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贤亮编著的《清史》系“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之一。主要从1644年至1912年细述清朝的建立、兴盛、衰落与终结，对清朝的政治、社会、生活、文化等作了深入浅出的解析，既重视重要史实的还原与细节的描画，又注意历史叙事的详略把握。全书呈现出了清代政治历史与社会变化的复杂性，并为人们理解清代提供生动而丰富的史事依据。全书附有大事年表、帝王世系以及历史地图。

《清史》由冯贤亮编著。

清朝前后历十帝、二百六十八年。康乾之世为鼎盛时期，乾隆晚期自诩是“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天朝上国”，实已盛极而衰。嗣后，列强人侵，民族危亡，志士仁人提出了诸多救亡图存的主张。洋务运动的破产、戊戌变法的失败，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救国热情，在汹涌的革命浪潮中腐朽的清王朝最终被推翻。

序一

序二

导语

第一章 顺治开国

 第一节 山海关外

 第二节 李白成进京

 第三节 王朝更替

 第四节 顺治十八年

第二章 康熙大帝

 第一节 康熙继位

 第二节 三藩之乱

 第三节 收复台湾

 第四节 开明治世

第三章 盛世景象的“另一面”

 第一节 庄廷罐与戴名世

 第二节 奏销和哭庙

 第三节 社会控制

 第四节 李煦奏折

 第五节 民生的艰辛

第四章 雍正朝的政治

 第一节 雍正即位之谜

 第二节 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第三节 年羹尧被杀

 第四节 田文镜的发迹

 第五节 李卫与鄂尔泰

第五章 雍正的思想与信仰

 第一节 汪景祺与查嗣庭的悲剧

 第二节 吕留良案

 第三节 齐周华和谢济世

 第四节 雍正的文化信仰

第六章 乾隆盛世

 第一节 乾隆鼎盛局面的形成

 第二节 文化之狱

 第三节 科举兴盛下的儒林人生

 第四节 政以贿成

第七章 和珅及其时代

 第一节 和珅的荣耀之路

 第二节 抄家清单

 第三节 马戛尔尼使华

 第四节 天朝自大

第八章 鸦片战争

 第一节 鸦片之祸

 第二节 林则徐禁烟

 第三节 火烧圆明园

第九章 太平天国运动

 第一节 洪秀全的故事

 第二节 东进江南

 第三节 天国的陨落

 第四节 咸丰帝之死

 第五节 同治并未中兴

第十章 傀儡皇帝

 第一节 垂帘听政

 第二节 中日战争

 第三节 议行新政

 第四节 庚子西狩

 第五节 夕阳下的瀛台

第十一章 最后的帝王

 第一节 宣统皇帝

 第二节 宫廷生活

 第三节 帝国的终结

附录

 附录一 清大事记

 附录二 清朝世系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清时期形势图

结束语

第二节 奏销和哭庙

奏销案是清初发生于江南地区的政治事件。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将上年奏销有未完钱粮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溧阳一县的官绅士子予以全部黜革，史称“奏销案”。除了文字狱外，对江南知识分子打击最大的，应属“奏销案”了，差不多就发生在庄氏史案期间。

从顺治二年（1645）江南平定后开始，中央下令废除沉重的苛捐杂税，赋税只照旧额的二分之一征收。这让江南人十分高兴。当时上海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一时人心，翕然向风”，此后又“裁不急之征，减可缓之税，节可缓之用”，比较下来，民众的负担远较明末天启、崇祯年间为轻。到顺治末年，地方财政税收拖欠的情况多起来了，地方官常因积逋太重而被罢官。每个人都要向省里上缴钱粮，有的地方就想用新征的方法来推补积欠。一些县在新旧县令交接之际，出现了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

江宁巡抚朱国治无法向中央交差，将责任推到了地方士绅和衙门官吏身上，要求中央进行严惩。当时提出首先要这样整治的地方，是在常州府的无锡县和苏州府的嘉定县。政府出台了这样的条例：凡绅衿欠八九分者，革去名色，枷两个月，责四十板，仍追未完钱粮；即至三四分以下，亦责二十板，革去名色，但免枷号。这就导致了江南地方士绅的强烈不满。

在此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也发生在顺治十八年，就是苏州府首县吴县的“哭庙案”。此案的发生，与奏销钱粮政策的推行有莫大关系。新任吴县知县任维初为了执行中央政策、加紧征收地方欠税，制定了颇为苛刻的措施，引起地方士人的极大愤慨。

二月初二，顺治的遗诏到达苏州府，地方官员们准备“哭临”。初三，生员倪用宾等人向巡抚朱国治上书，揭露知县任维初指使粮仓总管吴行之私粜漕粮七百石、贪污受贿、滥用酷刑等罪。二月初四，一批文人聚集到神圣的文庙中，参加哀悼顺治皇帝的活动，实际目的是要发泄对时事的不满。同时，任维初已被摘掉官印，看押在土地庙中。任维初见人就说，是巡抚朱国治“要我银子，故此粜粮”。朱国治也很紧张，认为问题的症结在那些读书人，就按“诸生惊扰哭临，意在谋叛”的说法，上疏朝廷。朝廷认同了朱的意见，五月份即在江宁府（即今南京）举行初审，将领头的倪用宾、沈琅、顾伟业、薛尔张、姚刚、丁澜、金人瑞、王重儒八人判成死罪，家产充公，妻孥流放；另外，张韩、来献祺、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玢、叶琪、唐尧治、冯郅十人也被判死刑，所谓“太身典刑”，到八月七日一起执行。至于其他受株连而被害的，就更多了。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当属金人瑞，也就是金圣叹，是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作为当时的文人代表，他被处死给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也因为“哭庙案”的发生，使政府决定，本来限于嘉定、无锡两县推行的奏销措施，到五月份后，推广到整个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和镇江府地区，统一要求“陈明钱粮拖欠之由补入年终奏销之例”。到年底，政府以嘉定县乡绅生员拖欠国家粮额为由，兵备道“擒拿”了数十人作为典型，锁押在尊经阁中。

这件事使地方官员备受震惊。顺治十八年原来也要照常规进行追索欠额，但顺治帝于当年驾崩，地方暂得幸免。不料康熙登基后，将康熙元年视为顺治十八年，不到一月时间，即下令仍要催纳顺治十七年的奏销钱粮，地方上顿时紧张起来。胆小怕事的，很快就在正月内结清，但大多数坚持对抗的姿态。这些人的拖欠数占了总数的十分之八。七月间，中央再次下达正式文件：凡在二月份以后输纳钱粮的士绅，一律革职。

当时，地方官吏和士绅们当中，确有拖欠钱粮的，民欠的则更多。大家认为开国之时的法令推行，只是试试而已，并不认真对待。所以官衙里造统计册时，“只照当日尾欠，草草申报”。这里面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因为有的已完成钱粮的被写成“欠”，有的拖欠数量不多的被误作“多”，有的即将完成上交任务在预填册上全被写作“欠”。问题被揭出来后，中央部门经过讨论，确定了解决措施：“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在缙绅，概行降调。”这是直接针对地方士绅的惩罚措施，对江南士绅的打击是很大的。

这次奏销过程中，江南乡绅张玉治等2171人、生员史顺哲等11346名，都列在降革名单中。起初，只要求将他们提解到北京，严加议处。江南人心惶惶。但是不久又下规定，凡最后通牒下达之前已经完成税粮任务，可以免于被解送入京，又使人们松了一口气。不过，苏、松、常、镇四府地区被提解入京的士绅还有不少。当时只有江宁府没有受到惩治，据说是知府提前将逋欠补足，应付了中央的任务，然后再向地方士绅追缴，这样就让地方士绅免受罚责。

经过此次奏销案后，地方官借机实行十年征收计划，做好税粮征收的准备工作；士绅们看到了政府的态度，没有人再想拖欠了。从此，在江南经常可以看到“或一日而应数限，或一人而对数官”的景象。地方衙吏乘机作威作福，势同虎狼。交不足钱粮的人家只好告债，高利贷行业兴盛起来，“每月利息加二加三，稍迟一日，则利上又复起利”。士绅百姓又有什么办法呢？说是借十两，扣除利息之类，到手只有九两，估足纹银不过八两几钱。这样的情况，所在多有。有的不能及时上缴钱粮的，哪怕是拥有百亩之产的大户人家，最终也会落得家产、房屋、人口被籍没的悲惨结果。很多老百姓眼看无法支撑下来，索性弃田出逃，得过且过。所以当时人说：“赋税之惨，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五日，江南地方讹传，说康熙皇帝已经下谕，要求各年拖欠的钱粮都要在这一天全部完足，否则“欠者籍没，全家流徙绝域”。谁都不想被抄家产、被发配边疆，所以有办法的都争先恐后地在这一天当中，到衙门去交钱粮，衙门胥吏们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

奏销一案，据苏、松、常、镇四府和溧阳一县的统计，共欠有条银五万多两，被黜革的士绅达一万三千多人。由于康熙并未亲政，事事由四位辅佐大臣决断，江南是汉人强势集居之地，他们处理起来自然绝不手软。比如，探花、编修官叶芳蔼只欠一厘，就被降职，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松江府学生程兆璧的粮册上开明只欠七丝，一厘都不到，被革除了功名。哪怕是欠一毫，也与欠千金同罪，政令可谓严苛。

康熙六年五月，康熙有了亲政的机会，曾让臣下进言，有人就要求对士绅采取宽宥的措施，特别是江南地区。譬如，在初六日，兵部尚书龚鼎孳就上疏请求宽免奏销。他说：“臣伏读康熙四年三月初五日恩诏，凡顺治十八年以前拖欠钱粮及官吏侵欺偷盗库银者，一概宽免，大恩溥遍，薄海欢呼矣。乃顺治十八年内各省奏销十七年绅衿欠粮等案，该抚不论多寡，一概指参，该部未经查核，一概降革，以致三吴财赋最重，故明三百年来从不能完之地，而年来俱报全完，虽惕息于功令，不敢不勉力输将，然该抚朝夜拮据及地方剜肉医疮之状，可以想见。”他提出，朝廷提出奏销措施后，地方推行中常常一刀切，不论轻重，士绅都被参革，地方就被迫剜肉医疮，以弥补拖欠钱粮，实在有不妥之处；奏销之中要分别情形，酌情开复士绅功名职位，以减轻民困，这样才更能体现皇上的恩泽。结果，和其他奏请宽免的奏疏一样，都未被批准。这可能与康熙无关，因为真正主政的，还不是康熙本人。

P36-38

清人的前身是女真族人。女真人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女真各部分裂涣散，派系林立，互相杀掠。后来，女真族中出了一个叫努尔哈赤的领袖。他统一了女真各部，被尊为“英明汗”，相当于汉民族所说的“英明领袖”。他宣布建国，国号为“后金”，年号为“天命”。此时，后金人与汉人之间既有斗争，又相互融合，把自己的崛起称为天命所归，就是一种汉化的观念。

在疆场征战十年后，鞍马劳顿的努尔哈赤去世了。接任的是皇八子皇太极，改元为天聪。之后是所谓的“五入长城”，屡次击败明王朝的军队。他在登上皇位十年的时候，即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

这里可以讲一点有趣的掌故。

先说这年号。所谓年号，就是帝王纪元所立的名号，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立年号的目的，或为纪念某一重大事件，或为表达某种意愿和向往。明、清两帝的名号之争，也真是挺有意思的。皇太极与明崇祯差不多是同时接任各自的政权的。明皇起了个年号叫“崇祯”，皇太极不甘示弱，排着名起年号，叫做“崇德”。什么意思啊？这是在损明朝的皇帝啊！你“崇祯”皇帝不是崇尚的是祯祥吗，你无非以为自己的皇位是“天赐祯祥”。我皇太极可不这样想，我皇太极崇尚的是“德”，有德才有祥瑞，才有皇位，因此叫“崇德”，“崇德”比你那个“崇祯”行，更时尚，也更文化。这么看来，在思想观念上，公允地说，皇太极的确是高出了一筹，当然也胜出了一筹。

再说那国号，也很有意思。“清”那实际上也是冲着明政权来的。在称帝之前，皇太极其人的汉学根底比人们想象的要深得多。他让人把《四书》、《五经》、《三国演义》、《大明会典》、《黄石公素书》、《武略》以及《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这样一些经典和史册，翻译成新创的女真字，即满文，延请老师认真学习，为了学习汉文化，他有时彻夜不眠，决心是够大的。他在考虑国号“清”时，充分考虑了汉文化的丰富内涵。

汉人是相信阴阳五行的，皇太极利用了这一点。“清”是三点水旁，五行中属“水”。“明”，就是日、月相加为明，含有“火”义。水可克火，水可灭火，从五行相克的视角看，也应该是以清代明。这是第一义。

此外，还有文献上的依据。《诗经》上有“维清缉熙”一语。皇太极以为，那说得多好呀！“熙”就是光明，也就是“明”，“缉”就是缉拿，就是征服。这句话本身是一个含沙射影的“寓言”，是说清朝一定会征服明朝。这是第二义。

还有，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有以清、浊区分人员群体的。明时朝政即有清流、浊流之说，为此，还有大的争斗，极而言之，成为党争。《尚书·尧典》有“直哉惟清”的说法，“清”意味着明澈、清纯、洁净、高洁。大概是皇太极目睹了明代后期的浊政，决心要建设廉洁的清政。在当时，他也许真是那样想的。这是第三义。

总之，以“清”为国号，皇太极既考虑到了最普通民众心目中的迷信因素，又考虑到了士大夫崇尚的文献依据，还考虑到了人们要求出现清廉政府的世俗要求。

这当然是一种伟大的承诺。

至于在清王朝自1636年改国号为“清”算起，到1911年被推翻为止的二百七十六年间，凡历十一帝，其间何时算得上清廉、清正，何时又浊流泛滥，那只有在读者诸君读完本书后才能真正清楚了。

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剧变的前夜，即所谓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期。除了民众和作为社会脊梁的志士仁人继续用自己的血汗书写着历史外，一切都在说明着，这个封建帝国已经走上了它的末路。它的灭亡和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已呈必然之势。如果没有有清一代，新制度的到来会更快些。清代两三百年来，延续了行将就木的这种制度的寿命，加剧了旧制度下呻吟着的民众的痛苦。清代的康乾盛世的“强大”，只是这种制度的稍纵即逝的回光返照而已。

与清代皇家有着特殊关系、生长在乾隆时代的大作家、大思想家曹雪芹，在他的皇皇巨著《红楼梦》中明确指出，这个时代只是表面“光鲜”，“骨架子已经散了”，这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哪一天都在“自杀自灭”。统治者“机关算尽”，到头来“反害了卿卿性命”，最终必然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前所未有的严酷到了毫无人性和人道可言的“文字狱”，把人们推向了苦难的深渊，折射出了这一王朝的无比虚弱和不可终日的惶恐。“八股取士”制度，既桎梏了人性，又摧残了人才，使多少人成为这一制度的殉葬品。闭关锁国，除了说明整个统治层的无知与自大外，只能表明面对世界时的虚脱和不安。和砷巨贪案的披露，雄辩地说明了这个王朝的官僚层已经腐败到了何等田地，它的骨架子确实全已散了，只等待着愤怒的民众给予致命的一击。

中国的历史还在继续前行着，而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制度、新的治世方案，也正在历史的阵痛中孕育。

历史总是按照它自身的辩证法前行的。明、清两朝，一方面，走向末路的专制皇权，实施着近乎疯狂的残酷统治，对内是失去人性的虐杀和空前绝后的文化专制主义，对外则从盲目的自大，逐步走向屈辱投降，甚至认贼作父，反过来与入侵者一起搜刮民财，鱼肉民众。另一方面，在没落帝国铁蹄下呻吟着的广大民众日益觉醒着，寻找着救国救民的良方。

一些人把目光投射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产生了新的“天下观”。他们开始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和世界。

一些人“大觉大悟”，试图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中华大地上构筑起人间的“天国”。

一些人“采西学”，“制洋器”，办起了“洋务运动”，并把这看作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

一些人出于民族的义愤和个体的英雄主义，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直面“洋鬼子”的洋枪洋炮，并大义凛然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一些人从西方引进了自由、民主、平等的先进思想，提出了“振兴中华”的伟大口号，竖立起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旗帜。

几乎中国所有的阶级、阶层都曾经站到了历史的前台，出演了一出出悲壮雄伟的历史活剧。但是，一次次的努力最后都归于失败，失败，失败……不屈的中国民众在继续探索着，不倦地奋进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整整八十个年头。这是苦斗的八十年，这是寻路的八十年。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有了真正的希望。当1949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中国人才有权豪壮地说：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真的站起来了！为了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站立起来了的中国人奋勇前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