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让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赵涵漠女士是内地同辈青年记者中专事人物特写的佼佼者。她善于在茫茫人海中捕捉和发掘那些最能折射出社会和时代变迁的“角落表情”。她的这本《历史的绊脚石》以细致而锐利的叙事，讲述了弥散于中国角落深处的人与人生，它迫使你看到大时代与个体生命之间的纠缠与症结，也因这无言中国的敞开而痛楚和震惊。

赵涵漠的这本《历史的绊脚石》是一本关于小人物的随笔，记录了小人物的喜乐和哀愁。一个80后的女作者，把自己的兴趣投放在寻常巷陌，投放于家长里短，这也是一种求道。人生在世，幸与不幸，本是须臾之间，见惯了这些人，那些事，更懂得珍惜时光。这些关于小人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每个人的故事。

壹·永不抵达的列车

 永不抵达的列车

 碎在路上的家

 生命的礼物

 留住女儿

 地下室里的沈文裕

 寻找高密

贰·葬我于故乡

 葬我于故乡

 失落的阶级

 川江号子凋零

 大火痛醒香港

 梁庄的忧愁

叁·我是个爱慕者，而你是一只猫

 飘零在外的中国历史

 孤独的教育者

 医学生之死

 困死在自己的身体里

 我是个爱慕者，而你是一只猫

肆·拯救诗人

 麻风村孩子的“台湾妈妈”

 只会写自己名字的港大院士

 潮人装扮逼视苦难

 学学开会

 拯救诗人

永不抵达的列车

7月23日7时50分

在北京这个晴朗的早晨，梳着马尾辫的朱平和成千上万名旅客一样，前往北京南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的大一女生，将在当天晚上19时42分回到她的故乡温州。

对于在离家将近2000公里外上学的朱平来说，“回家”也许就是她7月份的关键词。不久前，父亲因骨折住院，所以这次朱平特意买了动车车票，以前她是坐28个小时的普快回家的。

12个小时后，她就该到家了。在新浪微博上，她曾经羡慕过早就放假回家的中学同学，而她自己“还有两周啊”，写到这儿，她干脆一口气用了5个感叹号。

“你就在温州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玩，吹空调等我吧。”她对同学这样说。

就在出发前一天，这个“超级爱睡觉，电话绝对叫不醒”的姑娘生怕自己误了火车。在调好闹钟后，她还特意拜托一个朋友“明早6点打电话叫醒我”。

23日一早，20岁的朱平穿上浅色的T恤，背上红色书包，兴冲冲地踏上了回家的路。临行前，这个在同学看来“风格有点小清新”的女孩更新了自己在人人网上的状态：“近乡情更怯是否只是不知即将所见之景是否还是记忆中的模样。”

就在同一个清晨，中国传媒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2009级学生陆海天也向着同样的目的地出发了。在这个大二的暑假里，他并不打算回安徽老家，而是要去温州电视台实习。在他的朋友们看来，这个决定并不奇怪，他喜欢“剪片子”，梦想着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记者，并为此修读了“广播电视编导”双学位，“天天忙得不行”。

据朋友们回忆，实际上陆海天并不知道自己将去温州电视台实习哪些工作，但他还是热切地企盼着这次机会。开始他只是买了一张普快的卧铺票，并且心满意足地表示：“订到票了，社会进步就是好。”可为了更快开始实习，他在出发的前几天又将这张普快票换成了一张动车的二等座票。

23日6时12分，陆海天与同学在北京地铁八通线的传媒大学站挥手告别。

7时50分，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途经温州南站的D301次列车启动。朱平和陆海天开始了他们的旅程。

后来，人们知道陆海天坐在D301次的3号车厢。可有关朱平确切的座位信息，却始终没有人知道。有人说她在5号车厢，有人并不同意，这一点至今也没人能说得清。

几乎就在开车后的1分钟，那个调皮的大男孩拿起手机，在人人网上更新了自己的最新信息：“这二等座还是拿卧铺改的，好玩儿。”朱平也给室友发了条“炫耀”短信：“马上就要‘飞驰’回家了，在动车上，就连笔记本电脑的速度也变快了，这次开机仅仅用了38秒。”

D30l上，陆海天和朱平的人生轨迹靠近了。在学校里，尽管他们都曾参加过青年志愿者协会，但彼此并不认识。

朱平真正的人生几乎才刚刚开始。大一上学期，她经历了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分手，然后“抛开了少女情怀，寄情于工作”，加入了校学生会的技术部。在这个负责转播各个校级晚会、比赛的部门里，剪片是她的主要任务。

室友们还记得，她常常为此熬夜，有时24个小时里也只能睡上两个钟头。一个师兄也回忆起，这个小小的女孩出现在校园里的时候，不是肩上扛着一个大摄像机在工作，就是捧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做视频剪辑。

就像那些刚刚进人大学的新生们一样，这个长着“苹果脸”的女孩子活跃在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上。她甚至参加了象棋比赛，并让对手“输得很惨”。

有时，这个“90后”女孩也会向朋友抱怨，自己怎么就这样“丧失了少女情怀”。随后，她去商场里买了一双楔形跟的彩带凉鞋，又配上了一条素色的褶皱连衣裙。

黄一宁是朱平的同乡，也是大学校友，直到今天，他眼前似乎总蹦出朱平第一次穿上高跟鞋的瞬间。“那就是我觉得她最漂亮的样子。”一边回忆着，这个男孩笑了出来。

可更多时候，朱平穿的总是在街边“淘来的，很便宜的衣服”。当毕业时节来临，朱平又冲到毕业生经营的二手货摊上买了一堆“好东西”，“那几天，她都开心极了。”

她平日花钱一贯节俭，甚至每个月的饭钱不到200元。这或许与她的家庭有关。邻居们知道，朱平的父亲已经80多岁，母亲60多岁，这个乖巧的女儿总是不希望多花掉家里一元钱。

就连这趟归心似箭的回家旅程，她也没舍得买飞机票，而是登上了D301次列车。

“车上特别无聊，座位也不舒服，也睡不痛快，我都看了3部电影了。”朱平在发给黄一宁的短信里这样抱怨，“我都头晕死了。”

在这个漫长而烦闷的旅途里，陆海天也用手机上网打发着时间。中午时分，朋友在网上给他留言，“一切安好？”

他十分简短地回答了一句，“好，谢。”

在陆海天生活的校园里，能找到很多他的朋友。这个身高1.7米的男孩是个篮球迷，最崇拜的球星是被评为“NBA历史十大控球后卫”之一的贾森·基德，因为基德在38岁的高龄还能帮助球队夺取总冠军。

师兄谢锐想起，2010年的工科生篮球赛上，陆海天的任务就是防守自己。那时，谢锐还不认识这个“像基德一样有韧性”的男孩，被他追得满场跑，“我当时心里想，这师弟是傻吗，不会打球就知道到处追人。”

2011年时，口碑出众但票房惨淡的电影《钢的琴》上映，它讲述了一群下岗工人的故事。财经作家吴晓波为它写了篇影评，名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在他看电影的那间放映厅里，空荡荡的，只有4名观众。

导演最初的创作灵感来自沈阳铁西区，中国重工业曾经的支点，在1951年那里的工人制造了第一枚金属国徽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但如今，铁西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吴晓波那时在影评里讲了一个当地的故事，有一天，儿子告诉父母，学校即将召开运动会，他得穿一双运动鞋，可是家里就连买一双新鞋的钱也凑不出。吃饭时，妻子不断抱怨下岗的丈夫没本事。丈夫埋头吃饭，沉默不语，然后最终在长长的抱怨声中放下碗筷，默然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但那并不是铁西区最让我感到震惊的事。2011年夏天我去铁西采访，庞大的工厂家属区到处都是统一样貌的三层小楼，砖红色外墙，单元口带着一个月亮型的拱门，尽管日益破落但仍带着某种制式化的气息。那时我意识到，我并不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整齐划一的工厂家属楼，事实上就在我的老家哈尔滨，那里也有成千上万的人生于工厂、老于工厂，住在几乎就是同样外形而毫无特色的家属楼中。

但自我出生的1980年代起，工厂没落了，仅仅就在一个被描述为“转型阵痛”的词组中，工人们被时代抛下。我想起在老家时，我曾无数次地坐公交车经过那些规规整整的家属楼，但我并不知道其中哪怕一个具体的人的故事。他们承受的伤痛被悄然放下。当时在采访中，吴晓波告诉我，他曾经在2002年去铁西调研，遇到了一个每天去菜市场捡白菜帮子的中年人，那人用一种极其平和的语气谈论着自己当下的处境，“国家很困难，我们也理解。”

9年后我去到那里时，曾经的下岗工人们也同样如此。命运已经不可逆转，使他们不得不宽恕将自己牺牲的时代。他们说，“还不就那样，生活总得向前看。”没有庄而重之的记录，每一个人的快活、悲伤都在宏大的历史里被一带而过。他们只是2818万名下岗工人中渺小而面目模糊的分子。

那些被忽略的人们并不仅仅在铁西，更在这个国家的许多角落，默默承受，悄无声息。所以感谢我先后就职的两家媒体，《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与《人物》杂志，他们珍视普通人的价值，给了我机会去记录他们的故事，就像在记录这个时代的某个侧面。能够参与其中，是这个职业赋予我的运气。

赵涵漠

赵涵漠女士是内地同辈青年记者中专事人物特写的佼佼者。她善于在茫茫人海中捕捉和发掘那些最能折射出社会和时代变迁的“角落表情”，用淡定但不失温情的文字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关于急剧变动的中国的“浮世绘”。在秉承职业记者的客观、平衡、疏离原则的同时，巧妙地融入了文学作品的质素：张力、想象力、节奏韵律和适度的反讽，成就了一篇篇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新闻”(New Journalism)风格的佳作。

史安斌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该书以细致而锐利的叙事，讲述了弥散于中国角落深处的人与人生，它迫使你看到大时代与个体生命之间的纠缠与症结，也因这无言中国的敞开而痛楚和震惊。

梁鸿 作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