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
1986年1月举行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是我国文字改革方针向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转变的转折点。
20世纪50年代确定的文字改革的任务包括三项内容：推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三项工作不是平行的，互相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存在互为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根据1958年2月1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就是说，拼音方案是工具性的，作用是通过给汉字注音，使广大群众快速而且正确认字，说好普通话。后者是目的。根据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汉语拼音方案》扩大了应用范围，但本质依然是“拼写和注音工具”。而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指示》批准的文字改革方针是：“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行拼音化之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工作。”(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73页)该书接着说：“这个方针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规定的，包括文字改革的目标和步骤，目标是拼音化方向，步骤是首先简化汉字，同时进行拼音化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推广普通话，一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同上)这样，拼音化是目标。简化汉字只是“以利目前的应用”，即简化汉字只是实现拼音化的过渡阶段。推广普通话自然也包含为将来实行拼音化统一语音创造必要条件的作用。
1956年2月12日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个方案原称《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在正式发表时，已经没有，文字’二字。”(同上书216页)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的意见，进行了几年研究设计，终难产生一种大家比较满意，可以接受，使用起来比较合理可行的方案。在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改弦易辙，在讲话中明确表示赞成采用拉丁字母。《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引述毛主席的话之后紧接着说：“毛泽东主席的这番话，生动而深刻，使得在几年中反复争论而举棋不定的字母形式问题终于有了结论。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总结发言中，代表中共中央表明：‘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同上书215页)
20世纪20至40年代，左翼文化战线有一批热心汉语拼音化研究和实验的人。他们不接受1928年由国民政府主管教育的机构大学院公布的注音字母第二式“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9年，居于苏联的瞿秋白为在苏联远东地区的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拟定出《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1年5月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方案。同年9月在海参崴举行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在远东地区华工中推行。这个方案传到国内，得到左翼文化人士的积极拥护，并予大力推广。方案后来称为“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或径称“新文字”)，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得以继续推行。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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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记学者型编辑胡双宝先生
刘庆俄
胡双宝1932年9月生于山西省文水县。1947年在解放区参加革命。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俄语系，次年转中文系。后留校教过写作、文字学、文字改革研究和外系古代汉语等课程。1984年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1997年从编审岗位离休。
胡双宝一向认为，当编辑要不耻于当杂家，力求拓宽知识面，在比较多的方面了解深一些，随时随地注意积累吸取知识。
他编辑的一份书稿里说到1900年6月20日德国驻北京公使克林德遇刺事件，正好电视里有个专题节目介绍说，克林德在公使团跋扈专横，常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公使团，各国公使产生嫉恨，密谋铲除这一祸害，并有意向新闻界透露。6月14日，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出驻北京某国公使遇刺的消息，6月16日，伦敦各大报同时登出德国公使遇刺身亡的消息。他便给加了一个注，以利读者了解这一事件。1989年，有一本古代军事方面的资料书，一百多万字，没有人愿意担任编辑。他主动接过来，抽看样稿后，写出编辑处理意见，编纂方很满意。他复审、终审，每种书都写出详细的修改意见，终审意见往往比复审人意见提得多。
进入新世纪，他应约担任国家重点项目《中华大典·哲学典》的特邀编辑；先后参加《语言文字典》等八个典的审稿。
他不仅仔细读书稿、看校样，有时还替作者补充。1988年，一本讲写作的教材，主题、结构、语言等章都写得不错，但缺少有关修改文章的内容。他估计让作者写一时不一定能达到要求，便替作者写了“修改”一章，还据平时积累，附了三篇修改示例。
如果发现原作的疏漏，他尽力予以订补。明朝湛若水(1466—1560)的《甘泉文集》，有一处说到朱熹的五十代孙，校记说有一种校本作“三十代”。朱熹(1130一1200)到湛若水三百多年，不可能有五十或者三十代。他在原校记之后加了“‘五十’‘三十’当是‘十五’‘十三’之误”的话。虽属理校，但合乎事理。
原稿存疑，他查证后予以补齐。一本古书里有“安南在翼轸朱鸟之口”句，“之”下一字模糊，校点人用口表示。翼轸是二十八宿中南方七宿里的翼宿和轸宿的合称，而南方七宿合成朱鸟。按星宿分野，安南自然是在中国南方之南。他把口改为“南”字，并加校记说明。编校古书，轻易不改字；确有根据而改，对读者有好处。
他受托检查几本书的编校质量。有一本文选类书，选录《汉书。沟洫志》里贾让论治理今河南与山东交界处一段黄河的《治河策》，文中有平刚、黎阳等地名。文选根据工具书注道：平刚，今河北省平泉县。他写的意见说，平刚是个小地方，工具书没有收录；但不应该在今河北承德地区平泉。几年后看到治黄专家杜省吾著《黄河历史述实》(黄河水利出版社)，作者根据贾让的文章绘出示意图，平刚、黎阳都在今河南濮阳境黄河故道边。
他给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作注，第五章有个地方叫会乐，许多书都没有查到。罗先生写明是根据李荣的读书笔记。李荣则是据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39)。找到徐松石的书，相关的文字也是“会乐”。失望之中翻到书前的简图。图中有各县县名。海南岛东北部有“会乐”二字，他霍然开朗。那时候书写顺序是从右向左，“会乐”就是“乐会”。乐会县，唐朝设置，1959年与琼东县合并为琼海县，1992年改为琼海市。
胡双宝一向认为，当编辑的有责任和义务写书评，选有特点的书加以介绍。二十几年间发表过二三十篇书评，而且不限于自己编的书。
他写的书评，有的于评介之际讨论相关的学术问题。例如评论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借评述作者有关阿尔泰语系向南推进，介词“把”是汉语受阿尔泰语系影响产生的论述，小规模统计了北京作家老舍、浙江籍作家茅盾、广东籍作家欧阳山用“把”的比例，写入书评，以资读者印证。
评19世纪英国人威妥玛编的供外国人学汉语的教材《语言自迩集》，文章引证史实指明，由于居民大量更替，元、明、清三代的北京话是不同质的，讨论北京话确定为官话的时间应予考虑。该书描写当时北京话的特点最为详备，文章也予以详细介绍评说，以使读者了解约19世纪中期北京话的情况。
美国汉学家罗杰瑞(Jerry Norman，1934—2012)的《汉语概说》(语文出版社)，对汉语的语音、语法，特别是词义变化发展等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不同于许多中国学者的讲述，胡双宝化用苏东坡的诗句，以“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缘不在此山中”的题目加以评说。
苏联汉学家雅洪托夫于汉语史有精深的造诣，一些汉语史方面的论文，深受国际同行称道。胡双宝和北京大学中文系音韵学教授唐作藩合作，为雅洪托夫编选了一本题为《汉语史论集》的书，成为我国治汉语史者的重要参考书。他仔细校对了全部译文。
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为中国历史小丛书写的《汉字史话》，不到两万字。四十多年以后，应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写汉字方面的书，他依据原来的框架，大大扩充了内容。全书二十多万字，本可用别的名称，但他仍主张保留原名。他已经出版的其他著作有《汉语·汉字·汉文化》《易混易错词语辨析》《文水方言志》《规范字异体字应用辨析字典》等。与人合著或合编的书有《汉字文化大观》《古谚语辞典》《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等。
上世纪60年代前期写的《说“哥”》，引述汉文典籍和他家乡话以及近现代阿尔泰语系的一些资料，论证汉语的“哥”古代可以指称父亲，是进入汉语的鲜卑语词。1980年论文发表以后，正在研究这一课题的两位美国语言学家认为资料几近齐全，便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写作计划。
1991年参与酝酿编写《汉字文化大观》，他发现提纲里没有关于仓颉作书的内容，但没有提出，觉得自己写不出来。以后一直留意，注意积累资料。2008年《大观》修订再版，他写了《仓颉作书今说》，从历史发展角度，援引多种史料，推论汉字大致产生于四千多年前黄帝时期。仓颉是黄帝史官，职责是记言记行。文章把仓颉作为文字产生的时代标志，而不是以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褊狭理解，简单予以否定。
胡双宝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早年间相信汉字会实现拼音化。随着思想观念的解放，逐渐认识到汉字与汉语是互相适应的，不适于改用拼音文字。1980年发表的《有关汉语拼音文字的几个问题》，有一节的标题是“文字首先是给人看的”，强调了人所共知的事实：文字，特别是汉字，是视觉符号。这从汉字的实际出发，否定了过分强调语音作用的习惯说法。
胡双宝很注意文化历史背景的考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的研究文字改革的论著据清朝末年文章转引宋代邓肃《奏札第十七》的话“外国之巧，在文书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烦)，故迟”以说明11世纪就有人看到汉字需要改革。胡双宝细读邓肃的这个奏札，发现所谓外国，是指与北宋对峙的辽、金，全文说的是公文办理手续繁杂而误事，不关文字改革事。他便撰短文证说。
现代汉字的定量、定形、定音方面都有不少文章研究讨论，唯独定序很少有人论及。胡双宝认为，汉字字序最重要的要做到直观的按字形定序。1981年参加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年会，提交了关于字序的论文。1991年参加第二次汉字学术问题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还是关于字序的。2003年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汉字应用研讨会，提交的仍然是关于字序的论文，文章给出确定笔画数、笔顺相同而笔形有差异的汉字的字序规则，具有可操作性。
祝愿胡双宝先生为发展我们的文化出版事业，为推动语言文字科学的进步，继续做出贡献。
(原载《现代出版》2012年第5期，有改动)
胡双宝的《语文随笔》选文九十篇，划为四类。
语文碎说：述及语言文字的若干方面，有古有今有方言，涉及规范字、繁体字、异体字以及语言文字研究等方面，却全无系统，今以“碎”概零散。
对外汉语教学：说及教材、语体、教法等。我跟对外汉语教学打交道几十年，也编辑过一些这方面的书，发表过一些论述。这方面的五篇算一类。
编辑出版：包括当编辑的体会认识和一部分书评。当编辑的有责任写书评。除了作者，责任编辑最先全面了解所编的书。我有个习惯，编辑过程中就考虑这本书有什么特点、适合哪方面的读者等等，酝酿征订说明突出什么，有的书还酝酿书评。我写书评，一避离开所评论的书而言他，而是联系所评，发表相关意见，有的还根据需要展开。二是力求抓住该书的特点，把这本书的主要之点告诉读者，力避过誉之言。多年担任编辑，有一些体会认识，也就是所谓经验之谈，合算一类。
语文札记：这几年相继以“语文札记”之名发表过几组文章，连同其他同类或者相近的文章归为一组。
设栏目只是为了方便编排。
书名里的“语文”，不是通常说的语言文学。收入《语文随笔》这本书的文章都关乎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化。零散谈论语言文字的若干方面，冠以“随笔”。本书划为四类：语文碎说、对外汉语教学、编辑出版、语文札记。
“文革”以后，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讨论文字改革的各种意见纷纷发表。本书便是作者胡双宝对于文字改革的各种看法和见解。
