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茶馆”作为中国城市现代化历史的微缩，沿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兼具可读性。本书应该说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上的一个实践，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政治角色，能够帮助我们不仅从微观角度了解成都，而且对认识20世纪中国城市、城市社会以及与中国政治之关系都将有所裨益。

微观历史研究取向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城市的内部，茶馆提供了研究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重要空间，在那里我们可以仔细考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即使这些细节起来是多么地微不足道。

美籍华人王笛教授曾因《街头文化》获2005年“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继之又一力作。

本书应该说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上的一个实践，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政治角色，能够帮助我们不仅从微观角度了解成都，而且对认识20世纪中国城市、城市社会以及与中国政治之关系都将有所裨益。微观历史研究取向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城市的内部，茶馆提供了研究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重要空间，在那里我们可以仔细考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即使这些细节起来是多么地微不足道。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

引子——早茶

 第1章 导言——城市、茶馆与日常文化

城市和茶馆

茶馆的攻击者与捍卫者

城市史视野中的茶馆

茶馆叙事中的地域论

茶馆的生态与环境因素

资料与文本解读

第一部 茶馆与社会

 第2章 闲茶——悠闲与休闲

坐茶馆与吃闲茶

社交——一个社区和信息中心

茶馆文化——茶馆中的语言和惯习

茶馆休闲的多重角色

 第3章 娱乐——戏园与观众

茶馆——民间艺人之谋生地

剧目与地方戏改良

茶馆戏园——新的公共舞台

观众

娱乐控制

大众娱乐与休闲政治

 第4章 群体——阶级与性别

商人和小贩

人以群分

阶级畛域

性别歧视

公共生活的集体选择

第二部 茶馆与经济

 第5章 经营——小本生意的管理和竞争

数据分析

资金和财务

经营和管理

税务负担

环境和卫生

小本生意的生命力

 第6章 公会——周旋在行业与国家之间

组织结构

价格控制

组织抗税

协调关系

限制数量

国家控制与行业利益

 第7章 堂倌——艰难环境中的挣扎生存

“茶博士”

在男人的世界讨生活

茶社业工会

艺人工会

性别冲突与性骚扰

男女茶房的社会形象

性别、劳工与国家

第三部 茶馆与政治

 第8章 讲茶——超越国家的控制

袍哥大爷

摆茶碗阵

茶馆讲理

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

 第9章 混乱——日常生活的冲突

日常纠纷

为生计而挣扎

“借刀杀人”

茶馆与邻里的矛盾

暴力阴影下的茶馆生活

军人和战时混乱

公共生活的末日？

 第10章 秩序——公共空间的政治

从改良到革命(1900～1916)——重新打造茶馆

军阀统治(1917～1936)——政治动乱中的茶馆

抵抗的政治(1937～1945)——“吃茶与国运”

从“休谈国事”到“茶馆政治家”

一个时代的结束(1945～1950)——严密控制茶馆

千变万化的政治万花筒

 第11章 结论——地方文化与国家权力

一个微观世界

日益增强的国家干预

比较视野中公共领域与公私关系

时空转换中的公共生活

茶与酒的对话

小商业和日常文化的凯旋

尾声——寻梦

附表

征引资料目录

译后记

本书是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角度考察成都人坐茶馆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坐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就形成了的一种生活方式。”在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每条街都有茶馆，没有任何一个公共空间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茶馆生活成为这个城市及其居民生活方式的一个真实写照。因此茶馆实际上是个微观世界，折射出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变化多端。这个研究以成都茶馆为中心，试图再现成都的公共生活和文化形象，勾画在最基层单位上公共生活的完整画面，并通过挖掘在成都茶馆中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大小事件，建构茶馆和日常文化的历史叙事和微观考察。我希望这个研究可以把读者带入城市的内部，提供一个在“显微镜”下观察城市社会的机会，从而以一个新的角度理解中国城市及其日常生活。

本书实际上是通过研究茶馆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迁，其贯穿始终的主要观点是：在20世纪前半叶，坚韧的地方文化和习惯不断反抗西化的冲击，拒绝现代化所造成的文化同一模式，抵制国家权力的日益渗入，而这种国家权力的渗入并日益加强的过程，贯穿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众公共生活之中，即国家越来越直接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个时期城市的改良和现代化过程中有两条线并进：一是国家角色加强的同时，现代化持续消弭地方文化的特点，导致地方文化独特性的削弱；二是在此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既显示了其坚韧性，亦展现了其灵活性，以对抗国家权力和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

传统中国城市的发展，多受制于生态环境、地理交通、市场网络及经济地位等诸多因素及条件，城市空间和文化是自然形成的(当然像西安、南京、北京等首都城市，以及一些因政治或军事因素发展而来的城市例外)，并无一个“总体规划”或全国的统一模式。因此，中国各城市呈现了其结构面貌、经济功能、地方管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复杂性，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晚清以降，现代化潮流冲击整个中国，随之而来的城市改良运动，便是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来改造城市，这个模式包括整修街道以改进交通，重建城市空间以创造“现代”的城市景观，规定卫生标准以防止疾病，清除街头乞丐以推进“进步”的城市形象，制定各种规章以维持公共秩序，改良休闲娱乐以“启蒙”大众，发扬爱国精神以培养新的国家认同，强化政治以推动国家控制等等。目前学者对不同城市上述各种措施都有一定的研究，但一般都局限在某个或某几个方面。其实，如果我们选择某个城市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一个城市可以说采取了全部这些措施，反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

在现代化和日益增长的国家权力的冲击下，地方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的削弱是显而易见的，虽然随时间和空间的转移有的剧烈，有的缓慢。从政治上观察，这个过程亦反映了地方主义与国家政治的斗争。在晚清，改良者和政府视地方风俗为“不文明”和“落后”，试图按照西方或日本模式进行改造。辛亥革命以后，地方军阀抵制中央政府的政治统一。直至1936～1937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才最后确立了对四川的控制，从而在地方加快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文化的步伐。地方文化抵制现代化旗号下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在抗战和内战时期达到了顶峰。

这个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晚清和民国时期整个国家政治剧烈动荡，经历着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之时，一个内陆城市的日常生活是怎样并在多大程度上被改变了。通过对成都茶馆生活的考察，揭示公共空间和日常文化的复杂关系。本书试图证明的是，茶馆是一个微观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存在，提供如聊天、消遣、娱乐等各种休闲活动，但茶馆远远超出其休闲功能，亦是一个工作场所和地方政治舞台。对城市居民来说，茶馆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公共空间之一，即使是其他“现代”娱乐场所出现以后，茶馆仍然是人们能够承受的公共生活而且乐意光顾的最大众化的设施。人们在那里追求公共生活和社会交往，也是信息交流和社会活动中心，亦为不少社会组织的大本营。茶馆是占城市经济主导地位的小商业的一个典型代表，通过对茶馆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小商业的管理、竞争和雇佣等问题。茶馆甚至成为地方和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演变的晴雨表。由于其对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作用、多样化和复杂性，茶馆总是成为社会改良和政府控制的对象，各个政治和社会集团也试图对其施加影响和加以利用。

本书研究集中在三个主题之上：一是茶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作用。各种社会集团利用茶馆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他们以茶馆为市场，在那里做大小交易；以茶馆为舞台，提供和得到娱乐。我将分析茶馆在人们交往和社区或邻里生活中所具有的功能，讨论不同的社会集团、行业、性别是怎样利用茶馆而达到各自的目的。二是作为小商业的茶馆及其经营。我强调小商业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成都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没有任何其他店铺能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如此紧密的联系。茶馆不仅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经营方式，而且还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日常文化。我还指出茶馆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问题，考察茶馆与顾客、茶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分析茶社业行业公会和茶馆工人工会的角色，观察它们是怎样成为地方政府与行业之间、地方政府与工人组织之间的中介。三是茶馆在公共政治中的角色。通过分析茶馆里的冲突、控制和权力斗争，揭示政治的变化总是及时地反映在茶馆中，成为国家和地方政治演变的一个风向标。政府以维持公共秩序之稳定为理由，颁布了许多控制茶馆的规章。抗战以及随后的内战时期，国家和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利用茶馆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诸多政治的新因素都影响到茶馆里的日常生活，经济、社会、政治状况的恶化，国家日益强化的控制，都在茶馆里得到反映，体现在人们所谈论的话题之中。这样，茶馆里的政治成为外部大世界政治变化的集中展示。P11-14

我对茶馆的兴趣，应该说是始于1980年代写《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时，但当时所有到手的关于茶馆之资料，不过是傅崇矩晚清所编《成都通览》上的寥寥数语(也是人们广泛引用的资料)和1980年代初陈茂昭在《成都文史资料选辑》上的一篇回忆，虽然资料的缺乏使我难以对茶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这个课题一直在我脑中萦绕。在为《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不断发现关于茶馆的记录，遂逐渐萌生了专门就茶馆写本专著的念头。1998年，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权力、文化与历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Global Studies in Power, Culture, and History)，宣读了我第一篇关于茶馆的论文《闲人和忙人——20世纪初成都茶馆与公共生活》，这篇论文2000年发表在美国《城市史杂志》上，修改后的中文本次年又以《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发表在《历史研究》上。2001年当《街头文化》英文本交出版社后，我便全力以赴进行这本《茶馆》的写作。

2003年初稿成形后，便开始了漫长和艰苦的修改过程，其间众多学者耳提面命，还在国内外利用演讲该主题的机会，听取大家高见。稿子每从头到尾大改一次，我另存一份电脑文件，等书最后定稿，整整12个版本！虽然不能说我对本书完全满意了，但最后与最初版本相较，真有天壤之别。从第一篇论文到专著出版，其间刚好经历了10年。

西方历史学家喜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人类学者，对一个地区进行孜孜不倦的长期田野考察。写作《跨出封闭的世界》使我对四川的社会和文化有了宏观的理解，但《街头文化》和本书以成都为中心，这个城市的微观世界令我心醉。我现在正在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茶馆与公共生活，也是以成都为焦点。这三本书可以算是一个中国城市微观史和成都叙事的“三部曲”吧。在《街头文化》中，我的焦点放在精英和大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对抗上。但本书的中心则是两个基本线索，一个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国家角色日益加强，国家支持的现代化不断削弱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另一个是在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的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竭力对抗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

刚开始这个研究计划时，由于资料的缺乏，原来是打算利用有限资料写一本百年成都茶馆的历史，但由于从成都市档案馆发现的丰富的有关茶馆档案，使我决定以1950年(成都被解放军接管是1949年12月27日)作为分界，写两本书。我至今仍然记得在成都市档案馆发现有关茶馆档案时的兴奋之情，甚至回美国时也不放心将资料托运，一直随身携带，不敢让其须臾离开自己的视线，生怕丢失。在英文本出版后，便想尽快能使本书与中国读者见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十分高兴中译本顺利完成。这里借用中文本出版的机会，简要将我研究这一课题的现实与理论思考作一些交代。

强国家与弱社会

在这本书中，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如果要用简单一句话，就是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国家”这个词在本书中经常出现，本书导言部分对这个词进行过解释。在英文中，与中文“国家”一词相近的词至少有三个是常用的，即country、nation和state。但这三个词在英语中有明显区别，country是从地缘的角度讲“国家”，nation是从民族的角度讲“国家”，而state是从国家体制和国家机器角度讲“国家”。在本书中，我所讲的“国家”是state，因此经常又是政府的同义词。作为state的“国家”，在本书中有时也具有不同的含义，当相对人民而言，它是“政府”，可以是中央政府，也可以是地方政府，在军阀时期也可以是军阀政府；当相对地方而言，它是“中央政府”，具有state和“全国的”(national)的双重含义。  这里还有必要对本书中的“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进行一些解释。我认为所谓地方文化，就是由于地理、生态、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地域的一种文化现象。由于过去交通不发达，社会相对分离，所以文化具有各自的独特性。“国家文化”是我经常使用的另一个词，英文我用的是national culture，其中也包含了state所推行的文化。而对国家文化要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随着时空的转移，特别是近代由于交通的发展和政治的冲击，地域间的交流不仅更频繁，规模也在扩大，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的意思也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两个概念之间经常发生游离。但是我认为国家文化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素：第一，是由国家权力来提倡和推动的；第二，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第三，有一个全国的统一模式。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和国家文化的胜利所带来的后果，现代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步调统一，但比任何时候都缺乏文化的个性和多样性。以今天的中国城市为例，虽然建筑是丰富多彩的，但城市外观和布局日趋千篇一律。中国今天地域文化逐渐消失，现代化使中国文化日益趋向同一。中国是一个崇尚大一统的国家，许多人有着强烈的国家情结，认为只要为国家的大一统，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们对地域文化的衰落以及消亡是不会有一丝半点的遗憾的。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民族文化，宏大的国家叙事，无疑在建构强势的国家政权中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同时还能满足那些具有强烈国家意识的人们的野心。

国家政权深入社会底层的努力，是从晚清开始的，民国时期进一步强化，国民党的失败，新政权的建立，使国家机器的强化达到顶峰，这是20世纪现代化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的一个重要过程。在近代中国，爱国者们所憧憬的“国富民强”的“国”，是作为民族(nation)的国，而非国家机器或政府(state)的国。一个过于强势的国家机器，是经常与“国富民强”背道而驰的，甚至使民权进一步弱化，人们只好把全部期望寄托在出现一个“好政府”上。其实，作为民族的国家和作为政府的国家的强弱经常是成反比的，例如美国作为民族国家是最强大的，但作为国家机器是相对很弱的，因为国家的权力被“强民”(或社会)所分化，特别是公民手握有选票这个民主制度最强大的武器，而只有在“民强”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强大的民族国家(nation)。

但是在中国，整个20世纪基本上都走的是不断强化国家机器的路子。公民与国家(state)始终是一对复杂的关系，前者始终是弱者，是保护公民利益，还是保护国家利益？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也存在同样的矛盾，是保护地方文化，还是保护国家文化？无论这些关系对人民和民族有利还是有弊，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国家有着无法挑战的绝对权威，那是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建立的。当国家的利益取代公民的利益，那么国家无非成了剥夺公民利益的工具。在现代化早期，需要加强国家权力以推动现代化，建立民族国家，但如果国家权力大到任何力量都无法制约的时候，社会则无法发展，民权则无法伸张。

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是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着眼点。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美国学者冉枚烁(Mary Rankin)、罗威廉(William Rowe)、全大伟(David Strand)使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个概念来研究近代中国时，遭到不少学者的反对，认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概念不适合于中国。我在撰写《街头文化》一书时，主要考察公共空间是怎样演变成社会政治空间的，从一个侧面论证了“公”在地方政治中的角色。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了，不是“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是否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而是采用这个概念来研究中国时，怎样定义这个概念的问题。其实冉枚烁在研究浙江、罗威廉在研究汉口、全大伟在研究北京时，不存在所谓哈贝马斯的概念的误用问题，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同哈贝马斯使用同样的概念，而且事先申明与哈贝马斯的概念是有区别的。

事实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也并非像我们过去理解的那样总是一个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它同时也是指物质空间。我将在本书的结论中对这个概念进行具体讨论。当人们走出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便进入了公共领域。从“物质”的“公共领域”这个角度看，茶馆扮演了与欧洲咖啡馆和美国酒吧类似的角色。即使退一步，按照比较严格的哈贝马斯的概念，即把公共领域视为与国家权力对抗的一种社会和政治空间，茶馆仍然不失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领域。正如在本书第8章中所讨论的，我们看到国家的司法权是怎样在社会基层被分化，一个“最民主的法庭”(虽然这种说法理想化了这种社会活动)是怎样在发挥着稳定的作用。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强烈表达，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为市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提供了舞台。欧美城市史学者对公共聚集场所，诸如咖啡馆、酒馆、酒吧间等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在那些地方，陌生人聚集，交流信息，进行家庭和朋友之外的公共生活。公共空间是观察社会关系的极好场所，在这些地方，各种人们特别是下层民众，从事着日常生活活动。但是中国城市的公共生活长期为城市史学者所忽视，因此，我希望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的考察，揭示民众与公共空间、街头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探索国家(state)在公共空间的政治话语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实际上，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便处于有“国家”无“社会”的时代，国家掌握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切资源，这是前此任何政权所未能实现的。传统的“公”的领域也几乎不复存在。在城市中，从街道到单位，都是国家行政机构的一部分，由各级政府任命的领工资的党和行政部门的大小官员，主宰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切事务。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没有任何名副其实的社会组织，所有名义上的社团，都仅仅是国家政权机构的一部分，无论是同业公会、工商联，还是各种文化协会，都不再有任何独立性。社会的一切都只能由国家包办，但实际上国家又无力包办，社会没有了能动性，失去了活力。只有到了1970年代末之后，随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及中产阶级逐渐兴起以后，才出现了部分自治的商业联合会、专业协会、联谊会、慈善会、宗教协会以及各种自愿组织等，“社会”才逐渐走向复苏，虽然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和缓慢的。

国家怎样控制社会和日常生活，是20世纪中国一直存在的问题，本书无非是从公共生活的角度，以茶馆作为窗口，系统考察20世纪上半叶的这个过程。从20世纪开始，茶馆一直被政府和改良精英认为是鼓励懒惰、滋生罪恶的地方，在国家强大的话语霸权下，即使是那些为茶馆辩护的微弱声音，即使是那些茶馆和茶馆生活勇敢的捍卫者，也显示了他们的内心深处对茶馆的未来缺乏信心，虽然他们反复强调茶馆的功能，但似乎也同意茶馆是“旧”的东西，社会“进步”之后，最终新的公共设施将取代茶馆，茶馆终将消亡。但他们完全始料未及的是，经过了共产革命的胜利以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国际化等，社会的确已经有了巨大进步，甚至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传统中的许多东西都永远不复存在了，但茶馆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充分反映了地方文化的顽强。

新文化史与微观史

本书应该说是以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实践。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政治角色，能够帮助我们不仅从微观角度了解成都，而且对认识20世纪中国城市、城市社会以及与中国政治之关系都将有所裨益。这个研究力图回答：当传统的日常生活和休闲的方式逐渐消失，为什么茶馆能够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幸存并更加繁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考察茶馆的历史、茶馆的经济功能、作为社区中心的茶馆以及茶馆所蕴藏的丰富日常文化和政治文化。微观历史研究取向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城市的内部，茶馆提供了研究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重要空间，在那里我们可以仔细考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即使那些细节看起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对茶馆的考察给我们提供了把城市社会放到“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的机会。虽然难以像C.金兹伯格(Carol Ginzburg)那样利用系统的宗教裁判所档案对一个案例进行深入分析，但我仍然通过挖掘茶馆——这个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单位——的各种有关记录，以尽量详细的叙事来重构过去人们日常和公共生活的历史。事实上，在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没有其他机构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成都那样有如此多的茶馆。如果把茶馆视作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那么在“显微镜”下对这个细胞进行分析，无疑会使我们对城市社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我试图对茶馆这个“肌体”进行全面考察，从茶馆生活到经营、同业公会、雇佣以及茶馆政治、政府发布的关于茶馆的政策等，揭示茶馆作为一个典型的小商业，怎样与城市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考察其独特的活力和文化。这个对茶馆的研究有三个内容：其一是对日常休闲的作用，其二是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功能，其三是它们的政治角色。

我研究公共空间、日常生活和微观世界，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受到西方新文化史、微观史的影响。新文化史从1980年代以来渐成气候，加入这个阵营的学者把普通人作为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他们也从过去现代化理论流行时代的社会科学和科学的方法，转向讲究叙事和细节的人文的方法。虽然大事件仍然是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心，但在此大背景下，一些新课题如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性别身体、记忆语言、大众文化等得到明显的发展。

西方新文化史的发展是有一定的理论渊源的，如A.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与庶民文化理论便有着广泛的影响。他认为取得文化霸权的关键是看革命党能否成功地把新的文化观念传播到民众之中。但他也认识到，新旧文化经常交叉重叠，很难明显划分，因此工人阶级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不可避免地以新旧杂存的形式显示出来。这种理论趋向在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E.P.汤普逊(E.P. 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部名著中体现出来。汤普逊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并非源于产业工人，而是具有庶民文化传统的手工工匠。这个背景当然也影响到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行为和工人运动，因此早期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手工工匠，而非产业工人。被认为持“新劳工史”取向的贺萧(Gail Hershatter)关于天津工人和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关于上海工运的研究，便受到汤普逊研究的启发。总体看来，关于中国工运的研究，焦点仍然放在占很小比例的工厂工人身上，但在这本关于茶馆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中国近代城市中，手工工人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本书便通过茶馆考察小商业中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命运。

南亚下层的庶民研究学派给我们考察下层民众以极好的范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在西方的印度裔学者就南亚特别是印度庶民社会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们的成果集中在系列丛书《庶民研究》中，其代表人物是印裔的澳大利亚人R.古哈(Ranajit Guha)。当然庶民研究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如G.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便批评古哈将庶民视为一个同一体，而忽略了底层之中的不同性。斯皮瓦克有一句名言，即“底层人能说话吗”？这里实际提出的是底层人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古哈表示，庶民一定要而且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可能是微弱的。这项对成都茶馆的研究证明，我们可以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声音，以他们自己的声音来考察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研究下层和微观世界的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努力。

新文化史也得到人类学很大启发，例如人类学家C.吉尔兹(Cliford Geertz)的《尼加拉：19世纪巴厘剧场国家》，通过对尼加拉的研究，揭示生态、地理、政体、宗族、婚姻、结盟、村落与国家、庙会、梯田组织、灌溉会社、庆典、祭祀、权力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人类学家关注的，也是新文化史家的兴趣所在。在这里，国家庆典被隐喻为剧场表演，“国家”只有在举行仪式之时才展示出来。因此，巴厘通过公共戏剧化，即举行庆典场面来建构一个国家概念。所以实质上尼加拉只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结构，并非政治、社会或经济的实体。吉尔兹的另一部为新文化史学者津津乐道的著作是其论文集《文化的阐释》，特别是关于巴厘斗鸡的那一篇，从村民的一种日常活动中，他观察到了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他发现，虽然搏斗的是公鸡，但实际上是男人间的竞争。对吉尔兹来说，斗鸡是了解巴厘社会的一个文本，即民族文化的文本。从同样的意义来说，茶馆便是我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文本。

与新文化史齐头并进且相互影响的是微观史学。C.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应该说是微观历史最早和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全书篇幅不大，只着眼一位生活在16世纪意大利北部偏僻山村经营磨坊的农民。研究微观历史，首先需要系统的资料，宗教裁判所的详细记录为这个课题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个农民因“异端邪说”而被宗教法庭起诉，在经过长达十多年的审讯后被处死。宗教法庭对他的审讯记录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作者从这些完整的记录中，竭力挖掘他的内心世界。例如从其在受审中所交代材料的书籍入手，分析这个小磨坊主怎样理解那些文本，从而使金兹伯格能够通过研究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建构一个小磨坊主的心灵史，并由此去解读当时的社会、宗教和文化，展示意大利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冲突。金兹伯格研究的焦点，实际上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大众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历史，从微观角度研究前现代的意大利社会和文化可谓得天独厚。G.鲁格埃罗(Guido Ruggiero)从微观史学的角度，以老妇玛格丽塔奇怪的死亡为分析案例，探讨了17世纪初意大利宗教、大众文化与日常社会生活的复杂关系。这个研究利用宗教裁判所和宗教法庭记录，探讨当时人们是如何解读疾病、身体以及人们所生存的世界，从而进一步理解早期近代的文化世界。对作者来说，玛格丽塔的死亡不仅是一个医学上的神秘故事，而且也是探讨一种被遗忘的文化和前现代医学实践的窗口。作者像写侦探故事一样，把我们一步步带入事件内部，把各种细节拼在一起，从而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个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微观史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当然也并不是说没有宗教裁判所档案就无法进行微观历史的研究了。B.达顿(B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以及法国文化史的几个插曲》，从不同的资料来源和侧面讨论法国社会和文化，包括民间传说故事、手工工匠的自传、城市指南、警察密探报告、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读者与出版社的通信等。该书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历史研究在资料利用和解读方面的经典之作。该书共有六章，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第二章，即作为书名的关于屠猫故事的解读。该章根据一个印刷学徒工所记叙的杀猫取乐活动，进行文本分析，来观察阶级冲突、师徒对立等问题。印刷学徒工的生活百无聊赖，平时经常酗酒甚至斗殴。在这里，师傅夫人最喜爱的猫是资产阶级的猫，吃得比学徒好，还叫春引人讨厌，因而引发了虐猫的恶作剧。而达顿的杰出之处，是力图追溯这个恶作剧的文化渊源，当时民俗便有虐猫的传统，如在狂欢及其他各种仪式中，对猫进行折磨。而且猫在大众文化中经常暗示巫术，民间便存在着免除猫魔的仪式，包括使猫致残的各种办法，如像割尾、断腿、火烧等酷刑。有的人在新房落成后，把活猫封在墙壁里辟邪。在法国通俗文化中，猫还影射生殖和女性性欲，因此在民间故事中，经常描述女人在恋爱中像猫一样。通过虐待女主人的猫，也就暗示欺辱女主人，使女主人象征性地受到性侵犯。杀猫行为，也是一种猎杀女巫行动，或暗喻反抗或造反。

如果我们试图在中国史领域找到与微观历史相通的研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王氏之死》可能是最为接近者。该书以乡村底层人民的生活为中心，描写了贫穷的山东郯城从生态到农民的艰苦生活。从一场地震开始，然后看当地的自然状况、疾病、饥荒、暴力、满人征服，讨论土地、天气、农业、赋税、人口、行政机构等。史景迁还重点描述下层人民的生活，例如寡妇如何把儿子抚育成人、地方上的各种争斗等；最后从一桩杀人案的原原本本，来看妇女的遭遇和地位。王氏是一个贫寒农民之妻，与人私奔，数月后因走投无路而返家，丈夫恨其使他颜面尽失，在大雪之夜将她掐死，还嫁祸邻居。多亏知县黄六鸿发现破绽，侦破疑案。不像欧洲的微观史研究，史景迁并无系统资料，只好主要根据《郯城县志》、黄六鸿所著《福惠全书》以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不多的文献，重构几百年前一个北方贫穷村庄的社会和生活，显示其运用资料的高超技巧。史景迁前些年出版的《书的叛逆》，以讲故事的手法，记述了雍正时曾静案和《大义觉迷录》出笼的前因后果，也非常接近微观史的写作手法。

所有上述著作对我研究茶馆都或多或少有所影响，都可以看到我与这些研究在学理上的联系。不过，我关于茶馆研究又与上述所有研究在关注的问题、使用的资料、解读文本的思路、分析事件的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宏大叙事与日常取向

是否地区或地方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普遍性知识，是历史学家关心的问题。微观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为把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更广义层次而提供个案分析，其不仅能丰富我们对地方的知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理解。由于中国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特征的复杂性，任何同一性或特殊性都应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当我们研究大众文化、一般民众、日常生活时，也应该重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事件。一方面，对微观和下层的研究使我们能观察那些知之不多的社会底层现象；另一方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考察，可以加强我们对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因此，当我们将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会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这种取向使我们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充分注意到宏观的历史事件。虽然微观历史津津乐道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或“小历史”，但其所揭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历史。

刚去世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著名节目制作人D.荷维特(Dan Hewitt)有句名言：“告诉我一个故事”(Tell me a story)，以讲述故事的手法来进行新闻报道和分析，他对美国新闻报道的叙事方式有着重大影响，其所创造的电视新闻周刊《60分钟》(60 Minutes)，开创了新闻报道的新里程。在我的历史写作中，也持有类似的原则，讲述在茶馆里发生的故事，揭示了关于茶馆的许多细节。这些细节，是我论证人们怎样使用公共空间、国家如何控制和影响日常生活、地方文化怎样抵制国家文化等更宏大问题时所不可或缺的。引子和尾声这两个部分实际上是对半个世纪成都社会和茶馆变迁的概括，有的细节是根据历史记载的一种逻辑重建，如果读者读完本书，再对照我在《街头文化》中对成都的描述，就会发现这种逻辑重构完全是有历史依据的。

本书既是一本微观史，也是一部叙事史，亦是一部大众文化史。不过采取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对中国进行研究时，有若干问题还值得进一步讨论。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受人类学影响甚深，但由于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日益“侵入”历史研究领域，不少学者感到了危机，担心历史学将因此被“解构”。其实我认为这是杞人忧天，多学科交叉不仅没有给历史学带来危机，而且开拓了新方向，给历史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过去历史学无法进行研究的课题，或者有些老课题似乎已经山穷水尽，但由于多学科、新思维、新方法的引进，从而使许多新课题得到开拓，老课题有了新发展。其实，如果说许多其他学科“侵入”了历史学领地，那么历史学实际上也“侵入”其他学科的“势力范围”。

新文化史和微观史使我们从宏大叙事转到日常取向。考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经常因史家的历史观而异。过去我们研究历史，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风行一时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更使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应该高瞻远瞩，写历史也应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指点江山的魄力，洞悉天下大事的眼光，或像《资治通鉴》那样，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的借鉴，或为国家民族复兴在意识形态上奠定基础。当书写这样的历史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驾驭历史的野心。因此，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写他们，才能建构有关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我们事无巨细地了解帝王将相、风云人物的一举一动，他们当然比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对历史更有影响。但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总人口99％以上的这些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小舞台，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在帝王和英雄的历史书写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贤相、精英人物身上，视个体的小人物如沧海中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似乎他们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研究日常、大众、下层，涉及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虽然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是人民推动了历史前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对这个动力十分轻视。当然论者可以反驳说，研究农民战争不也曾红极一时？但很清楚，这些农民战争的研究基本是以领导者为中心的。当一个普通农民一旦振臂一呼成为起义的领袖，便成为我们历史撰写中的“英雄”，他们的事迹不过是进一步为英雄史观提供更多的脚注和事例罢了。我们似乎不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之上，唯恐这样便降低了我们历史研究的意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正是从一个平平常常的、“没有意义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而发现了这个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导致其灭顶之灾的深层危机吗？当然，黄仁宇的兴趣，仍然在于帝王将相，与我们所关注的默默无闻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仍然有着遥远的距离。

一位我十分钦佩的成就斐然的前辈美国华裔历史学家曾经告诫道：“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言下之意是要选重要题材才可能成就杰出历史学家，所以他所做选题，都是关于国计民生的大题目。他的这种看法，引起不少国内史家的共鸣。但是我怀疑，是否真的存在所谓“一等题目”或“二等题目”。我想在那些崇拜“一等题目”学者的法眼中，巴黎圣塞弗伦街印刷作坊中学徒工的杀猫，巴厘岛上土著居民的斗鸡，成都穷街陋巷边茶馆里的清谈……应该都是末流题目了。其实，每天的日常生活，较之突发的政治事件，难道不更贴近我们的命运吗？在我看来，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对象，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多么平淡无奇，多么缺乏宏大的“政治叙事”，如果我们有利用“显微镜”解剖对象的本领，有贴近底层的心态和毅力，就可以从那些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历史和文化的有意义的内涵。如果我们的读者从茶馆这样一个“无聊”的题目中，能够得到哪怕一丁点有意义的启发，那么我这十来年的心血也算没有枉费了。

2009年5月初稿于加州伯克利

2009年11月定稿于得克萨斯大学城

本书的个别章节，曾经以论文形式译成中文发表，但翻译初稿大多是今年春季学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上课之余完成的。由于授课任务不重，使我能集中精力进行这项工作。今年夏天，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紫江讲座教授，我在上海讲学时又对大部分译稿进行了修改，秋天在得克萨斯A&M大学最后完成对译稿的第三遍校正。在本书中文本完成之际，我想借此机会感谢对本书中文本有所帮助的学者们。

感谢瑞典隆德大学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教授。今年6月在香港召开“新中国建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时，他告诉我他的老师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1949年在成都的一个茶楼上作过一个采访录音，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感谢沈迈克教授不仅帮助找到这个录音，而且把录音由瑞典文翻译成英文，从而为中文本加入了珍贵的资料。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白德瑞(Bradly Reed)教授和迪肯森学院全大伟教授是本书英文版的审稿人，由于他们是匿名审稿，所以在英文版中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感谢。这里借此机会感谢他们提出的意见以及对本书英文本出版的支持。

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徐思彦编审，没有她的热情约稿和敦促，我的翻译工作不知要拖到何时才能完成。这些年在华东师大思想文化研究所和思勉人文研究院就茶馆和微观历史的课题，进行过多次演讲，感谢许纪霖教授安排这些活动，使我在与华东师大的学者和学生的交流中得到启发。中文本中还加入了若干徐娟收集的报刊资料，罗敏提供了《蒋介石日记》中关于茶馆宣传的记录，在此表示感谢。

当今年5月我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授课并进行本书翻译时，从父母那里听到姨爹何满子去世的消息。实际上我很多年没有见过姨爹了，但每次回国，总是在我父母那里读到他寄的新书，对我有用者，则带到了美国，如《五杂侃》、《何满子学术论文集》等。他对民国成都茶馆提供了非常生动而具体的描述，成为我了解成都茶馆的珍贵资料。我喜欢读他的杂文，对他的不媚权贵的独立知识分子的．骨气、疾恶如仇的批判精神非常钦佩。

这两年，还有两位老师和朋友去世，2007年初，我的硕士导师隗瀛涛教授因病去世，他是我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引路人。当我在1978年刚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时，对研究世界近现代史很有兴趣，还自荐当了世界近代史的科代表。在二年级时上隗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课时，蓦然发现，中国近代史竟然是一个这样丰富、深沉而富于启迪的领域，从而决定转向，这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术生涯。

2007年底，我多年的老朋友、老同学程为坤因车祸与夫人一同遇难。我们本科都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他后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读研究生，我们一直保持学术联系。在美国我们成为同门师兄弟，他先我几年到霍普金斯，当我1995年到罗威廉门下时，他则刚毕业离开巴尔的摩(Baitimore)到别处任教。由于他家仍然在巴尔的摩，因此我们经常有机会见面，互相交流学习心得，我们都研究城市史，有许多共同语言，生活上也得到他们夫妇的关照。2007年我们还一起参加在波士顿召开的亚洲研究年会和该年夏天在成都召开的第二次都市大众文化史学术研讨会，不想在这年的最后一天，元旦前夕，竞得到他遇难的噩耗。

每当自己学术取得新的成果时，便特别怀念那些曾经影响过我的学者们。我想尽量拿出自己最好的成果来，为学术发展作出新贡献，便是告慰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前辈、老师和朋友的最好方式。

本书使用的基本资料大多是档案和报刊，他人翻译非常困难，因此我决定自己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作者自己翻译，便有许多特权，如可以自由修改增删。英文原版由于按西方学术著作的习惯写法，资料使用，点到为止，这次出中文本，使我可以更完整地引用史料。我对章节顺序也作了调整，如我将英文本关于茶馆生活的第二部调整为第一部，原关于茶馆经济的第一部变为第二部，还增加了关于袍哥的第8章。另外，本书书名按英文直译应该是《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公共政治，1900～1950》，现改为比较简洁明了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这本书虽然是严肃的历史专著，但在写作上也为一般的读者着想。例如书中十分重要的统计表，我都列在书后，以避免枯燥的数据影响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许多补充和论证性的资料，也尽量放在注释中。一般读者完全不必在意那些注释、征引资料、统计表等，以免打断阅读。对想了解究竟的读者，则可看每一章的详细注释和书后的附表。

好了，我觉得应该告别本书了，以便心无旁骛地撰写成都茶馆研究的第2卷(《社会主义下的公共生活——革命和改良时代的成都茶馆，1950～2000》)。当然，读者对本书的任何批评和建议，我都愿意洗耳恭听。

王笛

2009年11月10日于得克萨斯大学城

近年来对近代欧洲咖啡馆以及类似的公共消费空间之研究有很大进步，但关于中国茶馆则成果甚少……王笛的书大大改变了这种不平衡状况。这项研究意味着对中国茶馆以及它们在城市现代化中所扮演角色学术探索的一大发展。本书写作上乘，清晰明快，读起来令人赏心悦目……

本书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将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范例。

《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这是王笛教授继《街头文化》(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之后的又一力作。作者把焦点放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茶馆，指出茶馆作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中国西南四川省首府是最为流行的大众消费场所，并产生了独特的商业和消费文化，以及充满斗争的公共领域。他利用大量的档案资料，以哈贝马斯的理论视野，将茶馆与全球的类似场所如咖啡厅、啤酒馆、酒馆等进行对照考察，实践了多学科和比较研究的路径。

《商业史评论》(Business History Review)

王笛深谙成都历史和档案，所以他能够非常细致地考察茶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很有价值的研究。

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圣迭戈加州大学

当我一边喝茶、一边读这本书的时候，各种成都茶馆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因素都生动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精神随之一振。王笛令人信服地证明，茶馆是中国城市社会的一个缩影。书中所使用的资料令人欣喜和惊叹。

全大伟(David Strand)，迪肯森学院

本书提供了大量非常详细的成都茶馆的新资料、新信息。王笛把我们带入一个中国大城市内部，使我们从来没有如此地接近鲜活实在的日常生活。

白德瑞(Bradly W Reed)，弗吉尼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