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林赛是个疯狂、憨厚、忠实的家伙。他怎样，以及为什么要将自己整个成人的岁月及其余生交给长城？请读《威廉：我的长城生活》这本书。

本书收集了威廉25年来有关长城探险、研究和保护的文稿。他用探险家的腿脚、摄影师的眼睛，历史学者的耳朵，实干家的双手，绿色哲学家的头脑，环保主义者的心和作家的笔，第一次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详尽和全面的“自传”。他为长城而来，为长城而留下；他愿与中国读者分享他的长城生活，他的酸甜苦辣。

一个西方人如何在中国研究长城和倡导保护长城方面取得了诸多的成就？在《威廉：我的长城生活》这本书里，威廉·林赛第一次揭晓，在这27年中，他的所见所闻和所作所为：

1987年在中国绝大部分国土“不对外开放”的时候，他如何独步长城2470千米；

他如何在9次被抓、1次被驱逐出境，换得新护照之后，又重新开始探险长城；

他被驱逐出境的遭遇又怎样戏剧性地演变成了一段“浪漫史”；

他如何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长城清道夫”；

他怎样与百年前的老威廉相遇，并且同心协力去影响长城的未来；

他如何为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拍摄《跟着威廉走长城》；

他如何探索中国境外的“成吉思汗边墙”；

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1.《独步长城》节选

2.奇遇吴琪

3.在西安当英语老师

4.野长城

5.“骑兵”

6.重返长安之旅

7.金秋时节

8.深藏不露的九眼楼

9.“装备佬”

10.再见，新华社

11.我是国际长城之友

12.“ 两个威廉与长城的故事”背后的故事

13.二十年后老朋友重逢

14.做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纪录片《跟着威廉走长城》的主持人

15.用“大历史观”来研究长城

16.深入“毫无怜悯心”的南戈壁

17.行驶在“成吉思汗路”上

18.成功的秘诀

后记　通往长城之路

致谢

跋　漫长的惊讶（陈丹青）

我的工作是做特稿版，上午10点半开始工作，一直干到下午四五点钟。斯科特做头版，从傍晚一直干到后半夜。我们能否到达居庸关然后赶回城里，先洗一个澡，再在10点半钟赶回办公室？我们决定尝试一把。

凌晨4点半，斯科特来到我们家，培根（熏肉）和鸡蛋饼已经做好，我们就着咖啡狼吞虎咽地吃完。5点钟准时蹬车出发。天气凉爽、怡静。我们骑速飞快，七点不到就已经来到南口。我们沿着铁路骑行，用低速挡，顺着山路盘旋而上，连续不断地蹬踏。我们腰酸背痛，挥汗如雨。但我们决心一定要骑到居庸关，然后按时返回报社。

快到居庸关时，我们惊奇地看到了长城，在高山上蜿蜒向上。那是重修的长城。我告诉斯科特1987年10月我是怎样从这儿的山上下来的，一段破损的长城悬挂在悬崖上。那时这里留下的长城段落不多，更不可能顺着长城攀援几百米。当我们离重修的长城越近，更多的细节又浮现在脑海里。我住在长城边的农民家里。他们刚刚摘完苹果，还添置了一台电视机。就是这台电视机让我成了大忙人。这是当时村里唯一的一台电视机。所有的村民都来这家看电视，但他们看到我，觉得我这个英国佬比电视里的孙猴子还搞笑。虽然这里离北京只有70千米，但这些人却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一个外国人。

斯科特建议我们以后做一次农家寻访，但是在当下我们只能赶路。下了车，我在前带路，顺着石板上的车辙印来到了刻满铭文的居庸关云台。斯科特被云台里雕刻着的各种云纹图案和佛教纹饰震撼了。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奇妙时刻，它提醒我们来这里的缘故：就是因为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在我们面前是700年前的铭文和浮雕。我们欣赏着、触摸着这些古代文物。这里是云台，是居庸关最精华的部分，是在蒙古人统治北京时期的元代修建的佛教建筑。斯科特对云台下边的石板上由木车轮磨出的车辙印着了迷。

我们开始蹬车下山返城。下坡时速度接近50千米每小时，直冲到平路上。全程只在若干处歇了几分钟，吃几块饼干了事。我们回家冲了个澡，在上午10点10分狂风般地冲入报社，手里拿着培根鸡蛋饼准时走进新闻室。

这段时间，又有一位骑行者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叫布瑞斯。他是新来报社的美国专家。这会儿他看见我刚从外边跑步进来，就问我有关几个专家对健身特着迷，疯狂地骑行到长城的事。我说：“嗨，那就是斯科特和我。我叫威尔，你好！”周末前，布瑞斯自己也买了一辆“骑兵”，加入到我们的骑行队伍。

每次从长城往返骑行回来，布瑞斯也总是兴致勃勃地准时踏进新闻室，这时大多数人刚刚起床不久。我们爱上了骑行，每次骑到长城都给我们以新的激励。我们调整了骑行路线，从昌平城的李自成雕像骑向十三陵，经过石牌坊、下马碑，穿过大红门，沿着神道，、绕过各个皇帝陵墓。我们甚至和那些陵墓的门卫聊天，在里面随便闲逛。我们总是不仅仅欣赏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而且对我们近距离看到的文物还爱护有加。

穿过十三陵后，山路变得陡峭崎岖，而且都是连续不断的弯路。向上骑行极度困难，后背、腿脚全都紧绷、呼哧带喘。下坡又极其刺激，高速冲刺时需要全神贯注以防不测。重要的是在山顶垭口，有一段长城横贯东西。我们逐步跟随长城方向向东骑行，不久就到了一个地方，在这里长城和一条南北向的公路交汇。仔细研究地图，好像这条路是从北京城安定门起始，一路向北到达延庆的四海镇。

下一个周末我们就计划沿着那条路骑行，那条路现在叫安四路。它穿过平原，穿过京密引水渠，然后进入一个风景优美的山谷。路况很好，空旷的林荫道，有25千米长，一直通到山区小路。周围是植被茂密的群山，核桃树、栗子树和柿子树在蓝天掩映下异常美丽。

那年10月我们进行第一次的周末夜间骑行。在周六中午我们首先到达黄花城长城。登山之前先饱餐一顿。那时我们的大餐就是鸡蛋炒西红柿、豆腐烧白菜和虎皮尖椒。我们沿着土路奋力骑行，最后山路实在太陡，只好推着车走。我们的背包又大又重，装着笨重的露营装备，但是，我们从来不带帐篷，更愿意只用睡袋和防潮垫。我们也没有野营炉子，只带着冷餐，像金枪鱼罐头、葱油饼干、西红柿、黄瓜，这些就是我们每天所谓的高能量食品，日后也成为我们的标准食谱。每次骑行我们都能干掉好几斤这样的美味，又绿色健康又充满能量。

接下来我们寻找停放自行车的场地，这里没有农家，所以我们把山地车藏在草丛里，用刀砍一些树枝盖上。做完这些事已经下午了，我们把所需的装备装进背包里，开始找寻上长城的山路。

山上小路密布，但有只有几条小路直通到山顶。寻路成了一门艺术。尤其是对蹬了5个小时山地车的双腿来说，爬山使用不同的肌肉部位。我们浑身疲惫，饥渴难忍，但是一登上长城就全然忘却劳累。不管我们以前来过多少次，每次回到这里都觉得有新的非同寻常的感受。

我们通常把背包放下，在附近找找合适的地方，以便傍晚和清晨拍照片。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到黄花城东边的长城的情景。刚进到第一个楼子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刻满碑文的巨大石碑。它不在原位，而且体积巨大，感觉震撼。石碑大约有500千克重。我用非常有限的中文告诉斯科特和布瑞斯，这块石碑是隆庆三年（1569）所刻。楼子里光线昏暗，位置也不适合拍照。我们没一个人懂得如何拓碑，更没有气力把石碑挪动一寸。

P68-70

缘系长城（吴琪）

27年前（1987年）的5月30日是个星期六。下午4点半左右，我正在北京龙潭湖附近的龙潭宾馆大厅门口等候朋友一起出去吃饭。那年，我在北京一家日本证券公司打工，临时住在每天每床10元的龙潭宾馆里。这时，我看见迎面走来一位年轻的“老外”，他身材高大、脸面黝黑，一双圆圆的眼睛带着孩童般的稚气。再看他那身打扮：橘红色的背心、灰色的短裤、雪白的袜子，露在他那双大船似的运动鞋上面格外显眼。看样子他是要出去跑步。为了练习我那半生不熟的英语，我主动和他打招呼：“你好！你……做什么在中国？”“我在跑长城。”他用只有在BBC英语广播电台里才听得到的标准女皇英语回答我。“跑长城？”我不理解地问。“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长城的书。”“书名是什么？”我紧追不舍。他想了想说：“从沙漠到海洋。”这时，我的朋友到了，我给他留下了姓名。他也告诉我，他叫威廉。

我和威廉在龙潭饭店的这次见面，开始了我们的“合作”的旅程。第319天之后的1988年4月14日，我们在西安——我的户口所在地登记结了婚。因为威廉不喜欢数字13，我们不得不把领证时间由13号向后推迟了一天。

婚姻对我们现代女性来说，也不能不算一件大事。与我在西北大学历史系的同窗好友们的经历不同，我婚后没有和她们一样照常工作，更没有像她们那样，从机关或者大学的底层做起，一步一步地从一般职员、助教，爬到厅局级干部或教授的位置。应当说我压根儿就没有再工作。我是一个家庭妇女，用现在话来说叫全职太太。这25年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相夫教子。

1988年7月，“蜜月”旅行之后，我们回到威廉的家乡——英国利物浦附近的一个叫瓦勒塞（Wallasey）的小镇，他家乡的地名也带有一个墙字（wall），看来我们和长城的缘分就是天注定的。在那里的两年半时间，除了陪伴和帮助威廉撰写《独步长城》之外，我还得上学，提高我的英文水平，从而适应新的环境。当威廉到处为出版图书做演讲时，我就劝说听演讲的人购买他的书。

1990—1991年威廉为了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出版《与毛泽东一起长征》的书，重走了红军长征路的经典地段。我就为这个“洋红军”当翻译，寻找老红军和老革命做访谈。在他撰写该书时，我还学会了用电脑打字（那时个人电脑还没有普及）。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威廉骑单车考察长城、拍摄长城、和其他山友探险长城的时候，我在家带孩子做饭，为他解决后顾之忧。同时我也学会了电脑的更多的操作功能，还有扫描和处理图片等技能，为日后图书和展览的策划做好了准备。

后来，他每次从长城考察回来都抱怨长城上垃圾越来越多时，我提醒他，要不然就闭嘴，要不然就行动。威廉不是嘴上抱怨说说就完了的人，他说干就干。1998年4月威廉就组织了100多个中外志愿者上金山岭长城捡拾垃圾，我则邀请各大报刊的记者在头版头条做报道。

千禧年国际长城之友协会成立伊始，威廉和我都是创始人（一共三个创始人）。威廉是会长，我则是会长助理。十年来，协会的每个项目和每次组织的活动都是我和威廉共同商量和一起做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Team（组合）。当2006年7月12日威廉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手里接过“帝国勋章”的时候，他说这里也有你的一半。当时我就毫不谦虚地说：“那是自然！”

威廉众多的朋友之一张丹是他在新华社工作时结识的同事。他在一篇博客文章里这样描述了我和威廉的组合：“威廉擅于寻找理想和方向，吴琪擅于管理将理想变成现实的过程；威廉的亲和力聚拢了许多朋友和社会人脉，吴琪则负责将这些人脉转化成生产力；威廉的朋友们跃跃欲试地想参加他的事业，吴琪就给他们分配具体的工作并且坚定而且礼貌地督促大家按时间表完成任务；威廉出门去野外远足探险，吴琪在家负责管两个孩子和做饭……”

27年间，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一对。我们得到了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人士以及政府机构和中外企业的关注和帮助。 尽管，直到写这个序的时候，我还没见过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徐颖经理本人，但是她对威廉和国际长城之友已经关注很久了。一年前我和她开始用邮件沟通。她说她很想做一本有关威廉的书。特别是最近诸多破坏长城环境的事情发生，以及近期协会遇到资金瓶颈问题的时候，我把自己在我爱山野网站（www.5ishanye.com）上的一篇相关文章发给她看。她的回复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并伸出了援助之手：“谢谢你让我分享你们的现况。看过之后，心情很复杂，个中滋味，你比我更有体会，做这样公益性的民间保护活动，多么不易。更多的人是围观。我想，还是多做宣传，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愿意，我们做这样一本书……”

这时候让我马上想到的是，2012年是威廉探险长城25周年，2013年是我和威廉的银婚纪念。威廉在这些年里，除了出版了6本关于长城的著作之外，还有不少散见于各个报纸和杂志的文章和未发表的文字。有的是关于早期长城探险的，有的是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长城考察的，还有的是有关2001年国际长城之友协会成立之后所做的项目和活动的。我想，为何不把这些文字汇集成册呢？况且威廉的故事写得生动有趣，也基本概括了他27年的“长城生活”的方方面面。

2014年8月于北京顺义

漫长的惊讶 陈丹青

八达岭现在是成了王府井了，亦且更为拥挤，因攀援之路宽不过数米，到了旅游旺季，城垛间的胜景不是长城，而是摩肩擦踵的人。略一看，人群中夹杂着不少“老外”，再一看，中东、印支、南美、南洋的来客，并不见多，比例最高的“夷人”，来自西洋。

西洋人一旦爱上中国——我不确定是否可以叫作“爱”——那股认真的狠劲儿，是唯西洋人才有。20世纪80年代末，著名南斯拉夫裔行为艺术家Marina与她当时的男友，同是行为艺术家的德国人Ulay合作完成一件作品，题日《情人一长城》。长达三个月，他们一个从山海关出发自东向西，一个自嘉峪关出发，由西向东，相约会合二郎山。之后，两人分手了。好像是前年吧，Marina在纽约现代美术馆又做了一件作品：数千名参与者排着队，被邀请与她对坐对视，不发一言。忽然，十五年不见的Ulay坐下来。两个老去的人。Marina眼眶湿了。Ulay于是隔桌握她的手，她噙着泪水，微笑了，几分钟后，Ulay起身离开，让位给其他等候的人。

2003年，我陪回国探亲的弟弟去慕田峪长城。傍午下山，兴奋的弟弟单独走去攀登另一段被荒弃的陡峭城墙，回来后说，他在山顶烽火台遇见一对德国老夫妇，聊起来，才知道他俩每年飞来北京，入住后，翌日便到长城，牵着手，一步步登上顶端，站一站，下山，第二天就飞回德国继续上班了。

此外的例子，应该还有，我所知道、遇见的，便是以上两个故事：是的，是可称为故事，这故事给我的印象不是长城，倒是西洋人的性格。以我的无知，除了古老的传说“孟姜女”，我想不出中国人与长城的无数故事中，可曾有过类似的动机与情节。

Marina与Ulay的故事，其实关乎“爱情”，主要是关乎一件闻名于西方的“行为艺术”。我瞧着Marina新近作品的视频，心想：他俩一定想起80年代，这件作品的规矩，是只能对视，不动感情，但使她破了规矩而涌起泪水的记忆，是那三个月，还是长城？当然，这是无端而无聊的一念：不论如何，他俩的作品、故事，全程发生在中国北方横跨千里的古长城。

我倒是格外记得那对德国老夫妇，他俩每年只为登临长城而来，而这按期践行、信守如仪的行为——是啊，也是“行为”，但不是“行为艺术”——并不知名。它不发表，不宣示，只是夫妻俩坚定而快乐的秘密，近乎隐私，除了我们兄弟，除了我好几次与人说起，全中国没人知道，更别提全世界。我感动极了，但说不出感动的理由。揣测，自也有的：寻常携手散步的老夫妻，欧洲有的是，如此跨国散步，想必手头宽裕，年年跨越欧亚飞一趟，多么奢侈而朴素，朴素而奢侈啊。

想下去，这地球上古老壮阔的去处，有的是：金字塔、雅典神庙、玛雅文化那座神山（我看那照片也心里害怕）、富士山，还有大峡谷，但他们选择了长城。这是足可令我们的爱国主义者大为骄傲的。此刻顺手写下这一问，我也涉嫌难以自抑的民族自豪感——打住，我随即提醒自己：即便一打以上的西洋老夫妇、老情人每年来长城，更有数千万倍的洋夫妻洋情人选择了别国的胜景。

但我仍然愿意想下去。

“老外”爱长城，不奇，但他们爱长城的方式，引我思索，却想不出个所以然——眼下这位威廉·林赛先生，不得了，竟是从1987年以来与长城周旋将近三十年，走遍了华北西北的长城线，还竟“爱乌及鸟”，娶了位中国女子（一个阳刚型的孟姜女？）。有一回，两人亲率逾百位“中外”热爱长城的志愿者去金山岭“捡垃圾”，入新世纪，夫妻俩联袂发起“国际长城之友协会”，矢志守护长城。

这就是西洋人爱长城的方式，一如任意糟蹋长城而不知是在糟蹋者，也属中国人爱长城——包括爱乡土、爱祖国——的方式。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长城的怨之颂之，实在是听得多了，热爱长城的“老外”既不怨，也不颂，唯选准了地点，相会二郎山，登临慕田峪，或在金山岭捡垃圾（好壮观啊！）；现代中国的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对长城的种种解读，我也大约读到若干，都说得好极了（可惜读过即忘），而爱长城的洋人没有一位是学问家。所以我老在琢磨：人家眼里心里的长城，究竟是怎样一种意思？

当年索尔仁尼琴流亡美国，有感于文化的鸿沟，慨然说道：“人类是不可沟通的。”我确信这句话。我也同时确信，人类永在寻找别的沟通对象与沟通的方式。沟通，是一种渴望被理解的表达（包括理解对方），是一种渴望在彼方实现自己的表达（经由去到彼方，而实现），体育大约可算是一项吧，而将自然作对象，跨国寻求，也可视为沟通之一种吧，或日，被沟通。在国界不再阻断人类的时代，在人类得以选择地球上任一地点而实现自己的时代，长城之于以上几位西洋人，想必是伟大的选项。他们走向长城，融入长城，与长城同在，我不认为那是爱中国，以西洋人的世界主义观念，哪一国都可爱，都该爱，“国家”，不是这几位西洋人如此行动的主语，而作为“地点”，他们选择了长城，长城满足了他们。

满足了什么呢？以我中国式的顽劣和愚蠢，还是想不出来。以上云云，怕只是过度的解读，因我确信人类难以沟通。或许，他们的动机远较我能理解的更复杂，或许呢，其实异常单纯。

另有一句世界著名的话，是一位世界著名登山者说的。人问他为什么要爬山，他说：“因为山在那里”。我不记得有过比这更质朴更雄辩的话，直逼哲学，胜于哲学。是啊，每次远远望见长城，我就想走近前，爬上去，喘吁吁地爬上去了，给山风吹着，放眼嘹望苍穹之下更多更远的长城，无尽展开着、延伸着，心里就还想着走近前，爬上去……为什么呢，“长城在那里”。

是啊！长城在那里。胡兰成著书，引过苏轼一句诗，大意是钦佩古人的生猛与能量，往往“做事令人惊”。诚然，全世界早古先人做下的那些事，不见则罢，不想则已，但凡见到、想到，虽去今数千年，仍是眼前一振，心里一惊：长城，可能是遍世界超规模的古代遗迹中，最令人惊讶不置的景观。单是某段城墙，某一烽火台，长城远不及金字塔宏大，论建造的难度与精密度，犹不及金字塔；而长城跨越的区域，大抵穷山荒岭，并无可看，论自然的壮美与丰饶，未必可比西洋的名胜。大峡谷壮阔渊深，可是纯属地理景观，没有历史故事，不见人世的炊烟；阿尔卑斯山的雄奇，无与伦比，也藏着多少历史的传说，可是西欧的大山城堡，没有长城。长城不一样：我永远弄不清长城是大山呢，还是长城，是自然景观呢，还是秦始皇的作品。长城令人惊，是在无尽的伸展而延绵，与山体、与大地、与国家版图、与历史记忆，终至无从分辨，汗漫合一。

在中国实行闭关锁国之前、之后，洋人不断不断来到长城，他们是来探险、旅游、朝圣么——“长城在那里”。相比Marina与Ulay，相比那对德国老夫妇，威廉·林赛是个更疯狂、更憨、更忠实的家伙。他怎样，以及为什么要将自己整个成人的岁月及其余生交给长城？请读这本书。

但长城不知道林赛先生三十年来的苦行与壮举，他在长城沿线遭遇的无数故事与人，长城一点也不知道。两千多年来，长城只顾静静伏卧着、延伸着，当它不再能抵御外敌而变为伟大的废墟，于是展开它自己浑然不知的功能，为人类——绝不仅仅是中国人——持续奉献着漫长的惊讶。

2014年9月19日写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