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演讲中，斯诺用了很长的篇幅讲了一个“告诫故事”：两位科学家的两次冲突。故事主人公是英国科学家蒂泽德和林德曼，两人性格几乎完全相反，但似乎有一点相同：他们自尊心都非常强，都要让自己至少在某一个层面上做得很好。尽管两人都非常优秀，“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已成为皇家学会的成员”，但“他们知道，他们绝不可能在纯科学上取得高水平的成功”，“这就决定了一切”。
战争爆发后．两人都从纯科学领域中溜出来，蒂泽德成为政府聘用的最高级别的科学顾问，林德曼却成为丘吉尔的私人顾问，两人之间多年的友谊逐渐消失殆尽，“一定存在着一种我们现在再也不可能弄清楚的、早就潜伏下来的深仇和怨恨”。这也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两次冲突，在有关雷达抉择和空中轰炸问题上相互对峙和攻讦，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留下一个“如此明显又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教训”是，“封闭的政治的结果可能和公开的政治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这种在封闭的政治中所采用的方式所具有的一种特色，也是作出秘密抉择的方式的一种特色。大概对蒂泽德最初作出的关于雷达的抉择有所了解的人不会超过一百人，对此起了实质性作用的人不会超过二十人．而最后作出抉择的人不过五六人”。
对于这两位科学顾问蒂泽德和林德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的高层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各自为争取政府首脑人物的支持而互相攻讦的事例，斯诺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评价．以此说明了封闭政治的决策过程、机制和特征，并将其概括为三种形式：委员会政治、等级政治和宫廷政治。斯诺认为，在封闭政治中，这三种形式常常相互交织和作用，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外一种形式。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必定会采取三种形式中的一种。
据此，斯诺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最为合J理的决策方式?怎样才能防止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的难以挽回的危险呢?然而，答案却是否定的。尽管，斯诺也提出了一些尽量避免危险的措施，如为防止决策权的高度集中，斯诺主张让科学家活跃于政府的所有层面，以增加有秘密决策权的人数和“预见能力”；建立一个目际清楚、“拥有行动权力”的委员会，“至少，它需要有视察和追询的阻力”。否则它将有名无实。但这些，不过是一些改变决策层形象的表面措施，似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不合理决策形式的弊病。
斯诺的这篇演讲在当年曾经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促使人们对一度鲜为人知的政府决策过程进行思索，更被誉为科学社会学中最有价恒的思想之一。如果说，斯诺的巨大声誉是由里德演讲带来的，那么，他的思想价值更多地则体现在哈佛的演讲上。而实际上，说到底，“斯诺的公开宣言和小说作品都表明，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公众辨认，而是房门里面的事：他一直在设想‘两种文化’的命题怎样去影响一小撮政治家及其顾问们的决策”，全面实现工业化，以缩小贫富差距而实现世界大同。
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在谈起、纪念斯诺时，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他在剑桥发出的声音，而忘记，至少是忽略了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我们总是一遍一遍地，乃至有些习惯性地描述着“两种文化”在抖学界、文学界、教育界等方面引起轩然大波．而忽略了这个命题中断诺更为关心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科学在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对决策的影响，这才是“斯诺命题”中最核心、最紧要、更具有全球性的问题．电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1968年，斯诺在距离温斯顿·丘吉尔发表其著名的“铁幕”演说的地点极近的一个地方，发表了他的最后一次公众演讲。他说：“人们听到年轻人在问：走向何方?”斯诺如是说，他想用最简单的词语给出答案，这就是“和平，富足，地球上没有过剩的人口。这就是方向”。而斯诺指望，他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能对实现这些目标作出贡献。
后记 谁能告诉他们有那么一片自由与幸福
如果在这里，你没有看见我的光荣与梦想，那是我的错；如果在这里，你只看见我的光荣与梦想，那就是你的错。
——题记
2006年，何兆武的口述历史《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j联书店，2006年)出版后，西南联大以及相关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与学术”、“大学精神”、“知识分子”等词语再度成为称羡的对象。在许渊冲的《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何柄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宗璞的《南渡记》、《东藏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以及迟迟在大陆出版的鹿桥的《未央歌》(黄山书社．2007年)等众多有关西南联大人的书之后，《上学记》中吸引我的不再是西南联大及其逸事，而是字里行间、只言片语中毫不掩饰的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的自由与幸福。何兆武认为，幸福有两个条件：“一是个人前途的光明、美好，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个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然而这种自由与幸福的光芒，如此耀眼．让我忍不住挡住眼睛，习惯性地陷入黑暗。
十年前夏日的一个傍晚，我从虹口区一个小宾馆出来，沿着一条马路毫无目的走着。突然，我发现自己竟然到了复旦大学。多年后，我上下班坐公交时，依然能看见那个小宾馆，但我至今不知道我是如何走到复旦的。我只是麻木地走着，是围墙内篮球场上一群群打球的学生让我注意到围墙内是一所大学。于是，我停下脚步，小心翼翼地找到校门，发现竟然是复旦大学。于是，我走了进去，站在铁丝网外看着场内那些打球的学生。
此时，夕阳将最后一道金色光芒温柔地照耀在他们身上，形成一团团跳动而圣洁的光晕。我仿若看到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我站在黑暗中，看着他们，一种绝望渐渐涌人心中，渗入骨髓，直至每个毛孔。我可以忍受贫穷、忍受孤独、忍受辛苦、忍受陌生、忍受嘲笑、忍受一次次从头再来．但我却被这种绝望所击倒。
于是，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将行李打包托运到南昌，包括我自己。然后在市郊一个村子里用80元租了一家农户的小房间，里面只有两张竹床和一张桌子、一张凳子。晚上，月光可以从窗户斜射而下，在地上映射出另一扇发光的窗户。我躺在竹床上，望着地上的窗户，却望不见天空，我奇怪为什么月光依然那么亮?
我一个人住在村里。拒绝与任何人来往，白天看书，晚上在廉价的录像厅看各种烂片。父亲听闻之后，从老家跑到省城，在村里挨家挨户找到了我，央求我认命，央求我回家，我依然麻木而倔强，一个人留在那个考研村．开始自己第三次考研。
一年后，我考取北京一所高校的研究生，我终于可以上学读书了．却没有任何喜悦，只有后怕。多年来，几乎所有人，有时候甚至包括我自己，都将我的成功归结为我的个人奋斗，但多年后，我才渐渐意识到，我只是幸运而已。从一名中专毕业的乡村教师到一名研究生，有的只是幸运，是考研村中大多数人没有得到的幸运，是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学生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们从不知道、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的幸运。
1997年暑假，我偶然听一位同学说起，南昌郊区有个考研村，那里有不少人在准备一种叫“考研”的考试。第二天，我跑去我任教的乡级初中，向校长请了三年长假。第三天．我便驻扎到了考研村，成了一名“考研专业户”。那时，我并不清楚什么是研究生，我只知道，如果考上，我就可以上大学，我就可以读书了，那个时候，我认为只有在大学里的读书才是读书，可大学是怎样的，我一无所知。甚至到北京读研后，我才知道大学有图书馆，还分好多系，系又分为好多闻所未闻的专业，而中文系不是只有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
不过，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无知，因为在考研村里，我发现了一两百个与我一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大多中专毕业，在乡村中小学教书，拿着经常拖欠、饿不死人的工资，生活无望却依然心存梦想的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考研对我们来说，是一场持久的、残酷的赌博，虽有成功，但更多的却是失败、麻木与心酸。
生活的艰苦自不必说，更可怕的是压力，经济与心理的双重压力。在考研村中，有许多人几乎是破釜沉舟，一旦失败，再回老家．不仅没了工作，更是成为笑柄。几年后，我曾试图回忆这段日子。可是除开背书．机械地背着考试科目要求的书外．只有一片灰色。我记起一个头秃、背偻、土黄色的影子，当时一位同学指着他那弯曲的背影，笑着问我：“你猜他多大?”我摇摇头：“真猜不出。”因为我觉得他有40多岁，可我知道超过35岁便不能报考。同学笑着告诉我，他30出头，考了七八年了。我当时可能笑了吧。其实，我知道，考研村里的村民永远不会互相嘲笑．我们只有害怕，害怕某一天，自己也会成为那个样子。之后，我只要看到这个影子，便远远避开，不是害怕，不是厌恶，只是不忍心看他的样子，也不忍心提醒自己可能要面对的失败。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他最终是否考上。
我还记得莲花，她是少数几位考研女生中唯一一个妈妈级的考生。她只是想读书，想通过考研掌握自己的命运，但谁也不敢告诉她，考研是在拿青春赌命，她没有足够的资本，因为她年龄大了，而且她还有家庭、孩子。坚持两三年后，莲花带着对我们的羡慕和对自己的无奈，放弃了，消失在家乡的小镇中，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她的儿子身上。我记得她骄傲地告诉过我，她儿子很聪明，叫博扬，博士的博。我不知道莲花以后怎样了，因为有太多这样的同学，就此失去联系。
我还记得长毛。长毛当然是绰号，长毛发誓，不考上研，不剪发．犹如当年梅兰芳蓄须明志，长毛决定蓄发明志。最后一次参加考试前十几天，他执意放弃坚持多年的考研准备南下打工，几位考友苦苦相劝他才进了考场，并打算一考完就去打丁：，因为在此期间。他的父亲因车祸去世，他已不好意思再接受在外打工的妹妹的经济援助。然而就是这一次．他如愿以偿考入北大，此时，他的头发已到腰间。
我还记得有在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烧毁所有书的．有舞弊被抓而被罚停考最后南下广州打1二的，有千方百计找朋友住到学校附近旁听的……我还记得，食堂有落着无数只苍蝇的绿豆芽菜，宿舍中有一抽屉会飞的蟑螂……
我问过自己很多遍，也问过好几位考研成功的同学：“后悔当初那么考研吗?…‘不后悔!…‘如果有机会重来，还愿那样读书吗?…‘不知道!”
不知道，确实不知道。因为考取研究生确实让我们得到一张人场券．但这种赌博式的读书，让我后怕不已，也庆幸不已。是的，我是幸运的。在考研村中，比我执着比我勤奋比我艰苦的人很多，失败告终被迫放弃的人更多!而他们。只能无奈地回到从前的生活，没有了梦想的现实除了比以前更加困窘外，还多了一份心酸与嘲笑=奠以成败论英雄．只是一句连自己也骗不了的谎言。
但考研村里的村民却日盛一日。据说，在我离开考研村后，那里驻扎的村民成倍增长，房租与伙食费养活了那个叫石泉村的村庄．甚至有宿舍增加了一层。随后，我又渐渐发现，原来考研村不只是南昌的特产．北京、上海、重庆等各地都存在着考研村，我甚至曾遇见过来自内蒙古、四川考研村的村民。听说了更多有关考研村的故事之后，我才知道．自己不只是幸运，简直是侥幸。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把我未能读高中、未能有机会上大学的原因归罪于我那目光短浅、谨小慎微、农民出身的父亲。当时，父亲给我的理由是：“一个女崽．有一个铁饭碗，你还想要什么?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14岁的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多年后．已去北京上学的我再次抱怨父亲当年为我作的粗暴选择时，父亲的回答是：“我们哪懂，我们哪知道大学!”24岁的我，仍不知如何面对父亲的回答。
其实，父亲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年轻时候的父亲也像我一样那么渴望上高中、考大学，但艰辛的生活已让他不敢奢求什么，吃饱穿暖就是幸福的极点，于是，他报考了当时受到过毛主大为称赞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因为在那里读书不要钱．还有饭吃。即便当时家中负担我读高中、上大学完全不成问题．但一个铁饭碗．一个国家干部编制的铁饭碗．便已达到了父亲认为的上学目的与幸福极点。他又怎么会允许、怎么能放心我去追逐他所不知道的虚无缥缈的自由与幸福?
1994年．师范毕业后我回到陌生的老家成了一名乡村教师。那时，师范生分配工作实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方针。我读师范时，父亲因T作调动从大山回到了离别近30年的老家，待我毕业时，我也因此分到父亲的老家做了一名乡村教师。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农村．也让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父亲如此轻易对幸福感到满足。
起初两年，我在乡中心小学教书，不久我发现．五年级比一年级少两个班。男生比例明显增加。其中原因，不问也明白，因为不让女孩上学是非常普遍和自然的现象。每年义务教育考察时，学校便放半天假，所有教师集中在一个教室里，为适龄上学而未上学的学生伪造学习卡，其中大部分是女孩。记得当时一年级有一个男生，他的班主任告诉我，他是乡里远近闻名的“超生游击队”修鞋匠的七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也是唯一一个上学的。
第三年，我调到乡级初中上课．又发现初三比初一少了一个班，而且每个班的人数也明显减少。寒假过后新学期开始，我发现自己班里少了两位学生，我问其他同学他们怎么不来上课?几位男生争相回答，言语中充满羡慕：他们不读了，去厦门打工了。他们堂哥带去的，一个月150元!我大惊：这怎么可以呢?初中还没毕业?!一位学生撇嘴说道：那还不是一样。初中毕业后也是打工，不如早一点挣钱，还不用在这浪费时间浪费钱。
课后。我又向一位老师提起这件事．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师凄然笑道：“以前还有点希望，现在你看他们有希望吗?”
我不禁一阵冷缩，第一次发现自己正如父亲所说“身在福中不知福”．第一次意识到对于我的学生来说，我已经到达了他们永远不能到达的幸福极点。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读的师范学校已经转轨成职业高中，而在此之前，这所师范学校是他们所知道的上学的最高目标和得到幸福的唯一途径，虽然录取分数比重点高中还高四五十分．但若是考取了这所师范学校，就可以一跃“农”门，取得城镇户口，还有一个铁饭碗。而读高中上大学，对于他们来说．不啻海市蜃楼。
其中，让我最唏嘘感慨的是我的一位远房堂兄的故事。这位比我大一岁的堂兄比我晚一年初中毕业，但他没有考取师范学校。因为这所师范学校只接收应届生．此后三年．我的堂兄不断改换学习卡，辗转各个乡的中学，不停地报考师范．直到师范学校转轨．他依然未考取。此时．他已成为村里的一个笑话。他的父亲发狠，不信他这位在村里唯一能读书的儿子，不能得到一个铁饭碗．不信他家祖祖辈辈都只能种田。于是，我的堂兄继续读高中，三年后他考取了师范专科学校。可毕业时．已经没有了包分配工作的概念。他只好在我曾经待过的那所乡级中学做聘用教师。庆幸的是，不久由于教师大量流失，教育局进行了一次公开的社会招聘．这次，我的堂兄考上了，终于进城做了一名有编制的小学教师，成为了“公家人”，实现了他和他父亲的幸福梦想。此时，他已过而立之年。但这时候，他已不再是村子里嘲笑的对象，而是众人艳羡的对象与可望而不可即的幸福梦想。
多年后，我在老家遇见了这位幸福的堂兄，身后是随之也进城的他的父亲，脸上是掩饰不住的骄傲。此时，我已研究生毕业，在上海工作。我的堂兄和他的父亲谦卑而又敬畏地看着我，不敢与我说话，犹如十年前的夏日傍晚，我在铁丝网外，望着篮球场内那个不真实的永远不会属于我的世界。
1994年，根据刘醒龙小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在我读师范的县城上映，学校组织集体观影。当时，“四大天王”盛行，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以为放的是前一场的港片，电影开始后才知道是《凤凰琴》．这是给读师范的我们放的专场，进行师德教育。因为用学校墙上的标语说，“中等师范学校，是乡村教师的摇篮”。
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电影的内容会与我几个月后开始的生活有多大联系。只记得刚看完电影的那些日子里，教室里每天都会响起口琴与笛子合奏的国歌，轻松欢快，夹杂着喧闹嬉笑与少年愁滋味。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渐渐体会到《凤凰琴》中，每日随着国旗升起而响起的口琴与笛子合奏的国歌的沉重与心酸。
在老家那所中心小学教书的第一年年末，全乡小学进行会考。我被派往一所村小监考。我与一位老师坐着一辆龙马车一路颠簸而去，直到我全身近乎麻木冰冷，才听到同行的老师说“到了”。我跳下车，没有看见想象中的村庄与学校。我问：“学校在哪啊?”这位老师笑了，指着不远处一排孤零零的低矮破烂的土屋子说：“喏．那不是嘛。”此时，我才看到土屋外，斜斜插着一面国旗。
待我低头弯腰走进土屋，看到里面坐着的学生，我才确定这确实是一所学校。学校的学生来自附近3个村庄，为了方便所有的孩子，学校设在3个村庄的中间，所以，我看不见村庄．也不知道有多远。学校的学生不到15位，分3个年级，只有一名代课老师。监考时，这位30来岁的女代课老师不停地向我们介绍她的情况：她一人教3个年级6门课，赶进度已经够呛，根本顾不上教学质量；她一边上课一边还得种地；她好几年忙得都没赶墟了……同来的老师会意地笑笑，而我一直担心教室后面．时不时从木板大窟窿里探出脑袋的牛，是否会跑进来捣乱；或是疑惑地看着用破旧油纸糊的窗户，不知道是否应该告诉他们，若是把那些洞糊好一下，教室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冷得彻骨。
回来路上．同行的老师告诉我，那位代课教师不停地抱怨是希望我们监考时能睁只眼闭只眼，因为如果学生成绩太差．她那份一个月50多元的工作也难保。那个时候，正是取缔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的高峰。但实际上，这位代课教师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几乎没有正式教师愿意到这种村小工作，即便当时中心小学的教师已开始人满为患，也没有人愿意去那里上课。
许多年后，我看到一篇报道说，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乡村教师开始大量流失，以打工或是考研考公务员的形式进城，成为一个不小的社会问题。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还是最早最成功地逃离乡村的教师中的一位。据说．后来在我老家逃跑的乡村教师越来越多，以至于教育局两三次清理开除有名无实的教师，并不得不从社会上招聘教师来填充不足。我的堂兄就是因此而实现了他和他全家人的幸福梦想。
2009年2月5日，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8年度人物评选”揭晓，扎根大凉山悬崖18年，撑起“天梯学校”的李桂林、陆建芬夫妇，当选“感动中国2008年度人物”。报道称，他们“为了大山的孩子们，付出青春与热血，不求回报，感动中国人物当之无愧”。因为直到今天．“陆建芬仍是代课教师，每个月领230元的工资”：在看到这个报道后，我大吃一惊，我没想到十多年前的“凤凰琴”依然存在。我第一次感到羞愧，不是为自己的逃跑，而是为我已忘记却依然存在的“凤凰琴”，为依然需要靠“奉献”而牛存的乡村教育。
在媒体网络上的报道中，李桂林、陆建芬的艰苦、贫穷、无私、奉献、理想不停传诵，不停挣得空洞而廉价的赞誉。而真正打动我．让我掉下眼泪的却是一行不起眼的话。接受采访时陆建芬说：“希望上级领导考虑我的具体情况，如果我能早日转正，赡老护幼的压力就会减轻，也会感受到国家正式教师的荣耀。”在这句被许多媒体忽略的话中，我看到了最真实的李桂林与陆建芬，我想起了多年前看到的无奈与心酸。
10多年前，在老家村小遇见的那位代课老师，我不知道她后来怎样了。但当时与我一同去监考的老师，不久却离开了学校，成了一位彻彻底底的农民。因为她是民办教师，年龄大了，不可能再转正。而新分配来的师范生，已经取代了他们的岗位。这位熟悉每一位学生家庭、性格、脾气的老师，带着一丝无奈与嫉恨离开了学校。
在乡中心小学教书的第二年，一位女同事怀孕了，想吃酸的。她的丈夫为此特意骑摩托车进城，买了半斤葡萄回来。葡萄与他们的奢侈立即传诵成爱情童话，连整日不出门、听不懂老家方言的我，也在第二天就听到了这个童话。这对小夫妻是当时不少人称羡的对象，因为他们两位都是师范毕业生，都是有着正式编制的老师。当时在那里，一位男老师找到一位女裁缝或是有一门别的手艺的人，是非常般配的，若是能找到一位女老师，是非常幸运的。而能吃上丈夫买来的18元一斤的葡萄的妻子，无疑是幸福的。到乡级初中教书的那一年，学校新分配来一位男老师。这位男老师报到后对校长说：我不要上课，我要先找老婆。自此，他每日骑着摩托车在外，校长既理解也无奈。
后来，在考研村，曾在我上铺住过的“姐妹”告诉我，因为有人把乡长的儿子介绍给她而她不同意，为此备受刁难贬到更为偏僻的村小，一怒之下她来到这里。到了这里，她才知道原来可以考研。她是我们那最勤奋也是最早考走的不多的村民中的一位。而这种故事在考研村并不罕见。那时，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很大，大到我无法想象。
我所在的乡中心小学，在我们那三十几个乡镇中算比较好的；我的老家，在我们那个地方也算比较富庶的县；我的父母不仅不需要我供养，每个月还给我贴补，我似乎没有逃跑的理由。当我听到葡萄的故事时，只是一笑而过。那时，我总是看着已在大学上学的初中同学从远方寄来的信。那年，我18岁．却感到已走到生命的尽头．无比苍老。
曾经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长辈，对于我不甘“奉献”的自私行为和范进中举式的考研经历评价道：“你是自找的，因为你有所求!”我惊呆了。因为这与父亲平常骂我的话一模一样：“别人能活．你为什么不能活!”对此，我至今无言以对。
不过，对于我的逃跑，我从未得意过．也从未羞愧过．有的只是庆幸与感激。我总是想，若是我能早点知道有那么一种自由与幸福的存在，若是我能有选择那种幸福的自由与权利，那该多好啊。
四
2006年9月．北京因取缔了不少没有办学许可证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引起不少争论，赞同者认为这些学校教学质量低下，不少仅仅是为了挣钱J而根本不懂教育，甚至有只上过小学二年级的农民来招生办学，完全是误人子弟；反对者则认为有甚于无，学校条件再差，至少也让孩子有一个去处：当时在北京无所事事的我一时好奇，在小西天附近，找到了位于北市大兴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行知学校校长黄鹤。刚过不惑之年的他，身着白色衬衫．灰色长裤，干净而朴素，鼻梁上的大黑框眼镜为温和、宽厚的他平添了几分书生之气。
“中国的农村教育根本走错了路!用陶行知的话说，就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一坐下来，这位陶行知的追随者黄鹤便直奔主题，讲述自己的办学之路。 从学生时代开始，黄鹤便视毕生致力于乡村教育、贫民教育的陶行知为自己的先行者，而与陶行知“结识”，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
黄鹤出生于安徽农村，14岁那年．一本误买的《行知书信集》决定了他一生的奋斗方向。他在自己课本的扉页上写上“做一个像陶行知一样的大教育家”。然而高考那年，一场大病让黄鹤没有如愿进入大学。复读无门的他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为那些因为穷或没有门路而不能上学的孩子办学校：此后，他开始了自己四年独特的流浪游学生活，走遍了陶行知生长、办学乃至安葬的所有地方，走遍了三分之二个安徽。之后，他开始 在实践中探索真正适用于农村的教育模式，先后到河南南阳、山西临汾等地的私立学校推行自己的教育改革主张，但均告失败。1990年，他来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师从教育界权威王道俊教授。学成后，他接到深圳南山区教育局邀请，到该地从事小学教育改革，这一改革只持续了几个月。
1994年．应中国青年基金会希望工程邀请，黄鹤开始负责全国希望小学的管理和教师培训工作，并组织开展“中国希望小学调查”。1998年．黄鹤想去农村创办学校，但碍于资金难题．这个想法只能流产。这时黄鹤接到了陶行知当年创办的最有名的学校——南京晓庄学院的邀请。欣喜若狂的黄鹤立即带着妻子来到南京，期望在他心目中的教育改革“圣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一年后，现实再次让黄鹤感到失望，他不得不选择离开。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他把自己关在家中，剃了光头，足不出户，反思白己所走过的路。
2001年的一天。黄鹤偶然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有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报道，得知虽然有一些由打工者自己办的打丁子弟学校，但教学质量普遍较差，黄鹤心中顿时豁然开朗，终于知道自己该走什么路了!他说：“当时北京有十几万的农民工子女．农民工自己办了一百多所学校，但大多数都不合格。农民工自己，卖白菜的甚至捡破烂的，都办了那么多学校．我还算是一个研究陶行知的、要办学的，再没有理由坐在这里空想了。”
2001年7月14日，黄鹤开始办学。他首先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开始实地考察。从朝阳到海淀，从丰台到大兴，一个多星期跑了十几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学校之多、设施之简陋、教师素质之低下让他触目惊心：办学人根本不是科班出身．学校也极其不规范，租用的民房设施简陋，完全处于地下状态。考察结果让黄鹤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办学决心。他从朋友处借了2000元钱作为启动资金，同时得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庆丰、杨建、徐晓龙等三位 教育硕士的支持，四人经过考察，决定将学校办在农民丁子女聚集较多的地方：丰台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那个市场很大，小孩子这里一窝那里一窝的。问他们的父母孩子在哪里上学，有的说刚从老家来，还没来得及找学校；有的说孩子早就不上学了；还有的带我们去看孩子上学的地方，那种学校和我在考察中看到的没什么两样。”
四人立即租用附近一家村民办小旅馆的七间房子作为校舍，把北京小学捐助的150套课桌椅、电视和投影仪搬过去，黄鹤还将自己家里的书全部运去，将教室装备齐全．并给学校取名棚鹏学校(行知学校前身)。黄鹤解释说：棚——陋室也，谓弱势群体，即农民l丁子女；鹏——世之大鸟也，谓希望，昭示了办学目的。棚鹏学校，意为“棚居何陋有真教，鹏翱万里在良师”，至今．这还是行知学校的办学宗旨。
8月6日，棚鹏学校正式对外招生。为了取得家长的信任，他们亲自跑到农民工住处做说服工作，并用三轮车把家长拉到学校实地考察。在他们的真心感动下．棚鹏学校迎来了首批5名学生。几天后，学生开始逐渐增多：7个，9个，20个，90个……
当一切逐步走上正轨之时，因为没有办学许可证，8月26日，棚鹏学校遭到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查封，学校被迫第一次搬迁，搬到丰台辖区内一所公办学校的旧址。I 1月27日、29日，学校又连续两次遭遇查抄，学校被彻底砸烂、彻底抄家、彻底封闭．未留下一片纸、一本书、一支粉笔。1次封校，在当时的北京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棚鹏事件”。
然而．这并没有动摇黄鹤为农民工子女办学的决心。他回忆说：“11月29号，最冷的那一天．到了晚上七点多，孩子们都不愿离开学校，要护校，中午没吃饭，晚上没吃饭，那么冷的天，那些抄家的联防队员，都穿着大衣，蹲在空调车里。我们学校救助的一位卖冰糖葫芦的i年级小姑娘，不知从哪里找了一个一次性的杯子．装了一杯热水．端到我身边说：“校长你把这个喝下，暖和暖和，你不能倒下，如果你倒下，我们就不能再上学了。‘我当时抱着这个小姑娘就哭了,我说校长不会倒下,只要校长还活着，这个学校一定办下去。”
12月1日至10日,在严冬中．棚鹏学校集体失学的197名学生，“无家可归”的全体教师，坐在临时租借的当地老乡的两间阴暗潮湿，四处漏风、漏雨、漏雪，无暖气，无用电照明，无任何家具的小屋里，凭借两块木板和老乡送给的旧棉被，仍坚持着上课。
这时，一位学生家长提供了一条线索：大兴西红门六村有个闲置的养鸡场准备出租。黄鹤连忙跑去联系，租用了8间房子作为校舍。12月10日，雨雪交加中，棚鹏学校第二次搬迁。
此后，由于经济、校舍扩建等原因．棚鹏学校又被查封一次、搬迁三次，直到目前这个校址才稳定下来。期间。2003年7月1 3日，棚鹏学校更名为“行知学校”，其意为“弘扬行知精神．走行知路．做现代行知人”。2004年10月12日，学校拿到了大兴区教委颁发的教学许可证，从此。行知学校逐步走上正规、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和黄鹤交谈的两个小时里，他接了两个电话，都是学生家长打来的，要求减免学费。黄鹤几乎二话没说便同意了。
我问他：“你这样是否太草率，不怕家长欺骗?”
黄鹤笑了笑，说：“每每看到这样领着孩子来求学的家长，我就像看到当年我妈妈领着想进复读班的我。因为无钱无势而被关在门外的情景。所以在我们学校，没有哪一个老师敢说‘没钱．你就不要来上学’这样的话。我的学校是为需要它的孩子办的，也可以说是为自己的内心办的。”
“那要是家长欺骗呢?”我追问。
“当然免不了，但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家长都是诚实的。”他淡然说道。
据介绍，本着陶行知的“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为招生原则的行知学校．对家庭困难的农民工子女施行减免费助学金制，现已减免救助失学或半失学农民T子女近千人次，救助款达二十多万元。作为老师和校长，黄鹤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到这里来上学的孩子，不管什么原因，都坚决不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失学。而他捡孩子上学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
2002年9月，6岁的男孩靖明刚跟着安着假肢的父亲——一个靠捡垃圾维持一家六口生活的安徽来京打工者，从他们的居住地——大兴一个垃圾场临时搭建的窝棚里，来到行知学校报到。靖明刚的入学手续办得很顺利。当黄鹤将父子俩送到校门口时，发现两个胆怯的小姑娘向校园里张望。询问之后才得知，原来靖家还有三位没钱上学的超龄孩子：两个9岁的双胞胎女儿和14岁的大姐。黄鹤二话没说，立即为四位孩子免了所有费用，安排入学。如今，四位孩子在同一年级读书，成绩包揽前四名。黄鹤说，“如果不是行知学校，他们便很难再学习，只能是文盲了。尤其是姑娘们的命运，将可能很悲惨。”
也是从那年开始，每逢新学期到来，黄鹤就去西红门、新发地、西沙窝等地的垃圾场、菜地里、废品收购站、旧货市场里……像捡有用的废品一样往学校捡孩子。迄今，像这样的学生，他捡了近30个。
“陶行知曾说到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去办教育，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如今，全国大约1000万流动儿童，他们的教育现状仍然堪忧，我就是要为他们办学!”说话中，黄鹤眼中透出一丝坚毅。
实际上，据我后来的了解，由于这所学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捐助(捐款、捐物)，其次是学生缴纳的学杂费，财政状况一直处于非常尴尬和不稳定的境遇，甚至是举步维艰的地步。我曾再三问黄鹤，他是如何挣钱如何维持学校的发展的，毕竟这是长期的事情。这位刚刚还沉浸在自己理想中的校长顿时黯然．一再回避这个问题。
第二天在大兴，我看到了这所干净整洁、井井有条的民T子弟学校。此时，行知学校的办学条件基本达到北京市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的基本标准，学校占地30亩，在校生一千多人，设有11个年级22个班，用上了与北京其他正规小学一样正规的教材。而他的办学模式与教育理念更是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在那里，我遇见了两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他们每个星期都会自愿来这里免费给孩子上课．同时以此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在学校会议室的墙上，我还看到了2005年8月美国波士顿教育局派出的38人考察团的留影照片，以及黄鹤出外考察与作报告的照片。不过，也因此有人怀疑黄鹤的办学目的，这几乎让我不寒而栗。
我只想说，在行知学校那些孩子脸上，我看到了幸福，是我的学生所没有的幸福，或许是数以千万计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与农村孩子脸上所没有的幸福。当我正在为这一千多名孩子感到庆幸时．一位女孩却用求助的眼光看着我，问我她该怎么办。原来，她初中就要毕业了．按规定，她必须回河北老家参加中考．因为行知学校只是提供教学，不能参加统一中考，给孩子们提供继续上学的机会。可是她不想回老家，因为来北京很多年了，老家没有人了，她想考北京的技校留在北京，但没有报名资格。
“可是你回去可以上高中读大学啊。”我说。
“啊，大学，不可能的。”女孩几乎惊叫。
卑微而短暂的幸福瞬间溜走。我无法告诉她，世界上有那么一片自由与幸福的存在。
五
2007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初中班主任的电话。放下电话，我匆匆赶往提篮桥附近一个巷子里的小宾馆，见到了16年没有见面的班主任以及他的妻儿。一见面，班主任对我说，奇怪，怎么没变似的。我说，你也没变。其实，我变了，他也变了。当年那位风华正茂烫着卷发引领时尚的班主任，已经变成一位重负中的男人——被工作、家庭压得满腹牢骚的中年男人。这次上海之行，是他们一家筹划多年的还愿之旅，但腐烂的梅雨和小旅店坏了的空调让他们变得有些狼狈与不愉快。当这位在课堂上让我第一次知道“国家”、“公民”、“自由”、“权利”、“平等”、“幸福”等名词的公民常识课的老师，向我抱怨工作的烦琐与工资的低廉，惊讶上海的物价与繁华，担心自己儿子是否能考上大学时，我对他说：“你们来得真不巧，梅雨季节是上海最难受的时候。”
我没有告诉他，我已经近两年无所事事，现准备再去上学读书。因为我已经知道，读书与上学是两回事，但我不敢肯定，有那么一种自由与幸福的存在。
此时，父亲已对我绝望。他对仍要继续上学读书的我说：“女崽子，我求求你，你就认命吧。”
一年多后，我匆匆赶回老家．跪在父亲身边，号啕大哭：“我认命，我认命。”
然而，父亲无动于衷．甚至没有看我一眼。几个小时后，父亲在我怀中去世，已失明的左眼缓缓流出一颗眼泪。这是骨瘦如柴的父亲的最后一颗眼泪．这是世上最疼我的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颗眼泪。
罗四鸽
2009年10月28日上海
一只猪所幻想的自由
楚门生活在一个桃花岛上，平凡且快乐。一天，天空落下一台摄像机，于是，他渐渐发现了自己生活的真相。原来他只不过是一场真人秀的主角，从他出生起，每天就有5000台摄像机对；隹他，向全世界同步直播他的生活，这已有30年了。他身边所有的一切，父亲、母亲、女友、妻子、邻居、同事，乃至匆匆而过的路人，以及他上学、工作、家庭、婚姻、父亲的死亡、女友的失踪都是安排好的，整个桃花岛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而他只不过是一个被操纵的木偶。所有的真实都是虚假的。于是，楚门开始逃离这个被安排的世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自己也生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中。在看电影《楚门的世界》的那段时期，我正迷恋法兰克福学派那帮聪明绝顶却冷峻忧郁的德国老头们，以及一个大概永远无法看懂的法国老头拉康。诚如《拉康选集》…译者褚孝泉所说，阅读拉康是一个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拉康(或是译者)诡谲隐秘、难以卒读的文字，更来自拉康对人的自我的分析与论断，这种对人心智的挑战，也可用褚孝泉话说，到了容忍的极限，“是一个极品”。我曾很努力地读那本650页的《拉康文集》，想和楚门一样，以便发现人的真相与生活的真相。
若要理解拉康的了不起，从西方主体性理论发展历史来看，或许是一条最简便的途径。首先需要提到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在此之前，西方传统哲学认为人的主体围绕着客体转，而康德则用理性为道德与知识立法，认为只有客体／认识对象进入主体，符合主体的先验认识能力才存在，人的自我自此成为了思考的对象，于是便有了笛卡尔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于是便有了弗洛伊德对人类理性背后充斥着生物本能的无意识的“发现”，这个发现对“传统理性的颠覆不啻于达尔文的进化论给自诩出身高贵的人类所造成的打击”。而拉康最了不起的地方，便是打着“回到弗洛伊德”的旗号，对弗洛伊德进行了颠覆，彻底否定了理性的存在，宣布了“人”的死亡，残酷地指出人的本质与真相——“自我即他者”。在拉康看来，根本不存在纯粹的独立的自我，自我借助于他者而诞生、而存在，真正的”我”存在于我不思之处。人这个主体只不过是一具空心人，镜像人，症候人，永远只是在欲望着他者的欲望。
不过，若要我说出拉康是如何对弗洛伊德进行颠覆，如何论证出“自我即他者”的，绝对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即便是他的好友海德格尔，在<拉康文集>出版后，给朋友的信中依然说道“我现在还不能在这些显然是巴洛克式的文章中读出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意思来。”而福柯则抱怨说：“在这个隐晦的语言中完全没法找出个头绪来。”为此，我只能说说自己也许对，也许很不对的感受。这本几乎看不懂的《拉康文集)，仿若就是那架从天而降的摄像机，让我和楚门一样，发觉自己的生活不对劲，还有那么几次我仿佛体会到了拉康所说的人的本质，于是我发现自己也生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中所有的选择都是封闭的，所有的真实都是虚假的。而我，只不过在演一出出生、活着、死去的漫长悲剧，与楚门一样，我甚至连导演都不知道是谁，不同的是，我连一位观众都没有。于是有那么几天，不知为何，我总是想起“薛定谔的猫”。因为在拉康看来，人实际上只不过是文化、意识形态的创造物，是一个非理性毫无先验性的主体，存在于与其他主体相关联的、不断变动的拓扑网络中，人的生命时时刻刻都犹如那只密室中的猫，似乎有着所有存在的可能，但实际上，在密室被打开的那一瞬间，只能被迫从所有的可能中，选择／被选择一种方式的存在。更为恐惧的是，它最后的存在状态与生死，其实不是其选择／被选择所决定的，而是由那只打开密室的手所决定的。猫在密室中的所有选择(即便不是随机性的)，都无法突破那间有着各种残忍装置的密室，并且毫无意义。
要接受这样的真相与这样的命运，非常残忍。不过，拉康也指出，对自我的认识与寻找是镜像前的幼儿与猴子的本质区别所在，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争取其主体性、维护其主体性的征程，就是一个不断寻找自己的征程可是，人虽然似乎有着无限的自由，但实际上人的自由并没有超过薛定谔密室里的那只猫。于是我会忍不住想，倘若，那只可怜的猫其实是一只长着獠牙在野外拱食的猪，它有可能找到自己吗7电影中，楚门的方法是逃离。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终于有一天，他成功了。他驾驶着小船，逃离了桃花岛，逃离了那个不真实的世界，逃离了那场30年之久的真人秀，在大海上独自与风暴、雷电、巨浪搏斗。终于，风平浪静，太阳重新升起，然而，承载他走向真相、走向自己的小船，却撞破了蓝天。原来，那些电闪雷鸣、狂风大浪、蓝天白云都只不过是一个布景，所有的一切依然是导演安排的。这次，在那巨大而美丽的布景前，楚门崩溃了。
对于人类的这种命运，拉康本人似乎也无可奈何。在《拉康文集》出版后，拉康不止一次说过：“我想说我不抱任何希望，尤其不抱被人理解的任何希望。”此话，既可看作是对书而言，更可看作是对人的本质而言。1981年9月9日，拉康因病逝世。在人生的尽头，他淡淡扔下一句话，“我将成为一个他者。”或许，在这里我们只能指望拉康所否定的理性依然存在，指望理性所带来的主体能动性依然存在。而理性，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实体，而是在不断斗争、质疑和反思过程中寻找和塑造的，就是“将智性的悲观和行动的乐观相结合“。
崩溃的楚门站在大海蓝天的布景前，愤怒地谴责自己从未见过面、却安排主导了他生活30年的天才导演克里斯托弗。如上帝一般创造了楚门的世界的导演克里斯托弗，站在天空控制室中告诉了楚门事情的经过，并试图挽留他“外面的世界和我为你创造的这个世界，一样地虚假，一样地谎言，一样地欺骗”，“只有在桃花岛，你才能安全、幸福”。
楚门不为所动，他在布景墙上发现一扇门和一个“EXIT按钮”。他按下按钮，跨出门，踏进无知的未来的世界。我不知道楚门是否能找到真相、找到自己，我也不知道一只理性而快乐的猪是否能摆脱猫的命运而寻找到它的自由，寻找到它自己。可我却依然希望对它说，像楚门一样，跨出门去，然后真实地活下去，哪怕是戴着猫的面具。
来波士顿完全是一个至今依然觉得意外的决定。这本书主要是我在波士顿生活期间所写的一些文章随笔。“出发吧，情书们”一辑可以说是写绐自己的，也可以说是写给任何一位喜欢的朋友的，或是任何一位陌生人。其他两辑文章拉拉杂杂，间杂几篇读书期间的文章，还希望拿到这本书的读者莫怪。
很感谢公园街教堂与PSlF，正是看到公园街教堂的介绍，我才最终决定来波士顿的，感谢PSIF的朋友们两年多对我的宽容与关心。很感谢《独立阅读》的朋友，回首五年多一起走过的读书岁月，不知不觉中你们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和我的父亲，你们是我所有的虚荣。
对了，楚门音译自英文Trueman，意译是。真实的人”。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罗四鸽
2013年3月于波士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