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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精)
分类 人文社科-政治军事-党政读物
作者 金冲及
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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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金冲及所著的这本《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精)》详细记录了一部党史诞生的过程。大到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如何评价和定性,小到一字一词如何使用的斟酌——一次次的讨论,真整个过程都收录其中。另外还有主要参与者的日记,以及本书作者所作的旁注等。其中很多谈话都是在只有几个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能够记录下来实在珍贵!

中共是如何建构自己历史的?这本书以绝对忠于原貌的、极具现场感的、第一手的记录材料,为一部党史诞生的整个历程提供了最为客观生动、具体而微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价值绝对无可替代。

内容推荐

中共是如何建构自己历史的?

中共建党、大革命、土地革命、长征、延安整风、七大、三年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八九……

金冲及所著的这本《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精)》详细记录了一部党史诞生的过程。大到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如何评价和定性,小到一字一词如何使用的斟酌——一次次的讨论,整个过程都收录其中。另外还有主要参与者的日记,以及本书作者所作的旁注等。

我们将看到杨尚昆、胡乔木、胡绳、薄一波、邓力群等先生为党史书写提出的各自观点性的意见。我们也将知道,原来我们往日所熟习的党史观点是这样成形的,具体而微。

目录

前言

一 编写任务的提出

二 编写大纲的拟订

三 上玉泉山修改初稿(上)

四 上玉泉山修改初稿(下)

五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本书出版

六 举行出版座谈会

附录

 附录一 胡乔木:写党史要有三个新的态度

胡乔木:从大革命到抗战时期党史的若干问题

胡乔木:关于《毛泽东思想概论》

 附录二 胡绳:在毛泽东研究述评会上的讲话

 附录三 金冲及:忆胡绳同志

试读章节

三 上玉泉山修改初稿(上)

《七十年》编写大纲初步拟出后,并没有在这方面花很长时间,就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人员分别执笔撰写初稿,我也被胡乔木指定参加这项工作。执笔者是:沙健孙(第一、五章)、金冲及(第二、三章)、王秀鑫(第四章)、戴鹿鸣(第六章)、周承恩(第七章)、席宣(第八章)、郭德宏(第九章)。初稿的撰写,实际上由执笔者自己作主,并没有受原拟编写大纲多少约束。写得也比较快,大约花了两个多月。

9月间,胡乔木的癌症病况已经确诊。10月30日,胡绳日记中第一次提到“七十年”,他已开始准备接手这项工作,并着手看已写出的部分初稿。

11月9日,胡绳日记中写道:“约金冲及、沙健孙来谈。谈了对《七十年》中的三章的意见,谈话近三小时,甚累。下午充分休息。”12月6日的日记写道:“(王)忍之处来电同意龚育之参加党史工作,即告沙(健孙)、郑(惠)。”沙健孙、郑惠那时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我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忍之是中央宣传部部长,龚育之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龚育之在《送别归来琐忆》中回忆道:“是胡绳通过那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要求我参加的,说是因为我参加过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要我帮助他修改这部党史建国以后的部分。”“我说,我还要看许多原始材料(别人的研究和编著的成果),恐怕时间来不及。后来决定由我负责建国后17年那两章。”

下面是胡绳11月9日同我和沙健孙所谈对第一、二、八章初稿意见的记录。

胡绳:写《七十年》,我有点力不从心。总体上是一本书,要有人通盘修订。第一步,先将民主革命时期写出来。我还是当总编辑,但我时间少,精力也不成。现在已经有了稿子,如何修改得稍好一些?

先说第一章。

第一章再改写一下。我是编辑出身,总爱算字数。以后每一节都要注明字数。还有分节,有的可以是长节,有的可以是短节。完全重写是不可能的,就再改一遍。首先,开头怎么写?特别是第一节到底写什么?现在的事实材料太多,又好像太细,从林则徐、魏源、洪秀全等等讲下来(注:初稿从近代史开端写起)。对辛亥革命是什么性质没有说到,只讲学资本主义没有学成功。应该以论述为主,事实减少,篇幅减少点,问题要更集中,不一定什么都写,像历次战争呀、向西方学习的经过,不必都那么详细地讲。后来从向西方学习转向俄国学习,不要这样提。这是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来的。他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写的。严格地讲,向西方学习就是向资本主义学习。为什么向西方学习转成向俄国学习,强调这个事情,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1948年中国革命面临胜利时,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还是不放心。因此要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也是正确的。(注:指有些提法有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讲给苏联听的。当时,新中国正在筹备建国,斯大林对我们还不放心,害怕中国党变成南斯拉夫的铁托。)竭力说不是向西方学习,而是向社会主义学习,向苏联学习,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这样强调。毛主席的文章在 1949 年7月发表,11月他就去苏联了。在苏联的两个多月,毛主席说是一肚子的气。刚刚成立了新中国,斯大林不是进行谈判,而是为他祝寿。半个月没有理毛主席。所以毛主席说他在苏联是开门三件事:吃饭、睡觉、拉屎。后来,他写了一个谈话稿,写好后,莫洛托夫来找他谈。斯大林本来说中苏已经有了一个条约(注:指1945年同国民党政府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时决定同新中国另订一个条约。所以,那时候强调过去是向西方学习,现在要向俄国学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严格地讲,这语言不一定准确,当然也不是丧失原则。是有这样一个背景,开始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有什么弱点,在怎样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辛亥革命以前是个什么状况,议会制度怎么不行。这里关于辛亥革命的弱点,在第一节里反而没有说,到后面回顾的时候才多少说到一点。

辛亥革命总的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毛主席说它是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有什么弱点?为什么不能成功?以后又是什么状况?思想状况怎么样?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怎么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多少有些简单化了。当时国内发生了什么情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又有一个艰苦的历程去消化它。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绝望,慢慢地懂得它是压迫弱小民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觉得资本主义没有前途了。而在中国国内发生了辛亥革命,中国实际生活中已经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人们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才能对中国发生这么大的影响。

P43-46

序言

我在1990年和1991年参加了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全过程,有幸听过先后主持这项工作的胡乔木、胡绳两位同志许多次讲话。

说“有幸”,不是例行的套话,而是由衷之言,因为这种机会并不容易得到。第一,胡乔木和胡绳是公认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师。他们是党的历史中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又长期领导党史研究工作,有着很高的理论思维能力,在随便谈话中也往往能对党史说出一些常人没有想到的重要看法,可以启发人们去思考。第二,因为要编写一本简明的中共党史,反复讨论,工作时间持续近一年,胡乔木始终极为关心这本书的写作,胡绳更在大半年时间几乎全力以赴地主持这项工作。他们在这过程中,一直在认真地思考,不断提出许多问题来探讨,所以谈话的内容几乎涉及这70年党史中的各个重要问题。如果没有这种特定条件,很少可能听到他们这样系统地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意见。这实在是十分难得的。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刚出版就发行了500多万册。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仍保持着很大影响。而系统地看看胡乔木、胡绳两位那么多次的讲话,对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基本思路和一些问题为什么要那么写,对提高党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都是有益的。

他们讲话时,大多只有四五个人在场,并不是准备发表的。由于长期的职业习惯和训练,我对他们的讲话始终作了详细的记录。有两个有利条件也便于我能够详细地做好记录:一是他们讲话的速度都比较慢,常常是一面思考一面讲,有时还有些停顿的间隙;二是他们都是江苏人,而我的祖籍也是江苏,尽管他们说话的声音有时很低,我也能听清楚。所以,自信能把他们讲话的绝大部分内容记下来。

这些记录在我的笔记本中搁置了20多年。现在我也84岁了。记的时候,为了图快,字迹相当潦草,不易辨识。有些话对不了解当时语境的人来说更不容易看明白。将来成为废纸也实在可惜,心里总觉得欠了一笔账,一直想把它整理出来,对后人还有点用。

当然,要整理也有顾忌:他们两位都不在了,我不敢肯定整理的记录是否百分之百都符合他们的原意。记录的字迹太潦草,有的地方连我自己也认不清了。还有,这些讲话在场的几乎都只有几个人,所以他们说话比较随便,有些是他们正在思考的问题,未必都是考虑成熟的意见,把它发表出来好不好?但想来想去,这些记录下来的讲话中包含着很多珍贵的精神遗产,可以给人们以启迪。只要说明这只是记录稿,不是他们字斟句酌后写定的文章,整理出来总比变成废纸好,所以还是硬着头皮做了这件事。至于记录和整理中难免有少数同原来讲话有出入的地方,现在也无法再请他们自己核校,如果有错误,只能由我负责,我想读者会谅解的。

因为大多数场合参加谈话的人很少,讲话比较随便,只要听的人明白就行了,所以有些地方他们的话讲得很简单,甚至有说半句的。为了便于读者明白,少量地作了些注,用不同字体来排印。

还要考虑这些话是20多年前说的。历史的实践发展得很快,人们的认识也发展得很快,有些问题,他们后来的看法也会有变化,但这是历史记录,不能拿后来的认识去修改他们在20多年前所说的话。只要读者把它放在20多年前的历史条件下来读,就不会有什么误解了。

整理的工作量不小,我年纪大了,又不会用电脑打字,确实有点望而生畏,所以采取由我拿着记录本子读,金以林录音、整理,再经我多遍根据原记录仔细核校的方式定稿。这是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其中有一小部分,即五、六两部分,附录一的(三)和附录二,是我直接根据笔记本整理的。

书中还有三个附录。一个是在这前后胡乔木有关党史的三篇讲话。前两篇谈的是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有关问题。内容和稍后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直接有关。因为胡乔木指定我对这本书第二编(也就是大革命时期那部分)作了一遍修改,所以参加了那两次谈话。参加的人很少,记得只有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沙健孙、郑惠和我三个人。这两篇在《胡乔木谈党史》一书中收入了经过整理的记录稿,这次我又根据自己的记录进行仔细核校后做了修改和补充,也收入本书。后一篇是胡乔木同逄先知和我的谈话,谈的内容都是有关毛泽东的,没有发表过。附录二是胡绳在《七十年》出版后不久在毛泽东研究述评会上的讲话,记得也没有发表过。另一个附录是我写的《忆胡绳同志》,曾刊载在《党的文献》上,内容大多是记录了胡绳有关党史研究的议论,也附作参考。

书稿已经整理完后,忽然有一个感想,书名也可以称作《一本书的历史》,因为它是依据真实可靠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来写的,是一本历史著作是怎样写成的历史,特别是讲讲胡乔木、胡绳这两位大师为它付出了怎样的心血。这对后人可能会有启迪。

最后还得再重复地说一遍:书中这些话是胡乔木、胡绳他们在23年以至24年前说的,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一些问题正在思考中,记录也不敢说绝对没有记错的地方。这些,相信读者是可以理解的。

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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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2 3:4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