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学人的视野中，有个名字总是若隐若现地在人们的面前闪过。人们似乎知道他，但似乎又不太了解。他就是马丁·布伯，当代重要有影响的犹太宗教哲学家。布伯的关系本体论是要在西方哲学中重建永恒之你这个维度，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到存在意义之源泉，才能抑制膨胀的自我，才能正确对待世界。

——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院长

1923年，马丁·布伯发表了他的小书《我和你》。这是本很有趣、很重要的书，他的理论的根据说明了他的实存（存在）主义的倾向。布伯的思想着重指出“你”的关系的本源性，而把“你”向“他”的转化视为疏远化、对象化、客观化的必然趋势。“你”的关系才是基础的，它是文明的根基，但又是文明所揭示的，是文明所养育、维护的。

——叶秀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布伯所开辟的沉思图景是如此丰富，至今还如此新颖，以至造成了这种可能，使某种意义的视野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从开拓者所指示出的小路的角度，并不总被看到。这就是与事件相遇本身，就是在对话中来自自身的思想喷发，而远非理智的认知。

——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

《我和你》通过探讨“我和你”与“我和它”两种关系范畴，区分出经验世界与关系世界，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我和你”的关系存在于两个能动的主体之间，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是两个主动主体的相遇和对话。本书观点对人文社科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生于奥地利，犹太宗教哲学家、翻译家、德语文体大师。著述领域包含犹太神秘主义、社会哲学、圣经研究、宗教现象学等。布伯的哲学关注人与其他事物的“相遇”或“对话”。《我和你》是表达其哲学观点的代表作。

杨俊杰， 1978 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德国和古希腊的文学与思想以及中西比较文学。专著有《艺术的危机与神话：谢林艺术哲学探微》《延异之链：俄狄浦斯王影响研究新论》。

译者前言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后记

参考文献

德汉术语对照索引

《我和你》：

但我们的苦命有着一份崇高的忧郁，我们世界里的每一个“你”一定都会变成“它”。哪怕在直接的联系里，“你”曾是那样一对一地就在眼前：只要联系发挥出作用，或者有手段渗入联系，“你”就变成众多对象里的又一个对象，哪怕是最别致的一个，终究已是其中一个，有尺度有边界。作品之为成真，同时也是失真（Entwirklichung）。纯正的直观，其实太短暂；自然生命（Naturwesen）刚刚在秘密的相互作用中向我打开，就又成为可以描述可以拆卸可以归类的，成为多重规律圆圈的交集。爱也不可能停在直接的联系里；爱当然会延续，却是在活跃和沉寂之间往复。至于人，刚刚孤零零，刚刚没有什么性质了，刚刚不再是方便取用的而是就在眼前的，刚刚不是可以感受的而是可以抚摸的，就又成为一个“他”或“她”，成为一堆属性的集合，成为一个有模有样的量。我又从这人身上取来头发的颜色，说话的颜色，或者品德的颜色；但只要我能做这样的事情，这人就不再是我的“你”，而且（一下子）还不会重新变回去。

1923年问世的《我和你》（IchundDu），是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MartinBuber，1878—1965）的名篇。在汉语学界，这本书已有三种翻译。其一，（台湾）许碧端翻译的《我与你》，1974年在台北出版，1993年有新印刷。其二，（台湾）张毅生翻译的《吾与汝》，1979年发表在台湾《鹅湖》月刊，分三期连载（卜伯1979.5：1，28—39；1979.5：2，39—50；1979.5：3，24—38）。其三，（北京）陈维纲翻译的《我与你》，北京、台湾均有印行。相对而言，张毅生的翻译发表在许多治“西”学的人不太熟悉的“中”学刊物上，所产生的影响不及此前许碧端、之后陈维纲的两种译本。许碧端译本虽然最早，但至今读来仍有趣味。有些容易译错的句子，它都能从用词模糊的地方，准确地读出布伯的原意。译者之功力，可见一斑。陈维纲译本语言别致，深受欢迎。其之为译林经典，断无半点可疑之处。现有的三种中文翻译，基本上都是自英译本转译，而且也不讳言是转译。现在的学术界，隐约有种风气，好像只要转译就一定不可取。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片面性。转译的价值，不可如此慢侮。许多经典的汉译哲学名著，其实都是转译。转译同样也可以达到神采奕奕的地步，并惠泽后学。直接面对原文进行的翻译，也不能说可以更好地把握原文的语言和思想。客观地说，二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都面临着扬长避短的任务。或可以韦卓民先生为例，草率地进行说明。韦先生翻译康德，原本可以直接从德语译出。但他考虑自己的德语终究不及自己的英语，对康德原文的理解未必能够及得上对康德著作英译本的理解，所以最终还是从英译本转译。仔细思量，怎能不对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肃然起敬！《我和你》英译本有两种，译者分别来自英国和美国。首先是1937年出版的史密斯译本，其次是1970年出版的考夫曼译本。两个英译本的书名，都是IandThou。但要指出的是，考夫曼译本虽以IandThou为书名，却也不过只是当作书名而已。他的译文处处都将du译成You，而非Thou。他在推出这个新译本以前，甚至还在文章里明确地说，用Thou翻译Du是不合适的，带来两个本该避免的“严重危险”（ernsteGefahren）。第一个危险是，Thou容易让人联想到“那种神圣庄严的声调”，误以为布伯所要谋求的就是这种效果。考夫曼大概是暗指英语《圣经》尤其詹姆士钦定本用Thou称谓上帝，对西方世界（尤其通过教会）所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这种“神圣庄严的声调”恰是布伯费去许多气力想从宗教中赶走的。第二个危险是，Thou作为从前英语所使用的一种人称，如今普通人在生活里基本上不会用到，要是用它来翻译布伯《我和你》的书名，无疑会让这本书显得有些神秘。弗洛伊德的DasIchunddasEs，也是1923年出版，书名与《我和你》并非没有相近之处考夫曼指出，由于书名的翻译问题—DasIchunddasEs被译成TheEgoandtheId，出现了两个老派的词Ego、Id，弗洛伊德的书便无奈地予人以神秘兮兮的印象（参看Kaufmann1963，585）。考夫曼的讲法是不是有道理，恐怕很难评论。但至少可以概括指出，他的译本虽然顶着IandThou的书名，其实应该被读成IandYou。第一个英译本的作者史密斯（RonaldGregorSmith，1913—1968）是苏格兰人，出生于爱丁堡。他在爱丁堡念大学，1934年毕业于英语系（EnglishDepartment）。从1934年9月到1935年7月，他在慕尼黑游学一年，主要学习德国的文学和哲学。后重新回到爱丁堡，适逢白利教授（JohnBaillie）离开纽约协和神学院，来到爱丁堡大学任“系统神学”教授（ProfessorofSystematicTheology）。正是在白利教授的影响下，史密斯对布伯产生兴趣。1936年9月，他甚至还前往法兰克福，到黑彭海姆（Heppenheim）拜会布伯（Clements1986，6—16）。史密斯的最后十年，是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作神学教授（ProfessorofDivinity）。自1937年出版《我和你》的译本时起，史密斯便和布伯结下不解之缘。他还翻译出版两种“布伯文选”，其一是BetweenManandMan，其二是TheKnowledgeofMan:APhilosophyoftheInterhuman。BetweenManandMan出版于1947年，含5篇文章。第1篇Dialogue，即Zwiesprache，原载DieKreatur杂志1929—1930年总第3卷，1932年由柏林的Schocken推出单行本。第2篇TheQuestiontotheSingleOne，即DieFrageandenEinzelnen，原是1933年与瑞士学生所作交流心得，1936年由柏林的Schocken推出单行本。第3篇Education，即RedeüberdasErzieherische，原是1925年在海德堡第3届国际教育大会（InternationalerP?dagogischerKonferenz）所作报告，1926年由LambertSchneider推出单行本。第4篇TheEducationofCharacter，即überCharaktererziehung，原是1939年在特拉维夫会议上用希伯来语所作发言，德语版发表于布伯1947年出版的德语文集DialogischesLeben.Gesammeltephilosophischeundp?dagogischeSchriften。第5篇WhatisMan?，即DasProblemdesMenschen，原是1938年夏季学期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讲稿，1942年发行希伯来语版单行本。自1965年版以后，又新添一篇“后记”（Afterword），其副标题是TheHistoryoftheDialogicalPrinciple。这篇后记也是翻译，由弗里德曼（MauriceS.Friedman）翻译，原是布伯1954年出版的德语文选DasdialogischePrinzip的“后记”（Nachwort）。至于TheKnowledgeofMan，则是史密斯与弗里德曼合作翻译，1965年出版，含6篇文章。第1篇DistanceandRelation，1951年发表于HibbertJournal，原是UrdistanzundBeziehung，发表于布伯1957年出版的德语文选DieSchriftenüberdasdialogischePrinzip。第2篇ElementsoftheInterhuman，1957年发表于Psychiatry，原是ElementsdesZwischenmenschlichen，也发表于布伯1957年出版的德语文集DieSchriftenüberdasdialogischePrinzip。第3篇WhatIsCommontoAll，1958年发表于ReviewofMetaphysics，原是DemGemeinschaftlichenfolgen，1956年发表于NeueRundschau。第4篇TheWordThatIsSpoken，原是DasWort,dasgesprochenWird，最初发表于1961年出版的论文集WortundWirklichkeit.BayerischeAkademiedersch?nenKünste，然后收入布伯1962年出版的德语文选Logos.ZweiReden。第5篇GuiltandGuiltFeelings，1957年发表于Psychiatry，原是SchuldundSchuldgefühle，1957年发表于Merkur，1958年由LambertSchneider推出单行本。第6篇ManandHisImageWork，原是DieMenschundseinGebild，1955年由LambertSchneider推出单行本。第二个英译本的作者考夫曼（WalterArnoldKaufmann，1921—1980），原本是德国犹太人。他出生于德国弗莱堡一个已改宗至基督教（新教）的犹太家庭，但在12岁的时候，他回归犹太教，甚至想过当“拉比”（Rabbi）。1939年移居美国，二战后进入哈佛学习。仅用两年时间便攻下哲学博士学位，禀赋惊人。博士论文写尼采，题目是Nietzsche’sTheoryofValues。他1950年出版的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是英语世界尼采研究的经典之作（参看科恩格尔德［StanleyCorngold］给考夫曼的自述撰写的“前言”：Kaufmann2015，xi—xii）。自1947年起，考夫曼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教哲学，1962年升至正教授（fullprofessor）。作为布伯的译者，考夫曼特别难能可贵的地方是敢于坚持批评。哪怕是《我和你》的一些核心观念，他都能够一直抱有不愿完全苟同的立场。他在给自己的译本写的“前言”（prologue）里，就有这种表述。他参加布伯研究界的重要学术会议，同样也还是这样地提出批评（CissnaandAnderson2002，44—45）。不作一丝一毫的乡愿，他的这份勇气不管怎么说，都是值得钦佩的。《我和你》的德文原著，有1923年初版和1957年新版之别。不过，1957年版只是微有调整。所谓“微”调，是指基本上只对一些不太关键的个别词句进行改动、增删，绝少出现重写整段话甚至整节内容的情况。比如初版第1部分第2节有一句话GrundwortebedeutennichtDinge,sondernVerh?ltnisse，新版时删去，又或者初版第2部分第6节有一句话wasunsindiesemlebentun，新版将tun改成ger?t，等等。类似的“微”调，也见诸布伯的其他文本，这大概是他的一种工作习惯。史密斯译本、考夫曼译本，底本分别是初版、新版。当然，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史密斯的译本又有新、旧之别。1958年的新史密斯译本，是在1937年旧史密斯译本的基础上“略”有调整，但它并没有参考布伯1957年“新”版。此“新”无关乎彼“新”。其所调整者，仅是旧史密斯译本当中的两个译法。其一，改用spiritualbeings译geistigeWesenheiten。其二，放弃reversal，改以turning译Umkehr（Buber1958，xi—xii）。或许，史密斯并不认为布伯的“微”调，有引起进一步调整的价值。史密斯是布伯翻译的“行家”，考夫曼教授是德国文学和思想的“行家”，这都是确切无疑的。不难想见，他们给出的英译本都具有相当的功底和可见度。然而，翻译终究是一种“手艺”，任谁都难言完美。史密斯、考夫曼，都在其中。考夫曼从“布伯档案”（MartinBuberArchive，简称MBA）里，找到布伯1937年3月写给史密斯的一些信。从中发现布伯对史密斯寄来的英文译稿，提过不少修改意见，加起来达两百处之多！对照最终出版的英译本，考夫曼却发现布伯有些意见，史密斯并没有及时吸收。考夫曼还发现他自己的翻译，尤其在一些疑难字句上，同布伯透过对史密斯翻译所作的批评而流露的想法有不少相通之处—“感觉真有点奇怪，竟然看到许多疑难的字句，我的读法居然从布伯那里得到了验证，而且是在他过世多年以后”（Kaufmann1970，5）。这至少意味着，史密斯的译本虽然现在还是很受欢迎，但翻译方面并非无可挑剔。另一方面，即便是考夫曼的新译本，也还是有批评的声音传出。弗里德曼就认为，布伯的有些用词，比如Umkehr，考夫曼可以翻译得更好。考夫曼把Umkehr翻译成return，弗里德曼批评说还是turning更加合适（Friedman2002，xxii）。翻译《我和你》里的Umkehr，焦点在于它有没有“回”的意思—究竟只是“转”，抑或是指“转回”（或者“回转”）。史密斯译本1958年新版，在Umkehr的翻译上从reversal改成turning，想必就是对“回”有所顾忌。弗里德曼赞成turning，批评考夫曼的return，恐怕也是如此。《我和你》曾很清楚地谈到Umkehr，其所特别强调的也只是转，并无转“回”之意：文化的历史并非王朝更替，并非匆匆走过一个接着又走来下一个，气氛活泼，决不多想什么，匆匆穿行在不变的死亡圆圈里。［其实，一种又一种文化］来了又去，便走出了一条无名的道路。不是什么不断进步不断前进的道路；可以称之为向下去，穿过属灵层面的地下世界的一个又一个陀螺，也可以称之为向上去，走进那最往里最精妙也缠绕得最复杂的漩涡，很显然无所谓什么往前与向后，不过是总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Umkehr：［总在进行］突破。（第2部分，第6节）

沿着螺旋往下，又或者随着漩涡向上，固然是“转”，却不是转回来，而是转得更往下，或者转得更往上。就此而言，考夫曼翻译成“转回”（return）或“返回”，恐怕不太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