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集子里所收的文章，一部分是随笔，少数可以称为“掌故”。掌故的价值，是可以将历史具体化，使人通过关键性的小事进入掌故的背后时代。所以一件史料的价值，一篇掌故的意义，往往可以超过几十万字的长篇大论。但是要写好掌故，首先应该是个“学者”，不仅要知道故事，还要了解那段历史，了解掌故背后的东西。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有一部分曾在报纸专栏上发表过，大部分是近来新作。至于文章的内容则相当贫乏，大部分都是已经有人写过的，称不上“历史的空白处”。但在这些内容上，或发现了一点新材料，或有了一点新见解，甚至在有些重大的问题上，“思出其位”，借着说掌故的机会说了一些话。

李村，1982年起，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百余万字，著有《光荣与颓唐》、《国民性的缔造者——鲁迅》、《中国文学理论学术史》（第二卷）。其中《中国文学理论学术史》曾获国家社会科学学术成果二等奖。本书为其随笔作品集，共收作品49篇。

胡适在抗战初期的和战立场

胡适的名气和地位

胡适与梁启超

胡适到底是“诤友”还是“诤臣”

叶公超的后半生

说说顾颉刚

顾颉刚与傅斯年

鲁迅与顾颉刚

闻一多与朱自清

章太炎与刘师培

南北二陈

说“桌子的故事”

郁达夫与徐志摩

“才人佳人”的悲剧

滕固的《九日日记》

卢葆华其人其事

周作人与丰子恺

从“破门”到“谢本师”

也说“破门事件”

吴虞的女儿吴若膺

清末名士王闻运

晚年王闯运

黄濬与梁鸿志

清末的贪赎

民初的赌风

曾国藩是否想过当皇帝

中国人的“尊师重教”

文坛上的“美人计”

《小说时报》上的美人照

“孔乙己”上学

屈辱的身份

逝去的广和居

龙树寺与法源寺

历史不应当被美化

我看清华的民主

什么是“清华学派”

大学里的民主

“四喜丸子”与“马皇后”

抗战时期大学教授的婚姻变化

从黄侃说起

再说“私学”传统

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说“诗钟”

闲话“五四大师”

胡适与“某籍某系”

民初教育界的浙派势力

周作人的文章

林语堂的“思满大人”

广陵散从此绝矣

后记／250

说“桌子的故事”

大约十年前，我在陶希圣先生的《潮流与点滴》里看见这段“桌子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不过，在说这段故事之前，还要先说一点“题内话”。

自清末创办新式学堂，实行新式教育后，崇洋媚外的风气就非常严重。各学校都设立高薪，聘请留学生来校任教。在五四前后更风行草偃，由东洋延及西洋。例如，胡适来北京大学任教时，因为贵为博士，月薪高达300元，竟然与刘师培、黄侃并驾齐驱，高于一般校内名宿。

胡适以提倡新文学，发布《中国哲学史大纲》，在社会上“暴得大名”后，欧美留学生的地位更是扶摇直上，成了国内各大学追逐的目标。只要有硕士以上学位，就可以直接担任教授，甚至系主任、院长、教务长，待遇之高更令人咋舌。以清华大学为例，教职员中留学生的待遇，要高出非留学生的两倍以上。而即便如此，这些留洋学者还是很不满意，要求与学校的美籍教授待遇一致。1923年庄泽宣来校不久，便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章对教师待遇问题提出五点质疑，差点在校内引起风潮。所以五四运动后短短几年，无论公、私立大学的讲席，大部分都被留学生所占据。教授之间相互寒暄，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您是哪一年回国的？”没有留洋的资历在大学里难以立足。

在这种压力下，许多“土教授”朝不保夕，有些人宁愿放下教职，先去国外补办一张洋学历。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刘半农。

刘半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北大名教授。用鲁迅的话说，在五四时代“很打了几场大仗”。我们现在最常用的“她”字，就是刘半农一手创造的。但因为他不是留学生，经常被洋教授冷嘲热讽，说“你懂些什么，也有资格来提倡新文化？”让他受了很大的刺激。据周作人说，五四运动后，他下决心去法国留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就是“为了出心头的一股闷气”。他得了博士学位后，衣锦还乡地再回北大，地位果然大为改观。除了担任国文系教授，还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国文系为满足他的需要，还专门成立了语音实验室，由他负责领导。胡适任文学院长后，他又当选为研究教授兼研究院文史部主任，成了名符其实的名教授。

只是他有点小心眼，对当年的恩怨始终不能释怀。据赵元任夫妇说，刘半农在法国时生活困顿到了极点，他为了节省开销，“从来不出门和人往来”，更不敢在家里招待客人。刘半农告诉赵元任，他们一家在此苦捱，“就是因为要得这个臭博士”。他这个“臭博士”得的也真不容易，博士答辩进行了六个小时，据说答辩结束后，他整个人都是被架出去的。因此他回国后，立刻对那些洋教授还以颜色，宣称他的博士学位是法国国家授予的“国家博士”，不是私立大学的“私相授受”，言外之意是，只有他是真博士，其他都是假博士，结果又被传为笑谈，再一次证实了他的“肤浅”。他在与正人君子论战时，也表现出这种小气，抓住陈源的英文比“Dickens还好”一句，没完没了地加以讽刺。

这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当然不限于大学。或者说，从大学又传染到了其他行业，使那些离时代风气越近的行业，越深受其害。说到这里，就回到了“桌子的故事”。这段故事虽然很短，却是这段历史最生动的记录。

陶希圣“桌子的故事”说的是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是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出版机构，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甚至不下于北京大学。陶希圣初进商务印书馆时，大约是1924年，已经是王云五任编译所所长时期。据陶希圣说，当时编译所人材鼎盛，有不下三百人之众。而这三百人的薪资标准，都是由学历决定的。具体地说，凡国内大学毕业，月薪都在100元以下；日本普通大学毕业，月薪120元；日本名牌大学毕业，月薪150元。薪资待遇最高的是欧美大学的毕业生。普通大学毕业者，月薪为200元。如果是牛津、剑桥，或哈佛、耶鲁一类名牌大学毕业，月薪可以达到250元。当然，各人薪资上的多少，是由会计室直接告知的，相互之间并不了解。

但是这种待遇上的差别，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这就是桌子。从桌子的样式，大小，就可以推求出主人的学历和薪资待遇的高低。

具体地说，国内大学毕业，坐的是一种小桌子，长三尺，宽一尺半，外加一张硬板凳。桌子上的墨水，是工役用水壶添加的。日本普通大学毕业，桌子的长度为三尺半，宽二尺，外加硬板凳。而日本名牌大学毕业的，桌子的长度为四尺，宽二尺半，那条硬板凳，也改换成了藤椅。桌上的墨水瓶有红蓝两色，还要外加一个小书架，内分五格。桌子最宽大的，是欧美名牌大学毕业生。桌子宽到五尺，上面还有可以拉上拉下的盖子，椅子则在藤椅之外，还要另配一条硬板凳，据说是为了接待客人、接洽工作时使用。

这种因人而异的等级制度，势必也影响到国内大学的待遇。在这件事情上，陶希圣提供的史料也与我们平常的认知不同。依我们平时的揣测，国内大学的地位理应以北大最高，其次是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一类国立大学。事实却完全相反。在商务印书馆里，待遇最高的是同济大学，其次东吴大学，月薪分别为90元和70元，而北大学生的薪资，只有60元而已。陶希圣因为自北大毕业后，又在安徽任过一年教职，在商务印书馆的月薪是80元，仍然略低于同济大学毕业生。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企业的先驱，但是因为领风气之先，这种崇洋媚外的制度也最根深蒂固。这种僵化的制度，造成许多人际关系上的对立，使人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据陶希圣说，李伯嘉曾告诉过他，王云五在背后说过，“陶希圣的工作比以前的周鲠生做得多，做得好。周鲠生在这里两年，最后只看看法文书信。”陶希圣知道了这件事后，一直耿耿于怀，不明白“周鲠生比我差，为什么他的月薪二百元，坐大桌子藤椅？”从此便有了离开商务的心理。1925年夏天，他的同事唐钺收到清华大学的聘书，准备离开商务编译所时，他前去唐家送别，看见地上的两口黑铁箱子，便在心里发誓说：“如果我到北平去当教授，我首先买下这样两口箱子。”

几年后，他果然有了这样的机会，接到北大的聘书，可以回北平当教授了。不过他是否真买了两只铁箱子，我不得而知。

最后再补充一点，陶希圣离开商务后，后来又一度回来，担任过王云五的中文秘书。但当时他已经是名教授了，待遇同过去相比，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桌子可大了，长到六尺，宽到四尺，满桌的大玻璃板，右手还有两架电话机”，而且这张六尺长的桌子，还可以自由转动。他这时的心情，当同刘半农拿到博士学位一样，终于出了那口闷气。

2009.1.1

P63-66

十多年不写文章了。想不到却如杨万里所说，“老来万事落人后，惟取故书遮病眼”。在一个人枯坐读书的时候，明白了“世除白发无公道，人只黄金有故交”的道理，又重新走回了这条老路上去。古人有“困而修德，穷则著书”之说，原来今天也不外如此。

这本集子里所收的文章，一部分是随笔，少数可以称为“掌故”。我从小就喜欢掌故类的文章，对《一士丛谈》、《一士谈荟》、《花随人圣庵摭忆》一类小品文字极感兴趣。我认为掌故的价值，是可以将历史具体化，使人通过关键性的小事进入掌故背后的时代。一件史料的价值，一篇掌故的意义，往往可以超过几十万字的长篇大论。只是好的掌故文章，现在越来越少见了。原因是许多熟知掌故的人，只喜欢以此为谈趣，并不将这些看做学问。所以许多公认的掌故大家、“故事大王”，例如清末之盛昱“盛祭酒”，民初之柯昌泗“柯教授”，以及张孟劬、冒鹤亭、钱玄同等人，都没有留下掌故类文章，使多少珍贵史料做了陪葬品。而今天的学者成见就更深了，他们普遍认为掌故文章不足以展示格局，喜欢以世界性的眼光将历史问题放大，至少也要“在亚洲的天空下思考”，有些热衷于思想史的学者更仅仅是借用历史的题目，发表自己的宏伟见解。

所以现在写掌故文章的作者，普遍是学术边缘上的“小人物”。我这样说，不是说小人物就不能写掌故，但是要写好掌故，我以为首先应该是个“学者”，不仅要知道故事，还要了解那段历史，了解掌故背后的东西。而“小人物”总有逃不脱的局限，他们本来就所知有限，只不过知道一点就写一点，对掌故背后的东西更缺乏了解。所以今天的掌故类文章，已经是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东西，其中既没有真正的“独家之秘”，也没有对史料的独特发现，当然无法再作为读者进入历史的“秘道”。

我自己写的就是这类文章，或者说，也是写这类文章的“小人物”。最后说一下，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有一部分曾在报纸专栏上发表过，大部分是近来的新作。至于文章的内容则相当贫乏，大部分都是有人写过的，称不上“历史的空白处”。我坚持写这些别人写过的内容，是自以为在这些内容上，或发现了一点新材料，或有了一点新见解，可以抄撮下来，供专家学者作进一步的研究。然而因为写作时间不同，这些文章的水平不太一致。最初有些拘谨，后面的又有些放肆。在有些重大的问题上，发表了一些肤浅的见解。这是因为有时候“思出其位”，也想像学者们那样站高看远一点，便借着说掌故的机会说了几句大话。

感谢出版社给我这个机会，使这些水平不一的文章，一起鱼贯出笼。而如果还有读者去看，我也想像流行歌手那样，说一声“希望大家喜欢”。

2009年10月30日于北京李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