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编年体与大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式，客观叙述了毛泽东与蒋介石交锋中最为精彩的历史。通过对那些曲折反复、惊心动魄、斗智斗勇历史的叙述，歌颂了毛泽东过人的胆略和高超的智慧，揭露了蒋介石的阴险狡诈和冥顽不灵。

关于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直是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和研究的重点。迄今为止，专门论述毛泽东的著作，或专门论述蒋介石的著作，非常之多。与他们有关的论著，更是汗牛充栋，不计其数。但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最令读者感兴趣的内容，还可以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发掘。

本书稿以史料为依据，真实而生动地叙述了毛泽东与蒋介石在近半个世纪的交锋中，曲折反复、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及重大转折，展现了毛泽东过人的胆略和高超的智慧，以及蒋介石的虚伪和愚蠢。

序言

一 早年毛泽东

二 早年蒋介石

三 第一次国共合作

四 宁汉合流

五 秋收起义

六 初上井冈山

七 驰骋赣南闽西

八 第一次“围剿”

九 第二次“围剿”

十 第三次“围剿”

十一 通道转兵

十二 四渡赤水

十三 移师北上

十四 三军会师

十五 西安事变

十六 第二次国共合作

十七 抗日初战

十八 时间换空间

十九 第一次反共高潮

二十 第二次反共高潮

二十一 第三次反共高潮

二十二 大生产运动

二十三 延安之窗

二十四 重庆谈判

二十五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二十六 转战陕北

二十七 挺进中原

二十八 战略决战

二十九 和谈烟幕

三十勇 追穷寇

三十一 金门之战

三十二 和解信使

三十三 攻台准备

三十四 第一次台海危机

三十五 第二次台海危机

三十六 第三次台海危机

三十七 晚年蒋介石

三十八 晚年毛泽东

后记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

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曾把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但含义不清，目标也不明确。因此，兴中会创建以后的多次武装起义，结果都失败了。辛亥革命后的10余年间，他依靠军阀打军阀，同样未能取得革命的成功。

尽管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相比，还是一个历史很短、人数很少的党，但是，中国共产党明确的政治口号和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使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感到耳目一新。

1921年下半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在上海同中国国民党建立了联系。后经国民党党员张继介绍，由中共党员张太雷陪同南下桂林访问孙中山，建立了共产国际同孙中山的直接联系。马林向孙中山建议以国民党和苏俄合作为前提，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与中共合作。孙中山也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已包含共产主义，说俄国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精神与他所主张的民生主义是不谋而合的。当然，这是一种误解。但正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孙中山赞成联俄容共，使双方有了某些共同的思想基础。

1922年3月，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到达上海，不久南下广州联络孙中山。达林在中共党员张太雷和瞿秋白的陪同下，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达林提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人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平行合作，遭到孙中山的拒绝。这说明孙中山虽然愿意联共，但他是有条件的。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成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马林安排苏联代表越飞同孙中山建立联系。1923年1月16日，越飞到达上海，与孙中山商谈国家关系和国共合作的问题，最终达成共识，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

1923年，中国南方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国共合作的变化。这年1月，拥护孙中山、讨伐陈炯明的滇桂联军收复广州。随即，孙中山离开上海，重返广州，在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多次击退叛军陈炯明、沈鸿英部的进攻，控制住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地区。这样，在中国南方初步形成一个高举国民革命旗帜的革命根据地，并且建立自己的政权，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初步巩固，使渴望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统治下解救出来的全中国人民心中燃起新的希望，成为国民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阵地。

经过共产国际、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三方努力，最后商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不仅要求国共两党的政治方针必须相当接近，而且要求有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共同纲领。由于国共合作以国民党为主体，因此需要对国民党从组织上进行彻底改组，使其政治思想实现革命化和激进化，在国内同劳动群众接近，在国际上同苏联和共产国际密切合作。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以巨大的革命魄力排除重重障碍，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多次发表演说，总结中国革命一再失败的教训，反复强调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为了具体筹划改组工作，孙中山聘请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来又聘请他担任政治顾问。同时，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和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五人为改组委员。1923年10月，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王烬美、夏曦等人出席了大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虽是正式代表，但因故未出席大会。

这次大会正式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功绩。实行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

毛泽东坚决拥护国共合作，并且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任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在会上，他多次发言，除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发表意见外，还针对国民党右派观点申明自己的主张。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5年10月5日，由汪精卫推荐，他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蒋介石没有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未能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但是，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依然给他在政治上留下一席发展之地。由于陆军军官学校位于广州黄埔岛上，故通常将该校称为“黄埔军校”。

随着筹备工作的展开，各地学生纷至沓来，校长人选便提到议事日程。根据孙中山初时的设想，他自己兼任军校总理，校长由程潜担任，蒋介石和李济深任副校长。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不愿屈居于程潜之下。1924年2月21日，他以“环境恶劣，办事多遭掣肘”为由，提出辞呈，离粤返回原籍奉化县(今奉化市)。这时，张静江、戴季陶等也出来替他撑腰。张静江还亲自到广州找孙中山说情。孙中山重作权衡，决定改派蒋介石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才使蒋介石回黄埔军校主持校务。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

为了更好地树立个人威信，蒋介石经常在校内发表精神讲话，在思想上训练学生们的绝对服从意识。他特别强调，军队中应该绝对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他说：“若是没有纪律，那么，精神散漫不能一贯，意志亦就不能一致，组织更无从统一了。所以在学校里面，只有服从命令，不准另有第二句话的。”蒋介石还把绝对信仰、绝对服从三民主义作为“黄埔精神”的第一要旨。他说，拿了枪，就要实行三民主义，凡是“怀疑三民主义或批评三民主义的人，就是叛党，那就是我们的敌人”。

对于国共两党合作，在两党内部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不同意见。不赞同合作者大有人在。共产党员都能以大局为重，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而国民党右派的情况却颇为复杂：有的人胆怯于孙中山的崇高威望，不敢公开反对；有的人受到孙中山的批评，当面赞成，背地里大搞阴谋活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内部逐步形成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新右派。当年，戴季陶“挥泪”致书蒋介石、汪精卫等，要他们“团结”“救党”。他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中，抛出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共合作的“戴季陶主义”，把它作为国民党右派反共的理论武器。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已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广州市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等职。但是，蒋介石并不满足。因为这些职务全部都是具体的军职，而党、政、军最高职位则由他人所占。汪精卫身兼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坐了第一把交椅。孙中山北上时曾代行大元帅职的胡汉民，就任外交部部长。廖仲恺执掌财政部并兼广东省省长。蒋介石的顶头上司、与他有金兰之交的许崇智出任军事部部长。这样，汪、胡、廖、许是孙中山逝世后广州国民政府的四大支柱，他们的资历和地位都在蒋介石之上。在蒋介石看来，若不取代他们，自己就难以发展。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案发当天，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召开联席会议，指定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全权负责处理此案。经过调查，发现凶杀事件与胡汉民、许崇智有牵连，主凶朱卓文曾与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经常出入于胡汉民家。胡汉民知情不报，受到多方指责。9月15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派胡汉民赴苏联考察，实际是把他从中央权力圈中驱逐出去。9月20日，蒋介石派黄埔军校学生军包围许崇智的粤军总司令部，派人送去亲笔信，请他“卸职”，以慰“总理在天之灵”。这天下午，许崇智在蒋介石的“逼宫”之下，登船离开广州，悄然去沪。

在处理廖案过程中，与此案有某种干系的国民党元老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人也在广州无法立足，纷纷北上，齐集于北京。不久，他们组成西山会议派，进行反共反苏反广州国民政府的活动。

通过对廖案的处理，蒋介石得到了他事先未曾料到的收获。四大支柱中，廖仲恺被暗杀，胡汉民被驱逐，许崇智被逼走，只剩下一个汪精卫，最后形成了蒋汪联手的局面。许多国民党元老辈的出走，为蒋介石这位晚辈跻身于国民党领袖位置造成了有利的态势。

1926年1月1日至1月19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决议案和宣言是由共产国际制定后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共产党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在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优势。在共产党人吴玉章、林祖涵(林伯渠)、谭平山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共同努力下，大会重申“一大”宣言、纲领的正确性，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势力的进攻。大会听取路友于《关于弹劾西山会议审查报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大会严正地宣布：西山会议的举动，“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以严重之处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吾党之团结”。大会决定：把策划西山会议的首要人物谢持、邹鲁二人“永远开除党籍”；对于参加西山会议的附和者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等12人，给予警告处分。这个决定，严肃党纪，对国民党右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占一定比例。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度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随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批准他继续代理宣传部部长。为加强宣传部工作，毛泽东调进萧楚女、沈雁冰等一些共产党员。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员做的。

P17-21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功不可没。在此之后，他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7年建设，完成土地改革、发展经济建设、建立强大的国防，使中国大陆的综合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成为在世界上有巨大影响的国家之一。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而且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的伟人、巨人。任何关于中国现代历史的记载，都缺少不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

蒋介石是继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领袖，曾是中国政府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在逃往台湾的1949年之前，他不仅领导了北伐战争，而且领导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独立做出过贡献。但是，他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坚持独裁统治，多次发动内战，则给人民带来痛苦，给国家带来灾难。退出大陆之后，他领导台湾国民党当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抗，数度引起台海危机。因此，在记述中国现代历史时，也不可能缺少蒋介石。

从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至1975年蒋介石去世，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代表革命力量的毛泽东与代表反动势力的蒋介石进行了反复斗争与较量。最后的结果，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获得胜利，由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残余撤退台湾。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斗争，既是进步与倒退、光明与黑暗的政治较量，也是两人智慧的较量。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身上，可以更容易读懂、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现代历史。

关于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直是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和研究的重点。迄今为止，专门论述毛泽东的著作，或专门论述蒋介石的著作，非常之多。与他们有关的论著，更是汗牛充栋，不计其数。但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最令读者感兴趣的内容，还可以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发掘。

本书以编年体与大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式，客观叙述了毛泽东与蒋介石交锋中最为精彩的历史。通过对那些曲折反复、惊心动魄、斗智斗勇历史的叙述，歌颂了毛泽东过人的胆略和高超的智慧，揭露了蒋介石的阴险狡诈和冥顽不灵。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曾经说过：“天下并无新事”，“历史不重述自己”。关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研究比较成熟，学术成果也比较多，似乎已经没有新鲜内容采撷，研究可以终结了。但是，作为一个军事历史学家，我一直想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交锋中最精彩的篇章撰写出来，把更多的细节挖掘出来。这样的追求，既为了推进学术研究深入发展、“不重述”历史，也为了让研究成果走出书斋，使更多的人了解和阅读到这些不平凡的历史。

2003年，我开始撰写本书。后来，由于其他工作大量介入，断断续续地进行。现在，历时八载，终于完稿。虽然初稿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但是我仍然感到青涩不成熟。这既有心浮气躁、力有未逮之因，也与研究难度太大有关。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欢迎广大专家、学者、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在本书出版中，得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祝志伟，海潮出版社胡耀武，中国文史出版社张蕊燕、赵春青的诚挚关心和具体帮助。对此，我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刘志青

2010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