初稿终于写出来了。

初稿经过时任国务院政研室主要负责人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的稍加修改，即送对出此书非常积极的广东人民出版社付印，同时送邓小平(当时还没有恢复工作)阅。

P5-7

借头行走

我思故我在。不创新，毋宁死。思想不创新，更是死人一个，死路一条。

几年前，作为最早吹响中国第二次改革浪潮“集结号”的“皇甫平”，我的研究生导师周瑞金先生主编的一本书《用头行走》曾经给了我很多启发和思考：作为一个走出“自然人”、超越“经济人”、走向“社会人”的人，究竟是脚走路，还是用头走路，这本应该是不问自答的问题，但在现实中，到底又有几个真正用头行走的人呢，又实在不好回答。

作为一个新闻人，一个传媒人，一个记录者，一个观察者，或许我还没有足够的思考力，但为什么不可以把有思考力的思想者的思想，还有他们的思想过程记录下来；我或许还没有能力用头行走，为什么不可以借助能够用头行走的头脑，来引领自己的脚步？我这样做，会不会启发更多的人用头行走，或者帮助更多的人用头行走？

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不可能总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能奢望总能摸到石头。架桥的时候到了，造船的时候也到了，学会游泳的时候更到了。这是我对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微观总结，也是对新中国诞生60年的宏观祝愿。

这本从设想、准备、阅读、采访、写作到出版前后断断续续花了三年的书，涉及十个人的思想的故事，实际上只是捕捉到的30年中的十朵浪花，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愿声称某方面的改革思想绝对独出自某一人之口或某一人之脑，在历史的现实中这既不可能，也不真实。我更不敢妄言，十个人某方面的思想历程就能涵盖整个改革纷繁复杂的思想脉络，十朵浪花就能包含丰富多彩的改革浪潮。从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人物和思想本身而言，远远不止十个人的故事，更何况，我们每一人其实都是参与者和影响者。

选取这十个人，十种思想，既不是什么排行榜，也不是什么论资格，更不是什么评奖项，而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或者原创某个思想，或者坚持某个思想，或者不断地将理论付诸实践，推动了某项决策，实现了某种进步。他们要么已经影响，要么正在影响，要么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某方面的改革思想取向。这本书，既不敢说是改革史，也不敢说是思想史，更不敢说是人物史，但应该能读出“人物的思想改革的历史”、“人物在改革中的思想的历史”、“改革的思想人物的历史”。

真心希望，通过我的笔，借用他们的头，不仅能引领我们的脚，更能带动我们的头去行走。

作为我的处女作，这本书写作的难度远远超过我最初的设想。一是人选确定之难，二是联系采访之难，三是资料搜集之难，四是风格选择之难，五是素材取舍之难，六是文字驾驭之难。

为了有时间采写，我甚至不惜大胆地辞掉了占用我太多时间的工作一年。每一个人物章节涉及的内容，我尽可能地阅读该人物的相关著作和文章，甚至博客，还有媒体的相关采访报道。即使如此，要想在至少1万字，最多2万字左右的篇幅里，把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坚持了30年甚至一生的思想表达到位，我仍然感到了力不从心。

这十个人，十种思想，十个故事，贯穿了改革开放的30年，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代，但过去的不曾失去，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现实，未来的也并非遥不可及，已然显现出影响的力量。“有计划”、“杨承包”、“曹破产”作为人物和故事本身，似乎是从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转型到中国式计划经济模式的一个过渡，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坚持的思想的许多有价值的方面，直到今天仍在实践中大量存在并不断改进。“陈消费”、“王需求”作为人物和理论，可以想见，他们似乎是站在现实的土地上活在未来。

实际上，这十个被社会舆论和经济学界都冠以绰号的思想者，如果把他们每个人的学术经历罗列出来，也会让我们看到过去30年或者60年，甚或60年前和未来30年的蛛丝马迹。“有计划”、“杨承包”是从革命年代的战争经历走出来的思想者。“曹破产”从官员到学者，从政策性研究到民间学术性研究，甚至在1980年代就颇具胆识地将思想转化为商品，可以说代表了学术研究者较早的思想自由和独立研究意识的觉醒。作为官员型学者的“陈消费”退休之后，也走了一条类似“曹破产”的研究之路，甚至成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换为培训教材和企业管理软件，进行市场化推广。“吴市场”、“厉股份”从纯学术研究走到政策性研究，从学者走到官员，国家对思想者的重视可见一斑。“成风投”从纯技术研究者到技术型官员，从技术转到学术，再到国家领导人，而且始终与经济实践相结合，不仅直接推动了相关政策的决策，也有力地推进了相关改革的进程。“张价格”从政策性研究转为纯学术性研究，求学经历更是东西兼顾，可谓是其中的“海归”型学者。“温三农”从调查到研究，从国内到国外，用脚说话，从最初的新闻采访者做到了“三农”问题研究专家。“王需求”本身就是从激烈的商战和汪洋的市场大海中成功冲浪了一把，才靠在岸边开始了学术的沉思。

让我这个从事新闻传媒工作的人值得自豪的是，十个人中，有五位都与新闻有着深厚渊源。“吴市场”是六十多年前中国最大的民营报业集团新民报系的创始人之一、中国著名报人邓季惺的儿子；“成风投”则是六十多年前中国知名民办报业“世界报系”的创始人、中国著名报人成舍我的儿子；“有计划”曾经是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社的总编辑；“杨承包”在新中国解放前就是新闻记者出身，可谓是中国最早的财经记者；“温三农”最初大学所学专业就是新闻学，在传媒界做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更不用说，他们中不少人身兼很多专业学术刊物的主编职务。

十个人物和他们的思想、故事，显然不可能概括30年的改革开放的全貌，甚至无法择取改革开放中最精彩的篇章。但我相信读者和我一样能够感受到，这本书的厚度，远在这十个人之前和他们之后。因为改革和历史并非只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我们都是这个过程中的过客。但唯有思想能够辐射久远，因为它能够照亮我们前进的路程。

在采访和阅读的过程中，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德高望重，不少人位高权重，甚至观点也常有分歧，但从他们的音容笑貌和字里行间，我看到的不是他们的权位名利，而是一颗颗为国建言、为民立言的思想者的拳拳之心。

可能比较有争议的人物是年龄最轻、知名度还不高的王吉绯先生。王吉绯本人是学经济、干实业的学者型企业家和企业家型学者。但他又不是一般的商人或者学者，他的经历更是改革开放中才会生长出来的一种两栖人才。他的成功，最能代表我曾写的一篇社论《最后的暴富》中提及的第三批富豪，即知识型富豪，文化商人或儒商。他代表了中国未来企业家群体的主流方向，而不是1980年代的土财主式暴发户型富豪，也不是1990年代的半官员式红顶型富豪。他的规模需求理论，不仅仅是星星点点的碎片化灵感，而是原创出一系列至少可以自圆其说的经济学概念，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更吸引我的是，一方面，它带有极大的原创性，与其他有些经济学家更多的是引进西方思想本土化后大力推广有着很大的差异；一方面，它具有实践的说服力，他本身创业的成功就是在他这套理论思想的指导下操作的；另一方面，它有着极强的普适性，无论是对宏观经济的决策，还是对微观经济的操作，甚至是个人的创业和致富，都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更何况，目前全世界，尤其是中国，一直受到内需不足的现实问题的困扰；同时，他给中国企业界和学术界都带来一个启示：经济学源于经济也应指导经济，企业家完全可以和学者结合于一身，而不是要么像有些所谓企业家那样“穷得就只剩下钱了”，要么像有些所谓经济学家那样夸夸其谈，一到现实中就栽跟头。

如果读者能读到这些策划采写过程的苦衷和考虑，或许更能理解本书的些许价值。由于笔者才疏学浅，仍处于“用脚行走”的阶段，对这十位大家的思想的了解，也是沧海一粟，难免挂一漏万，在此也恳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