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伊姆·毕厄出生于耶路撒冷，著名诗人及散文作家，多次获得文学奖，包括以色列名声最高的文学奖波恩斯坦文学奖。

小说把恐惧、讽刺、怜悯、自嘲等情感高度巧妙地糅合到一起，把以色列建国初期的耶路撒冷描绘得形神逼肖。

本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描绘了耶路撒冷的二个家族历史，回忆了念念不忘家族史的外祖母，父母间奇特而深沉的婚姻关系，并夹杂着自己与父母间的情感战争。作者的童年、青春期以及父母、周围亲人的生活相互交织，上演了一幕幕充满欢乐与忧伤的人生悲喜剧。小说结尾浮现出作者个人的文学呼唤，是整部作品的情感总结——虽然深受家庭的影响，但最终超越了家庭，超越了传统，超越了历史。

外祖母怕死。

可她从不承认——不过，她有时也会以夹杂着几分骄傲的谦逊口气说，她只是害怕，到了终极审判日，站在上帝面前，等待最高的宣判——可是我发现，在圣经动物园的小路上遇到一只孔雀，像魔鬼似的站在那里，她真的害怕了。

当这个动物园在安息日首次向公众开放的时候，父亲和我已经去过，外祖母是听我们一个邻居耶茨哈克·贝壳先生说的，这是一位艺术家，画过住棚节幼稚的小棚屋装饰，画过“东墙”的形象。他为米阿社瑞姆社区高等拉比经学院殿堂顶棚画过四只动物，只是为了向学生形象说明圣训中的这句话：“勇似猛虎、轻如雄鹰、快速奔跑像公鹿、无所畏惧若雄狮，坚决执行我们在天之父的意愿。”老太太看了，连声说：“好，好，就像活的一样。”她称赞说，在她看来，这是一位心灵手巧的艺术家，就是犹瑞之子贝扎雷转生再世，就是真正的贝扎雷。虔诚恭顺的贝壳谦卑地说：“伟大而技艺超群，只应归于我们的在天之父，上帝。”说着，他捋捋自己的络腮胡须，五指伸开，梳理一下正在变得灰白的头发，并建议老太太与其欣赏他这些缺骨少肉不真实的模仿品，不如到动物园，亲眼看看上帝亲手制作的实物，即使在天堂，哪个能与上帝相比？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只是他的子民，哪一个能与全知全能的他老人家相比？

从那以后，外祖母经常造访耶路撒冷的这个小小的动物园，它就坐落在城北的山脊上，那是独立战争之后，从斯高帕斯山发配到这里来的。时不时地，在平常上课日子的一清早，她就来到我们住处，领着我一起去动物园，不过总要得到母亲明确无误的同意，才准许出门，因为她不认为在三年级结束时，由于几次缺课，会给儿子带来什么不利的后果。

动物园创建者的意图，在于收集到《圣经》中明确或间接提到的动物，巨大如蟒蛇，这种动物比陆地上任何其他兽类都玄妙，还有匍匐于水流中游的巨大鳄鱼，一直到小巧的戴胜鸟，这种富有传奇色彩的野鸟，曾经作为所罗门王的秘密使者，前往诗芭女王宫殿，所罗门带有威胁性的密函，就叼在它的口中——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外祖母的想象力。她不经意间，坠入锡安主义梦想的疯狂魔力诱惑之中，她想把《圣经》里提到的所有动植物，鲜活的实物都重新聚集到一起，它们在“万书之书”的一页一页之间，历经了一代又一代，已经枯萎凋谢了，就像一朵仙客来，或者蜕掉干皮的蛇，在这坚实的土地之上，在半荒凉的景观之中，睁开它们的眼睛，瞩目这个世界。

外祖母喜欢领着我，在那里闲逛，在地方不大的松树林中，兽笼林立，沿着河流贫瘠的干涸故道，一簇簇的松树林上下逶迤，勾画出约旦的边界。怀着复杂多样的心情，既害怕又惊喜，她观察着叙利亚熊发动了一场争斗，相互厮咬，试图骟掉对方的雄霸之能，看着动物的科学铭牌，就在动物名称旁边，写着所罗门的话，她抑扬顿挫地读出声来：“与其碰见愚蠢行事的傻子，还不如让他碰上一头幼崽被劫的母熊。”这位所罗门，聪明绝顶，能够分辨出驴叫和鸟鸣有什么不同。她努力搜寻躲藏在人造洞穴里的獾，看到铭牌上写着：“獾是一种并不全知全能的小动物，然而它们能在岩石中造出自己的家。”再不就是在鸵鸟围栏周边逗留，长时间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的大蛋，一个一个就撂在地上。然后，她严肃认真地背诵起上帝从旋风中对约伯的回答：“鸵鸟的双翼自豪地扇动……因为它把蛋生在地面上，让它们感受地上的温暖。”她说她的父亲，奥匈帝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首席犹太法律专家，曾经在维也纳接受过专业培训，专门在鸵鸟蛋上进行微型艺术字书写。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外祖母有意地避开眼神，不去看施奈勒孤儿院那咄咄逼人的哥特式教堂尖顶，它，对于那些上帝的德国羔羊置之不理，任由他们自己迈步向前，骄傲地立足于这片土地的制高点上，在尖端高高地飘扬着一面十字大旗，仿佛是在说，正是我们犹太人应当为我们的先祖而自豪，是他们给予这个世界《圣经》——所有一切的事情都写在这本书上，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此外再也没有什么更意外、更令人迷惑不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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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以色列小说前所未有地茁壮成长，成熟程度与涉及领域之宽广均令人欣喜。长篇与短篇小说大量翻译成英语，才华出众、风格多样的译者，以引人人胜的文学形式，成功地把复杂的以色列生活场景传达出来。此前，在希伯来小说创作的领域里，主要都是世俗作家，现在涌现出类型多样的创作群体：女性作家、非欧洲的作家、信仰犹太教的人士。这些新的话语所表现出的深刻观察力，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哈伊姆·毕厄就是新涌现的诸多艺术家中，最为突出的一例。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羽毛》，1979年出版——很快翻译为英语——并非描述特拉维夫或者以色列建国前初创时期的合作农庄，也就是基布兹的世俗场景，而是描述了二十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自己童年和青春期在耶路撒冷宗教社区内的生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令人惊异的人物群像，通常都是一些虔诚的犹太教徒，或者是耶路撒冷那些行为古怪异常的人士，正是这些人以丰富充沛的感情，教育出书中这个年轻的主人公。小说的情调剧烈变动，忽而欢乐跳跃畅快无比，忽而恐怖至极令人毛骨悚然，忽而充满家庭温暖，忽而经受青春期的孤独。政治事件和社会的紧张严峻对峙丰富了故事的情节，不过这些内容总是处于背景之中，甚至赎罪日战争也只占据了小说结尾的场面。

《羽毛》树立了毕厄的声誉，随着时间推移，他的知名度日益显赫，在随后的若干年内，他大量写作新闻报道与专栏文章，向以色列公众提供很多历史背景知识。1987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虚饰时代》也是脱离以色列小说的主流题材，以其边缘化的着眼点为特色出版了。虽然故事发生在以色列的军队中间，而其中的角色，仍然离不开犹太宗教人士，且不像通常的以色列小说中刻画的普通士兵。五年以后，毕厄发表了《他们的爱与恨》这一部充满敬爱之意的、半传记性的再创之作，显然这是他知识分子形成期的感悟，写的是三位现代希伯来文学领军人物：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约瑟夫·哈伊姆·伯伦纳和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

毕厄展现出多种才能：创作小说、诗歌，通俗解读历史，新闻报道与专栏评论，使得他由边缘地带进入社会主流。微妙和持续不断扩展的以色列文学视野，已经使得中央与外围的分界与距离日益模糊与缩减。这种地位的转变，使得毕厄有能力将他最为大胆的小说推上日程，1998年的《哈佛林》，英译为《充斥时间的记忆》，从概念上讲，这是一种自我内省的思索，“后现代”式的作品。该书涉及作者对早年生涯各个阶段的反省，从逻辑上讲，人们可以设想到，其中必然有某些人们熟悉的东西。部分是回忆，部分是小说，这些显然来自毕厄先前的作品中某些引人入胜的情节，特别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羽毛》。

与他此前的作品对比，可以看出该书引入了更为密集的事件和情节，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证明《哈佛林》这个标题的双重含义：禁锢与悲痛。讲述主人公自从1945年出生一直到1979年《羽毛》出版，作为一位艺术家，如何在耶路撒冷宗教街区内，在似乎敌对的家庭氛围中发育成长的复杂历程。描述的主人公正是哈伊姆·毕厄本人、《羽毛》的作者；他以丰富的情节所描述的那个禁锢，就是耶路撒冷充满冲突的虔诚的宗教家庭，他不得不在其中磨练自觉意识，认定自己的作家之路。从最初的几章可知，讲述故事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使得该书看来色彩斑驳、情节密集，同时在心理上编织成一个严酷结实的大茧，紧紧地包裹着他，并且，他最终要破茧而出。比如，他那超乎寻常虔诚的母仪至尊，外祖母依然是耶路撒冷古老的米阿社瑞姆街道小区贝替一安格润的居民，她用故事抚慰作者，讲述她那虔诚博学的祖先，一直追述到从俄罗斯第聂伯河右岸的什克洛夫移民来此，名为以色列拉比，正是他，在十九世纪初迁居到以色列土地。老太太的女儿，也就是作者尖酸刻薄的母亲，逃离了她母亲住所的那种令人窒息的宗教氛围，迁居到了耶路撒冷葛优拉小区，在二十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那里并不像现在这样，那时还不是超正统的邻里街区。哈伊姆·毕厄就是在这个街区里长大的，在那里，毕厄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努瓦乳制品商店，也就是具有以色列特色的合作社式的商店，那里就是这本回忆录兼小说的场面中心。他的父母都有各自痛苦的既往婚史，两人非常不合：母亲尖酸刻薄，精明敏感地看待人们的行为处世，她是一个求知欲极强的读书人，却竟然冲破了超正统的环境禁锢；父亲比母亲年龄大得多，他把主要精力奉献给了当地的犹太会堂，对街区邻里的事务尽心尽力，然而行为却常常古怪异常。书中众多的角色都向作者没完没了地讲述或灌输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和思想，这些占满了这个年轻人的想象空间，他就是日后的作家哈伊姆·毕厄。

然而，恰恰由于故事讲究策略的编排、情节丰富、叙述机智，使得从作者那里听来的故事，产生了极大的效果。作者越发意识到这些怪异的故事，故事中反映的世界以及日益增强的作者的自觉意识，这几者之间持久的关系。他反复地提到自己其他的小说，通常这些都是他母亲阅读过、并与他讨论过的；他反复地把自己写的这本书与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相互比较，该书也是一位成熟的作家唤起的家庭记忆。至此，读者不可能不联想到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其中，年轻的作家必须逃离宗教的环境、各种宗教惯例、习俗、戒律、典籍、仪式、规约；企图按照把个人灵魂简单化的模式，锤炼成整齐划一、清楚明了、意识自觉的人群。

讲述者把他终于成为作家的这番痛苦然而令人兴奋的经历，说成是“禁锢与悲痛”。他从拉马特甘展开了前景，他刚刚结婚之后就离开耶路撒冷迁居到拉马特甘，在那里开始了新闻工作的生涯。这次地理上的搬迁，争取到了时间上过渡的机会，赢得了前景，从二十世纪40年代末，在葛优拉街区的童年时期，跨越到二十世纪60年代在特拉维夫文学界的成熟期。

《哈佛林》的感染力来自于他丰富的希伯来背景，它唤起了一个过去的时代和一个消逝的世界，不仅局限于此，它还是一个勾魂摄魄的混合体：半是回忆，半是小说，足以挑战读者的想象力。一方面，我们只知道毕厄是基于他的经历书写回忆录，可是，从他单个场景的结构和更大单元的叙事方式，这些技巧足以说明他是一位有经验的小说家。作为回忆者的叙事技巧和小说家的写作技巧之间的张力，作者如果处理得恰到好处——此书恰好做到了这一点——不仅能体现出美学的丰富多彩，而且能够保持这种张力持续不断、反复展现。小说家通过讲述者之口，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拘泥于是否真实可靠，而回忆者必须让人感觉真实可靠，对于经他努力再创作而构成的过去，相信其真实性。在努力再创作和解析他本人自己的经历方面，毕厄毫不吝惜笔墨，不惜动用长篇大论来解释讲述者是如何挖空心思、搜寻遥远的记忆，从而说明他是如何成长的。尽管存在这样的张力，可是并不破坏全文整体的统一性或者他自己的风格。正像我们熟悉的“后现代”文本，偏偏要让你为难，不让你做出简单的文体归类，偏偏要把传统上根本不相同的叙事类型加以融合与混淆，《哈佛林》要求读者注意其内部张力，正是这种内部张力，成就了本书最大限度的丰富、曲折与变化。

阿诺德·J·班德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希伯来与比较文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