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海悟道》是《中国艺术报》总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树声女士的最新专著。全书共分四部分，收录文章65篇。在“幸有诗心如画卷”部分，收录了作者与丁绍光、启功、李铎、沈鹏、韩美林、王成喜、刘炳森、林岫等书画名流的对谈，以及关于王羲之、毛泽东书法艺术的有关评论；在“天地有正气”部分，收录了作者历年来关于历史小说的评论文章；“时代弯弓上的响箭”部分，收录了作者关于古典文学、当代文学、报告文学等领域的评论文章；“《东方天书》的启迪”部分，收录了作者的媒体短评、影视剧评论等。

《前海悟道》是《中国艺术报》总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树声女士的最新专著。全书共分四部分，收录文章65篇。全书集中展示了李树声女士作为文艺评论家的广阔理论视野，除了历史小说研究这个重点之外，广涉书法、美术、电视、电影、报告文学等各个文艺领域。这既基于她的理论修养，也得益于她的专业文艺媒体总编辑的媒体人身份。在忙碌的新闻工作之余，她以理论家和媒体人的双重视角，观察文苑，悟道前海，写下一篇篇颇有分量的文章。这些文章呈现给读者的，是李树声女士对文之道、书之道、艺之道、治学之道、人生之道、自然之道、天地之道的独特思考。

序

幸有诗心如画卷

 永远的王羲之——纪念王羲之诞辰1700周年

 “我将振笔作大书”——与郭沫若故居纪念馆馆长郭平英谈郭沫若

 不可有傲气不能无傲骨——丁绍光与他的绘画观

 国粹要“粹”书法在“法”——军旅书家李铎先生与书法

 绘天地之大美塑华夏之雄强——韩美林的艺术世界

 登临探手摘星辰——学者书家沈鹏先生印象

 知足心常泰无求品自高——与著名画家王成喜先生谈梅

 铮然燕赵骨素朴平常心——记著名书法家刘炳森先生

 天作纸。云物卷而舒——记书法家邵华泽将军

 幸有诗心如画卷——著名女书家林岫印象

 翰海泰斗学界丰碑——回望启功先生

 雄纳天地韵溯古今——毛泽东书法艺术与20世纪60年代“兰亭论辩”

天地有正气

 今天从何处走来——新时期部分历史小说管窥

 人的颖悟与梦的追寻——与凌力谈创作

 附：凌力的复信

 《少年天子》作为天子的少年

 历史的启示——短篇历史小说集《秦宫月》编后记

 对“士”心态的参悟与摹写——评历史小说《真男子》

 穿越历史的屏障——读《苦海》等几部历史小说随感

 回溯父辈的文明——历史题材创作的新生面

 把历史碎片浇铸成新生命的样态

 叩问人类的昨天

 生命极限与历史永恒——读历史小说断想

 《努尔哈赤》：一代天骄的壮美史诗

 访寻民族生命之流的源头

 天地有正气——《暮鼓晨钟》放谈

 几度哀歌向天问——评《曾国藩》

时代弯弓上的响箭

 众人皆醉他独醒——试论屈原在《离骚》中所表现的抗争精神

 难能的永恒难释的解——漫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清泪一掬见寸心——迟子建作品漫评

 《父亲》：一个时代的“背影”

 文学在有轰动效应的时代

 在人生的立体交叉桥上——巴波作品漫议

 人性荒漠中的心理畸变——谈几篇写心路历程的作品

 上帝·刑天·西西弗斯——从一部写知青命运的小说说开去

 对绿色生命的呼唤——报告文学《第二草国》的启示

 百万言为释一个“德”——读《人生宝典》

 让灵魂裸露出来——《京华闻见录》随感

 赤子之诚与死亡之谷

 对通俗文学说三道四

 牵住命运的衣角——读几篇青少年题材的报告文学

 《人生》：解读人生真况味

 访寻小小的安琪尔

 深思共同走过的从前——从一部电视剧中的形象塑造谈起

 从荒漠走向绿洲的步履——近年来文学评论中提出的几个理论问题

 时代弯弓上的响箭——读几篇写改革开放的报告文学

“东方天书”的启迪

 访美游思录

 丁肇中教授的文化情怀

 守住平常心

 寻找“■”

 “非典”心情

 “南丁格尔”终于被关注

 十年开发 千秋保护——西部大开发中的人文资源保护

 奏响民族最强音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327——公元二○○五年“七·七”祭

 永远的长征精神

 闽南语歌曲多知音

 燕赵文化精神的生动再现

 当前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

 群星映日月 华章颂伟人——大型电视诗画《万行长诗颂小平》谈片

 文艺批评三思

 对当代英雄的深情礼赞——电影《惊天动地》观后随想

 对中国新兴阶层的文学探索——读王朝柱的《我心目中的黄如论》

 欲破巨浪乘长风——《兰州1949》观后

 多重语境下的文艺批评功能

 《东方天书》的启迪

悟道随想——代跋

一个人能够让1700年后的人们还记着他，纪念他，为他召开研讨会、座谈会、书画笔会容易么？跨越17个世纪史海沧桑的历练，难道这还不能说是修成“正果”、达到永恒了么？纵观中华青史，历朝历代有多少人或刻碑勒石、或兴庙建祠、或炼丹求寿、或摩崖凿字，不遗余力地追求永恒，但最终都是江山依旧在，好梦转成空。即使是本文的主人公王羲之，当年也未能免俗。他曾跟随魏晋时期的文人时尚，信道求术、服食养性以求得“肉身成仙”。然而，“术”没有让他永恒，字却使他永恒，字没有让岁月带走了他的艺术，字成就了他长长的身后名。也许应当说，大约在距今1690年前后，王羲之幸运地在当时的书法大家——王廙、卫夫人的辅导下拿起毛笔的时候，这位上帝宠儿的名字就被定格在历史的坐标上，定格在中华书法史的峰巅。他活着的时候已经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命转化为一个领域的艺术；他死后，这艺术却永恒地存在，于是他连同他创造的艺术之美就真的没有随寿而终，如同后来的又一位大书家米芾在《褚摹兰亭本》跋中说的那样：“爱之重写终不如，神助留为万世法。”

1700年后说王羲之，王羲之已经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今的人们特别是界内人士看王羲之，他仍然是难以企及的历史坐标，这个名字中所蕴藏的历史、书艺与文才的内涵如同深沉的文化艺术之海，仍促使着人们去做永远的捕捞。应当说王羲之不仅是书法被誉为“尽善尽美”、“古今之冠”，即使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他也是一位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的杰出人物。具体而言，他应当是一个时代文化的结晶与象征，史载王羲之(公元303-361年)是东晋最杰出的书法家，如同鲁迅与宗白华先生所言，汉末魏晋六朝在中国政治上应当是比较混乱的时代，但在文化与精神史上也类似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有着当时意义上的自由与解放、智慧与热情，“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应当说在艺术创造方面远胜于春秋时代。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正是在魏晋时期一个空前庞大、酷爱书法诗文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脱颖而出，从而跃上那个时代的艺术之巅，而他的艺术创作又充分地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艺术高度和艺术精神。

尽管魏晋时代有着那样良好的文化氛围，但也不会像今天这样有那么多拿着国家薪水的专职书法家，不管写与不写，不管书艺如何，却经常以著名自诩。作为当时世家子弟的王羲之虽表示“素无廊庙之志”，但也没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还是当上了右军将军，多半生都是官宦生涯。他经历的虽然是群雄争霸的战乱时代，但当时是绝对的官本位，想出人头地就得当官，不像今天这样择业可以如此多元，当明星、当艺术家、当企业家……尽管他为官“辩赡”、“骨鲠”，夙夜忧心百姓之“倒悬”，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也没有逃脱在从政生涯中逐渐消极遁世的心态，像他同时代的陶渊明或后来的苏东坡、范仲淹等求政不顺求山水，政心不遇求文心。当然也许是潜意识中某种使命的驱使，也许是历史有灵性的安排，在这心态的转换中，王羲之饱览山川之灵秀，备精诸家之体势，成就了这位千年雄笔、古今书圣，中国书法艺术史也由此开启了新的篇章。

千载传承、百代不衰的不仅是王羲之的书艺，他的书法作品多是文与书的结晶，是文与书的珠联璧合。梁武帝就盛赞王羲之的书法“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许多后世的书法家也评价其书作“翰逸神飞”、“冠绝古今”，所以他的书法自不待言。但是如果不是他在作《十七帖》时“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写《丧乱帖》时“临纸感叹，不知何言”，书《兰亭序》时“清风入袖、明月入怀”的艺术灵感与创作心态，而仅仅是些激越漂亮的线条堆砌，怎么可能使人在这深沉旷达、自然真切的情境之中回味无穷？怎么可能让这字字珠玑、美不胜收的文字被收入选材苛刻的《昭明文选》和《古文观止》？应当说像《兰亭序》这样的旷世佳作，不仅是“天下第一行书”，也是天下少有的美文。当代书法大家启功先生曾经强调“书法不能脱离文辞而独立存在”，甚至认为“书法是文辞以至诗文的载体”。当年的王羲之还没有今日书法家“迭案诗文皆古本，抄完唐宋录明清”的条件，而且兰亭雅集诗会，如果不是王羲之书文并茂、才华超群，这40多位文人雅士怎么可能让他为诗集作序？很可能在当时和诗之中，人们把序看得比书更重，或是书文并重，才使其得以名垂青史。所以当今有人主张书法可以离开文辞而独立存在，人们欣赏的只有书法的线条美，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书法艺术独特的内蕴与规律。书法的线条美固然是书法美的重要方面，少数字或许有它独特的审美意趣，但对多数书法作品而言，这些美的线条如果离开文辞可能就不是书法了，或许是抽象的画图，或许是别的什么艺术。前些时候，偶然见到一幅漫画，上面画着王羲之怒目圆睁气得歪着鼻子，题目是《王羲之看完书展之后》，想来也许王羲之看的正是那些没有文辞的却仍名之为书法的线条吧。

1700年后说王羲之，已经是一种传统的继承。今天看王羲之与他的书法应当说是祖辈文化与父辈文化的结晶，从中国书法史来讲，王羲之并不是这独特文化的源头，他的作品之所以成为千古名帖，按着王羲之自言“少学卫夫人书”后，“见李斯曹喜等书”，“见钟繇梁鹄书”，“见蔡邕石经三体书”，“见张旭《华岳碑》”……当年面对古碑、名帖，“如对至尊”，他深切感悟和体味从远古传承下来艺术的气脉声息，走过了精研诸体、博采众长、独辟蹊径、标领千秋的过程。康有为就认为王羲之是“唯善学古人而变其面目”，“备精诸体，自成一家，千变万化，得之神功”。《晋书别传》也窥破天机，那就是善学古人、备精诸体是他对古文化古书法的传承，而变其面目、千变万化、自成一家，是他博采古书家之长而厚积薄发。纵观17个世纪的悠悠岁月，对王羲之当年的行止和书法亦有过争论与看法，如唐人张怀瓘就批评过他的草书，韩愈对其书艺也有过评价不高的说法。再如近现代“碑学”与“帖学”之争，王羲之在哲学上是师法老庄还是儒释之争，还有上世纪60年代的《兰亭序》真伪辩等等，如今更有人自诩为“当代王羲之”，或无端地贬低、否定王羲之。但是无论怎样争论，如何否定，写书法史论都少不了以王羲之为正宗，都抹不去这位千年书圣的辉煌。历代有代表性书家不受王羲之影响几不可能。在哲学上，多数人原来都认为王羲之更多的是师法老庄，其实在今天看来，老与庄的哲学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有着本质的不同，王羲之那一代文人及王羲之本人处在魏晋那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们的精神境界中释、道、儒究竟各占多大比重？1700年后的人们遥望当年，需要做多大的学问功夫才能做如此深切的心与心的交流？至于当年郭沫若和高二适波及了众多书界学界人士的《兰亭序》真伪辩，无论是学术之争还是有着其他什么原由，在客观上都是对王羲之和《兰亭序》在上个世纪做的一次最大的宣传与“炒作”。当然，尽管是上世纪偌大两个人物争论，还是无结论而终了，这个结论也许今后仍然是个删节号。

其实，这些争论对王羲之书法的发展大有裨益，历史早已过去，我们今天仍然在纪念他，传咏着他的《兰亭序》。无论《兰亭序》是真是伪，但是说到《兰亭序》，人们自然就想到王羲之；说到王羲之，人们自然就会想起《兰亭序》。《兰亭序》那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的笔迹，王羲之在此文中由美景而思人生叹历史的情怀，已经确确实实地超越了时空成为人们精神世界中的永远。之所以如此，最近沈鹏先生在论及《传统与“一画”》中说到了一个原由，“今天我们谈‘二王’书风，在观念上已经远远超出王羲之范围。王羲之以后，每个时代都有了那个时代对‘二王’的阐释角度，虽然像《兰亭序》以及众多王氏笔札仍然是学习的典范。历代众多王羲之的追求者和积极创造者为丰富王氏流派做出了重大贡献”。笔者以为，沈先生对“王羲之范围”新的诠释，拓宽了这位千古大家的容量与内涵。意思就是“王羲之”已经不只是一位杰出人物的名字，它至少是书法的一个流派，或是一种艺术范畴的代名词，是一种在不断发扬光大的文化象征，一种永远在开拓创新的传统的继承。

为纪念王羲之诞辰1700周年，许多书家支持《中国艺术报》，或在当年或于现今用不同书体书就了《兰亭序》，报纸因篇幅所限，仅刊登了启功、沈鹏、刘炳森、钟明善、苏士澍的大作。书坛泰斗启功先生当年书写的行书《兰亭序》秀拔劲健、古雅华美。沈鹏先生的草书《兰亭序》成集出版，是一幅4.5米乘1.3米的巨创作，意韵恣肆、气象宏逸。刘炳森先生近期专为纪念王羲之诞辰1700周年而创作，他书写的楷书《兰亭序》端庄沉雄，风骨法度皆备。钟明善先生的行草《兰亭序》亦是专为王羲之诞辰所作，刚柔相济、别具韵致。比起前几位，苏士澍先生是当今书坛的中年辈，他书写的篆书《兰亭序》清逸流畅，饶有特色。

在纪念王羲之诞辰1700周年之际，刊登这几位书家的佳作，意在弘扬传统艺术，表明中国书法历经几千年仍生生不息、百代不衰，大有进一步繁荣发展之势。当代学者季羡林老先生认为中国书法不仅是技法，也不仅是艺术，更是中国历史中最璀璨的一颗文化钻石，代表了中国的文化精神。欣逢盛世，纪念王羲之诞辰，希望今天的中国书法这颗文化钻石更加璀璨，再过1700年后也如王羲之在《兰亭序》中说的那样：“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这一声长叹悠悠千年，让我们把它作为对今人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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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树声相识，大都是在会上会下或文字的往还之中。拿到她的新著《前海悟道》就面对这书名想了很久。“前海”者自不费解，自是指她的这些研究、思考、抒写都是在前海岸畔——她所率领的中国艺术报社小楼中成就的；说到“悟道”就似乎有些玄妙了，犹疑之中不能不想到老子《道德经》中的开篇语“道可道，非常道”。是否夸张了些？还是翻开内容解疑解惑的好。

《前海悟道》的第一部分写的是几大书家，从王羲之到郭沫若到启功到沈鹏到刘炳森到毛泽东，是人物传记？是才艺评介？都像又都不像，因为无论是东晋时期先是信道求术、后成为右军将军终成举世公认的书圣王羲之，还是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于一身的郭沫若，抑或是一代开国领袖的毛泽东，每个人都是一座山一片海，不是几千字万把字就能探出些许丰采的；至于书艺品评，论者多多，谁又能比谁论得更精到？树声则不入流俗，她写人少写事，重在谈艺论艺，在论艺中突现人的秉赋历练灵性学养：如写王羲之，她从魏晋六朝的风习写到王的人生阅历、书文同脉的主张，“精研诸体、博采众长、独辟蹊径、标领千秋的过程”，终归落笔到“爱之重写终不如，神助留为万世法”，进而感叹道“术没有让他永恒，字却使他永恒”，“成就了他长长的身后名”；写郭沫若，则是在今天人们对其臧否不一、或淡忘或不屑的迷雾中振臂疾呼，并由对郭的胸襟学养隐忍作为的敬佩生出种种人文设想，设想中她几乎看到那位在“天上的街市”中倘徉的文化巨人正“为他的老画友写下‘胸藏万汇凭吞吐’，‘亘古长留一片真’”的似幻又真的历史背影；写毛泽东，她从毛对《〈兰亭序〉真伪》之辩的支持写到他请田家英“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毛是万人瞩目的领袖，可在学问面前，却始终以一普通学人的姿态心怀敬畏，而且无论他在马背上征战、窑洞里思考，还是在中南海中运筹帷幄，习书赋诗始终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唯其他“是从书学殿堂中走来，又是从时代风雨中走来”，胸中藏满传统文化的积淀，腕里携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其书艺才能“恍恍如同鬼神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城”。如果是一般写书家的文字，已是篇篇好文章，可作者远未尽意，她笔锋一转，借王书的成就说出凡有成就的书家都应是代代相沿、不断丰富、成为一种中国文化的象征，而决不能浮躁轻狂，稍有所得即自诩某某；就毛书的成就说出“书道犹兵”这个极富哲学深度的见解，借刘炳森的书法造就，谈书先谈诗再谈乐再谈心正、品正、书正的书家修养，作者就是以她丰博的学问、敏慧的思考，在写艺写人中不着痕迹地轻轻一拎，就针对时弊拎出条条做人从艺的人生思考和她悟出的“非常道”。

如果说她在第一部分所悟的不过是“杂悟”之道、“泛悟”之道，那么，在谈历史小说和知青文学创作的篇章中则机锋劲健、哲思超迈、沿着“文学即人学”的旧话“深悟”出一般文论者难以企及之“道”了。在《人的颖悟与梦的追寻》一文中，树声直截了当指出，在历史文学的创作中“曾经出现过倒错”，“它(们)常常以社会环境、故事情节代替人的描写，这样也可以使作品有着较深切的政治内涵、较生动的故事色彩，但作为文学主体的人却平板而毫无生命的灵气。”她接着指出，凌力《星星草》中赖文光等人物的刻画就存在着这一欠缺。在剖析《少年天子》、《倾国倾城》时，她充分肯定凌力对福临、孙元化、孔有德等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后，作者总结说，“你的作品似乎是理性与非理性同在，是人格结构中的“本我”与“超我”相伴而行，而其中的特点则是，以“理性”“超我”确定了人物的质的规定性。”其实，文学创作“应是艺术家心飞神驰的想象和灵感的突至与昭示，也是创作者审美理想在幻觉意象中的一种实现。”在《天地有正气》一文，树声通过对《暮鼓晨钟》中康熙、孝庄、汤若望、索尼、鳌拜等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大声而自信地肯定凌力“她绝不在自我封闭的心理状态下进行创作的思考，而是从各方面感受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艺术理论和创作形式的八面来风”，“把彼时彼地的本民族的思想观念、风俗、信仰，放在世界格局中去考察，把一段清史作为世界史中的一部分”，“用一种既陌生化的非我的，又是相当熟知的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的目光，互为主观，从而试图完成某种民族意识的自省”。在《几度哀歌向天问》中，她通过对《曾国藩》形象的剖解，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博良莠以及被这种文化哺育出的一代代的“士”和士之精神的起落浮沉。在《上帝·刑天·西西弗斯》中，通过对一部写知青命运的小说分析，作者从历史的高度回望冷思着“文革”岁月，从哲学与社会学的高度定位着知青群体的历史位置和他们的宿命，从文学、心理学和美学视角又一次审视了昨天与今天的知青文学，以及作家特别是知青作家们应如何对待这份历史岁月的馈赠。

读《前海悟道》书稿，不禁感触良多。树声与凌力是一对文坛好友，虽然是好友，她对凌力的创作得失也是客观犀利。对成就高声呐喊，不吝给以哲学美学层次的认可；对缺失则条分缕析，给以鞭辟入里的批评和寄望。对好友如此，对不太熟悉的作家作品也以同样的责任和热忱给以悉心的关注和批评。何止是批评和评价，她甚至不吝以自己的研究所得导引作家们如何超越现有的审美境界，迈向更高的天空。这种大家风范不能不让人想起19世纪末叶俄国文坛的盛况。其实，真诚砥砺才是作家与批评家友谊的基石，心心相见、理念交锋才是学问创作之树常青的阳光和水。在真诚与“见心”面前，自然会照出那些吹吹拍拍、相互拉拉扯扯的轻佻、狂躁和市侩气的小。

看得出，从昨天到今天，从中国历史文化到世界历史文化，从勾栏瓦舍到哲学天空美学圣殿，作者涉猎之广、思考之深不是这一部书装得下的，唯其广才能深，唯其深才成“道”，读完全书才心悦诚服地破了这“悟道”之题。因想到，既为《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她哪有那么多的余暇思考那么多的学问？后来得知，她原是位专门研究历史文学的青年学者，学者办报自有其深邃之思，报人研学才有其独到的敏慧与宽博，敏慧、宽博、深邃或许就是《前海悟道》所道之“道”了。

作者既称“悟道”，自有所称之道理，以文艺评论集论分析透某人某书，指出其优长短缺也就够了，可树声远不尽意，她往往是“借体还魂”，以某书某人为载体，诱导生发，不吝写出她多年沉积的审美思辨和叩问，以评论说它已越界，以文论说又少了些梳理。读后品味，与其说《前海悟道》是部评论集，毋宁说它更像一部文论，我更愿说它是一部文论，树声式的文论。

李硕儒

2009年10月28日

平生有幸，一直与前海有着不解之缘，工作不久就随单位搬进了毗邻什刹海的前海西街恭王府，当时的恭王府虽有些破败，但每每春日，掩映在翠竹古槐之中的游廊精舍、雕梁画栋、碑刻匾额、鼓墩莲座古色古香，真有几分人在画图中之感。后来因工作调动，由文联的研究室进入了媒体，到了朝阳区。不过两年，又随中国艺术报社搬进了什刹海边前海南沿的文苑，在什刹海这不大的“一盆”水域边一呆又是十几年。从前十几年面壁苦吟的书写，到后十几年字斟句酌地出报，虽然后些年主要是担任报社的领导工作，但生来对文字心存敬畏与热爱，忙碌之中始终未敢辍笔辍思。因此在编此书时，考虑了许多书名，但最满意者当为《前海悟道》。虽然这里已没有了“岸阔莲香远，流清云影深”的清幽，也没有了“紫阙映、碧沙沉”的佳境，特别是近年来，两岸十几个酒吧的喧嚣代替了十刹的禅意，但什刹海毕竟是北京少有的水域，是绵延千年的文脉之地，氤氲着文化的灵性豪光，我还是把她看作是一片启思启悟的所在。当然收入拙著之中的有些是主动的思考，有些是急就章赶着思考。思来想去，无论是写人论事还是品字评文，都没有离开“道”这个字，文之道、书之道、艺之道、治学之道、马克思主义之道、人生之道、自然之道、天地大道……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道之高尚，道之深奥，闻道之难，孔子之闻道，应当是知道得道，我辈悟道，可能只在悟的过程之中了。

道是传统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是古代中国名士先哲探寻天地、社会、人生法则规律的指认。最早对道进行系统论说的是中国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与后于他的庄子形成了道家学说。遍览老子的《道德经》，开篇就讲“道”，“道”在其中可能有七八十处，他从探究宇宙本源入手，认为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但是他又说“天道远，人道迩”，也就是说道是深奥的，可谓天意如此高难问，道也是现实的，用孔子的话说“道不远人”。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从探究天道出发走进人道的殿堂，把道与德连在一起变成了几千年来人们探究竟、求开释的经典。就像一片深邃的海，让人们作永远的捕捞，每次张网都有不菲的收获。从而，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古今中外人类社会文明史的发展中，有一系列影响久远的思想的巨擘，他们天纵睿智，洞察幽微，究天人之道，通古今之变，泽被后世，启迪后代，在人类的心中建造起了灵魂的圣殿。如同马克思说的，从此人类“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了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不仅对自身的生命过程有所理解，而且对自己的由来与归宿、奋斗与追求有着理性的支配与思考。使人类在发展的登攀中超越了其他生灵，有了日趋成熟的精神世界，成为地球上唯一能够走向自知、自觉、自为的精灵。

我们仰视先贤几千年前创造的中国智慧，我们服膺他们对天道——宇宙初始自然万物的真知灼见，我们赞美几千年前就有这样一道璀璨的天光惠顾华夏。尽管如此，当人们今天探寻古代圣贤心智，也不可能隔千载而葆其原点。即使是接近原点，也会有其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我们曾经对古典的东西一言以蔽之曰封建，便弃之如敝屣，如今也应当从另一方面避免思维的极端，多一些探寻与究问，多一些客观与冷静。季羡林先生在接近生命终点前曾提出大国学的概念，最近，清华大学成立了国学院又提出了新国学的概念，其实“大国学”不是一个筐，而应当是对待古典和经典的一种胸怀，“新国学”不是否定过去，应当是科学与创新的一种追求。历史发展到今天，有谁还能囿于经史子集之中而泥古不化？有谁还不赞成在中华大文化背景之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近读到一本著述中引用了一位美国人读经典的体会，说是读古文经典使人了解从古到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建立今人和古人在思想上的友好联系”。克罗齐也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对于经典不能像过去那样作为拖累和毒草全盘否定，但经典也不是让后人亦步亦趋的教条和律令。我们赞叹先哲们几千年前就能创造出“道”这样的大词汇、大哲思、大经典。古代的“道”字原始形态曾经是“衜”，把首字放在了行的中间，更强调了道的重要，是否亦可理解为道是行之首，行与头脑的思与想一定要结合起来。如今的道字是“首”与“走”结合为道，首意味着头或先，首对于一个人应当是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想好了你该怎样走你的人生之旅。总之，道对于天地自然是一种昭示、一种法则、一种必然，对于人类社会是一种路径、一种规律、一种遵循。这种思考在中外哲学史中确实很独特，充满了人文光辉和生命内涵，这种与西方哲学相区别有自然意义存在的价值哲学和道德系统，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爆炸的时代也许更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当然，人类有许多共通的认识和思想，西方哲学中包括人们常常谈到的一些思想家哲人的论述，与中国古典哲学也有许多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更是科学的智慧学，其中的科学社会主义、人类的发展、经济的规律与资本的内涵，哲学上的一系列主张论断也足够我们深悟终生了。

对民族于传统和别人的哲学经验有着客观和理性的认识，某种程度上表明一个民族认知与思想的成熟。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曾对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看得很重，也曾相信老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批判，黑格尔在他的《哲学讲演录》中说过，在中国的宗教和哲学里，他遇见“十分特别的完全散文式的理智”，黑格尔出于他的程式化和刻板认为中国的哲学因此而不能形成系统。但是他认为“完全散文式”确实符合当时先贤们的思维方式，而“十分特别”确实与西方哲学不同，恰恰是这种“十分特别”与众不同才有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特色。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则与黑格尔不同，他在将心理学研究与人类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时看到了中国文化、哲学的魅力。在一些人对东方哲学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一些中国学者也妄自菲薄时，他却说出了自己的感受，他说他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生动气韵”，并指出“它历尽沧桑岁月却依然万古常新，永葆其生命与价值”。如今，有更多的人们都会得出与这位进行“灵魂的探险”时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受益匪浅的瑞士心理学家同样的结论。这也是处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类在时空流转、世事变迁中的心之所“悟”。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在走进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碰撞中，逐渐心有所悟。“悟”为我之心，心颖、心知才是悟。

这本集子多半是在忙碌中成就，所以其中许多文章写得都不够令人满意，好在我与以往一样并无与时贤较胜之想，只是自己对关于一些事物的思考做一个纪念。在前海的前期，从治学和提升自己的角度来看是值得追忆的，当时的理论研究室正值改革开放之初，还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文艺理论或文艺史的大家。我当时算是其中的小字辈，师辈们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文稿，为我荐举文章，为我选题写序，让我迅速在文字上成熟起来。我曾在我最早出版的一本书的序中写道“我辈清寒却有念恩重义之心”，至今他(她)们仍是我在为人和治学上、工作与记忆中永远的楷模。后前海时期更是值得记忆，但我因为“心缠几务”，报纸、网站、杂志让人分身乏术，自己又没有同时做许多事，而这许多事都做得很完美的天分。所以认真书文撰稿的时间太少了，正如有朋友面对我一本评论集中的几部分的小标题开玩笑，说是当年可以“走近祖辈文化”，如今也只有“解读人生况味”了。但这些年由于所在媒体的性质，让我有幸直面文化艺术各门类的前辈大家和当代宿儒，所以本书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一些访评对谈类文章，从中可以看到走近这些名人高士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让你颖悟出许多“道”理。第二部分还是收进了我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关于历史文学的评文，因为这些篇什记录了我思考与求索的足迹。第三部分还收进了我在校时学古典文学之后的一篇论文——《众人皆醉他独醒——试论屈原在〈离骚〉中所表现的抗争精神》。当时为我们授教的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郝志达先生曾向学报推荐此文，但终因“题目与观点较锋锐”而未被刊登，今天看来已显平平，当然也是借此来表达我对《离骚》这种大气象大情怀的古典诗歌所展现出的那种上天入地、思接千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钦敬。最后一部分还选了一些办报时撰写的急就章，收这些时文意在表明精神与思想的成长真的需要去接触与认识、去思考和实践，才能日臻成熟与客观。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自己出版的一本书的前记中曾经说过这样的意思，有人视文学创作为“梦”，对文字的追求何尝不能说也是一场“梦”，特别是在这样务实的时期，这种追求确实如梦一样虚空而不实在，但当时我又聊以自慰地说无梦的人生不算是充实的人生。时间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没有走出这“梦”境。所幸的是在我周围还有许多长我或小我的同仁同道，他们以自己的追求、创作和人品给我以支持和激励，始终对我期望殷殷，厚意可叹，让我充满感恩和感激。我还要感谢忙碌中的硕儒先生慨然应允为我作序，他在短时间内读遍拙文，写了一篇充满才气且充满鼓励的序文，张虎先生为本书题签并设计了独特而古雅的封面，宋灵恩社长为本书的编排提出了令人佩服的建议，还有报社一些年轻同仁和出版社的朋友们给了我许多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敬意与谢忱。

2009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