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花怒放的烟火(余光中跨界序集)(精)》收录余光中序文21篇，所序文章包括散文、诗集、翻译作品、词典等，也包括其个人文集。既然称为“序体文”（余光中语），已不限于单就一文一作者论，作者以博深的文学素养，以所序为引头，为读者打开了读、赏、析的大门，引领读者以所序为原点四顾相关风光，引读者于高处一览众山。

余光中先生在中国诗界可算是一位奇人。他写诗的产量多，写作的时间跨度长，而且现在还处于创作的巅峰状态，这种不曾退潮的“青春期”是让人艳羡的。余光中不仅写诗，而且评诗；不仅评诗，还选诗和译诗。诗人、选家、诗评家、翻译家，他全兼了。他是真正的多面手。这样的全才，在当今中国，不谓仅见，也算少有。《心花怒放的烟火(余光中跨界序集)(精)》收录余光中序文21篇以供读者赏析。

第一辑

 炼石补天蔚晚霞

 《茱萸的孩子》简体字版前言

 悲喜之间徒苦笑

 狸奴的腹语

 当中华女儿做了美国妈妈

 最后的牧歌

 光芒转动的水晶圆球

 散文也待解梦人

 种瓜得瓜，请尝甘苦

 别有彩笔干气象

 序短贺寿长

 指点迷津有书迷

 故国神游

第二辑

 腕下谁能招楚魂?

 心花怒放的烟火

 无愧于缪斯

 墨香濡染，笔势淋漓

第三辑

 帝国虽大，语文更久

 字是生理，句是生态

 良缘全靠搭配

 入境问俗

 何止ABCD?

第四辑

 被诱于那一泓魔幻的蓝

 中文世界的巍巍重镇

收入目前这一套《余光中集》里的，共为十八本诗集、十本散文集、六本评论集。除了十三本译书之外，我笔耕的收成，都在这里了。不过散文与评论的界限并不严格，因为我早年出书，每将散文与评论合在一起，形成文体错乱，直到《分水岭上》才抽刀断水，泾渭分明。

早年我自称“右手为诗，左手为文”，是以诗为正宗，文为副产，所以把第一本散文集叫做《左手的缪斯》。其中的第一篇散文《石城之行》写于一九五八年。说明我的散文比诗起步要晚十年，但成熟的过程比诗要快，吸引的读者比诗更多。至于评论，则在厦门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虽是青涩的试笔，却比写抒情散文要早很多，比写诗也不过才晚一年。

我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夏天告别大陆的。在甲板上当风回顾鼓浪屿，那彷徨少年绝未想到，这一别几乎就是半个世纪。当时我已经二十一岁，只觉得前途渺茫，绝不会想到冥冥之中，这不幸仍有其大幸：因为那时我如果更年轻，甚至只有十三四岁，则我对后土的感受就不够深，对华夏文化的孺慕也不够厚，来日的欧风美雨，尤其是美雨，势必无力承受。

要做一位中国作家，在文学史的修养上必须对两个传统多少有些认识：诗经以来的古典文学是大传统，“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小传统。当年临风眷顾的那少年，对这两个传统幸而都不陌生：古典之根已蟠蜿深心，任何外力都不能摇撼；新文学之花叶也已成阴，令人流连。不过即使在当年，我已经看出，新文学名家虽多，成就仍有不足，诗的进展尤其有限，所以我有志参加耕耘。后来兼写散文，又发现当代的散文颇多毛病，乃写《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逐一指陈。

早在厦门大学的时期，我已在当地的《江声报》与《星光报》上发表了六七首诗、七篇评论、两篇译文，更与当地的作家有过一场小小的论战。所以我的文学生命其实成胎于大陆；而创作，起步于南京；刊稿，则发轫于厦门。等到四十年后这小小作者重新在大陆刊稿，竟已是老作家了。一生之长亦如一日之短。早岁在大陆不能算朝霞，只能算熹微。现在由百花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这部《余光中集》，倒真像晚霞满天了。

除了在大陆的短暂熹微之外，我的创作可以分为台湾、美国、香港三个时期。台湾时期最长，又可分为台北时期(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四年)与高雄时期(一九八五年迄今)。其问的十一年是香港时期(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五年)。至于先后五年的美国时期(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则完全包含在台北时期之中。

然而不论这许多作品是写于台湾、香港或美国，不论其文类是诗、散文或评论，也不论当时挥笔的作者是少年、壮年或晚年，二十一岁以前在那片华山夏水笑过哭过的日子，收惊喊魂似的，永远在字里行间叫我的名字。在梦的彼端，记忆的上游，在潜意识蠢蠢欲动的角落，小时候的种种切切，尤其是与母亲贴体贴心的感觉，时歇时发地总在叫我，令浪子魂魄不安。我所以写诗，是为自己的七魂六魄祛禳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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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〇〇〇年为止，我一共发表了八百零五首诗，短者数行，长者多逾百行。有不少首是组诗，例如《三生石》便是一组三首，《六把雨伞》与《山中暑意七品》便各为六首或七首；《垦丁十九首》则包罗得更多。反过来说，《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虽分成三首，也不妨当做一组来看。他如《甘地之死》、《甘地朝海》、《甘地纺纱》，或是《星光夜》、《向日葵》、《荷兰吊桥》也都是一题数咏。所以我诗作的总产量，合而观之，不足八百，但分而观之，当逾千篇。

论写作的地区，大陆早期的青涩少作，收入《舟子的悲歌》的只得三首。i次旅美，得诗五十六首。香港时期，得诗一八六首。台北时期，得诗三四八首；高雄时期，得诗二一二首。也就是说，在台湾写的诗一共有五六。首；如果加上在《高楼对海》以后所写而迄未成书之作，则在台湾得诗之多，当为我诗作产量的十分之七。所以我当然是台湾诗人。不过诗之于文化传统，正如旗之于风。我的诗虽然在台湾飘起，但使它飘扬不断的，是五千年吹拂的长风。风若不劲，旗怎能飘，我当然也是最广义最高义的中国诗人。

自一九八。年代开放以来，我的诗传人大陆，流行最广的一首该是《乡愁》，能背的人极多，转载与引述的频率极高。一颗小石子竞激起如许波纹，当初怎么会料到?他如《民歌》、《乡愁四韵》、《当我死时》几首，读者亦多，因此媒体甚至评论家干脆就叫我做“乡愁诗人”。许多读者自承认识我的诗，都是从这一首开始。我却恐怕，或许到这一首也就为止。

这绰号给了我鲜明的面貌，也成了将我简化的限制。我的诗，主题历经变化，乡愁之作虽多，只是其中一个要项。就算我一首乡愁诗也未写过，其它的主题仍然可观：亲情、爱情、友情、自述、人物、咏物、即景、即事，每一项都有不少作品。例如亲情一项，父母、妻女，甚至孙子、孙女都曾人诗，尤以母亲、妻子咏歌最频。又如人物，于今则有孙中山、蔡元培、林语堂、奥威尔、全斗焕、戈尔巴乔夫、福特、薇特、赫本、杨丽萍，于古则有后羿、夸父、荆轲、昭君、李广、史可法、林则徐、耶稣、甘地、劳伦斯。梵高前后写了五首。诗人则写了近二十首，其中尤以李白五首、屈原四首最多。

P3-7

本书所收二十四篇文章都是序言，所序对象有自己的书也有他人的书；有一人之书，也有多家选集；有诗、散文、小说、翻译、绘画、书法、辞典、丛书等等。

这些序言如果逐一道来，恐怕比写一篇长序更加辛苦，但是其中有三篇不妨一提。陈幸蕙穷十年之功研究我的诗文，六年来先后由尔雅出版社推出了两本《悦读余光中》，分别是诗卷和散文卷，所费心血不下于一部博士论文。我戏称她似乎成了“余光中的牧师”，热心传播“余道”，令我感愧。所以《悦读余光中》两卷出版，义不容辞，我当然得写序以报。不过两书所论原是我自己的作品，因此我出面为之作序，有点像母鸡跟蛋贩一起推销鸡蛋：他序变成了半自序。

另外一本是李炜的《书中书——一个中国墨客的告白》。此书是以英文写成，英文写得很漂亮，但是英文本迄未出版，却由余珊珊先译成中文，先后已在台湾和大陆问世。我的序言是根据他的英文原文写的：这种反常的做法实为出版史上所罕见，若非仅见。

其实十年来我写的自序、他序、群序还不止这些。其中自序还应包括王尔德四出喜剧中译本和在大陆各地出版的各种选集之前言后语。甚至此刻，我已经答应而迄未兑现的“虚序”，仍有债未清，思之惴惴。我别无他法，只能告诉未来的索序人说：“暂不收件”。

为了庆我八秩生日，今年活动颇频，其中所谓学术研讨会已有两场：在徐州的一场由香港大学和徐州师范大学合办，另一场在台北，则由政治大学文学院主持，因此论我的文章忽然出现了好几十篇。在徐州的研讨会上，我在致答谢词时大放厥词，说什么在文学的盈亏账上，作家是赚钱的人，而评论家是数钱的人。众学者一时不释。我进一步说明：作家每写一篇作品，原则上都为民族的文化增加了一笔财富，但是其值几何，就需要评论家来评估，也就是数钱了。那一笔“进账”也许很值钱，也许并不值什么钱。也许交来的是一笔贷款，是向别的作家借的，甚至是赃款，向人偷的，也许根本是一把赝币，一叠伪钞，更不幸的，也许竟是一堆过时的废票或者冥钞。同时这一笔钱，币制混杂，一个人数了还不算，还需要更多人来共数，都肯定了才能定值。所以一位作家仅会赚钱还不够，最好还能认钱、数钱，不但数别人赚来的钱，更要能数自称赚来的钱。

余光中

二〇一四年七月于高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