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由马克斯·韦伯著，本书将晦涩的理论注入俗世的日常生活，从宗教伦理的角度解读资本主义。

为什么资本主义主会在西方产生并蓬勃发展？社会的文化气质与经济发展有着怎样深刻的联系？新教伦理是怎样影响国民灵魂的塑造及国家的构建的？韦伯让我们看到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并为我们精准地剖析资本主义内在的生活秩序！

现代社会科学最知名和最具争议的著作之一，国际社会科学界作品引用率最高的作品之一！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对宗教社会学最初的研究，韦伯在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主张，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且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权威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韦伯并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

第一章 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

 宗教改革／教育的差别／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差别／“禁欲苦行”中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虔诚、贸易和自由／基督教不同分支中的宗教思想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的多元理解／伦理宣扬的至善／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近代资本主义的扩张／拜金欲

第三章 路德的“职业”概念（本书的研究任务）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路德的经济传统主义／加尔文主义／伦理观念的改革／宗教影响与民族性格差异／宗教力量与资本主义精神传播

第四章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弥尔顿的攻击／宗教意义上的恩宠／教义的矛盾／加尔文原则／世俗生活与神性的合一／建立在预定论基础上的伦理

第五章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虚掷时光是万恶之首／劳动是人生的目的／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用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犹太伦理／清教徒的世俗禁欲主义

从传统经济中解放出来，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增强了这一趋势——以怀疑一切传统统治的权威性的精神来质疑传统宗教的尊严。但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易于被人们所忽视：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教会失去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控制力，与此相反，另一种新型的控制力取代以前的手法。这表明废弃一种松散而行之无效的传统控制，进而树立一种从私人空间到公共领域的全方位的行之有效的控制管理，这种方式既是使人无法忍受的，又是不得不被强制执行的。惩罚异教，宽恕罪人——天主教的这一教规一如先前那样，在今日的生活中得到切实的贯彻，现在也已受到了享受现代经济利益的诸多民族的宽容；早在15世纪之初，地球上最发达与富足的民族已然接受了这一教条。而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情形是，加尔文教派的教规，一如它在16世纪的日内瓦与苏格兰、16、17世纪之交的荷兰大部分地区、17世纪的新英格兰及英格兰本土一段时间内所遭遇的那样，成为一种在我们看来让人难以容忍的对于个体的宗教控制——这同样也是当时荷兰、英格兰、日内瓦等国的绝大多数的旧贵族的想法。在这些富足的地区，宗教改革者最不满意的是教会对这里的生活监督得太少，而不是太多。在当时，那些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中的新兴资产阶级，不仅没有对这种清教的专制统治产生任何的不满情绪，而且从保卫这种专制的情绪中生出一种英雄主义。而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解释呢？不可否认，在此之前，资产阶级从未有过这种英雄主义的表现，此后也未有过。卡莱尔一语道破此中的深意：这是“我们唯一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行动”。

然而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近代生活中，新教徒拥有较多的所有权与管理位置，在今天看来，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或许可以部分地归结为他们继承了更多的财产，但这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在此举出几个现实的例子：在巴登、巴伐利亚、匈牙利等地，可以看出天主教徒父母与新教徒父母之间，两者为其子女提供高等教育种类的巨大差异。高等学校中，在校生与毕业生中的天主教徒所占的比例，通常都低于他们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当然，他们继承财产数额的差异也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然而在信天主教的毕业生中，毕业于专门培训技术与工商业人才学校的人数，和毕业于一般职业学校的人数比例，都要低于新教徒。文科学校提供的人文教育是天主教徒最乐于接受的教育。但这并不能归因于继承财产的差异，与此恰恰相反，这一状况却造成了很少有天主教徒从事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局面。

在近代工业中，天主教徒在熟练工人中只占少数，这一现象或许可以部分归因于这样一个令人注目的事实：毫无疑问，工厂中的大部分熟练工人都来自青年手工业者；而这种情况吸引了多数的新教徒而非天主教徒。在手工行业中，天主教徒更趋于采取一种保守的姿态，一直固守在本行业中，这也就意味着最终成为师傅；而被吸引到工厂充当工人的新教徒，则更多地处于熟练技工与管理人员的位置上。针对此种情况，只能归结为这样的原因：因受环境影响所形成的心理与精神特征(在此是指整个家族和父母双方家庭的宗教气氛所认同的教育类型)决定了本人对职业的选择，这也就决定了一生的职业方向。

天主教徒很少参与近代德国的经济生活。此种表现与任何时代所呈现出的社会发展趋势都背道而驰，因而更令人感到万分惊讶。一般来说，那些少数民族或者少数派教徒被迫屈从于一个统治集团，因为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游离于政治影响之外，所以总会将自己异乎寻常的力量投入经济领域中。这一群体中最具有能力的成员都试图在这一领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获得认同，因为在政治领域，他们无法得到这样的机会。显而易见，俄国境内的波兰人和东普鲁士人就明确证明了这点，他们在那里扩张经济势力的速度远比在本国发展得快。在法国路易十四统治下的胡格诺教派，英国的非国教派与教友派，以及两千年来一直如此的犹太人，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但是，德国的天主教徒显然并未因社会地位与他们相同而具有同样的想法。在以前，无论是在荷兰还是在英格兰，无论是遭受迫害还是放宽宗教政策，在经济领域，他们从未像新教徒那样取得惊人的成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无论是作为多数派还是少数派，新教徒们(尤其是此后还将详尽讨论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某些支系)都本能地体现出一种对经济理性主义的敏锐洞见；而在天主教徒身上，无论他们是处于以上描述的哪一种情形，都从未有过这种表现。因此，如果只从特定时期的外在政治历史的大环境下来寻求造成两者差异的原因，显然是徒劳的，而宗教信仰永恒的内在特质才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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