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永不停止探索
而我们一切探索的终点
将是到达我们出发的地方
并且是生平从未知道的地方。
——艾略特，《四个四重奏·小吉丁》
那一天，我的母亲自杀了，在此之前，她刚刚装修好了地处马尔伯勒街的房子，准备迎来她与父亲激烈的监护权官司之后的战利品——六个年幼的孩子。我的姐姐艾米，当时才九岁，她还记得母亲问我们希望把房间装饰成什么风格。艾米希望她的房间像一条船，母亲就给房间装上了架子和窗帘，还真像船帆在海浪中飘舞。外祖母也要搬来跟我们住，她住在三楼的豪华套间。我不知道我的房间在哪儿，或许是靠近母亲卧室的那个最小的房间。我那时刚刚满四岁，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这是一幢上世纪建造的老房子，有十四间客房和五间半浴室，偌大的房子里只住着我的母亲和她的新丈夫亚历克斯。房子所在的街道绿树成荫、环境优美，附近是波士顿公共花园。母亲在她的装修笔记中记录了她希望把每个房间都设计得高雅不凡且具有特定功能，有可用于聚会上烤乳猪的八角宴会厅，有足够多带壁炉的卧室，有给六个淘气孩子送饭菜的升降机，有专门的配餐室，有带光洁厨具的宽敞厨房，在房子的各个楼层之间还有对讲系统。在1963年这些都是当时最先进的，而且，房子里还有宽敞的壁橱，孩子们可以尽情地在里面玩捉迷藏；此外，设计考究的楼梯蜿蜒着通向僻静的后花园。
就在1963年9月，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法官阿瑟·惠特莫尔接受了父亲要求保留子女监护权的上诉，因此我们预期的回归被搁置到听证会以后。最终，我们都没能回到母亲身边。
母亲和她几个月前所嫁的新丈夫，将成为守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仅有的两个人。我可以想象到，母亲听到法官惠特莫尔的裁决后，肯定是不寒而栗，她失望透顶，霎时间面无血色，身体垮下来，踉踉跄跄地从一个房间奔到另一个房间，淹没在那片无边无际的死寂当中。
家里人都说，我是母亲自杀之前见到她最后一面的人。那天，她开车来到父亲家，乞求见见自己的孩子们，却遭到了父亲的拒绝。当时，我是唯一在家的孩子，好心的管家比，把我推出了门，顺着车道一直送到了在街上绝望等待着的母亲面前。我依稀记得，母亲弯下腰，轻轻抚摸我的头发，低声嘱咐比好好照顾她的几个子女，尤其是年幼的我，然后她就黯然离开了。
她留下了一封遗书和一张购物清单，清单上写着：六个橘子，两盒舒洁面巾纸(粉红色被划掉，改成了蓝色)，无糖麦根啤酒，蓝色卫生纸，四磅烤牛臀，生菜，西红柿，一大家人的食物……这份清单本是为我们的到来准备的，却永远也用不上了。
经常有人问我是否还记得母亲。我心里明白，人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是希望失去母亲给我带来的伤害已经被冲淡，因为至少我可以通过她的照片、项链，或是她的只言片语来唤起对她的回忆，从而得到些许慰藉。不过遗憾的是，母亲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纪念品，在我心中留下的记忆更是少得可怜。可以说，母亲在我的生命中始终是缺失的。
是的，母亲留下的有些纪念品确实可以点燃我对她的记忆，譬如一张精致的出生证明纸，上面盖着我的出生日期的戳印；一个已经褪去光泽的银质婴儿杯，边缘刻着我的名字；一张我孩提时代用过的羊毛毯子；还有一个母亲在波士顿学生会参加竞选时留下的宣传册。此外，我还有母亲的一些照片，其中包括一张她在三十岁左右时由专业摄影师拍摄的肖像照。照片中，她看上去非常自信，留着时髦的短发，完全是一副将生活掌控得游刃有余的女人的模样。她穿着一件镶嵌着大纽扣的黑色羊毛套装，颈部的衣领看上去高贵典雅，恰到好处地露出绕在脖子上的大珍珠项链。她凝视着镜头正上方，也许她那时正愁肠百结。她的眼神凝重而又冷漠，流露出一种高贵逼人的气质。在我转而去看自己三十岁的照片时，我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有时会让我不寒而栗。
几张照片，一块破旧的羊毛毯，一只婴儿水杯——这些就是母亲去世后留给我的全部物品。在我年幼的时候，我还以为一场大火摧毁了她所有的物品。然而父亲却告诉我说：“亚历克斯是不会交出任何东西给孩子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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