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唯一一位能被称为“圣人”的权臣，曾经影响过中国历史发展的平常人，他到底何德何能，做过何种功绩？

廖正华所著的《晚清第一圣(多面曾国藩)》既写曾国藩的文韬武略，也写他的待人处世与生活态度；既写他的困厄与成功，也写他的得宠与失宠。曾国藩制胜的兵法、治军行政的方针，他独特的人生观、处世哲学，他的文化素养和人格品位等等，都在书中得到精彩的体现。

廖正华所著的《晚清第一圣(多面曾国藩)》是一部关于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历史传记。

正直、清廉、仗义，却总被上级排挤、同乡蔑视、属僚欺骗。爱民有菩萨心肠，却雷霆万钧，人称“曾剃头”。推广厘金、改革盐税虽增加了财政，却喂饱了官僚苦了天下百姓。与腐朽的晚清政权结为一体，慨叹着落日余晖的凄凉，却不知他第一个为它送上了一抔黄土。对外敌入侵虽也愤愤然，但临境之时，却总道：以德服人。终至左宗棠所语：外敌如狗，肉尽而食骨。

他，就是复杂的多面化。

他是位教育家，子女代代出英豪，家书永流传。他是位军事家，虽总被追得跳河，但屡败屡战之下，笑到了最后。他是位政治家，近现代湘人英杰遍天下的源头。他是位改革家，付诸于改革行动的第一人。

为此，有人称他为千年难遇之圣人。

官场老油条，与穆党为伍，终生克己以博天下名，人世间之第一伪君子。虽修身练道，但屠城、陷害、拆台、诿过无一不少。保守的政客，虽迈了改革的第一步，但仅此而已，其诸多改革仅是在重复着历史的圆圈，最终连自己也被圈子诅咒了……

为此，有人说诸葛亮被神化，曾国藩被圣人化。

第一章 “笨”小孩也能成功：青少年时期的曾国藩

第二章 人脉决定高度：曾国藩的“北漂”生涯

第三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自上而下改革梦想的破灭

第四章 退一步海阔天空：湘军的创建

第五章 能识人而不能用人：曾国藩、王錱交恶始末

第六章 湘军旗飘扬：血战湘鄂赣

第七章 柔弱胜刚强：归乡反省大彻大悟

第八章 阳奉阴违：围绕督抚实权的斗争

第九章 自将则败用将则胜：安庆攻防战

第十章 “白眼狼”是怎样炼成的：争铜背后的利益之战

第十一章 曾铁桶，真铁桶：江宁攻防战

第十二章 薪未尽，火已传：画蛇添足北上剿捻

第十三章 容闳归曾：改革号角再吹响

第十四章 体制决定命运：曾国藩改革与日本幕末藩政改革之对比

第十五章 官进民退：曾国藩与两淮盐政改革

第十六章 妥协≠投降：曾国藩与天津教案

第十七章 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曾国藩的生前身后事

曾国藩年谱

后记

第二章 人脉决定高度：曾国藩的“北漂”生涯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是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的开端。在此之前，骄傲自大的中国士大夫一向喜欢宣称中国是天朝上国，周围的小国都是蛮夷，必须臣服于中国这个所谓的世界中心。然而，在1840年开始的这场充满血腥的鸦片战争中，中国军队，无论是满族铁骑，还是绿营精兵，在来自遥远小岛上的英国人造的坚船利炮面前，都是那么不堪一击！这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冲击，传统的华夷观念受到挑战，但近代化的新观念还需要许多年才能深入精英阶层的头脑中。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政府内部就鸦片泛滥、白银外流一事，就有所谓的严禁派和弛禁派之争。严禁派主张采取一切措施，甚至不惜一战，也要一次性彻底根除烟患。弛禁派主张暂缓禁烟，允许内地人民自由种植罂粟提炼鸦片，以对抗英国的鸦片输入，减少白银外流。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原来的严禁派就变成了主战派，而弛禁派就变成了妥协派。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而妥协派的代表人物正是曾国藩的恩师穆彰阿。

考虑到此时的曾国藩和穆彰阿的密切关系，我们在考察曾国藩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态度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穆彰阿的影响。

总的来说，曾国藩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他和一般中国人一样，对英国的侵略感到很愤懑，相信中国军队能够迅速击败侵略者。

1842年5月，英军放弃宁波，集中兵力向北进犯。5月18日，攻陷战略要地浙江平湖乍浦镇。6月16日又发起吴淞战役，江南提督陈化成阵亡。此后，英军沿着长江向西进犯，妄图切断中国内陆交通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

曾国藩在6月5日给祖父母的信中说：“英国人去年攻占宁波府和定海、镇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真是太可恨了。京城人心安定，就像没事的时候一样。看来，这些英国人很快就会被我们彻底消灭。”可见，这时候的曾国藩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还是充满自信的，并没有料到日后的惨败。这基本上就是议和之前曾国藩对鸦片战争的态度，其中并没有透露出任何妥协求和的意味。

但当中国军队遭遇惨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南京条约》之后，曾国藩的态度却与一般的士大夫有了很大的不同。1842年8月9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自英国人主动挑起战争至今，已经两年了。做将领不知道如何带兵，当兵的不知道怎么打仗，对于国家的威望，确实是有一些损伤。这次议和，实在是不得已。但是，如果这样做可以使英国人永不犯边，中国从此得到安宁，那么我们即使以泱泱大国的身份屈从于一个小小的岛国，那也是顺天应人之举，谁说不是上策呢！”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南京条约》的签订是持赞成态度的。他的这种妥协求和的思想，很显然是来源于他的政治恩师穆彰阿，在他以后的外交实践中，这种思想经常地体现出来，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学生李鸿章。从穆彰阿到曾国藩，再到李鸿章，这是一脉相承的对外妥协的体系。

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主战与主和之争，从鸦片战争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主和的既然有体系，那么主战的也不能没有体系。主和的体系是从穆彰阿到曾国藩，到李鸿章，主战的体系则是从林则徐到左宗棠。

在鸦片战争期间，左宗棠的表现就和曾国藩有了很大的不同。诚如上面所说，曾国藩虽然对英军的侵略感到愤慨，坚信中国能够取胜，但是并没有明确表达主战的观点，合约签订后，曾国藩更是倒向了求和的穆彰阿一方。左宗棠则不同，他是坚定的主战派。

战争期间，左宗棠翻遍古籍中有关海防的记载，与现实情况相结合，总结出“练鱼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等具体的应敌措施。他又多次写信，与恩师贺长龄讨论攻守事宜。

战争的进程令他非常失望，清廷罢免林则徐更是令他无比愤懑。当左宗棠得知清廷苟且求和，与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后，愤怒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所以，当我们探寻曾、左矛盾之缘起的时候，不得不仔细考察他们在鸦片战争的这种差别。曾、左矛盾的因子，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在国家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同时，曾国藩个人的命运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曾国藩在朝考结束之后曾经回老家待过一段时间，当他再次来到京城的时候，他决心做一个圣人。他已经选择好了他要膜拜的对象，那就是唐鉴。

唐鉴，湖南善化人，清代著名理学家。1778年生，年长曾国藩三十三岁。1809年进士。当时在京城担任太常寺卿的官职。

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学盛行，理学几乎被所有人遗弃。唐鉴特立独行，摒弃考据，崇尚理学。唐鉴的身边，集结了一大批像倭仁那样的理学专家，这个群体对扭转当时的学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曾国藩以外，唐鉴还交游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蓉、日后的湘军大将罗泽南等湖南士子，他对湖湘理学的兴起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非常崇拜唐鉴，便以弟子之礼前去拜见他。唐鉴见这个来自家乡的年轻后生相貌堂堂、器宇轩昂，言行举止都非常得体，学习的态度又非常诚恳，他非常高兴，答应做曾国藩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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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第一改革家：曾国藩

在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中华民族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具有远见卓识的清朝官吏，开始学习欧美，制造轮船、枪炮，开采矿山，铺设铁路、电报线路，建设钢铁厂、纺织厂。中国就此开启了近代化的大门。

其实，曾国藩所推动的改革，远远不止我们所熟知的洋务运动，还包括诸如革新吏治、改革盐政、漕折（将漕粮折算成银两上交，就是漕折）征收改革等大众不太熟悉的领域，也是曾国藩改革的重点。他所推动的这场改革，对于我们今天有着许多可资借鉴之处。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如何处理好改革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间的关系。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学习欧美国家的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但他并不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人，他非常注重维护中国的权益。

在借师助剿这一问题上，他坚决反对列强深入长江流域镇压太平天国。在阿思本舰队一事上，他坚决主张解散这一中国完全不能控制的舰队。他不主张向列强购买大量洋枪，用以镇压太平军，他告诉弟弟曾国荃，勇气比武器更重要。

他所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完全不用洋匠，只用中国人。他参与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虽然在李鸿章的管理下，聘请了不少洋匠，但曾国藩始终强调要以中国人为主。这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的重大区别。李鸿章不太信任中国人的技术能力，喜欢用洋人。

曾国藩更强调独立自主，李鸿章更强调改革开放，两者各有利弊。按照曾国藩的模式，中国近代化的速度将会很慢。中国工匠即便能做出东西来，也远远落后于时代，意义不大。按照李鸿章的模式，中国近代化的速度将会很快，但是中国会因此失去更多的利权，中国工匠也很难在这场近代化运动中学到真正有用的技术。

这种矛盾在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存在。在大力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我们是否保持了独立自主，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中国人是否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学到了真正核心的技术，“中国制造”如何变成“中国创造”，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如何处理好发挥市场作用与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

自明朝中期开始，中国食盐贩运开始施行纲盐制。纲盐制是一种大商人在政府的保护下垄断食盐贩运的制度。其实质就是政府部门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食盐贩运。这种制度发展到后来，产生了诸多的弊端。

一般来说，中小盐商相对于大盐商而言，更加灵活机动。但在纲盐制下，中小盐商不能单独贩运食盐，只能投靠大盐商，在大盐商的支配下参与食盐贩运。这样一来，中小盐商的灵活机动性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为了赢利，设置层层审批机构。大商人为了运盐，必须层层打通关节，用于贿赂的银子往往比盐本身的成本还要高。政府的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大盐商的利益，而且间接地抬高了盐价，致使官盐卖不出去，大量积压。

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在淮南实施盐政改革，用票盐制取代纲盐制。票盐制的实质就是减少政府干预，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食盐运销中的作用。

在票盐制下，中小盐商都可以单独参与食盐贩运，灵活机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另外，大量的审批环节被取消，盐商的利益得到保障，盐价也迅速降了下来，销售情况明显好转。

陶澍的票盐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因为触犯到某些人的利益，票盐制没有实施多久就被取消了。

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后，在淮南重新进行票盐制改革。然而，曾国藩所谓的票盐制，其实质却是纲盐制。

曾国藩规定，盐商必须至少承运一张“大票”或“小票”，才能参与食盐贩运。承运一张“大票”，需本钱五六千两；承运一张“小票”，需本钱一二千两。这显然不是中小盐商所能承受的，所以中小盐商被挡在了食盐贩运的大门之外。

同时，曾国藩加强对淮盐贩运的管理。食盐到引岸（即食盐专卖区）后，经过审批后才能按顺序销售，销往哪里，销多少，定价多少，全由政府部门决定。

后来，李鸿章又提出“捐输票本”的政策，规定只有之前向政府交纳过捐输（即捐钱粮等财物）的大商人才能运盐。至此，淮南盐政名义上是票盐制，其实已经完全倒退为纲盐制。

曾国藩、李鸿章的票盐制改革，对于稳定食盐运销、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票盐制改革的本质是重回纲盐制，是行政权力对于市场的一种强行干预，这样也就很难杜绝官员利用行政权力牟取暴利，最终搅乱食盐市场。

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今天也是有着启示意义的。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减少对市场的强行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政府部门更多的时候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服务者，而不是市场参与者。同时，我们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灵活机动性，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三，如何使好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增进民生福祉。

好的政策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如果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那么再多的好政策，对于增进民生福祉也起不到任何作用，老百姓也不会买你的账。  相对于明代来说，清代的政策要好得多。“摊丁入亩”后，清代农民只需缴纳一种税收，那就是地丁银，税率非常低。部分省份的农民，需要缴纳漕折，税率也非常低。严格按照规定办事的话，清代农民的负担是非常低的。

然而，清朝的这一好政策并没有落到实处。后来，老百姓在正常的赋税之外，需要缴纳耗羡。地丁银、漕折银在熔铸的过程中（将农民上交的散碎银两熔铸成一定规格的银锭）会产生损耗，漕粮在运输过程中（运送至京城），也会产生损耗。为了弥补损失，地方官员往往背着中央政府多征收耗羡，即在正常的赋税之外多征一些银两和漕粮。这本是违法的，但在当时成了官场的潜规则，农民的负担开始加大。

清代的县级办公人员非常少，一个几十万的大县，只有十几个办公人员。这样一来，知县不得不大量聘请编制外的人员帮助他施政，这些人就是胥吏和幕宾。

清代政府官员的工资非常低，后来虽然推行养廉银政策，但是县级办公人员的工资依旧很少。同时，清代又实施高度集中的财政体系，地丁漕折绝大部分要上缴国库，留给县里用作办公资费的很少。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知县没有多少工资，县财政也没钱，那么大量的胥吏，工资从哪里来呢？于是便只能加征耗羡，用以支付胥吏的工资。

雍正时实施“耗羡归公”，但各地不归公的耗羡依旧照征不误。雍正的这一政策，本来是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加大了农民负担。

一县的地丁漕折，往往由胥吏负责征收。胥吏的工资都是很低的，不足以养活家庭，于是，他们纷纷随意增加耗羡。久而久之，这便成了官场潜规则，知县明明知道也不过问。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耗羡往往超出正常赋税五到六倍，甚至更多，农民负担大为增加。这样一来，农民也就很难生存下去了，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月，便有大量农民揭竿而起。

后来，左宗棠在湖南、浙江，胡林翼在湖北，曾国藩在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都进行了漕折征收的改革。其主要的政策就是绕过胥吏，由百姓直接将漕折交到县里。这一改革多少取得了一些成效，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漕折征收混乱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曾国藩主政的江西、安徽、江苏等省更是这样。

这种问题在我们当今社会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很多政策在上面还是很好的，到下面就变了样。本来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到了基层后反而成为危害农民的政策。如何使好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增进民生福祉，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四，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自秦代开始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清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清代实施高度集中的财政体系。布政使负责地丁漕折的征收，并将其中的绝大部分运送至国库，县、府、省三级都只能存留极少部分，用作办公经费。布政使隶属礼部和户部，不受督抚节制。皇帝通过控制户部，从而控制各省布政使，进而控制各省财政。

布政使还负责各省的民政，督抚也不得干涉。布政使之外，清廷还在各省设按察使掌管按劾、司法。按察使隶属于刑部，也不受督抚的限制。皇帝通过控制刑部，便可控制各省按察使，进而控制各省的按劾、司法事宜。

清代的兵权也由中央掌握。一旦发生重大的战事，朝廷会指派经略大臣前往处理。兵从各省绿营中抽调，粮饷由户部负责筹集，完全无需督抚插手。

清代的人事任免权也高度集中在中央。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先由军机处在记名人员中选择几名，差额呈进，最后由皇帝朱笔圈定简放。三品以下的文官分别由皇帝、吏部、督抚任命，三品以下的武官分别由皇帝、兵部、总督、提督任命。皇帝亲自掌握着绝大部分的人事任免权。

这些制度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一辈子也出不了紫禁城几次，根本不可能了解民生疾苦的皇帝手里，国家也就不可能发展好。督抚相对皇帝来说，离民众更近，但他们没有太多实权，即便洞察到某些弊端，也不能进行改革，长此以往，国家便江河日下了。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形成，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但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非常猜忌，地方实力派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改革。后来的历史证明，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曾国藩这些人再有能耐，也不可能挽救大清王朝。

说到这里，或许会有人反问，清朝后来不正是因为分权过多，才导致袁世凯势力膨胀、最终被袁世凯推翻的吗？你怎么还推崇分权呢？这样问的朋友，都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而没有看到实质。

清朝后来的被迫分权，正是前期过于集权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清朝末年，不是不想集权，是不可能集权。总而言之，问题出在集权上，而不是出在分权上。

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今天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央政府应该将一些非关键性的权力下放至各省，充分发挥各省的灵活机动性。对于各省提出的一些重要建议，中央政府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当然，权力下放要注意适当原则，分权过度会导致分裂主义抬头，甚至导致国家分裂，很显然也是不可取的。

最后，我们来说说“公务员应不应该涨工资”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清代县一级办公人员，包括胥吏在内，工资都非常低。他们的工资往往不能维持日常生活所需，尤其是胥吏。所以，他们不得不贪污。清代吏治的腐败与基层官员的低工资制度有着必然的关系。所以，适当地提高基层官员的工资，是有必要的，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必须防止另一种极端情况的发生。这种情况在北宋表现得最为明显。北宋优待士大夫，官员的工资非常高，政府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严重的财政问题是导致北宋覆亡的重要原因。

所以，公务员工资该不该涨，主要还是看国家的财政承受能力。国家财政能承受，适当地涨一点，对于减少腐败、澄清吏治，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俗话说“一万个人眼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我相信，本书带给大家的思考远远不止我总结的这五个方面，每个人都可以从这本书中得到不同的收益。希望本书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带给更多人以现实的思考。

廖正华

2014年7月5日

经过长达半年的写作，我的这本《晚清第一圣：多面曾国藩》终于面世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回想起整个写作历程，其中有辛酸，但更多的是快乐。在我的新浪微博上，不少朋友看到本书的某些节选后，都饶有兴致地和我展开各种讨论，这真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

作为湘军后代以及曾国藩家乡人，我从小便对曾国藩以及湘军感兴趣。借着本书出版的机会，将我对曾国藩以及湘军的某些独特看法分享给广大读者朋友，这是我的莫大荣幸。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上这本书并从中获得一些收益。

感谢相关学者所做的研究工作。没有他们的潜心研究，历史通俗化就无从谈起。感谢本书的策划编辑李连利老师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的巨大帮助。感谢各位领导、同事、朋友、父老乡亲对我的支持。感谢廖国辉、廖丽华、朱天业、冯经秋、冯经健、吕璐、朱冬梅、冯经红、左科威、冯经卫、彭涓红等亲人，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各种帮助。

2014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