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军、金万成编著的这本《困顿与抉择》讲述的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代中国历史的走向。全书共分十四章，具体内容涉及西学东渐、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历史事件。

历史是一面镜子，阅读此书，可以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毛军、金万成编著的《困顿与抉择》从文明的拐点开始引入，主要讲述扑朔迷离的太平天国、灰飞烟灭的洋务运动、短命夭折的百日维新、波澜起伏辛亥革命、摇摆起伏的国民党、苦难辉煌的中国共产党历程等，深入分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困顿与抉择。

引言：观念决定道路，道路决定胜败

第一章 西力东渐

 文明的“拐点”

 海上丝路

 5000：90万

第二章 惯性模式

 借助“洋上帝”

 圣库“不圣”

 天父杀天兄

 湘军的崛起

第三章 旧瓶装新酒

 师夷之争

 “长技”之路

 旧瓶与新酒

第四章 犹抱琵琶半遮面

 “布衣之人”康有为

 帝党后党之争

 自上而下的路径

 不同结局的两种维新

 菜市口断想

第五章 对症的药才是好药

 武昌枪声

 开启共和

 政党政治的幻灭

 短命的复辟狂潮

 新思潮的“发动机”

第六章 斜阳下的十字路口

 青年先锋

 以俄为师

 作始也简

 初试锋芒

第七章 从合作到对抗

 孙中山的困惑

 共产党的“两难”

 迷茫中前行

 风云突变

第八章 星星之火

 “不是请客吃饭”

 井冈风波

 围而不能“剿”

 “三人团”

第九章 远征难

 渡湘江

 遵义会议

 铁索寒

 三军会师

第十章 多米诺骨牌

 蒋介石的无奈

 中共的调整

 14年与8年

 倒下去的“第一牌”

第十一章 中国战场

 正面战场

 有游有击

 南进，南进

 无条件投降？

第十二章 不可逆转的结局

 蒋介石与毛泽东“掰腕”

 争夺东北

 决战淮海

 逐鹿平津

 国民党退守台湾

第十三章 红色的幽灵

 预言

 卡夫丁峡谷

 “苏联式”卡夫丁峡谷

 “迂回政策”的尝试

 令人深思的政治遗嘱

第十四章 “中国式”卡夫丁峡谷

 走出苏联的“阴影”

 既不是“两次”，也不是“一次”

后记

杨秀清，广西桂平人，5岁父亲去世，9岁母亲去世，由伯父养大，以耕种、伐林和烧炭为生。拜上帝会的创始人冯云山在紫荆山传教被清朝官府禁锢，洪秀全前往广州准备疏通官府进行营救。危难之际，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营救出了冯云山。此后，杨秀清正式具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殊身份，一步进入了拜上帝会的领导层。

金田起义后，杨秀清被封为正军师，后又被封为东王，其他四王“皆归东王节制”。在太平天国的官制上，天王洪秀全虽然名分是在各王之上，却是一个“虚君”，实际权力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上。

自从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相继战死后，杨秀清的权力更加集中。由杨秀清决定的事情在形式上虽然还需要“奏请”天王洪秀全“降旨”，但天王洪秀全已经失去了实际上的否决权。杨秀清利用手中握有的“撒手锏”——“天父下凡”，多次假托“天父下凡”传令，逼使天王洪秀全完全听从于自己的命令。随着权力的集中，杨秀清变得愈加骄横，与天王洪秀全和其他诸王之间的矛盾也在悄然加剧。

冯云山，广东花县人，与洪秀全共同创立了拜上帝会。在拜上帝会创办初期，冯云山靠放牛、拾粪，坚持秘密传播拜上帝会，先后发展杨秀清、萧朝贵、秦日纲等骨干成员入教，为拜上帝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金田起义后，冯云山被封为前导副军师、后军主将，后加封南王。冯云山制定了太平天国的官制、礼制和军制，又创造了一套独特历法，在太平天国内使用。1852年5月，太平军攻打全州，冯云山被守城清军大炮击中受重伤，死于全州蓑衣渡。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评价冯云山道：“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萧朝贵，广西武宣人。在东乡的会战中萧朝贵大败清军，取得了金田起义以来最大的胜利，使洪秀全得以在东乡顺利登基称天王。永安封王建制时，萧朝贵被封为右弼正军师、前军主将，地位仅次于洪秀全、杨秀清而居第三位。1852年7月，在长沙战役中，萧朝贵被清军发炮击中，不治身亡。

韦昌辉，广西桂平人，早年倾尽家财，加入拜上帝会。金田起义后被封为后护又副军师、右军主将，永安封王建制时被封为北王，称六千岁。韦昌辉多次因军中事务受到东王杨秀清的斥责甚至是杖责，韦昌辉虽表现出“尚有惊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但心存不满和怨恨，为后来的“天京叛乱”埋下了伏笔。

石达开，广西贵县人，金田起义时率四千余人参加，被封为左军主将。永安封王建制时被封为翼王，意为“羽翼天朝”。石达开率部西渡湘江，开辟河西基地，缓解了太平军的缺粮之危。多次击败进犯之敌，取得水陆洲大捷，重挫清军士气。夺岳阳，占武汉，自武昌东下金陵，28天挺进一千八百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时人号之“石敢当”。曾国藩评价石达开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以石为最谲。”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很多拜上帝会的信徒自觉自愿地将所有私人财物奉献于“公库”。北王韦昌辉出身于地主家庭，是金田镇有名的“富厚之家”，但由于有钱无势，韦昌辉常常受到当地大户的欺侮与讹索。冯云山传教时路经金田，借宿韦家与韦昌辉交谈甚为投合，韦昌辉尽献家财于“公库”，举家参加了拜上帝会。

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明文规定，将士在作战中缴获的金银、绸帛、珍宝等必须上交公库，个人不得私藏，违者处以重罚，甚至斩首。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的人没有私人财产，将士的生活日用品，粮、油、盐、食肉、零用钱等根据等级差别，一切皆由圣库供给。

圣库制度在初期执行严格，吸引了许多穷苦百姓参加太平天国，在保持太平军的纪律和昂扬的斗志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太平军舍身拼命与只知谋钱保命的清军官兵形成了鲜明对照，有人夸张地称：只要有三千不怕死的太平军，便可横行天下。

随着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占领的城镇增多，财货来源日益丰富，“人无私财”的原则日益不能坚持。高级将领生活日趋奢靡，任意取用于公库，圣库制度名存实亡，最终成为掌权者走向腐化的遮羞布。

P31－32

观念决定道路，道路决定胜败

百年近代历史，波澜壮阔，纷繁复杂。有学者认为，百年近代历史是“阶梯式的”“革命高潮”过程，也有学者认为是“近代化”的过程，还有学者提出是“救亡与启蒙”的过程。本书认为，百年近代历史是“困顿与抉择”的过程。

近代中国社会的困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封建专制制度在其自身运行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落后性和不可避免的终结性带来的困顿；二是东西方文明的撞击，古老文明的陨落，西方殖民扩张带来的困顿。

大清帝国历经短暂的“康乾盛世”后，吏治腐败，经济低迷，军备废弛，文化黯淡，民不聊生。面对综合实力的急转直下，如火如荼的起义暴动，如何巩固现有的政治体制，是摆在统治者面前的最大问题。

步入近代，东西方文明的巨大落差，古老东方文明的陨落，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张已成定势，在所难免。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这样评价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至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伴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困顿逐渐加剧，抉择愈加迫切。近代中国社会进人了前所未有的一轮又一轮过山车式的抉择。

当我们把太平天国运动放到近代世界发展趋势和潮流中进行审视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太平天国运动没有跳出以往改朝换代的“惯性思维模式”，缺少“近代意义的新元素”。

西方的船坚炮利，震醒了睡梦中的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状态下的“天朝大国”在半梦半醒之中，开始了“第一次近代化抉择”的洋务运动。

我们不应苛求，也不应该耿耿于怀于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中体”基础上的洋务“西学”，是近代中国面向西方抉择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必然阶段。要求洋务派在向西方学习的起步阶段，就能提出“西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种奢望，是一种历史的虚无。

“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万马齐喑”的大清帝国犹如一束耀眼的火炬，照亮了后人前进的道路。然而，洋务运动的“西用”最终没有完成对“中体”的吞噬和“致命一击”，洋务的星火，没有形成奋起直追的燎原之势。

抉择的过程是一个逻辑的链条。洋务运动开创了“西用”，戊戌变法迈出了“中体”改造的“第一步”。西方社会的启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中国社会的启蒙在强大的外力压迫下，难以从容。西方殖民扩张的压迫，令中国的启蒙不能不伴着“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不能不伴着民族情绪的高涨，不能不更多地表现为救亡图存。戊戌年间的“变法”，更多的不是基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解，而是迫于救亡图存的需要。

戊戌变法开启了“制度层面”抉择的闸门。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本应是某种逻辑的“传承”，而不应当表现为“水火不容”。可惜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并不是从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中“蜕变”而来的。变法，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在叶赫那拉氏与光绪的角逐中，在后党与帝党的权力纷争中，毫无权术经验、布衣出身的康有为、梁启超自然无法把握维新运动的走势。戊戌变法仅存103天便宣告夭折，也就不难理解。

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次“遮遮掩掩式”的抉择，辛亥革命则是一次“决裂式”的抉择。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将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的皇权政治扫人了历史的垃圾堆。男女平等、天下为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政党政治这些“近代名词”，随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鲜血液，开始注入中国社会。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彪炳史册。

如果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从根本上动摇了大清帝国，真正实施对清王朝“致命最后一击”的却是掌握北洋军政大权的袁世凯。与其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如说是孙中山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宝座“让位”于实力强劲的北洋军阀。

皇权政治被结果了，但围绕着权力的争斗、军阀间的混战依然持续。袁世凯复辟、二次革命、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护法运动、新文化运动……抉择的指针总在不断地摇摆，困顿中的人们看不到正确抉择的曙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给陷入困顿中的人们提供了抉择的新思路。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国共合作使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脱胎换骨”，国共联手打败了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似乎出现了一次“新机遇”。国民党立足“三民主义救中国”，共产党立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国共分裂的具体原因看似扑朔迷离，偶然之中包含着必然。

目标的抉择，也是路径的抉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效仿苏联城市暴动的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内“不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相继失败，实际上宣告了苏联模式的破灭。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使人们逐步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形成燎原之势的曙光。共产党人的实践反复证明：“中国的革命，需要由了解中国的同志领导。”“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路径模式的抉择，共产党人前前后后整整探索了十四年，付出了包括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内的沉重代价。路径的抉择之所以出现反复和震荡，不仅仅是因为苏联“城市路径”成功经验所产生的强大的示范效应，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具有的艰辛。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国民政府试图把日本的侵略局限在“东北一隅”，采取“提交国联”的“软弱外交”。蒋介石抓紧时间“安内”，试图全力“剿灭”共产党。

回首81年前的那场战争，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是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八年，而是从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十四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之所以没有能够掀起“全民族的抗战”，完全是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妥协态度的结果。蒋介石陷入失去民心的泥潭由九一八事变开始，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国民政府必然失去民心，这也注定了他与毛泽东之间“掰腕”的结果。

日本对中国的步步侵略，打破了远东固有的政治格局，也使得中国国内政治得以重新布局。在国内、国际的巨大压力下，国民政府不得不以正面战场抗击日本。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的确给日本以巨大的打击和牵制，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国共两党曾经由合作到破裂，国民党始终把共产党看成“心腹之患”，“攘外必先安内”的逻辑思维严重影响了国民党全力抗日，严重阻碍了全民族抗日氛围的高涨。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美两大阵营合作中交织着激烈斗争的状况，同样影响到国共两党。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面临着不同的境遇，提出了不同的政治主张。各种政治势力在博弈中合作，在合作中博弈，力量此消彼长，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

三年的解放战争既是国共两党政治分歧的必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格局发展的必然。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惊心动魄，波澜壮阔。蒋介石退守台湾，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能否建立社会主义，这一“卡夫丁峡谷”难题，曾一度困扰着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同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能否建立社会主义，如何建立社会主义，这一中国式“卡夫丁峡谷”难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

历史留给人们很多的“谜”，揭穿“谜底”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时间。面对书写的历史，人们可能无数次地追问：什么是历史的真实？什么是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永远不可能复原。历史的价值更多的不在于追问它的真实与否，而在于以什么样的基点和视角解读。这或许是历史所以成为历史，历史能够成为“一面镜子”的全部所在。

百年近代史，在困顿中一次次地抉择，在一次次的抉择后，又产生诸多新的困顿。困顿与抉择的交织与交替，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百年近代历史的壮丽画卷。

1840年，是一段历史的结束。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撞击，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碰撞，使积淀了千年的“东方神话”轰然崩塌，留给人们的是“世纪的困顿”。

1840年，是一段历史的开始。“世纪的困顿”开启了“世纪的抉择”。“世纪的抉择”留给我们大多是思索：扑朔迷离的太平天国、灰飞烟灭的洋务运动、短命夭折的百日维新、波澜起伏的辛亥革命、摇摆不定的国民党、苦难辉煌的中国共产党历程。

困顿期待抉择，抉择注解困顿。

按照写作计划。我们将撰写“抉择三部曲”：第一部《困顿与抉择》，讲述的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代中国历史的走向；第二部《迷茫与抉择》，讲述的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现代中国历史的走向；第三部《复兴与抉择》，讲述的是从1978年到党的十八大召开的当代中国历史走向。

我们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无论是所学专业，还是“业余爱好”，我们一直关注和收集相关领域的学术界研究成果。我们试图以一个新的基点和视角来解读中国百年历史走向，并尝试学术性与可读性的良好结合，提出了一些我们研究的心得。由于受到学识、资料等方面的制约，我们努力的结果可能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书中的不足、疏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经历了艰辛的写作历程后，当我们看到出版社寄来的书稿大样，我们不禁思绪万千，追忆起我们求学的校园。感谢东北师范大学杜文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崔丕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顺生教授，没有导师们在学术上的引领，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点滴的成绩。感谢吉林大学于传波教授、中央组织部刘大秀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齐春风教授、烟台大学侯建明副教授，没有同学朋友们的鼓励与支持，本书的写作是不能想象的。

要感谢的人很多，抚顺石化公司的相关领导和同事、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的相关领导和同事，以及我们周围的好朋友们。

当我们在敲打本书后记的时候，窗外雪花飞舞。洁白的雪花，让喧嚣与浮躁得到了瞬间的沉寂。银白的世界，更容易让人的心灵受到片刻的冲击和洗礼。

将本书献给我们的朋友，献给我们的家人。

毛军 金万成

2014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